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 用世 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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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 用世 通达——百岁鸿儒姚奠中的学问与人生

本报特约记者王一娟《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2月26日   15 版）

    2013年12月27日，一代鸿儒姚奠中先生在太原的家中安然辞世，享寿101岁。习近平、俞正声、刘云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学术界、文化界诸多名流，用各种方式表示哀悼。认识与不认识而前往吊唁的多达两千余人。人们痛惜、哀悼一位大师的离去，同时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姚奠中先生能够取得如此全面而高超的学术成就？为什么他能够得到这么多人发自内心的尊崇和景仰？为什么现在的学术界难再见到像姚先生这样的学者？带着这些问题，本报特约记者王一娟采访了山西大学国学院院长刘毓庆（以下简称“刘”）

    读书报：从读大学本科、研究生到留校任教，您在姚先生身边学习工作了40多年，是姚先生最器重的弟子，也最了解姚先生。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导师的？

    刘：在当下许多人的眼里，姚先生是一个谜。如果要用现在流行的评价标准，无法准确地评价他。现代人评价一个学者，往往要看你有多少著述，有多少经费的项目，获得过什么大奖，是否入了什么人才计划等等。但让人不解的是，现在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以著作等身而著称的学者，能够获得像姚先生这样崇高威望的。他不专注于著述，但有170多万字著作；他不是书法专业出身，却获得了中国书法的最高成就奖——中国书法兰亭奖；他不是搞篆刻的，但他的篆刻被评价为“极品”。先生的诗书画印被学界称为“四绝”。姚先生不但年寿达到了人生的一个高峰，同时学术地位、社会声望，也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周汝昌先生曾评价姚先生，说他是“于学具识，于道能悟，于艺亦精益通”的“通儒”。冯其庸先生的评价是：“雄才博学百年身，四海堂堂第一人!”又说：“论学于今推独尊，章门一脉赖传存。欣逢国学兴盛日，四海共望仰巨幡！”霍松林先生则说：“姚老奠中先生雄才博学，其人品学问书艺均为当代典范。”从学术界这些泰斗级人物对姚先生的评价中，我们可以得知姚先生卓越之处，在于他的“雄才博学”， 在于“学”、“道”、“艺”之融一，在于他“人品学问书艺”的“当代典范”意义。而这种“典范”意义的生成，则在于他对传统学术理念与路径的坚守。首都师范大学的吴相洲先生认为：“姚奠中先生是中国学术正脉的守护者。”这个评价颇为精准。所谓中华学术正脉，就是未被西方观念和概念所规范的中华传统学术。正是在对传统学术道路的坚守中，先生一路前行，达到了一个少有人企及的高度。

    读书报：当下的学术界，不时传出论文剽窃、造假等丑闻。学术与人生，似乎没有想像得那样美好。为什么会这样？

    刘：学术是怎么成就姚先生的人生的呢？可能对我们当代人来说，这是一个难题，很难解答。因为我们现在把学术与人生已经剥离开了，不知道二者之间应该有联系。但姚先生是融为一体的。剥离开的结果是什么呢？顾了做学问，忘记了做人。有相当多的人，把做学问当作了搞技术，目的不是提升自己，而是为了换取名利。有不少人画画、写字、刻章，都是明码标价。做学问兼及生存，适当的考虑经济收入，这不可厚非。但如果为赚钱而去研究学问、艺术，那就不是学者了，而成了商人。

    学问艺术是一种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留在自己身上，就会成就自己，作为一种营养，它可以使自己身心健康，获得长寿。如果做学问不把学术与人生修养联系起来，一味把学术外化，拿它去换名利，他的人生境界永远不会高。有的人学问做得很苦，也出了很多成果，钱也赚多了，名利也有了，但若不把学问当作一种修养，一味求名求利，最后结果就是人品没了，命也没了。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读书报：姚先生是怎样把学术与人生完美结合的呢？

    刘：这个问题可以从姚先生的治学和人生两个方面来解析。姚先生一直秉持“内圣外王”的治学理念。

    所谓“内圣外王”，就是“修己治人”。“内圣”是修己，提升自己；“外王”是治人，是要用于世。这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治学理念，而现在这种传统日益淡薄。如现在的大学生入学大多考虑的是以后的就业分配和赚钱多少，而少有人考虑上大学是为了提升自己素养。以道德为核心的价值观失落了。而姚先生一直在坚持着。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就是提升自己。学习不是为别人学，而是为了提升境界，开阔眼光，开启智慧，把学问变成一种眼光和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人”则是拿着学问向别人炫耀、卖弄。

    读书报：1939年，姚先生时年26岁，他在安徽创办“菿汉国学讲习班”，菿汉，是章太炎先生的笔名，是大汉的意思，有“振大汉之天声”之意。先生亲自为学校手拟十则教条：“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这说明先生年轻时就有“正己”、“用世”的理念。

    刘：姚先生这十则教条的用意十分明确：当时正值日寇入侵，国难之时，延续华夏文化学脉尤为重要。这十则教条也是先生毕生坚守的立身原则。

    一个学者，如果把“正己”放在首位的时候，他所考虑的问题一定是脱离低级趣味。姚先生桌子上长期放着《庄子》、《老子》，你问他什么，他能随口背出来。他能反复地去读这些东西。而我们在读《老子》的时候，只想着在书里找问题、找论文的题目，怎么能领会它的精神呢！

    所以要坚持走读书“以正己为本”的路，得有定力才行。姚先生完全超越了世俗的诉求，他把学问变成了人生修养的一门课程，变成了观察、认识分析现实的一种眼光和智慧。作为百岁高龄的老人，他每天读书看报一样也少不了。即使在他临终前生病住院期间，也是如此。他的生活，主旋律就是读书写字、思考问题。读书累了就写写字。因而在他的书法、绘画中，渗透着他的学问，他的智慧和人生。他把学术当作了修身的阶梯，当作了提升自己的手段。

    “外王”则是要“用世”，要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所以姚先生在给学生的教条中，有“以用世为归”一条。这里体现出的是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

    读书报：人所共知的是，姚先生是民主革命家、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亲传弟子，章先生的思想对姚先生有很大的影响。您能否具体谈一谈？

    刘：1936年，姚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取了章太炎先生主办的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成为章太炎先生门下七名研究生之一。姚先生曾说，章先生的学术不仅是三百年朴学的总结，也是两千多年传统文化的总结；不仅总结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向当时的现实，放眼于开辟未来。章先生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前途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是需要我们承继的。

    从根子上说，章太炎先生推崇的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他曾说过：“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他的学术是以“明道”、“救世”为目的的。这是怎样的一种胸怀、一种境界呀！章太炎先生本名炳麟，字枚叔，之所以要叫太炎，就是出于对顾炎武先生崇敬的缘故。他说：“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不难看出太炎先生那种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来。

    作为章太炎先生的亲传弟子，姚先生继承了章先生的这种文化使命感，他说：“现在的大学分科，历史系讲授的是世界史、中国史，把历史分成两半；哲学系主要讲授的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变成了附庸。只有中文系是以‘中’字打头的，因此承传中国文化的使命就落在了中文系的头上。”从顾炎武，到姚先生，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种一脉相传的精神。这种使命，姚先生始终坚持着，坚守着，从而影响了他的学术价值趋向。他是在这种理念之下做学问的，因而在他早期的论文中，便频繁提到“民族之精神”、“固有文化”的问题，频繁提到中国学术特色的问题。

   读书报：如果说“学以正己”、“学以用世”，指的是治学的精神，那么在治学方法上，姚先生是如何坚守传统学术路径的？

    刘：姚先生“坚持文史融通，反对学科分割过细。”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很不相同。传统学术观念是文史哲不分。现在有些学者主张文史哲合一，以为这样就是国学了。其实文史哲“不分”不等于“合”，分开再合起来，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性质了。有些人在自己地界上夜郎自大，觉得自己是大腕。社会上也有不少人，把“专家”当作了“大家”。我们现在打问一个学者就必须说是搞什么研究的，似乎只有这样，才叫有学问。而姚先生的著作，历史、哲学、文学、小学等等都有。他是文史融通的，他非常反对学科越划越细的作风。姚先生在指导研究生时，一直强调要以小学为基础，文史哲不分。要走他这条路是很艰难的，因为这要有很大的知识储备。

    姚先生坚持秉本执要，反对以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百年来，中国人从学术界到社会生活，都在以西方人的概念规范中国人的行为。而姚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发表文章谈这个问题。姚先生说：像这样做学问，把中国的学术按西方概念来划分，把要害的东西都丢掉了。其实他们所说的方法论、本体论、宇宙论都可以在中国学术中找到，在诸子里面都有，但它并不是中国学术的本质。对于先秦诸子，姚先生用了四个字概括：“修己治人”，言简意赅，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读书报：现在我国每年生产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一些文章选题小而碎，为论文而论文，无益于社会的发展和问题的解决。对此您怎么看？

    刘：姚先生提倡研究学问要“以用世为归”，用世就是要面对社会，要思考现实中的难题，要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现在高校中的有些学者，热衷于研究高深的学术，似乎自己研究的问题懂得人越少，就表示自己的水平越高；人们关注度高的问题，反而被认为是最普及的，缺少学术研究价值。把研究变成了少数人的“高级娱乐”活动，只要学术圈子里有几个人说好，自己便洋洋得意起来。

    姚先生则不然，他不以解决学术难题为高，而以解决普遍存在的问题为要。他觉得自己是教书的，首先研究的应该是与教学相关的问题，应该是大众在知识上遇到的难题或误解。用他的话来说，越是普及性的东西，越需要大学者去研究。因为普及性读物面对的是社会大众，一点小错误就会贻误一大片人；而高深的学问，错一个问题，只会影响圈里的几个人。因此普及性问题比高深学术更有必要投入力量去解决。姚先生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讲习文集”，就表示集中所谈多为讲习中遇到的问题。

    姚先生的文章适合两种人看。第一种是一般的民众。因为他的文章能把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说清，便于把握，以往不明白的现在一看便明白了，接受了。第二种是有一定研究深度的学者。因为姚先生能把握住问题的要害，别人思考了好长时间、用了好长的文章觉得还是说不清楚的问题，他却能用几个字精辟地概括出来，因此觉得妙。

   读书报：姚先生这种“以正己为本、以用世为归”的学术路径和思想，是如何成就姚先生的“不忧不惧”的人格境界的？

    刘：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又说：“仁者不忧”、“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姚先生广博的学识养就了一种大气象。他广阔的胸怀之中，没有私利存在的空间，他注视的不是眼下利益，而是从大局出发，看到事物的变化，处处以民族社会国家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

    正是因为姚先生有这样的大格局、大气象，所以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保持了乐观精神。文革中，他被 “改造”，住牛棚，扫厕所，烧锅炉。当时跟他有同样遭遇的人中，很多人因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而怨声载道，叫哭连天，有的甚至自杀。但是姚先生不是这样，他看到了这只是一个过程，不好的事情总会过去的。姚先生脑海里装着几千年的历史，类似的事情历史上有多少，结果会怎样，他都很清楚。所以他说：“我这算啥呀，还有比我冤的呢！而且从历史上看，这个过程不会长久。”所以让他烧锅炉时，他感到的不是委屈，而是感受到了其中的乐趣，还在研究如何用铁锹把煤撒开，既省煤又能把火烧得很旺。他就是这样面对生活的，任何时候都保持着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他曾为一位对国家、对政治前景失去信心的学生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几句说：“革命前途海样宽，为何轻易便悲观。”“种田是要辨禾草，哪能草多不种田！”这很能体现他宽厚通达的胸怀。

    读书报：凡是与姚先生有过接触的人都被先生的仁厚慈爱之心深深感动。我不只听一个人说过，和姚先生聊天，是一种心灵的莫大享受。

    刘：是的，我完全同意。韩愈说：“博爱之为仁。”仁就是爱心，是宽容的人，仁厚的心。“仁”从二人，“用世以仁”就是用仁爱的心面对社会，要爱人、容人、理解人，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姚先生做任何一件事都是用仁人之心来筹划和安排的，用仁心面对身边的一切，所以心无芥蒂。姚先生曾负责山西省高校职称评定工作，在审查一位他的学生的材料时，他给予很高评价。有人说：“你这学生在背地里还骂你呢，你不值得为他说话。”但姚先生却出人意料地说：“政策没有规定学生骂老师就不能评职称呀。”这就是姚先生的胸怀！

    孟子说：“仁者无敌。”所谓“无敌”，一是指仁者人心所归，所以无敌；二是指仁者心中无敌，用友善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姚先生就是这样，不愉快的事，伤害过自己的人，他从来不往心里记。有人问姚先生长寿的秘诀是什么？这就是秘诀。有一次，天津有位学者给先生寄来了一本他新编的讲义，姚先生对我说：“你看看，这个讲义编得很不错。”后来山西大学别的老师告诉我：“这个人很坏。文革期间，他把姚先生私下给他谈的话，拿到大会上批判，辱骂、批斗姚先生。”但姚先生从来没提过这些事。

    读书报：很多高校的人们在现行考核体系下，普遍感到“压力太大”，也有人因此患上抑郁症，还有人选择了自杀。在这种情形下，应该如何缓解压力？

    刘：姚先生的做法是“行事以道”。“道”是道家的智慧，凡事都顺其自然，量力而行，不要勉强自己。“顺其自然”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比如现在好多人为争名利，晋升职位，到处托人找关系，送大礼。有时明明知道很渺茫，但还是要去争，似乎是欲罢不能。用现在的时髦的话说是“搏”。“人生能得几回搏”一度成为许多人的口号。姚先生则决不这样。如遇到这样的事情，他要分析、掂量。自己能出多大的力就出多大的力，从不勉强自己。

    姚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难进易退”。“难进”就是慎于进取，这里的“难”是谨慎的意思。为什么“难进”呢？比如领导安排个职位，你高高兴兴地坐了，但是你得考虑，一是你这个官是怎么当上的，合不合于道义？二是做上了，能不能做好，需要认真思考、谨慎对待。但退却很容易，把官让给别人，把名利让给别人，举手就可以做到。这看起来是一种品德，其实有“道”在里面。遵循这个“道”，既可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也可使事物处于和谐状态。姚先生做山西大学中文系主任时，有位领导跟他谈话，话中透露出了对他当系主任年龄有点大的看法。姚先生一听就明白了，于是主动辞职。他原来兼任的职务，好多都是他主动辞掉的。他希望由年轻力壮的人来干，这样事业才能发展。

    有些人请姚先生指导书法，他觉得适合指导的人，才做指点，而有的时候他只是点点头而已，或鼓励几句。这有个度的问题，如何掌握好分寸，不伤害对方，这就是人生智慧的体现。他这种智慧从学问中来，又成就了他的人格。他用这种智慧来用世，来处理周围的人与事，自然游刃有余，如鱼在水，故而达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完美人格的高峰。

    读书报：姚先生以101岁的旅程，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他的长寿也是许多人难以企及的。

    刘：百岁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梦想，意味着羡慕。对一般人来说，“百岁难，难于上青天”。而姚先生达到了。姚先生不但年寿达到了人生的一个高峰，同时学术地位、社会声望，也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大儒董仲舒说：“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心静，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姚先生就是这样，他从不贪求外在的东西。荀子“虚一而静”这句话他写过好多次，这表现了他的一种认识和追求。心静不为外物所扰，心平和而不失所重者，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取天地之气以养其身，能不长寿么？姚先生从不因个人得失而忧愁，从不因欲望未得而哀伤，他的心永远是向上的，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