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说明清闲情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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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说明清闲情小品

何满子
  



前言后语

   

　　文学艺术是社会的心声。以正常的情况来说，宣泄社会各种情趣的文学艺术都有存在的理由、存在的价值和在现实中获得存在的空间。这也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合理”是指其存在的必然性，不带有价值判断的正负评估的意义。比如，趣味低级庸俗的玩艺的出现乃至流行也有其合理性即必然性，因为有它的土壤和市场；却并非说这类玩艺对文化和人类精神有正面价值。

　　进而言之，即使并非负面价值的文学艺术，它所散播的情趣之效应的正负，也得接受时代和社会需要的检验，非常情况下就不能以正常情况下的标准来评价。比如有点幽默，有点闲适小品并非坏事，人不能成天正襟危坐，道学家似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容许而且应该有多方面的感情宣泄和感情享受，那才是正常人生。可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国难正殷，危亡可虑，全民族紧张地亟谋抗日救亡之际，林语堂等人忽然起劲地提倡幽默，鼓吹闲适小品，那就是扯时代之淡了。当此时会，鲁迅起而批评，指陈其利弊，只要明白事理稍具良知的人都不能不肯定鲁迅的正义，代表的是民族心声的最强音。鲁迅并非峨冠博带一本正经的高调家，他也反对连吃西瓜都要联系到列强瓜分中国的革命冬烘，只是权衡时代和民族的利弊而发的谠论。又如抗日烽火正殷，全民以抗战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之际，梁实秋忽然在《中央日报》上特别鼓吹“与抗战无关论”的文学主张，是非曲直不言可决，自然遭到了文艺界的斥责，那原因是这种主张和时代不合拍。之所以提到这两件事，是因为由于经历了一个世代的文化清教徒式的荒漠时代，人们对阶级斗争为纲的独断现象十分反感，于是找寻往日的文星，林语堂、梁实秋辈便被发现了出来，这也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有些人却为了要垫高此辈，抽去了时空即当年的形势和条件，叽叽咕咕地妄评鲁迅当年的批评为偏激，说当年抗战文艺界之反对“与抗战无关论”为狭隘。故而要提醒一下，使读者善于对待这类架空之论。同时，小品文这一文体又正是和当年的争论相关涉的。向读者推荐小品，也不是一味鼓吹读者忘记世界，专务闲适。这点是人们都能理解的。

　　小品文古已有之，至晚明，这一文体突然繁杂，俨然蔚为一时文学的灿烂景观，其实正是矫正文化时弊，有其抗击礼教禁锢和挣脱笼罩当时文坛的慕古文风的积极意义的。当时公安、竟陵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作家群落，连同略早的李开先、徐渭等人，和以思想斗士立身的李贽，他们的主张和文风虽各具面貌，但大同于不满冷酷的礼教禁锢，要求解放个性，抒发性灵，直写胸臆，捕捉真趣。对突破士风中的道学伪习，文风中的慕古颓风，颇起了冲击作用。他们的作品也不是全部抒写闲情，鼓吹颓放；讽喻世情和拈抉妙悟者亦所在有之。诚如鲁迅所云：“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可知鲁迅并非一般地反对小品，反对闲适，甚至也不反对适度的颓放，而只是不悦于过分的闲适与颓放侵蚀应有的人生追求，老话叫做“玩物丧志”，今语大概就是转移对理想执着的目标，以至冷却了对时代的使命感。粗浅一点的比方，正如人生无妨觅闲品茶饮酒，松放调剂一下精力，但成天围着茶炉或酩酊于醉乡是不可取的一样，什么事都得有个度。更何况文化上的事，还有个时机、条件和助长或抑止社会风气的问题。

　　明清小品之所以繁荣并能形成一时的文化风气，亦如当时小说戏曲之繁荣并营造出了一个文化氛围一样，是由于人们选择了它作为对冷酷而虚伪的程朱道学的逃避和背叛的出路；在知识分子则还是对机械刻板而枯燥乏味的八股制艺的逃避和感情释放。因而也是文化上的“苦闷的象征”和苦闷的消解。即使在这些作家群落中也不免有方巾气，有酸溜溜的名士气，乃至有某种中下层文士掩饰其失落感的矫揉和故作矜持之气，但其整体却播散着充满机智的闲逸情趣，超脱而潇洒的情怀和视角。哪怕在讽世、喻理甚至怒目斥责之时，也不显青筋露落的枯窘之状；在模山范水吟风弄月之中，也体现出作者的人格和文字的骨格，因而值得品赏和经得起回味。

　　文学趣味应该而且必然是多样的，但某种文体和某种情趣之能得到较多人的接受，似乎也是社会情势驱动的结果。当前散文、随笔一类的文字风行，轻灵闲逸的情趣更为人钟爱，大概是和剧烈的市场竞争的社会氛围下人们要求获得适宜的情绪松放有关的。这种需求是合理而且有益的。那么，何妨尚友古人，从明清人的闲情小品中呼吸一下往昔文学上的清新空气，领略一下古人的情趣并领取他们的智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