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批评需要有精神价值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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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需要有精神价值的发现

    现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媒体时代。电子文化压倒印刷文化，大众传媒压倒精英文化。借助媒体，有可能一夜成名，远离媒体，藐视媒体，只能是默默无闻。传媒对人的控制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刘德华评为香港第一名人，李嘉诚第二，成龙第三，金庸最末。鲁迅若参加评选，即使放到内地,也极有可能位列金庸之后。我看无论怎么加大筹码，刘德华说到底是个唱歌跳舞演电影比较出色的艺人，何以就达到了千万人景仰的地步，真是费解得很！恐怕只能说他是媒体塑造出来的人格神，大众审美理想的极致化载体。如此看来，杨丽娟事件倒一点都不奇怪了，至少这社会有一部分像杨丽娟一样的病态，有些鄙夷她的人跟她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现在是个娱乐至死的年头，娱乐明星不当时代英雄谁当，不是第一谁是？难道是穷兮兮的农民工,见义勇为的傻瓜蛋,实验室里的书呆子?必须说明,尽管本人对刘德华的演出风格不以为然，但对他的为人表示肯定,也决不认为艺人就不配获得高度尊重。我不过随手捡一例子说明,现代传媒的能量,怎样把人变成了神。
    再来看于丹、易中天现象，又说明了什么？他们本人都有足够丰厚的知识和令人倾倒的才华，这点我本人是敬佩的，但也不能不看到，他们是借助已经成熟的央视百家论坛平台，成了媒体塑造出来的文化偶像。若没有媒体，或者没有媒体与市场化出版的联手，其发行量，点击率，收视率，都不可能如此巨大。其中有个重要前提，那就是，你必须善于适应大众传媒通俗化，人情化，普及化，娱乐化，表演化以及能否满足平民精神的和知识趣味的需求。为什么听的时候如坐春风，如天女散花，舌底生莲，非常舒服，过后又觉不留痕迹，没有多少记忆呢？这正是大众传媒娱乐化，狂欢化的特征。有位委员长级的人士表示，为了于丹对国学的卓越贡献，他要向她鞠一大躬，我看，谈不上对国学研究本身有何实质建树,他其实是在向现代传媒的威力鞠躬哩。
    对一个文学批评者来说,也许只有稀缺的学术刊物适合登载你的学术性评论，但那又必须遵循某种硬性格式，而且，不菲的版面费在等着你，即使费尽气力终于发表了，受众也是寥若晨星。它们主要不是供人阅读的，而是用来作为“学术成果”和“职称资本”的储备形式存在着。我看到不少优秀的学子下苦功夫写出了合规范的论文，却要四处奔波,唇焦舌敝,并且掏钱才能发表，其心情的郁闷可想而知。

    于是，这里就有个自由与不自由的问题。文学批评离不开传媒，因为它没有专属于自己的话语频道，它必须通过媒体才能传播自己的声音。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过去主要是通过纯文学报刊，那时文学批评队伍小规模也较小，故能基本保持文学批评的特性。至于政治干预下的异化是另一问题。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大众传媒的汪洋大海，刊物，书籍，报纸副刊，网络，电视，排行榜，研讨会或新闻发布会，铺天盖地，按说它们都可以传播文学批评的声音，其自由度和选择性应该加大了，而实际情况却是，批评陷入了言说更加不自由的状态，显得更加被动了，地盘更加萎缩了。因为，评什么不评什么，发什么不发什么，以什么样的话语方式言说或不以什么话语言说，常常要受经济利益，功利主义，以及发行量，点击率，码洋，收视率，乃至人情，面子，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仅以人们多所诟病的作品研讨会来看，人们批评了很多年，甚至有人主张彻底取消，而现在不但没有取消，反而成了重要的批评形式之一。这责任不能让批评家负，其实后来与批评家的关系都不特别大，只能说是存在的反映。对研讨会也不可简单化一概否定。一方面,正如现在各色产品太多了，就得搞新产品发布会之类，这叫“会展经济”,而现在的文艺作品也多得叫人乱花迷眼，据说不猛吼一嗓子很难引起注意。我们常说，你就相信历史吧，好东西绝对埋没不了。可面对现今浩如烟海，数量爆炸，泥沙俱下的情境，好东西是否一定不会埋没连我也有些怀疑了，说不定埋没了就埋没了，没处讲理去。研讨会固然因其学理性的含量多少有高下之分，但不管怎么个开法，毕竟难脱与广告之干系。另一方面,领导要出政绩,作家要出成绩,出版商要赚钱,批评家要发声,媒体要填充版面,会议场馆要创收,餐厅要盈利,如此等等,一会开而具多功能，一会开而可实现众多的需求,哪里是轻易能够取消的呢?

    所以我认为，对文学批评而言，现在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大众传媒时代，既不能不通过媒体，那么怎样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精神品格，保持一种独立的声音。一般来说，文学批评的声音由三方面构成：它们是学院批评，专业批评，媒体批评。通常认为，学院批评擅长于归纳历史，媒体批评擅长于现实分析，而专业批评介乎二者之间，做得好可在历史与现实两方面都有所贡献。现在的情形仍然不外乎这样三种。不同在于，在媒体时代，学院批评的现实感强化了，人虽不离开学院，但也很关注当下的创作和理论，也注意与媒体保持亲密关系；专业批评仍处于中间状态，且在不断分化，有的人走进学院，有的人倒向媒体，但出走者其基本思路未变；媒体批评则在娱乐化与人文化，事件化与审美化之间寻找着自己的生存点。这里，切不可把媒体全看成媚俗低级唯利是图的罪魁祸首，那也不公平，现在的批评还需要不断从媒体汲取活力和灵感呢，谁要是抱着一成不变的“文学批评”观念不变，以精英自诩而自闭，只能被社会淘汰。

    不能把一切归诸时代原因，语境原因，文学批评的有无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主要看批评者个人的选择和追求：看批评者能不能从市场化价值中把宝贵的精神价值解救出来，能不能把文学的审美特性完整的呵护，能不能从物质化和商品化中发现更多的富有精神价值的东西，能不能不受媒体的左右，独立地发现些什么，能不能把文学批评的功能充分释放出来。有位我尊敬的哲学家说，如果把民族复兴理解为经济振兴，那就大错了，任何民族复兴的关键都是主体精神价值的张扬。我很赞同这看法。文学也如此。批评不能跟在现象和创作后面亦步亦趋，需要有更多的具有精神价值的发现。而各种媒体如果能对批评者的独立发现和批判精神给予大力支持，提供较为充分的空间和版面，那么，文学批评的面貌或许就会与现在大为不同。

(2007年7月6日在华东师大<文艺评论与媒体传播研究生班开学暨研讨会>上的发言,公开发表请征得本人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