论20世纪中国散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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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0世纪中国散文研究 2007年01月09日作者：王兆胜
　　与20世纪中国的小说、诗歌和戏剧相比，散文就像一只丑小鸭，它远远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甚至有时还备受冷落和歧视，以至于一部20世纪中国散文研究史成了七零八落、混乱模糊的历史。如果说，过去我们被历史裹挟着，还无暇也难以认真和理性地思考，那么，进入新的世纪，当我们与研究对象拉开距离，对20世纪中国散文研究的梳理、反思就成为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评价以往的散文以至于文学历史，才能为新世纪的散文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也才能对散文创作的真正发展和繁荣提供一个历史的和理论的参照。
　　
　　一
　　
　　虽然说过去一个世纪的散文研究很不乐观，但它毕竟走过了近百年的曲折路程，经由了各式各样的风风雨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自足体，一个有着自己演进路径的历史。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较好地把握散文研究的变化规律及其动向，也有助于从中获得新的启迪。大致说来，20世纪中国散文研究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是指1915到1934年的产生发展期。
　　就如同中国现代新文学的萌生可追溯得更早一样，产生发展期的散文研究之产生也有一个过程。最直接的酝酿可能要从梁启超开始。在世纪之初，梁启超就在《中国散文里所表现的感情》和《清代学术概论》中注重“散文”探讨，并针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散文创作，又结合对中国传统散文的分析，提出了“新文体”的概念。在这里，作者提出了思想解放和笔锋常带感情两个主要见解。作者是这样表述的：“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是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沿着这一思路，陈独秀、胡适和刘半农等人也开始注意散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文都强调散文的思想革命性质。另外，胡适还提出“白话散文”这一概念，其内涵主要是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话和时代的话。值得提及的是刘半农“文学的散文”概念的提出，他说：“所谓散文，亦文学的散文，而非文字的散文。”（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这是他继陈独秀和胡适强调思想革命后，第一次提出散文的“文学性”问题。
　　到五四时期以及以后的20年代，随着散文创作的进一步发展，散文研究逐渐活跃起来，成就也越来越突出，而对散文的认识亦更加细致、明确和深入了。此时，最值得肯定的是关于“美文”概念的提出和对它的进一步探讨。早在1921年周作人就通过《美文》提出“美文”概念，他认为：这种美文是艺术化的，是注重叙事和抒情的，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要起初简明，写自己的思想。很显然，周作人有感于五四前后的散文过于注重社会、政治批评，而少了文学性和艺术性，才提出这一纠偏的设想，这与刘半农“文学的散文”观有某些内在的因缘。在这篇对20世纪中国散文发展具有宣言和示范意义的文章中，周作人还对前途充满信心，他说：“我希望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么？”在周作人的倡导下，美文创作确实出现了一番新的景象，比较突出的美文作家除了周作人，还有俞平伯等人。对此，胡适于1922年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他说：“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五十年中国之文学》）在这里，胡适是将周作人等人的“美文”换成了“小品散文”。1923年王统照写了《纯散文》一文，倡导文学散文，强调散文的文学性。（王统照：《纯散文》，《晨报·文学旬刊》1923年6月21日）1926年，胡梦华写了一篇《絮语散文》，这是在周作人《美文》基础上散文研究的一次新突破。在这篇研究文章里胡梦华对絮语散文的概念、内涵、特征等方面都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和说明。如作者说：“这种散文不是长篇阔论的逻辑的或理解的文章，乃是家常絮语，用清逸冷隽的笔法所写出来的零碎感想文章”，“它乃如家常絮语和颜悦色的唠唠叨叨说着”。这与鲁迅翻译介绍西方的Essay精神旨趣是一致的。胡梦华进一步指出：“我们大概可以相信絮语散文是一种不同凡响的美的文学。它是散文中的散文。”（胡梦华：《絮语散文》，《小说月报》第17卷第3号，1926年3月10日）很显然，胡梦华的散文研究更强调审美性，作者将文学性和艺术性放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
　　《语丝》刊物的创办是值得注意的，它具有桥梁的作用：既是五四散文的一个集结，又是30年代散文的一个开端。最早认识到《语丝》独特性的是孙伏园，他写过《〈语丝〉的文体》一文，提出《语丝》刊物上发表的散文具有文体的一致性。后来，周作人和林语堂先后做出反应，同意孙伏园的意见。如周作人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提出此刊物是：大胆与诚意、不说别人的话。而林语堂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中认为，“语丝体”应是表达自己的私见，打破“学者尊严”的面孔。再后来，鲁迅也写了《我和〈语丝〉的始终》，表示《语丝》的文体特征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可以这样说，针对《语丝》，周作人等人仍然强调的是五四时期的自由精神，但也透露出与“五四”不同的旨趣，那就是脱掉堂而皇之的“道学气”，突出个人的情趣。在这里，思想性和文体性被周作人等放在散文的最重要位置。
　　30年代是中国散文的繁荣和丰收期，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小品文创作。甚至有人将1934年称为“小品文年”。以林语堂主办的刊物《论语》、《人间世》等为契机，小品文成为风靡一时的散文文体样式。与此同时，小品文研究也异常活跃起来，不仅出现了很多论文而且还出现了不少研究专著。在这期间，论文以郁达夫《清新的小品文》为代表，论著以阿英的《现代十六家小品》和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最值得重视。在郁达夫看来，小品文与西方的Essay的精神旨趣是不同的：“我总觉得西洋的Essay里，往往还脱不了讲理的Philosophizing的倾向，不失之太腻，就失之太幽默，没有东方人的小品那么的清丽。”（《清新的小品文》）阿英和李素伯都偏于对小品文的作家作品研究，注重思想发展的探讨，同时又强调小品文的艺术感染力。如李素伯提出小品文写作的“暗示的笔法”之重要性时说：“所谓暗示，就是只说出三分，其余七分，任之读者的感情。”林语堂此时期的散文观也值得重视，他在《论幽默》、《论文》等作品中反复倡导幽默、闲适、性灵，试图建立一套与以往散文价值体系不同的价值观。比如林语堂在《论文》中说：“性灵就是自我。”“文章者，个人之性灵之表现。”“学文必先自解脱性灵参悟道理始。”“知心灵无涯，则知文学创作亦无涯。”“文章至此，乃一以性灵为主，不为格套所拘，不为章法所役。……是谓天地间之至文。”可见，这种散文观将重点放在自我心灵解放的层次，对五四时期的个性思想解放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提升。另外，与以往相比，30年代散文研究的文体意识有所增强，研究者或将散文进行细分，或探讨散文的文体特征，或研究文章做法，林语堂提出的“行云流水”自然表达法，即是散文文体自由意识的最好说明。
　　此时间，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是一篇重要的散文研究综论，这包括散文的名字、散文的外形、散文的内容、现代的散文和作家点评几个部分。它除了对创作背景进行分析，除了分析作家的性情，还梳理了整个散文的发展演变，每个散文家的独特贡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郁达夫提出了关于散文的“心”，这个“心”就是散文主旨。而“心”的觉醒，就是彻底打破“尊君、卫道与孝亲”这三大思想支柱，而代之以“个性”和“自我”的现代思想。作者还表示：“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郁达夫文集》第六卷，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61页）这里，郁达夫看中的也是散文的思想性。
　　总之，30年代前半叶之前的中国散文研究重视思想性和文学性的双重建设，这样既能冲破传统散文载封建思想之道的局限性，确立深刻而理性的现代思想意识；又能以文学性和艺术性感染读者，以达到文学慢慢感动世道人心的目的。
　　
　　二
　　
　　如果顺着这个理路发展下去，中国散文研究的前景肯定会非常乐观。学界不仅能出现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而且对散文理论的建构和散文本体的探讨也会走向深入。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在国家民族面临着生死悠关的时候，文学（包括散文）研究开始发生了转向，就是说，在散文研究中，社会性和政治性逐渐改变甚至取代了思想性和文学性这一批评理路和标准。如钟敬文曾在《战地报告文学集·序》中说：“单就内容说：以前我的散文作品，大都是抒写个人的闲情哀感的。在这里，客观的社会的事物成了主要的对象。”在《〈新绿集〉自序》中钟敬文甚至说：“我们散文的主旨，必须直接或间接有关于当前民族及民众的苦难、战斗和更生。”于是，中国散文研究渐渐衰弱以至于式微下去，这就是1935至1984年的曲折停滞期。
　　值得强调的是，散文研究的这种转向从学理上讲主要还不是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是具有其内在的演变逻辑，只不过抗战充当了一个导火索和酵母而已。换句话说，是抗战的急迫性放大了散文的社会性和政治性价值意义。应该说，“文以载道”一直是我们传统文学的根本价值之所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对这一价值观的最好注解。到20世纪这种状况开始有所转变，如所载之“道”与以往已大为不同，但其载“道”的形式却没有改变。如世纪之初梁启超是这样，五四时期的散文是这样，30年代鲁迅对林语堂小品文的批评和他小品文必须是“匕首”和“投枪”的散文观也是这样。最为重要的是，1933年瞿秋白为鲁迅的杂感选集写序，这就是那篇影响深远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是一篇社会和政治性散文批评的宣言书，它第一次全面系统而又自觉理性地评价鲁迅杂文的意义，并充分肯定了杂文这一散文样式的社会政治意义。这篇散文研究文章因其开阔的气魄、深入的思想、真挚的感情、理性的逻辑和简凝的文笔，一直受到学界的好评，自然有其不可忽略的价值意义。问题是，它所采用的社会和政治批评方法后来被有的散文研究者片面化理解、使用了，也可以说，当人们只从瞿秋白这篇批评文章中吸取其社会和政治研究方法，而忽略了散文的思想性和审美性，尤其忽略了散文的独立性品格时，那就必然影响散文研究的健全发展。
　　1940年丁谛发表了《重振散文》，其中显示出比较明显的社会政治性倾向，其中心观点就是：我们的散文不能因为追求艺术性而忽略了时代性。对此，有研究者这样概括和评论道：“丁谛的‘重振散文’不仅指散文创作的复更与兴盛，也对散文的艺术内容与表现手法提出了要求与标准。他批评了在国难当头的时代背景下，那种过分追求散文的艺术性而忽视其时代性的不良倾向。这种批评固然是应当的和及时的，但丁谛对散文艺术性有意无意的轻视，代表了抗战时期一种较为普遍的意向。”（傅德岷：《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将时代性提到如此的高度来认识，反映了此时期散文研究者的一种文化选择。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给鲁迅及其杂文以政治思想上的高度评价，并将“鲁迅精神”确定下来，一面显示了毛泽东思想的高度概括性和深刻性，一面又显露出毛泽东过于以社会政治性的标准来理解鲁迅及其杂文的局限。也是由于毛泽东的评价，使20世纪中国散文研究长时间处于社会政治批评模式的笼罩之下。到后来，这种社会政治批评发展到你死我活的政治思想斗争，造成了一个个冤假错案。如在1942年，身处延安的王实味，因在杂文《野百合花》里批评党的错误而受到批判，后来又被捕和枪决。丁玲等人也因创作倾向的“自由化”受到批判。还有50年代对胡风书信和以邓拓、吴晗和廖沫沙所谓“三家村”的杂文大批判，都是政治化散文批评的典型代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我们党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导致了用政治斗争来代替文学创作的错误，并且一错再错。后来，这种局面得到了改变，王实味等人对党内不正常现象的批评，不仅不应批判和镇压，反而应该赞扬和鼓励。所以，王实味等人的冤案都得到了平反昭雪。
　　到60年代，由于我们党文艺政策的相对开放，开始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这就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其中散文创作出现了以杨朔、刘白羽和秦牧为代表的新高潮。与此同时，散文研究也颇受研究者重视，并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见解。如杨朔提出散文的诗意观：“我在写每一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我也不以为自己是写散文，就可以放肆笔墨，总要像写诗一样。”“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么？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杨朔：《〈东风第一枝〉小跋》，《杨朔文集》（上），山东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秦牧的散文批评最值得注意，他往往站在五四文学精神的角度，强调个性、自我的价值，这在60年代可以算是“空谷足音”了。他说他“从来不回避流露自己的个性”。（秦牧：《〈花城〉后记》，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页） “如果一个作家回避表现自己，就不能写出精采动人的文字，也不可能给人任何亲切的感受。”（秦牧：《海阔天空的散文领域》，《花城》，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对个体和集体的关系，他认为：“当’我’字是在集体之外甚至和集体对立的时候，……’我’的思想感情也就是集体思想感情的构成部分。”（秦牧：《思索和感情的火花》，《花城》，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页）有研究者高度赞扬秦牧的贡献说：“在相对单一的审美格局中，秦牧的散文理论和创作显示出当代散文摆脱‘模式化’困境的前景。这一积极的意义同时显示了秦牧艺术思维空间的广阔。”（王尧：《中国当代散文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这一概括还是很有见地的。
　　但也应该承认，在此时期的大多数散文研究都是政治挂帅的，很难将个性、自我和自由作为散文研究的立足点，即使像秦牧和杨朔这样强调个性和诗意的散文家，也明确提出社会政治散文批评是不可忽略的，他说：“没有革命功利主义是不行的。”（秦牧：《海阔天空的散文领域》，《花城》，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杨朔还直言：“毛主席告诉我们：‘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也正是教给我们这个真理。政治本身就是一个或几个阶级对别的一个或几个阶级的统治或斗争。而文学正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杨朔：《应该做一个阶级战士》，《杨朔文集》（上），山东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因为身处当时那样以政治为中心的大的语境中，要彻底摆脱政治化批评模式几乎是不可能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大灾难，也是文学包括散文的大灾难。在这十年中，散文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有研究也没有什么理论建树，多为人云亦云，也多为政治化说教者。粉碎“四人帮”后，散文研究才获得了新的生机，但因为百废待兴，所以刚开始的几年散文研究还主要是恢复和继承。其中充满着强烈的时代感和政治意识。比如巴金直言不讳自己创作《随想录》的动因：“其实并非一切出于偶然，这是独立思考的必然结果。……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可以说，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吧。”（巴金：《〈随想录〉合订本新记》，《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V、XI页）值得注意的是，为克服“文革”中散文多年荒芜的局面，有一些研究者如林非、佘树森和等开始做了大量拓荒性的工作。如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林非写出了《散文六十家札记》和《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其中的散文观还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有着政治式散文研究模式的影响，但对不了解散文发展历史和缺乏最起码的散文知识的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只迎春的燕子。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60年代初台湾学者余光中发表了《剪掉散文的辫子》，这是一篇具有现代意义的散文研究论文。作者首先否定了那种认为现代散文的成就大于诗的看法，接着，将当时的散文分为四类，即学者的散文、花花公子的散文、浣衣妇的散文和现代散文。对第四类现代散文，作者主要从弹性、密度和质料来谈的，并认为“她会渐渐成熟起来的。”按余光中的看法，传统的散文（主要指抒情散文）“似乎仍是相当保守的一个小妹妹，迄今还不肯剪掉她那根小辫子。”“要把散文变成一种艺术，散文家们还得向现代诗人们学习。”（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桥跨黄金城》，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361-362、369页）在余光中看来，传统散文速度太陈旧、太慢，也太稀稀松松汤汤水水了，远远跟不上时代和人们心灵的速度，必须对其进行变革，从而让散文充满着新的气息、新的节律和新的精神。在中国散文研究曲曲折折的过程中，这篇论文真是空谷足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既是第一次真正否定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又是第一次构建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散文。
　　
　　三
　　
　　中国内地的散文研究真正出现转机，那是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这比中国台湾余光中等人提出的散文变革理论晚了整整20年，这个血的教训很值得引以为戒。20世纪最后15个年头的散文研究可称之为探索新变期。这是一个散文研究获得全面丰收的季节，其中以本体研究和文化研究最具特点。
　　较早意识到散文研究局限性并立即做出反映的是林非。他于1983年在河北师范学院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关于中国现代散文史研究的问题》。这是一篇较长的论文，虽是随意性强的演讲，但资料翔实，论证严密，结论平正中肯，值得散文研究者重视。作者在此文中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散文？第二，“五四”以来现代散文研究和对现代散文史研究的情况。第三，研究现代散文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随后，作者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散文的论文，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思考散文研究的问题。比如1985年的《散文研究的特点》、《散文研究的关键》，1987年的《我和散文研究》，1990年的《关于当前散文研究的理论建设问题》和1991年的《我的散文观》等。尽管林非散文研究探讨的问题很多，但他特别注重的支点有两个：一是散文本体，一是文化观照。比如《关于当前散文研究的理论建设问题》全面、系统而又深入地探讨散文范畴论、本体论、创作论、鉴赏论和批评论，其中在本体论中作者说：“关于散文的本体论，其实质就是要说明散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对它的特征作出科学的阐述。散文最为本质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呢？”随后，作者提出：“如果思想愈益开阔，不完全受到正统儒学的羁縻，撰写散文的心态肯定会变得更为自由与坦率。”所以，“散文的特征确实是在于自由挥洒。”“从文化学的根本意义来说，只要是具有思想和文化的人们中间，必然会追求独创性的思考，追求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而不可能永远甘心于被束缚与箝制，散文正是最适合表现这种精神和思想状态的文体。”（林非：《关于当前散文研究的理论建设问题》，《河北学刊》1990年第4期）他又说：“从散文中必须含有的言论和哲理的角度来说，就不言而喻地更具有文化学的涵义了。”（林非：《散文写作的甘苦－－在鲁迅文学院的讲演》，《写作》1998年第1－12期）在这里，散文本体和文化自觉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还有在汉城“国际散文研讨会”上，林非做了题为《东方散文家的使命》的演讲，其中表达了作者迫切的文化建设理想：“东方散文家的重要使命，正是要立足于这种文化背景的前沿，致力于写出具有现代东方人精神和艺术风貌的散文来。”2000年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了《林非论散文》一书，将作者多年的散文研究论文汇集一册，这是散文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它必将有助于推动新世纪散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从1986年开始，散文研究进入了一个异常活跃，也是异常纷杂的时期。各种观点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研究者争相探讨散文的各方面问题，一时间散文研究大有复兴的兆头。在这中间，人们争论最多的除了“兴、亡与否”外，主要还是本体论问题。如关于散文的范畴，林非主张广义和狭义散文兼合论，反对散文的净化，因为“单纯地追求净化，就必然会走上狭窄的途径”。（林非：《散文创作的昨日与明日》，《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而刘锡庆等人则主张净化，他认为：“散文的‘范畴’不宜过宽。”“散文的过‘宽’过‘大’，难以进行审美规范，是散文一直未能弃‘类’成‘体’（独立文体）的重要原因。这是散文发展迟缓的症结，是散文的大不幸。”（刘锡庆：《当代散文：更新观念，净化文体》，《散文百家》1993年第11期）李晓虹主张，尽管不能将散文文体定限得特别死，但文体意识的加强和净化势在必然，也是有益的。他说：“散文在其发展中，也分明显示着文体意识不断自觉、文类净化成为必然的趋势。尤其是在现当代，文类意识的自觉与否，对散文的发展产生着直接影响。”“以其他的准散文形态取代了最体现散文本体特征的抒情性散文，这无疑是散文发展中的一大遗憾。”（李晓虹：《中国当代散文审美建构》，海天出版社1997年版，第60、63页）另外，强调散文的真实性一直是散文研究的众口一词，如傅德岷提出：“‘虚构’应该是散文的一大忌。”（傅德岷：《散文艺术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但沈天鸿却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既然新时期的诗歌和小说已确立了自觉的求假精神，那么，“散文，也应追求这种更高真实的自觉求假精神。”（沈天鸿：《中国新时期散文沉疴初探》，《百家》1988年第6期）
　　与这一意向相关联，还有一些研究者（包括作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探讨。赵玫对以往的散文深表不满，于1986年提出了有些异想天开，但非常具有开创意义和探索精神的散文观，她说：“能不能把那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感觉堆砌起来？能不能在一篇散文中并不要表现哲理、意义、主题思想什么的？能不能不要意境不要情调只有一连串神秘的意象？能不能只是也来点调侃也来点自嘲？能不能只是一个情绪的氛围其余的什么也没有？能不能只是一个色彩的七巧板拼来拼去像搭积木？能不能把音乐、雕塑图画舞蹈都拉了来像一个大杂烩？能不能只显示一种节奏快和慢的激扬和舒缓？能不能打破旧时语言的规范把不相干的词罗列在一起？能不能搞一点五六十字的长句子再搭配些一两个字的短句子？能不能反映现实是说只要自己心中的真实？能不能变形夸张不失其真实却更能传神？？能不能也有拉开抽屉的维那斯给美以新的定义？能不能也有蛮荒远古又透视出现代人的眼光？能不能也来一点喧嚣和骚动？能不能激烈一点疯狂一点暂时脱一脱小布尔乔亚的嗲气？”（赵玫：《我的当代散文观》，《天津文学》1986年第5期）赵玫这一观点当然不会被学界认同，但她提出的问题很值得人们思考，尤其文中提到的“真实性”问题非常重要。从表面上看这可能有违现实真实，但这一传神真实的散文观是否能够成立，这还真是一个问题。比如斯妤创作的荒诞散文系列，从生活真实上看确实是虚假的，但其内在的精神真实却是触人心魂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赵玫大胆的探索精神，面对早已成为定论的散文观，她敢于另辟蹊径，趟出一条新路，这是这段时间散文研究最宝贵的财富。不知沈天鸿“更高真实”的散文观是否受到赵玫的散文观的影响，但二者思想理路的内在关系却是非常明显的。只是沈天鸿比赵玫谈得更自觉，理论性更强一些。
　　1988年，刘烨园也呼吁说：“散文的复兴、发展，在于人的解放，心灵的真实，在于青年，在于‘散文’的批判。”“散文就是你，就像你就是世界；它不屈从任何任何模式标榜任何权威，就像精神即使在牢狱里也会自由自在地生长呼吸。”（刘烨园：《走出困境：散文到底是什么？》，《途中的根》，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237页）这里，可能说得还不太清楚，到1993年，刘烨园在那篇《新艺术散文札记》中就比较好地阐明了他的散文观。文章分三个部分：新艺术散文、凸现的密度和诗象语言。刘烨园并没有给新艺术散文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其中的阐述还是清楚的，那就是新艺术散文要打破一切束缚，要借鉴其他一切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法，要让人读不懂甚至感觉也不懂。在这一前提下，新艺术散文追求高密度和语言的诗象。这一散文观对后来具有现代主义性质的散文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也可看出刘烨园与余光中60年代提出的散文观的继承性。李孝华在1989年指出：“最近二三年间，在沉寂的散文艺苑上突起的一批新散文，正对着我们拈花微笑。”“对这批新散文，有人称之为‘四不象’，有人称之为‘杂拌儿’、‘拼贴画’、‘怪物录’、‘骡子文体’，也有人称为‘综合性散文’。”（李孝华：《新散文的审美特征和成因》，《散文》1989年第2期）这种概括是对此时期的散文创作和研究追求创新的一种较好说明。王兆胜将这一批重艺术创新的散文概括为“现代主义散文”。他认为，新时期中国现代主义散文的创新和革命有三个方面：“首先，个体‘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疏离和间隔，作家厌烦了喧嚣、虚假、空洞、荒诞的世界，回到自身和自心，或对人的生存、价值、意义进行探寻，或怀疑这些东西，进入游戏状态。”“富有个性化的独语体带来了审美效果的阻隔和晦涩感，从而打破了传统散文的平铺直叙、明白晓畅的惯性和定式，给读者创造了另一种审美效果和艺术感受。”同时，作者还对新时期“文化散文”和“大文化散文”的发展作了系统的分析研究。（王兆胜：《新时期中国散文的发展及其命运》，《山东文学》2000年第1、2期）
　　对文化散文、大散文和大文化散文做过探讨的还有佘树森、陈旭光和楼肇明。比如陈旭光这样说：“‘文化散文’突破了当代散文长期被局限于一己生活琐事和人生常态的褊狭视野，冲破了散文惯常的写‘小感触’、‘小哲理’式的审美规范。它在当代散文中的独树一帜，不但是对当代四十余年散文积弊的超越，也是对散文长期以来甜媚无骨、累飘俗丽习气的彻底摒弃和超越，更是对当代散文领域‘闲适小品’潮、港台风格的青春抒情小品等散文流向的反拨和庄重示范。”（佘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262页）这种概括还是很有见地的。1996年王尧写了一本探讨20世纪中国散文文化精神的散文著作，与以往散文研究的不同在于，它融历史性、思想性、理论性、文化性和审美性于一体，既有非常详细的第一手资料引注，又有敏锐深刻的见解，还有从容不迫的叙事笔调，以及优美而生动的语言。如作者这样写道：“我倾向于把现代散文看成知识分子灵魂（心、人格、精神、情感和思想）的最自由也最朴素的居所，对散文而言，重要的不在于技巧，而关于散文的学问将永远离不开学者的生命体验。对一个研究散文的学者而言，他需要的是对艺术与人生的双重真切的体验。”（王尧：《乡关何处：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这样的散文研究是很独特的，它是作者真情实感和内在生命意识的全身心投注，是心血之作，也是20世纪散文研究的重要收获。
　　总之，世纪末的散文研究不仅跨越了衰弱和停滞了半个世纪的散文研究，而且对30年代的散文研究也有继承（如对文体的热情关注及其探讨），更有突破和超越（如文化自觉和更大胆的探索精神）。在不足20年的短短时间里，散文研究如火如荼，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这是值得庆贺的。从中似乎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21世纪将是中国散文研究灿烂辉煌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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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肯定20世纪中国散文研究的成就，这是在本学科的意义上说的，但如果将之放在20世纪大的语境下，尤其与诗歌和小说研究相比，我们就看出其明显的局限性。那么，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散文研究的成就和特征及其不足，如何在新的世纪开拓散文研究的新局面，这是一个更为重要也是急需探讨的问题。
　　20世纪中国散文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有四个方面。一是感悟式的文学批评。这可能与研究主体多为作家身份有关。世纪之初周作人、阿英的散文评论是这样，世纪中叶杨朔、刘白羽的散文论述是这样，世纪之末赵玫、刘烨园的散文批评也是这样。他们往往多用形象的比喻，多用心灵的渗透方式，多用浓郁的感情，也多用优美清明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散文观，文学性比较强。就是专家学者如林非、王尧等，他们的散文研究也带有这样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散文研究的许多文章，都可以拿来当散文读。以刘烨园为例，他曾这样表达自己的散文观： “在这样的密度里，过去的散文里可以是一大段的描写如今就成了一笔带过的细节；如今一段文字涵盖的内容从前可以需要好几篇来表达；从前由微观组成的宏观，现在凝聚成了更宏观中极简练极形象的一颗粒子；形散神不散变成形更散神也飘忽无踪了。昔日也许一篇使用一种手法，如今可能隐喻象征立体多元梦幻现实浪漫诗象等等都集中在一起施展，纵横捭阖不分高下次第；抒情议论叙事描写等等归类成了‘还看今朝’的一杯融汇之羹。故乡往事云云，细细写来可成长篇，像一桌丰丰盛盛的皇家饭菜，眼下一碗新创的‘八宝粥’似的营养‘密度’就足以容纳了。从前的游记一地一事一议，如今完全可以自由联想开去，用形而上又形而下的情思海阔天空地写成十日十地游的篇章。”（刘烨园：《新艺术散文札记》，《领地》，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321页）应该说，这种体式与一般意义上讲究逻辑与理性的学术论文有明显区别，但它却有敏锐的感觉及时反映散文的发展状况，是靠形象、真情、气势、透力和审美征服读者的。二是微观式研究较多。在20世纪散文研究的总体格局中，最受研究者关注的往往是具体的作家、作品，比如鲁迅、冰心、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林语堂、杨朔、刘白羽、秦牧、余光中、余秋雨等散文家备受研究者重视。尽管这些研究还缺乏整体性和宏观性，但却是20世纪散文研究的基石，它为更深入的散文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是散文史写作成绩显著。“历史感”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文学研究也是这样，往往特别重视文学史写作，而在20世纪散文研究中，这一点表现尤其突出。仅就20世纪最后20年来看，散文史著作层出不穷，比较有代表性的散文史学者有林非、俞元桂、佘树森、刘锡庆、傅德岷、王尧、李晓虹、陈旭光等，这些学者的散文史研究著作不仅是关于散文的知识普及，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史实、史识。四是强烈的时代感和意识形态色彩。这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调，因为面对一个内忧外患、国凋民弊的世纪，任何个人和任何文学样式的研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做纯粹的“象牙塔”之梦，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在倡导小品文的研究者那里仍然存在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只不过比将散文作为“投枪”的研究者淡薄一些，或者说表现方式不同了而已。有趣的是，在有的时段，研究者将散文与政治绑在一起，甚至将散文看成政治的传声筒，而近些年一些研究者则欲将散文与政治割裂开来，让散文完全独立。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在20世纪中国，政治与散文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而且即使在政治与文学相对独立的国度，从政治角度探讨文学也是必要的。所以，20世纪中国散文研究中的时代感和意识形态性既是一笔财富，又给我们留下许多启示。
　　不管怎样说，20世纪中国散文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也有成绩和不足，问题的关键恐怕主要还是新世纪如何发展？换句话说，散文研究者如何站在前人研究的肩头，找出阻碍发展的症结，将新世纪散文研究引向深入呢？
　　解放思想，克服观念上的误区和盲点，这可能是研究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思想解放的可喜症侯，但它很快就暗淡下去了，何况在20世纪的整体格局里，散文研究多是跟在“平淡”的散文创作后面进行解释呢！所以，我认为，散文研究应该真正解放思想，及时或提前发现散文创作及其理论的问题，并给以有力的回答和较好的解决。另一个思路是，破除以往关于散文及其研究的种种既定观念和模式，什么散文的“散与不散”、“形与神”、“真与假”、“兴与亡”、“广义与狭义”等，都可以重新考虑。如果能够打破所有的框框与本本，而是以“真诚”和“大胆”的精神来从事散文研究，那么前景是相当可观的。因为这一个世纪的散文研究总令人感到有“裹足不前”之感。其次，建立一整套散文研究的理论话语，以保证散文研究的科学性和独特性。大量事实证明，任何一个学科要获得真正的发展和成熟，没有一套完备而又独特的理论话语那是不可能的。比如中国女性主义诗歌正在建立自己的批评话语，于是“黑暗”、“血”就成为研究者既区别于中国男性诗歌批评话语，又区别于西方女性主义诗歌批评话语的话语方式。长期以来，中国散文研究总是运用“别人”的话语，如诗歌、小说、戏剧的研究话语，而惟独没有自己的话语。因此，整个20世纪散文研究面临着整体的“失语”现象。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过关键是我们能否看到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我认为，独特话语理论的建构将是21世纪散文研究能否取得真正突破的关键之关键。第三，散文文体研究的继续深入。尽管20世纪研究者一直致力于研究散文的文体，但我认为对文体的理解还比较褊狭、表面和简单。文体，在我看来主要是散文这一文类所独特的，是与其他文类如诗歌、小说和戏剧相区别的。换言之，散文文体就是散文家怎样用散文这一独特的体式去理解和把握人生和生命的？如果从这一点出发，那么，许多研究者简单地理解散文文体就可以避免，散文的概念、范畴、特征和审美是否就会有新的解释呢？我认为，20世纪散文论者大多是站在散文“外部”来谈散文文体，这样才会在一些问题上纠缠不清，如广义和狭义、形与神、真与假等。在我的理解，散文的关键词应有四个：松散、自由、真情和无技巧。第四，大胆借鉴现代的新的研究方法。一个世纪的散文研究基本是实证的历史研究法，所以，大师引用作家的作品成为证明自己观点的一个主要方法。如阿英的《现代十六家小品》是这样，大多数散文史也是这样。实证研究法当然不可或缺，但仅有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如比较研究法可以进行多维度的比较：同一散文作家的不同作品、不同散文作家及其作品、散文与其他文体、20世纪散文与古代及外国散文等。这种比较方法可以使研究者开阔视域，真正明白散文文体和20世纪散文的独特性，也避免一叶障目的错误。又如以心理学的角度可探讨这一问题：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写过散文的？再如从接受美学角度研究，20世纪末何以兴起了读者争相阅读散文的热潮？还有解释学研究方法对意识流特点比较明显的散文研究，肯定也有帮助。再如近些年散文创作出现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因素是一种新的倾向，而我们如果用传统的方法是不可能进行很好的解释的，从此意义上说，新的研究方法就具有观念转换的意义。第五，学科研究的规范化问题。在散文研究领域的非规范化也反映了这一学科的落后状态。仅从引注这一点来说，研究者注释少、注释过于简略等也影响了研究的健全发展。当然，研究者对散文研究的重视，研究队伍的壮大及其研究者水平的提高也是不容忽视的。
　　如果说20世纪文学研究有什么遗憾的话，我想，散文研究当是其中最为突出者。当历史进入了新的世纪，当我们的社会现实、政治意识和文化选择出现根本的转变，当研究者的理性意识真正觉醒起来，当散文创作出现更加繁荣的景象，我有理由相信：散文研究的真正突破已为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