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化道路——从孙犁到铁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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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化道路——从孙犁到铁凝


作者：张莉　



    孙犁是少有的能跨越现代与当代文学史、并对中国当代创作持续产生影响的作家。他被视为“荷花淀”派的代表，其“诗化、散文化的艺术追求，影响了当代文坛一批作家，特别是京、津、冀地区的作家，如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冉淮舟等”(金汉《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以往研究通常聚焦于荷花淀派主要描写冀中平原，传达欢快明朗的气氛等，未免失之表象。不把荷花淀派当做一种地方写作流派是重要的，将孙犁及其荷花淀派重置于它的起源地解放区，进而将其置于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中去认识与理解，会重新发现孙犁与荷花淀派艺术追求的当下意义。
　　文学民族化的两个路向
　　赵树理与孙犁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重要作家，他们都共同致力于中国文学民族化的实践工作，因极具特点的艺术追求与创作，也形成了文学史上的两个重要流派：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他们的作品热情表现了解放区土地上出现的新人、新事、新生活场景。中国农民的面貌在他们的作品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是作为被启蒙和被同情的对象，而是农村和土地的主人。这是解放区文学为中国文学现代化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一切景语皆情语”是孙犁小说的艺术追求，是荷花淀派的写作范式，这与赵树理有很大差异，赵树理重视叙述，重视吸取民间评书体的方式，致力成为人民大众的“说书人”。 赵树理关注“问题”，更关注人物外在命运的变化；孙犁偏重描写，关注“人”，关注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的微妙波澜。《荷花淀》中水生嫂编席一节被称为有代表意义的孙犁式表达方式，也是荷花淀派的典型创作手法。致力于表达“人情美与人性美”，人物内心之美好愿景往往与生活环境的美好高度统一，进而在文本中构建出了一种美好而令人向往的意境。这也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荷花淀派受欢迎的主因，战争年代的人们格外向往美好而宁静的日常生活，“这篇小说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志们常年在西北高原工作……忽然见到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带有荷花淀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感到新鲜吧”(孙犁)。孙犁与荷花淀派在“非常态”的战争语境里，书写了人内心的“常态”——人内心对安宁、幸福生活的欲求，荷花淀派将这样的向往视为人性与人情最朴素和最基本的部分，这是最深层次的孙犁/荷花淀派的美学追求与价值。
　　追求作品的诗意与美好使孙犁小说具有雅致、抒情气质。在解放区，孙犁小说的主要读者是知识青年/“同志们”，而赵树理小说的读者则是不计其数的农民群众——赵树理看重“文艺大众化”，看重作品的“喜闻乐见”，关注的是文学作品的普及。不同的艺术追求导致了两位作家语言风格的不同：赵树理讲究简单、直接、准确，孙犁则追求朴素、洗练、有音乐性。
　　荷花淀派小说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小说在艺术追求上渊源颇深。丁帆、李兴阳认为这两个派别的共同点是作家将自己对人类的悲悯或热爱倾注于画面和写意人物的描写之中。不同点则是孙犁小说关注“注入了新的时代和阶级内容的人性和人情美”，而后者则是“完全返归自然的人性和人情美”。其实，孙犁及其美学追求应该被看做是中国现代以来“抒情”写作传统在解放区文学的流变——无论京派小说还是荷花淀派小说，也都是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一部分。

        铁凝的独特性与创造性
　　文学史上对荷花淀派的影响只追溯于20世纪60年代。在此之后，孙犁并没有更多的小说创作出现，刘绍棠后来在乡土小说有所发展，从维熙则在“大墙文学”作出重要成绩。“荷花淀”派的退隐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荷花淀派的审美追求与“知识分子气息”很容易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新时期以来，孙犁对铁凝、贾平凹的欣赏显示了他不凡的艺术眼光，无论是年轻的铁凝还是年轻的贾平凹，他们与孙犁之间都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本文仅以铁凝为例说明这个问题。铁凝的早期创作被视为荷花淀派写作的延续似乎已有定论。笔者更为关注的是孙犁艺术追求如何影响铁凝的整体创作，以及，作为有独创性的作家，铁凝对孙犁艺术追求的超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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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在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神异奇彩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铁凝多次讲述过孙犁对她的影响，在青年时代，她尤其对孙犁《村歌》中的“双眉”情有独钟。孙犁对有争议女性形象的关注潜在影响了铁凝的艺术趣味与追求。铁凝笔下有许多美好、善良的青年女性形象，香雪、凤娇、安然、白大省等，但更有饱受争议的小臭子、大芝娘，以及被称为“恶之花”的司猗纹。饱受争议的女性形象是“中间地带”人物，长久以来，在传统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她们无法被安置在合法空间里，她们经由铁凝的长期的、持续的、深入的写作而绽放了艺术的光泽。
　　铁凝笔下的女性人物既有单纯、善良、明朗，也有强大和强悍，她的女性人物呈现出更复杂的欲望和内心世界，更具有丰富性、矛盾性与艺术性。女性人物的美好在孙犁那里则是外化的，是作为审美对象出现的，孙犁对女性美德的理解有传统的道德层面——他将所有的美好希望都寄予年轻女性身上，但并未对女性内心的复杂性和女性成长际遇的艰难性给予关注。这与孙犁的写作语境有关，也与其文人道德价值取向有关。在书写女性人物精神与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上，铁凝具有她的独特性。
　　孙犁的日常美学观念影响了铁凝的写作。孙犁喜欢写“美”，不愿意直接书写战争年代的暴烈与残酷，更不喜欢面对鲜血的场面。尽管我们可以说“审美洁癖”(王彬彬语)是孙犁的特点，但其实未尝不是其局限。孙犁晚年对从维熙大墙小说结尾表示遗憾，是由他的审美惯性所决定的。铁凝小说也常常回避直接的暴力场景，并不直接书写血淋淋的现场，但是，她与孙犁也有不同，她不回避暴力带给人的杀戮和对日常现实生活的无端破坏，她可以正视世界的肮脏和黑暗。在《玫瑰门》《大浴女》中，她关注“文革”时代庸俗的恶和习焉不察的压迫、关注人与人日常生活中的暴力书写——并不直面鲜血的书写同样具有令人震惊的艺术力量，这是铁凝之所以成为铁凝的重要标识。历史环境给予了铁凝超越的可能性，但更与作家本人的写作胆识相关。
　　孙犁与汪曾祺对铁凝的创作影响力不容低估。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荷花淀派与京派小说具有艺术趣味的相似性。这意味着，两位大师对铁凝的赞赏并不是偶然的，也不应该仅仅理解为前辈对晚辈的厚爱，更深层次原因缘于他们与铁凝有共同的艺术理念，是文学写作之路上的“同道之人”——他们共同心仪中国诗化小说传统、心仪中国小说的素朴之美、写意之美，共同执著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作家们对艺术的共同追求应看做是对优秀文学传统的有意承继而不应只看做是对某一流派的追随，作家总是在成为传统一部分时也在寻找着属于他/她自己的道路。就此而言，铁凝的写作虽与孙犁和汪曾祺有共同的艺术追求，但又有独属于铁凝的那部分：关注日常生活的美好但并不畏惧日常生活中的隐形暴力和残酷；珍视农村及农民身上的美德但并不止于表现人性美与人情美。铁凝面对世界的“仁义”态度，正是中国文学传统中向善向美的雅正之气。

        孙犁文学财富的当下意义
　　《荷花淀》《风云初记》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的经典之作。孙犁之于中国文学的贡献也逐步为学者所识。杨联芬在《孙犁：革命文学的“多余人”》中认为，孙犁是“‘主旋律’边缘的知识分子言说”，在阶级论语境中有“人道主义的守持”；王彬彬在《孙犁的文学史意义》中认为孙犁的“人道主义立场”、孙犁语言的“洗练”和“繁复之美”，孙犁的幽默与坦诚都至为宝贵。本文想着重补充的是孙犁文学艺术追求的当下意义。
　　虽说是知识分子，但孙犁从未将他的写作对象--农村和农民视之为“底层”，作为解放区干部，他珍视与农民兄弟的情感，这态度表现在作品里是“我们在一起”，在他笔下，农村和农民不是自上而下进行苦难书写的对象，更不是传达个人关怀的抒情道具，农民是和作家一样的、有血有肉有智力的人。
　　孙犁强调作为小说创作的艺术性：“一部作品有了艺术性，才有思想性，思想溶化在艺术的感染力量之中。那种所谓有紧跟政治，赶浪头的写法，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他对真实有自己的理解，“创作的命脉在于真实。这里指生活的真实和思想意态的真实。这是现实主义的起码之点。有些评论家认为反映当前之急务，以功利主义代替现实主义的假现实主义是经不起推敲的，作者的思想意识是虚伪的。”面对现实题材，孙犁并不拘泥于僵化的现实逻辑而求之于人内心的情感认知，“现实主义”在孙犁和荷花淀派那里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描摩而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理解与文学艺术的独到创作，读者通过作品能感受到现实中被我们忽略的东西。——孙犁的文学理念并未过时，尤其是在“写实小说”、“底层写作”普遍同质化、概念化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