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非：诗歌批评的问题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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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非：诗歌批评的问题在哪里                                  2011年11月02日 　来源：文艺报　

[size=+0]　　目前中国的诗歌界，有一个经常会被诗人们议论的话题，那就是诗歌批评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一状况的长期存在，直接导致了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的互不信任。私下里，诗人会说评论家人事不干，只会道听途说，顺流而下，列列名单，引引篇目；而评论家则总是抱怨诗歌现场的乏善可陈，没有可下手的诗人，更没有值得评论的诗作，是一种命该落得如此对待的诗歌时期。那么，这两方到底是谁掌握了事实，谁对谁的评价更客观一些呢？作为一个同时兼有诗人和评论者这两种角色的人，我个人觉得，导致如此对立的互相不满与互相指责，两方面的原因自然都存在，但相对于诗歌创作，诗歌批评方面的问题可能更多一些。
[size=+0]　　如果要很尖刻地描述一下目前我们诗歌批评的现状，我以为，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思想能力的匮乏，许多评论只能就“事”论“事”；二、认知能力的匮乏，许多批评只能就“是”论“事”；三、方法能力的匮乏，一些批评就“是”却总不能论“是”。
　　这些问题，使得目前的诗歌批评呈现出一种静止、即时、封闭、无原理、无系统、非艺术、随意性甚至是“无厘头”的状态。比如这些年来出现的诸如“朦胧诗”、“第三代”、“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乡村写作”、“70后”、“草根诗歌”、“中间代”、“80后”、“打工诗歌”、“底层写作”、“网络诗歌”、“博客写作”、“新红颜写作”等许多诗歌概念，这些概念，很多是诗人们自己发明的，一部分是诗人和评论家一道发明的，也有很多是评论家们独自发明的。但不论是谁发明的，这些概念都无一不指向一种事实——即我们的批评已经严重脱离艺术、心灵、精神和思想的范畴，在很多批评家那里，诗歌已经变成了一种其实与诗歌本身无关的所谓学术研究所使用的素材，诗歌作为批评与研究的对象，其本身的价值与尊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在这些概念中，除了“朦胧诗”、“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草根诗歌”等等概括还有一些诗歌或者美学上的气息外，对于诗歌批评自身来说，其他大多都是无稽之谈的“想当然”。这自然也就导致了许多背离诗歌本身的结论与概括。看到一个在东莞工作的诗人就拉进“打工诗人”的阵营，看到一个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则要么是“第三代”，要么就是“中间代”，而一个上过互联网的诗人，则不是“网络诗人”，就是“博客写作”，似乎再也没有可以概括他们的更好名称。好像现在的中国诗人已经只剩下了外在的社会“脸谱”，再也没有心灵一样。毫无疑问，这样的概念，根本就不包含着什么思想和艺术的内涵，其实与诗歌无关。它们大多只是在说“什么人在写诗”，而并非是“诗歌被什么人所写出”，它们所命名的主体是“某某人”，而不是“诗歌”。所以，依此展开的诗歌批评，只不过就是以诗歌为手段的关于“某某人”的评价，而并非是关于诗歌的批评；这样的所谓批评，其实很难真正地进入诗歌。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现代哲学作为支撑，理论的缺乏使得我们的思想极度僵化；好多评论颠倒了评论家与作者的关系，放弃了首先作为一个合格读者的身份，而与现场产生了较大的疏离。以上两种原因，让评论界内部抽象的依据与具象的材料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缺失，很难在面对一个新的诗人、新的现象或陌生的诗作时真正能够认出对方，并迅速作出准确的判断，而只能依据惯性流于现象和概念，不能深入到艺术的层面，更不能去观照真实的诗人个体。这样一来，诗歌批评就不断地进行理论的空转，而对具体的诗歌创作毫无意义。
　　在目前的诗歌批评中，对于“分析”、“演绎”和“归纳”等理论思维方法的运用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大多数评论家从来不愿意去认真地分析和细读一首首具体的诗歌，不愿意去认真地分析一个诗人超出他们“预料”和道听途说之外的任何诗歌心灵与知识、经验体系。他们怀着不进行分析就能把握好一个诗人和把握好诗歌格局的可笑侥幸，使他们的批评人云亦云和以讹传讹，闹出了很多错谬无比的笑话。
　　由于存在着上述问题，喧嚣不已、自以为是但在实际上却又空泛无物的诗歌批评造成了很多复杂的遮蔽，这些遮蔽，主要表现在诗歌事件、诗歌现象、诗人群体甚至表面上的诗歌名声对于“诗歌真实”的遮蔽。在目前的很多诗歌批评中，由于大家可以依据社会身份、出生地点、出生年月、工作性质、作品发表场所或临时团体以及性别，把任何一个诗人以及他的作品，放进他们使用和发明的任何一个概念中去，而且放进去即算完事，再也不愿去进一步深究。众多的诗人个体以及他们的精神、思想、美学与灵魂和他们诗歌创作的语言创造或形式探索，成了被诗歌批评荒弃不顾的方面。这样的诗歌批评，就蜕变成了相当空洞的游戏，毫不及物。比如所谓的“打工诗歌”，想必指的是城市打工者们的诗歌创作，它最集中的表现场域是在广东，最为典型的具体情境是广东的东莞和佛山。但这一概念无疑是以一种非常表面性的命名，遮蔽、忽视和低估了我们这个民族自农耕以来从未体验过的一种城市游牧精神、复杂的心灵历险和历史的超速动力学，也用一批被奉为代表并被很多批评家所经常提及的“打工诗人”遮蔽了诸如乌鸟鸟等很多我个人以为更能代表这一精神的诗人；而所谓的“新红颜写作”，仅从概念上来看就知道它并非指的是诗歌事实，但它依然形成了一个非常热闹的“诗歌话题”从而进入了诗歌现场，同时也诱惑了不少很想热闹一下的女“诗人”们，激发了她们旺盛的“诗歌”热情，而对这一时期其实在创作成就上也许更高和更好的女性诗人，形成了一种“风潮性”的遮蔽；更有甚者，有的评论文章在一个诗人作品中只要一看见乡间风物，马上就会给贴上“乡村诗歌”这样的标签，甚至把“乡村”简单地理解为“三农”。这样一来，他们眼中的所谓“乡村诗歌”似乎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他们想象中的关于农业与农民生存境况的哀鸣，而不是诗人的也许更加复杂的精神体验……而所谓的“第三代”、“中间代”、“70后”和“80后”这些命名，则更是让人不知所云，完全无视和消除了诗人个体之间实际上更加深刻的精神差异与美学的独特性。
　　诗歌批评的上述问题，实际上也与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急剧变化很有关系。新世纪以来，我们的诗歌创作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这些情况由于在精神、美学、思想、内容、形式和语言等方面的复杂性，严重挑战着我们以往的诗学观念与诗歌批评方法，一时之间，诗歌批评的话语系统也很难及时地适应与调整，很多诗歌批评家可能很难更深地进入一个诗人甚至是他的一首具体的诗作，这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我们所面临的诗歌现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无疑来自于我们敏锐和丰富的诗人心灵对于新世纪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变化的精神反应与美学表现。回首我们的诗歌历史，特别是当代中国的诗歌历史，以前需要诸多诗人个体共同完成一个诗歌行动的历史，此时早已被一个个单独的诗歌个体的探索与实验所取代。一种更加强调诗人自我的差异性和“非法”的诗歌言语已经取代了之前的言语范式。这样的现实，不但使诗歌已经离开了简单的生活感悟、情感抒发、政治批判和时代描摹，而且已经深入到诗人对于世界本体、心灵形式、精神理念的探求和阐释。它无法被一个简单和粗糙的概念所概括，具有着超强的“反命名能力”。
　　“反命名”和“反概括”的诗歌创作已经随着历史文化的社会转型进入了无限的个体化时期，这是一个无法进行统一命名的个体化的写作时代。面对这样的诗歌时代，诗歌批评和诗歌研究的最为紧要的任务，就是要正视现实，与诗歌现实一起，同步进入一种“个体化研究”，去写出一篇又一篇的诸如《海子论》《于坚论》《李亚伟论》和《西川论》之类的诗人专论，然后再经过这样的研究回到整体，形成对于整个诗歌时代的宏观认知。然而，目前的诗歌批评却仍然对自己的问题与自己的任务非常茫然，很多诗歌批评家，还在热衷于制造运动和炮制概念，与我们的诗歌现实严重脱节，愈行愈远。
　　不过在另一方面，诗歌批评虽然有问题，它们对创作、特别是对诗歌界的一部分诗人虽然也会有着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大部分安心于诗歌写作本身的诗人却都在非常自觉地努力规避着有问题的批评，也不太理会甚至会很清醒地撕下一些诗歌批评有意无意地贴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标签”，而让创作静水深流般地奋力前行。这是因为，诗歌，毕竟有着自己的事！(江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