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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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与《圣经》顾 钧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1月18日   19 版）

    在1922年爆发的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周作人的态度和行为非常引人注目，他站在了这次运动的对立面，也站在了陈独秀、蔡元培等“五四”同志的对立面，更联合其他四位北大教授（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公开发表由他起草的一篇《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晨报》1922年3月31日），明确说明自己“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此后周作人在这一问题上与陈独秀、蔡元培等又进行过公开的辩论，但主张思想自由的基本态度没有变化。所以近贤对于周作人在这次运动中的表现，往往多从他的自由观这一角度来研究，这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这一问题也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周作人与基督教的关系，特别是在文学这一层面的关系就很值得研究，因为周氏虽然博学多能，广有建树，但此时文学乃是他的看家本领，也是他思考和研究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一

    《圣经》既是基督教的宗教经典，也是文学经典。《圣经》的译本曾经对欧洲的语言文学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圣经》的原文，《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但在整个中世纪，拉丁文本（vulgate）却是最为通行的文本，是欧洲思想文化的最大根源。宗教改革之后，各种欧洲语言的翻译文本纷纷出现，特别是英文、德文译本曾对英语、德语语言文学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圣经》的中文译本虽然对中文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但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圣经》的白话译本，尽管翻译者主要是出于扩大传教对象的目的，但在客观上却为文学革命者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白话文学的范本。正如周作人在1920年的《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中所说：“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豫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在周作人写这篇文章之前，《圣经》译本中的语言和意象已经出现在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等“诗界革命”参加者的作品中，但正如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提到过的那样，这种影响还是浅层次的，往往是个别词语的寻撦借用。在周作人看来，《圣经》中译本与中国文化“极大极深的关系”，首先还是在思想方面，周作人一再强调，文学革命是两方面的革命，即语言方面和思想方面，而后者更为重要。在这一点上他与鲁迅的观点一致，而与胡适更多强调语言的观点有一定的分歧。   
    就思想方面来说，周作人认为“五四”新作家追求的信仰应当是人道主义，创作的文学应当是人道主义的文学。一般认为，希腊文化是西方人道主义的源头，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界也是“言必称希腊”，但是希伯来文化同样也提供了人道主义的思想，对此周作人有孤明先发和深切详明的认识：
    希腊思想是肉的，希伯来思想是灵的；希腊是现世的，希伯来是永生的。希腊以人体为最美，所以神人同形，又同生活，神便是完全具足的人，神性便是理想的充实的人生。希伯来以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像造成，所以偏重人类所分得的神性，要将他扩充起来，与神接近以至合一。这两种思想当初分立，互相撑拒，造成近代的文明；到得现代渐有融合的现象。其实希腊的现世主义里仍重中和，希伯来也有热烈的恋爱诗，我们所说两派的名称不过各代表其特殊的一面，并非真是完全隔绝，所以在希腊的新柏拉图主义及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已有了融合的端绪，只是在现今更为显明罢了。
    两希文明并非完全水火不融，基督教之所以能从最初简单的伦理原则演化成严密的神学体系正有赖于教内人士对古希腊哲学的运用。在人道主义的观念上，它们只是侧重点的不同：希腊人更强调人的理性、能力和尊严，而基督徒更看重对人的爱和尊重。周作人显然认为，这两种人道主义都是中国人所缺乏并需要大力引进的。
    希伯来文化更重来世的幸福，但也并没有完全放弃现世的幸福，热情奔放的《雅歌》就是明证。这首爱情诗尽管是经过重新诠释后（说是借了夫妇的爱情在那里咏叹神与以色列的关系）才被收到正经里去，但这也说明，禁欲的思想是后来的基督教发展出来的，与原始的希伯来文化精神是有所违背的。《雅歌》中有这样大胆的描写：
    你的肚脐如圆杯，
    永不缺乏调和的酒；
    你的肚腹像一堆麦子，
    周围有百合花。
    你的两乳像一对小鹿，
    像双生的母羚羊。
    这样的诗句即使是放在古希腊也是会让人惊叹的。周作人对于这一类的诗歌非常激赏，认为可以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古人对于情诗的态度非常极端，要么是“太不认真”，要么是“太认真”，缺乏一种真切自然的态度，这也正是他在中国文学中极力标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晚明文学的原因。
    近代以来，随着对西方文学了解的深入，中国文学中欠缺和不发达的文体也就逐渐暴露出来，于是文学革命的提倡者陆续将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话剧等引入中国，以期弥补中国文学的缺陷，周作人的主张也属此类，而且事实也证明，以《圣经》为代表的基督教文学确实对诗歌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二

    周作人1901年9月到南京读书后正式开始学习英语并接触到钦定本《圣经》和《圣经》的中文译本，其间他还根据《旧约》里的夏娃故事，给《女子世界》写了一篇《女祸传》，此后他的身边经常带着《圣经》，对于它的重要性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五四”前后周作人在多篇论文中对于《圣经》的文学性和思想性进行过深入精辟的论述，如在作于1921年7月的《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中他指出：
    《旧约》里纯文学方面，有两篇小说，都用女主人公的名字作篇名，是古文学中难得的作品；这便是《以斯帖记》和《路得记》。……《以斯帖记》有戏剧的曲折，《路得记》有牧歌的优美。两个女主人公也正是当时犹太的理想中模范妇人，是以自己全人供奉家族民族的人，还不是顾念丈夫和儿子的贤妻良母，更不是后来的有独立人格的女子了。
    将《以斯帖记》和《路得记》作为小说来看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它们不但故事有一定的长度和相对的独立性，而且有完整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塑造，按照这个标准，《旧约》中除了《以斯帖记》和《路得记》外，《约拿书》也可以放入小说一类，只是它的主角是男性。
    作为欧洲文学研究专家，周作人可以说是最早强调《圣经》文学性的现代中国学者，同时他对《圣经》作为西方文学源头的地位也有清醒的体认。周作人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常，可以说已经是文学史的常识，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却是非同寻常、非常新颖的。当然，这些深入、新颖的观点并非全是他个人的观点，对此他也从来不加隐瞒，如他在文章中就不止一次提到美国学者谟尔（George F. Moore）所著的《旧约之文学》，显然是他的案头之书。然而当时能够阅读这类参考书的人在国内也是凤毛麟角。
    周作人对于欧美学者很早就将《圣经》作为文学来研究的做法也非常欣赏，并认为这对中国学者非常具有启发性，因为“中国的经学不大能够离开了微言大义的”。确实，中国历代的学者、选家从来没有、也不敢这么做，只有当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将孔子和其他诸子放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之后，现代文学研究者们才尝试将《论语》《孟子》作为先秦散文作品来看待。从这个角度来看，周作人将儒家经典和《圣经》进行比较也就具有了某种开创性的意义：
    《新约》是四书，《旧约》是五经，——《创世纪》等纪事书类与《书经》、《春秋》，《利未记》与《易经》及《礼记》的一部分，《申命记》与《书经》的一部分，《诗篇》《哀歌》《雅歌》与《诗经》，都很有类似的地方。
    这种文学上和文化上的比较可能显得比较粗糙，但无疑具有启发性，特别是《哀歌》《诗篇》和《雅》《颂》具有很强的可比性。此外，古代的《圣经》学者和中国古代的经师在阐发经典的微言大义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前文提到的关于《雅歌》的解释与关于《关雎》的解释就大有“人同此心”的特点。也许这种比较的意义还不在于具体的问题本身，它开辟了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法，周作人无疑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之一。

    三

    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反基督教的事件，原因多种多样。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的思想背景之一是科学主义的流行。陈独秀的唯物主义、胡适的实验主义是当时唯科学主义的主要思想后盾。周作人在南京和日本时期都学过现代科学，但并不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后来弃科学而从事文学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与鲁迅一样，他认为根治人心是更为重要和急迫的事业，文学是手段之一，宗教也是手段之一。
    作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研究家，周作人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过深入考察后发现，“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所以宗教虽然与科学不合，但与文学却有紧密的联系，特别是西方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是如此，对此他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这可以说是文学与宗教的共通点的所在。托尔斯泰著的《什么是艺术》，专说明这个道理，虽然也有不免稍偏的地方，经克鲁泡特金加以修正，（见《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内第二章《文学观》）但根本上很是正确。他说艺术家的目的，是将他见了自然或人生的时候所经验的感情，传给别人，因这传染的力量的薄厚合这感情的好坏，可以判断这艺术的高下。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上的艺术。
    《圣经》对于西方作家来说，确实是一部“伟大的法典”（The Great Code），不理解这部法典，就无法理解西方的文学。“五四”前后周作人在翻译、介绍、研究西方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同他对《圣经》的研究关系很大，于此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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