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寓公”刘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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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寓公”刘正成
——寄语刘正成“江山寻绎”书法展

文【朱中原】

“书法寓公”的想法其实是我很早就对刘正成先生的一个评价，只不过没有明确说出来而已。某天，我在和旅居北美的华人艺术家石甫先生聊天时，突然蹦出了这句话。石甫先生猛然一惊：妙哉妙哉！没有比这个称呼更准确生动的了。
之所以称刘正成为“书法寓公”，其实是缘于书法权力的作祟。刘正成在入京的将近三十年中，经历了书法权力的起起伏伏，由边缘进入权力核心，再由权力核心退居边缘，遂不问政事。其实也不是真的不问政事，而是站在边缘问政。这跟当年的陈独秀、张国焘在权力消解之后，寓居一隅看时局变化颇有相似之处。
我一直认为，刘正成先生是够资格做一个个案研究的。对于当代书坛中的任何一个人，我认为一味的吹捧和一味的批评，都没有任何意义！当代文学界有个案研究，美术界有个案研究，唯独书法界，没有个案研究。其实书法界不缺评论，但这些评论，大都流于简单的吹捧。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书法家和批评家都没有这个意识。书法家虽然欢迎个案研究，但是一般都只欢迎对自己的个案研究，而不欢迎对别人的个案研究。所以，冷不丁地冒出一个个案研究出来，怕会被人嘲笑。另一个原因是没有成熟的研究环境，机构不支持，批评家和研究者没饭可吃。所以只能说点好听话。我们总不能让书法家拼命地写字卖字，让做学问的饿死穷死累死吧？关于当代书家个案研究，刘正成其实也是最早的觉悟者和倡导者之一。只可惜，这些设想尚未来得及付诸实施，便已下野，成为了“书法寓公”。再后来，连他的文章都不准在平面媒体发了。但是文学界就不同了。很多文学家就养活了一大批评论家。我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贾平凹研究（当然贾没能养活我，倒是养活了其他人）。
刘是当今文化界难得的巴蜀奇才。我认为当代四川文化界，若论才学的造诣与全面性，唯流沙河、魏明伦、刘正成三足而立。其中，刘的才华又兼跨文学、书法和戏剧。除此之外，尚有冉云飞、廖亦武、余杰等。若论思想的前沿性，后三者似有过之，但论综合文化学养，后三者似不及前三者。前三者中，流沙河早已远离文坛、远离权利场，刘和魏其实多少还有点恋栈之意。当然，老马恋栈又识途，未尝不可，只是这栈中并不都是好吃的粮草。魏明伦和我都是内江人，刘正成老家是合川人，这两个地方都带点巴文化的那种奇诡，又有蜀文化的狂狷，有叛逆性的思维。所以，刘做事为人，自然是非同一般。
刘身上的才华大多是天赋使然，当然，后天的环境与遭际，使他这种才华表现得更为突出，所谓“不平则鸣”嘛。刘的人生际遇，有点韩愈、柳宗元的结合。柳宗元少年多才，全是顺境，但中年以后，就基本是厄运，韩愈与柳宗元恰好相反，尽管满腹经纶，但中年以前一直不顺，韩愈的出头，甚至是中年以后的事了。在文章上，刘比较推崇韩愈。大气磅礴，不加雕饰，一派清峻之风，我想，这与他们气质、遭际的仿佛是有相通之处的。刘作为一个“三无”人员（无学历、无资历、无背景），由川入京，应当算是一种幸运，但这种幸运中又处处潜藏着危机。他的性格与命运与历史，有着某种密切的关联。他的历史小说《地狱变相图》中所描述的主人公的命运，在二十年后，却奇怪地发生在他自己身上，这难道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渊薮？当然，比起当年的韩柳苏来，刘的遭际或许还不够。
其实光就书法而言，我认为恰恰是下台之后，他的书法进步了，他的艺术风格更为鲜明，线条更为恣肆爽劲，笔墨更为淋漓酣畅，他的书法与他的为人、为文一样，奇诡、狂狷、锋芒毕露，杀纸声声，他的大草，多呈锐角型，笔画尖利、峭拔，这与其性格如出一辙。如果要说书如其人，恐怕这是最好的体现。王铎用中锋行笔写狂草，刘正成偏用偏锋写狂草，其他任何书家恐怕是不敢这样做的。你要这样写，就成了大败笔，非俗即恶。但刘将这种偏激发挥到了极致，且能化野逸于文雅。所以，很多人搞不懂他的用笔，一般人也无缘看到他到底是如何用笔的。这与他不按常理出牌的性格又正相合。
总的来说，刘应当算是当代书法艺术与学术的双重启蒙者之一。刘主持的中青展，尽管现在看来仍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问题越来越突出。但是，书法从原有的书斋走向公共社会，刘是其中的始作俑者之一。还有，刘正成、王镛、沃兴华等，通过中青展这个平台，将原有的经典书风向民间书风拓展，我认为这是一大贡献。它拓宽了书法的审美表现。刘的很多小行楷，其实就是直接吸取的敦煌写经，但他的写经书法又参用了不少北碑的笔意，用北碑的笔意写经卷，这还是很少见的。很多没见过敦煌书法的人，可能连刘正成书法从哪里来都未必知道。
关于刘的学术思想，我想有几个概括：一是他将考古学引入书法研究，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在书法研究上得到了承传和开新。这在他并不算多的书法论文中时有体现。这比一般的文献学研究又进了一步，所以，刘往往与考古学界的同仁有着密切的交往。二是刘先生其实对简牍学、甲骨学、敦煌学也用心颇多。刘不常写隶书，但我于他的隶书却情有独钟，现在人写隶书都追求东汉末八分书的浑朴高古，鄙夷曹全碑，但刘的隶书却基于曹全碑的温婉秀丽，又加入了简牍帛书的率意，他能将野逸与雅致结合，造成了一种十分独特的美学景观。这与他倾心于简牍学必然有关！他还注重用科学研究引入艺术学研究，这从他与朱清时校长的对话即可看出。三是刘在书法史研究中，贯穿了他一贯的书法史料学立场，在《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中，他将书法家进行历史时空的定位，并通过这种定位，对书法史进行还原。中国历来不缺“史官”文化，但是《中国书法全集》，却是民间修史，摆脱了很多行政化的束缚。另外，刘还试图与陈振濂等人一起，构架起书法学的框架，但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全实现。
是次展览的意义不言而喻。因为他将他的书法建构在历史的时间与空间中，还原了书法艺术的本来面目。古今中外的任何经典文艺作品，都是建立在历史时空基础之上的。这比起时下很多所谓的走穴、采风、笔会所产生的粗糙之作，不可相提并论。我认为刘此次的展览，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的自作诗文还是相对嫌少，如能多些，则当更佳。刘的古文功底在当今书界，当属上乘，但他似乎吝于自作诗词，也许是他太忙了，也许是他不爱显摆的缘故吧。
这个声势浩大的展览，应当算是刘先生六十年生涯的一次历史总结和回顾吧，带着很强烈的巴蜀文人由川入京的个人情怀，而这种个人情怀，又融入到了社会与历史情怀当中去。所以，这个展览，和一般意义上的个展是不同的。除了总结和回顾，我相信他还有很多感慨，他的这种感慨，也许在同为由川入京的我身上，亦有相似的体现。
除此之外，我认为刘先生还应当有更为全面深刻的反思。其实整个书坛对刘先生还是非常尊重的，他的才华也得到了足够广泛的认可。这很不容易。在当代书法史上，刘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我认为，当代书法，应该感谢刘正成，而刘正成也应该感谢当代书法。这是一个历史的际遇。谁离了谁都不行！作为一个当代书坛的风云人物，刘的反思，其实某种程度上也表征着当代书坛的反思。
一点拙见，尚望刘先生及方家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