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教育”处缺失状态 生命教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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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教育”处缺失状态 生命教育刻不容缓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出生人口和总人口数的快速增长,每年的死亡人口数也成比例增长。进入1997年后,每年的死亡人数已愈800万,而10年后的2007年则达到愈900万死亡人口的新高峰,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死亡人口最高的年代。

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自杀是15岁~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170万人因家人或亲友自杀而出现长期、严重的心理创伤,16.2万未成年人因此失去母亲或父亲。这种严重的心理影响会持续10余年,甚至会影响到他们的后半生……

近期中南大学发生的校园血案与复旦大学及上海某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发生的精英猝死事件再一次提醒世人,生命何其脆弱,该如何让人们懂得生命之可贵?

据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我国人口总数为13.39亿。查阅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09年我国死亡人口为943万。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曾到北京一所中学演讲,问听众中有多少人思考过死亡,90%的学生举起了手。他又问多少人不怕死?10%的同学举起了手。他说:“‘不怕死’的人是很可怕的,很多社会上犯罪的人几乎都是不怕死的。”正确认识死亡,接受死亡是很有必要的,而我国的“死亡教育”一直处于缺失状态。

生命教育刻不容缓

从政府或社会的角度建立积极有效的防止自杀行为发生的救治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有专家指出:“中国的自杀预防大多都靠自杀者的亲人来独立承担,没有社会支持,没有相关组织援助,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太沉重了,弄不好全家人都毁了。”当事人或亲友则常常发出这样的心声:“多希望有谁能给我们一些帮助和指导呀!”

记者从网上查到,由中国预防医学教育研究会理事、广东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邹宇华编写的《死亡教育》一书已经出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丰台区铁十一小、北京166中学等学校都在尝试生命教育。据悉,这些学校的生命教育不仅局限于应急避险等内容,而是将其扩展为生存教育、发展生命的教育和死亡教育,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生命意识。

海口市一所中学曾组织高一学生参观殡仪馆,在模拟演示中了解尸体火化过程。组织这次活动的班主任老师说:“在一次朋友母亲的葬礼上,我看到遗体被送入焚化炉,亲人跪地失声痛哭,在强烈震撼中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我希望学生们也能有这样体验,感悟生命及生活的美好。我们无法永远保护孩子,但可以教会孩子更好地保护自己。”

在殡仪馆,同学们不仅严肃认真地观看演示,静听讲解,还询问了火化一具尸体需要多长时间、多少温度,使用什么燃料等问题。出了火化间,教师对他们讲:生命如此脆弱,死后剩下的只有一把骨灰,所以要学会珍惜。在家,珍惜亲情;在学校,珍惜同学友情、师生情。学会理性对待矛盾,珍惜自己和他人。”

周女士的表兄1997年在上海查出胃癌晚期,这位航空领域的高级工程师要求女儿,将自己骨灰带回四川泯江播洒,他说:“长江经四川,最终流到上海吴淞口入海,汇入太平洋。我从四川大学毕业出川,最终落足上海娶妻生女,而女儿最后去了美国,在太平洋彼岸有了后代。”

因而,当他故去后,女儿特意从美国回来,将他的骨灰从上海带到成都都江堰附近的泯江播撒。据他的亲戚说,“5·12”大地震后,泯江的那一段已经改道了。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老龄化,越来越多的家庭都面临儿女要与父母谈论百年之后的归属问题。陈女士日前告诉记者,父母一代经历的复杂人生,使儿女们学会接纳他们个性的不同,进而学会尊重每个家庭成员的个性差异,这也是尊重生命的学习。

从《哀乐》到《安灵曲》

今天,骨灰播撒正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记者回忆起10年前参加北京首次海上骨灰播撒的片断。

1993年8月23日凌晨,北京安灵公司在渤海域实施首次海洋骨灰撒播,40位逝者的骨灰在《安魂曲》的慰告声中,伴着缤纷的鲜花瓣汇入苍茫的大海……

8月22日,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响起深沉的乐曲声,由著名指挥家郑晓瑛女士指挥、中国广播交响乐队现场演奏的《安灵曲》,是由著名作曲家王西麟先生创作的,这是首次演奏。全曲分三个乐章“创痛”、“缅怀”、“涅槃”。这是此次安灵公司组织的骨灰播撒仪式的第一步。

23日凌晨,载着亡灵骨灰的汽车徐徐开出中山公园,在北京绕行一圈,让逝者再“看”一眼首都北京。然后驱车驶往天津塘沽。

23日凌晨4时,载着骨灰的海船启锚驶向深海海域。5时,东方黎明初现、海上云淡风轻,安灵公司的创办人张凯宣布:“海洋播撒骨灰仪式开始。”汽笛长鸣发出九声高响,慰告亡灵的《安灵曲》奏响。

“死者安息,后人受益。”这次采访的意外收获是接受了一次珍爱生命的教育,同去采访的年轻记者回来后都深有感触地说:“看到那些为丧亲痛哭的人们,才深感要珍惜生命,在我们活着的每一天善待自己,善待朋友和家人。”通过死亡教育,让我们看清人生的本质,去除那些过度的欲求,人生原来可以简单而快乐。

关于哀乐的故事。王西麟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当时他以签约的形式为安灵公司创作了《安灵曲》,而之前,最常播放的哀乐是他的前辈、解放军军乐团的创始人罗浪将军创作的管弦乐《哀乐》。

王西麟回忆说:“1955年,由罗浪将军创办并兼任校长的‘中央军委军乐指挥专科学校’,从各大军区到每个师选调一名学员来北京学习。我从偏远的甘肃省临夏县被选到北京学习,因此契机,造成我的人生和音乐的命运的极大转折。”

记者曾采访过罗浪将军,当年听他亲自介绍了创作《哀乐》的过程,而王西麟先生从专业角度的述说则更为精准:“原曲是陕北民歌小调《珍珠倒卷帘》,罗浪把原来的速度放慢八倍,又加上厚重的和声和配器,由于根本观念的巨大改变而成为具有交响性的葬礼乐曲。”

王西麟评价说:“我认为这是罗浪最有代表性的艺术成果,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原创性。”

《哀乐》首次演奏是1945年在张家口悼念阵亡烈士的典礼上;1949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中央批准正式作为国家葬礼乐曲。1953年斯大林逝世,《哀乐》第一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当罗浪将军知道网上纪念馆出现的新闻后,虽然将军自己已是高龄老人,但思想还积极活跃,认定这是一种进行生命教育的好方法,马上为自己父母建立了网上纪念馆,缅怀这对爱国归侨在福建德化地区从事教育的一生。

让生命回归自然

生命来于自然,归于自然,这里记录了几位骨灰安置的人生片断。

1991年,於女士从浙江来北京看正在读书的女儿,这是她1958年离开沈阳后,第二次来北京。这次来,她还有个心愿,要去八宝山为她的恩师扫墓。原来,她的恩师是上海一代名医章次公先生,1955年应召赴京工作,任卫生部中医顾问,兼任保健局中南海保健医生,1959年底因肺癌在京逝世。

她的女儿告诉记者:“那次八宝山扫墓,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章老先生气派而宽敞的公墓。我发现不远处有一面骨灰墙,里面放满了骨灰,一个来扫墓的家属借来梯子爬上去,对着一个小格子伤心欲绝痛哭的场景。那个场景让我记忆深刻,与过去家乡坟场遍地的烛香、鞭炮、纸钱和哭声组成的混乱场面绝然不同,是一种孤伶伶的绝望无助的怪异感,阴阳之间的世界被悬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半空中,让生者与死者都很难受。”

这段回忆中的两个人物是来自一个家族的表兄妹。上世纪90年代中期,程女士在八宝山一个挤满了骨灰盒的阴森的大屋子里取走了母亲周女士的遗骨,她母亲生前是有洁癖的漂亮女人,临终时表示:让女儿把她的骨灰一半埋在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北京,另一半带回她生命记忆中最幸福的出生地四川,那儿有从小宠爱她的父母。于是,女儿将骨灰取出后在卢沟桥边种下一株桃树埋葬了母亲的一半遗骨,另一半带回成都老家的乡下埋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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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绸缪：对逝者最好的告慰
2011-05-12 作者:岳建国 来源：大河报

　　今天是5·12汶川地震三周年纪念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截至今年4月底，汶川地震灾区41130个国家重建项目中近95%已经完工，累计投资8851亿元。预计到今年9月底，将全面完成灾后恢复重建各项任务。   



　　今天，我们纪念“5·12”这个特殊的日子，是为了向汶川地震的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遭受种种不幸的家庭表示问候和安慰，并通过一个个动人的灾区重建镜头，让国人凝聚起战胜特大自然灾害的更坚定的信念；在此，还要利用这个每年一次的纪念日提醒每一个国民，牢记汶川地震的损失和教训，总结、借鉴中外抗震救灾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创新和完善防震、抗震机制。这，既是对死者的最好的告慰，更是对生者的负责和对生命的敬畏。



　　在“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好成绩的背后，必然蕴含着高效的行政机制、崇高的道德情怀和巨大的物质力量。比如，我们可以用来自全国的各类资源对付灾情；我们有数以万计的志愿者和民营企业家突然涌现并自发到灾区参与救灾；各省的对口城市可以源源不断地向灾区运送重建材料，等等。对此，我们应该发扬光大，我们也善于在这方面发扬光大，但我们也要明白，如何在降低地震灾害损失上有所进展和创新，同样非常重要。



　　比如，地震不可预报，但可以在地震发生的同时迅速向其他地方发出警报，为人类的逃生赢得宝贵的几分钟，日本的经验就是证明。对于这一技术，我们是否已经把它作为科研和引进的一个项目？比如，像学校这样的重要公共建筑，我们对其抗震能力是否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普查，对于不符合标准的，是否推倒或加固？比如，日本的办公场所和各家都有抗垮塌的桌子，一旦发生地震马上就钻进去，他们在学校开展的逃生教育也非常成功，我们是否已经借鉴？



　　比如，震后救灾的最大难题是道路被严重损坏，如果想让救助人员和各类机械最快进入灾区，必须具有随时可调用的大型直升机，我们过去没有，今后不能没有；比如，震后临时搭建的板房并不适合长久居住，提前建立坚固的地震避难所才是更好的选择，对此，我们应尽早规划和建造；比如，救灾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清洁饮用水和食品，需要大量的生命探测设备、急救场所、药品和医生，各地是否都做好了准备？  



　　还有，汶川地震后，民间志愿者行动突然大崛起，一些民营企业家最先到达现场展开救援行动，大量民间善款汇往灾区，这一现象让我们意外、感动和自豪。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其中蕴含了怎样的心理、动力和机制？如何让这种自发的民间行动永葆其热情、能在今后的救灾行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是否已成竹在胸？如何让失去孩子、绝望得失去生活信念的父母重新振作，汶川地方有关部门和志愿者曾创造了一些好经验，但还远远不够，对此，我们也应继续深入探索。



　　总之，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都做到了未雨绸缪，我们才无愧于“5·12”这个纪念日，我们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个必须实现的目标：如果再发生类似震级的地震，我们的财产和生命损失，一定会比汶川地震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