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夫诗歌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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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夫诗歌浅议
　                                        　叶橹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殷夫是“左联”五烈士之一，是以书写“红色诗歌”而著称的。特别是他的那首《别了，哥哥》，更是作为表现他同“哥哥”彻底决裂的革命豪情的标志。当年，他的下列诗句是何等激动人心：

　　别了，哥哥，别了，
　　以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写这首诗的时候，殷夫年仅18岁。正是热血沸腾的愤青时期，除了这首诗之外，他还写过像鼓吹“冲，冲，冲”的《五一歌》，煽动复仇情绪的《血字》这样一类诗歌。殷夫也因此一直被目为“红色革命诗人”。毫无疑问，殷夫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他的最终塑型，还是以其生命的牺牲而完成的。如果以诗人的身份和定位来评价他，我以为他的诗歌价值的实现，还是以《孩儿塔》中那些早期诗歌为标志，更能体现他作为诗人的价值和意义。
　　在《“孩儿塔”上剥蚀的题记》中，殷夫自叙说：“我的生命，和许多这时代中的智识者一样，是一个矛盾和交战的过程，啼，笑，悲，乐，兴奋，幻灭……一类正负的情感，划成我生命的曲线；这曲线在我诗歌中，显得十分明耀。”为了表明自己的告别和选择，他又说：“我不想谈方向转换，我早知光明的出路了，所以，我只是埋葬病骨，只有这末，或许会更加勇气。”人们都知道，鲁迅后来为《孩儿塔》写过一篇序，称之为“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这些未免过誉之辞，其实只是表达了鲁迅对牺牲了的殷夫所寄托的一种怀念和赞佩之情，未必是对这些诗作的科学评价。

　　从我对殷夫诗作的阅读并仔细地揣摸其写作心态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殷夫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近乎天才式的早熟诗人。他在1924年写的《放脚时代的足印》，以实足年龄算，只有13岁。像“泥泞的道路上，/困骡一步一步的走去，/它低着它的头”这样的诗句和意境，几乎就是臧克家后来的《老马》的一个雏型。从这仅有的八首被他称为“残叶”的短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年仅13岁的少年萌动的诗情和诗心，是何等的令人惊诧和羡慕。如果不是处在那样一个以摧残天才为能事的年代，殷夫的诗路将会何等地前途无量。
　　《孩儿塔》中的诗，大抵都写于1927—1929年间，也就是他16—18岁。这样的年龄段，对于许多同龄人来说，还是处在知识的半蒙昧时期，而殷夫在诗中所表达和表现的那些情怀和思绪，以及他所具备和拥有的知识积累，几乎可以令人误以为他是有了丰富阅历和知识结构的成年人了。在《人间》中他竟然写下“山是故意地雄伟，/水是故意地涟漪”这样极具个人体验的诗句，而他自己却“只有干枯地在人间蹁纤”。这样的沧桑感，说它是一种“为赋新词强作愁“，或许也有一定的理由，但是以一个年仅16岁的青年，能够在“故意地”和“干枯地”这种词语加以对比并从这种反衬中表现出他的内心世界，不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才具吗？
　　其次，殷夫作为一个早熟的天才式诗人，还表现在他的情商的丰盈及其宣泄方式的多样性上。所谓多愁善感是一个褒贬不一的词语，但用在殷夫身上，我则取其褒义。在殷夫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天然的悲悯情怀。无论是目睹身边的世事兴衰，或是感受到季节变幻的苍凉迷茫，更乃至个人浪迹它乡的悲怆凄惶，他都以一种坦露内心的所思所想的方式表达出真诚的意念和欲望。作为一个感情极度丰富的诗人，殷夫的心灵深处经常潜动着一种对的孤独感和虚空感的思考。在《生命，尖刺刺》中，他以石破惊天式的语言宣告：

　　生命，我今晨才把你认清：
　　在草丛中摇曳天风，
　　轻轻的散雾在四面浮动，
　　我立于高山之巅，
　　面对大自然的虚空。

　　以年仅17岁的年龄，他能够写下这种有点像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的境界的诗句，证明着他生命意识的觉醒。这种早慧的敏悟，往往容易被误解成所谓悲观颓废的消极情怀。其实从研究诗人内在的心灵世界及其感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着眼，这恰恰是构成诗人的品质不可或缺的因素。我们如果仔细地品读和分析殷夫的诗作，便会惊异地发现，正是这种丰富的情感和复杂的敏悟构成了他独特的诗歌表现方式。他甚至在《自恶》中宣称：“因为你的是一个高洁的灵魂，/不如世人的污浊”，所以“你不须求人谅解你的精神，/你的是该在世上永久孤独”。这种偏激的愤世疾俗式的片言只语，我们只能把它理解为诗人内心感情的激越宣泄方式，甚至是构成殷夫诗歌个性的必然体现。我们还不妨大胆地说，没有这种丰富复杂乃至激越的宣泄方式，就无法体现殷夫式的情商的内涵。
　　再次，我们从殷夫的诗作中读到和读出的另一标志着他早熟的天性，是他对爱情的坚执而痛苦的追求。这一类诗占据了他诗作的很大比重。那位诗中的“F”，既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幸福追求和爱恋，又使他陷入了莫名的痛苦之中。在这种欲爱而不能爱的痛苦挣扎和纠缠中，他的真诚坦露无遗，他的痛苦持久难抑，他的言词不无偏激，然而我们正是在他的这种感情纠葛中读到了他的真挚，读出了他的赤诚。作为诗人的殷夫，像历代许多诗人那样，为爱情而幸福着，为爱情而痛苦着。他对爱情的追求方式，有时候像我国古典诗人的含蓄内蕴，有时候则类似西方近代诗人的狂野不羁。他既可以在《虫声》中写下“孤月冷光不能冰冻热情，/理性的禁符不能镇压真性。/我在竹涛的微怨声中，/已诀别了往年的心灵和生的憧憬”这样含蓄内蕴的诗句，又能够在《给——姑娘》中毫无顾忌地尽情倾诉发泄：“我是一枚酷毒的尖刺，/透穿了你的方寸”。他的这种不断以各种方式表达出的对一个姑娘的深挚爱恋乃至追悔，是不是有点像陆游对唐婉的那种感情，或许又像叶芒对毛特.岗的坚执。然而，殷夫还只是一个17—18岁的青年，其早熟又早慧的心性，是何等的令人震诧。如果对殷夫所写的爱情诗作一番仔细的研究，也许可以成为探讨诗人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一份心理学分析资料。
　　殷夫一直被认定为鼓吹革命的“红色诗人”，其实他的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左倾幼稚病”的诗篇，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们也许可以表现殷夫作为革命者的胸怀和气概，但是并不能体现他作为诗人的艺术品质。
　　最后，作为殷夫诗歌中一种不容忽视的内在的潜意识表现，是他对死亡的坚执而坦然的面对。在他生命正处在精力旺盛的青年时代，在不同的诗篇中都无法顾忌地写到死亡。在《地心》中他写道：

　　我枕着将爆的火山，
　　火山要喷射鲜火深红，
　　把我的血流成小溪，骨成灰，
　　我祈祷着一个死的从容。

　　《地心》是一首表现殷夫胸襟和气魄的诗，不管他这时候是否对社会革命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而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能够以这样一种“从容”的方式面对死亡，也应该属于难能可贵了。
　　在殷夫的多篇诗作中，包括写感遇的，写爱情的，还有后来那些煽情的“红色诗歌”，涉及死亡的诗句不断地出现。并不是说殷夫对死亡情有独钟，而是它提供了研究殷夫的心理结构的某种途径。死亡意识其实是生命意识的重要内容。所谓“向死而生”，并不是一个消极的主题。这是一个如何正确对待生命的“在”与“不在”的话题。在殷夫生活的年代，人们也许还没有来得及公开讨论这类问题，但是他凭着诗人的直觉，已经在不同场合中体验到死亡的威胁和存在。一般的人都会具有对死亡的本能的恐惧，由对死亡的恐惧而达到对死亡的坦然面对，这应当是一个艰难的跋涉过程。殷夫在不同的诗篇中所表达出的对死亡的坦然态度，既体现了他作为诗人的敏悟，也或多或少地证明着他的“生存之境”所使然的。从殷夫的诗以及他的生活行为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性格中某些偏执的因素。他甚至使我联想到英国的拜伦。事实上，殷夫也是十分崇敬拜伦的。他不仅在《给——姑娘》一诗中引用拜伦的诗句作引言，而且还写过一首《怀拜伦》的诗。在《怀拜伦》中他写到：

　　瞌睡或许过于深沉，
　　你的精神可别让迷昏，
　　即使你现在还感到孤独，
　　你也定耐得短期的侯等。
　　
　　严冬的雾帐内育生了阳春，
　　黑暗的前夜引来明荒，
　　即在罪恶的地狱中，
　　也几句透出了觉醒的呼声！

　　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透露出他“夫子自道”的心境。他同拜伦的命运可谓殊途同归。虽然他们献身的方式各有不同，但在追求革命的热情上，在对待死亡的坚执和坦然的态度上，可以说都是相当一致的。不妨再说一句，在对待爱情的多情与偏执上，他们也有其共性的一面。或许因为社会氛围的不同，他们才有了不同的表现方式。
　　为爱情，为革命，殷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能够坦然面对死亡，是不是也存在某种诗人心性中的一些玄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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