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杰出青年学者朱中原网络文汇[季超辑录]

管季超0712

。。。。。。。。。

教师之友网

朱中原　　青年书法家，艺术学者，书法理论家。四川内江人。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编辑部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书法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国硬笔书协会员。首届“中国文人书法展暨文人书法高峰论坛”特邀专家。曾任《中国书画》杂志编辑、《中国画品》杂志副主编等职。所提出的“书坛潜规则”、“书法非常道”、“书法社会学”等理论曾在学术界引起反响。

　　朱中原先生是一位学者型、文人型的书法家。其行书宗二王，以宋人为尚，力追米芾、苏轼、山谷之文人韵致，力倡“文人书法”、“学者书法”。对现代于右任、张大千等兼有融摄。

　　他具有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艺术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知识素养，其学术研究横跨土地制度、政府体制改革、文化转型、艺术批评等多个领域，尤以书法理论和当代书法史研究见长，对当代书坛现状及书坛人物有独到的批评与关注，令书坛人士振聋发聩。他的书法研究以社会学视角切入，力图打通古今书法史，并梳理出当代书法发展轨迹。他在《美术报》、《中国书画报》、《中国书画》杂志、《美术观察》杂志、《美术研究》杂志、《书法》杂志、《书法报》、《书法导报》、《书法赏评》杂志、《青少年书法》杂志、《艺术市场》杂志、《中国商报》、《中国艺术报》等专业刊物发表理论及批评文章百余篇，计100余万字。另在《南方周末》、《瞭望周刊》、《南方都市报》、《二十一世纪》、《观察》等海内外政经评论刊物发表思想学术文章多篇。为美术报等多家刊物专栏作家。

　　朱中原先生曾应邀出席“兰亭论坛”、“2007北京国际书法学术论坛”、“首届中国（西安）文人书法展暨文人书法高峰论坛”、“首届中国（山西）荀子文化节暨荀子文化高峰论坛”等全国书画、文化及政治、经济类学术研讨会，曾应邀赴全国多所院校讲授书法理论及当代社会经济问题。因其对当代中国公共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他被海内外网友评为2006年度“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管季超0712

西泠入书协：是改革冲动还是权力献媚？                                                      朱中原（艺术学者，书法批评家）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好全国两会刚开完，也是国家颁布《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公布国务院大部制机构改革方案的时候，而且，就在公布的当天，我应邀接受了一家电视台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专访，恰好也是在这天，得知关于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在这件事上，许多网友表现出了可贵的道德良知和艺术良知。对此我感到很欣慰。 说实话，无论是从学术水准还是从艺术才华角度看，我对陈振濂先生一直都是十分敬佩的，而且我认为陈振濂先生在书法美学、书法教育学、现代印学以及日本印学史等领域是有着极大贡献的，这一点谁也无可否认。然而，正是因为对其的这种敬佩，才让我对新近发生的这个事件感到很失望。 在我看来，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这件事跟时下炒得沸沸扬扬的国务院大部制机构改革倒是有那么点巧合，陈振濂先生在接受中国篆刻网和中国书法网联合采访时曾经表示：西泠印社以团体会员身份加入中国书协是一种改革探索。陈振濂先生对自己这个做法的评价可是不低的。难道是陈振濂先生对国务院的机构整合改革早有预见？事实上，尽管陈振濂先生一直都有着传统中国文人那种强烈的以文入仕的情结，但我以为他是没有这种预见性的，或者说他的这种预见性是很不切实际的。只不过，中国的事情，无论是在何种行业，何种领域，都有某种本质相同性。 当然，话又说回来，西泠加入中书协事件，和时下的大部制改革还是有着性质区别的。大部制是国务院主导和力推的政府部门的机构改革与合并，在职能上进行重新调整。这的的确确是一种改革，而西泠印社加入书协，完全是一种行政归附，不是改革。从行政层面说，中国书协为中国文联主管之下的一个准官方性的文艺团体，而西泠印社是一个具有较高学术威望和历史积淀的完全民间性的精英社会团体，显然，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是在由民间向官方靠拢，由边缘向核心靠拢。然而，这种做法却使得印学艺术真正被边缘化了。 陈振濂先生在接受中国篆刻网和中国书法网联合采访时也一直在为自己辩解，他说西泠印社虽然成为书协的团体会员，但并不意味着西泠印社就是被书协“收编”了，说是“收编”，这本身就是“官本位”的思想。而且他还说：“西泠印社作为百年社团，没有任何一个行政级别可以套用，在全国仅此一家。以一个行政级别的处、厅、部级来套用，这样的思维本身就是‘官本位’，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要论级别，西泠印社有四个国家级的品牌，一是国家级的社团，二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三是国家级博物馆，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登录者，在中国没有一个社团或群众团体有这样的文化品牌，但这些级别不是官本位的行政级别，而是学术级别，没有必要去依靠成为书协团体会员来提升级别。”很显然，从陈振濂先生的回答中可看出，西泠印社明明就和金融书协、石油书协一样，成为中国书协的团体会员了，但他又不肯承认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是为了获得行政级别。陈振濂先生说得对，西泠印社有四个国家级的级别。然而，虽然有这四个国家级的级别，但是却没有一个级别有中国书协的行政级别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陈振濂先生才心甘情愿地让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而这一点，他恰恰又不肯承认。无论陈振濂先生承认不承认，从行政管理角度说，西泠加入中书协之后，其行政级别当然是提高了。因为道理很简单，有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地位的团体，未必就有行政地位，反之亦然。这在中国早已是普遍的事情了，并不新鲜。中国古代就有很多民间性的文艺或学术团体，他们的存在完全不需要获得国家政府部门的注册或批准，因之，他们也就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然而他们却是对当世或后世影响极大的文艺、学术团体。西泠印社即是其中之一。因此，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那种既想向权力靠拢、又怕失节的心态了。 而且，更让人可笑的是，陈振濂先生还在答记者问时明确表态：“成为（书协）团体会员不仅不会丧失独立性，反而会使印社的活动空间更大，西泠印社……与中国书协是互相支持、互相联络的关系。事实上，石油、铁路、金融等书协和中国书协的关系都是如此。”至少从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上我们可以看出，陈振濂要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的主观愿望是，希望加入之后，方便西泠印社开展工作，解决以前印社工作开展不太顺利的难题。如果陈振濂先生真是这样想，我们当然表示理解，而且我相信广大印学同仁也愿与之共同协商解决之。但问题是，如果仅仅是为了搞活动时有利于开展工作的话，那么，西泠完全可以与中国书协或其他官方团体进行合作，而且他也明确说了，加入书协，主要是为了“开展活动时便于合作”。既然是合作关系，那就说明不需要加入。既然加入了，那就肯定是明确的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了，还用得着说是合作吗？ 陈振濂还说，网友往往会拿中国书协与西泠印社相比较，然后评判互相之间的关系高低问题，他将网友的这种判断当成是“基于一种斗争的思维”。在他看来，“人为地把西泠印社和中国书协对立起来进行比较，把两者处理成敌对矛盾、一比高下的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对作为团体会员与否做出批评，首先这种对立思维是没有必要的，两者不是敌对的，更不必以打擂台的方式决一高下。”在这里，陈振濂先生显然还停留在文革式的上纲上线思维模式上，将别人正常的判断说成是“斗争的敌对的思维”，这显然是他主观强加的。在这里，陈振濂先生犯了两个基本的错误：一是误把网友将中国书协与西泠印社关系相比较当成是一种敌对关系。难道说提出某某人与某某人之间的关系就一定是说此二者是敌对的吗？难道正常地指出两个单位之间的上下级关系、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就是一种“敌对的斗争的思维”吗？二是误认为中国书协与西泠印社之间没有高下之分。这明显是在歪曲事实，或者是不承认事实。中国书协与西泠印社之间怎么会没有高下之分呢？论行政地位，当然是中国书协高于西泠印社；而论学术水准与艺术史地位，则显然是西泠印社远高于中国书协，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事实。如果否认了这种高下关系，就是否认了中国书法的现状，就是在混淆视听。当然，在这里，我决不是说中国书协不如西泠印社，只是说它的精英性没有西泠印社那么明显，因为中国书协本身是一个群众性普及性的艺术团体，其性质与西泠印社是不一样的。在陈振濂先生看来，承认了高下关系就等于是一种斗争思维，我不知道他的这种逻辑思维知识是从哪里得来的？ 在这种斗争思维和敌对思维“指引”下，陈振濂先生进而认为，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之后，将和加入的金融书协、石油书协等无高下之分，“各个社团之间的职责不同，本没有高下之分。金融书协的构成，可能在名家数量方面达不到西泠印社百年积淀，但反过来，我们西泠印社也无法去全面影响金融界并取而代之。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其实不必非得在其中比出个你死我活，或你是老大我是三流。”陈振濂一方面说西泠印社是全国其它任何艺术团体都无法比拟的百年老社，一方面又说西泠印社与金融书协及石油书协等这些行业书协无高下之分，这我就不知道陈振濂先生到底是什么意思了。陈振濂先生竟然说西泠印社这样的精英团体与金融书协这样充满铜臭味的行业协会没有高下之分，我不知道是陈振濂先生本来就是这样认为的呢还是他在说违心的话。如果本来就是这样认为的，那我觉得陈振濂从一开始就不该做西泠印社的负责人；如果说陈振濂先生是因为迫不得已才说出这样违心的话，那我为陈振濂先生以往的才华与独立品格的消泯而感到遗憾。换句话说，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都为陈振濂先生感到遗憾。让人不解的是，金融书协这样的行业协会在艺术上怎么能与西泠印社这样的精英团体等量齐观呢？既然承认了西泠印社的艺术史地位，那又怎么能说西泠印社与这些行业书协没有高低之分呢？既然西泠印社甘愿加入中国书协，和金融书协这样的行业书协平起平坐，那又怎么能说没有降低西泠印社的地位呢？ 陈振濂先生还说，“西泠印社在全国各省的活动中，除了要靠自身的社会影响以外，还希望得到书法篆刻组织和非书协系统的各级组织的大力支持，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级社团，目前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进一步把西泠印社的品牌做大做强。”很显然，陈振濂认为西泠加入书协是为了方便开展工作。这个理由也很牵强，既然西泠印社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知名精英团体，既然西泠印社的社员都遍布海内外，既然西泠印社的社员都在国际国内篆刻艺术界享有其他社团艺术家所无法比拟的艺术地位，那又怎么能说西泠印社不能顺利地开展工作呢？西泠印社遍布全国及海外的知名篆刻艺术家，本身就是开展工作的最好人员和品牌，怎么会不方便开展工作呢？如果说真的是无法开展工作的话，那只能说明西泠印社本身的组织管理工作没有做好做到位。 或许，陈振濂先生让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的初衷的确是好的，那么，如他所说，西泠加入书协，主要是为了便于加强其开展活动的行政效能，而“不会影响到其自身独立的行政运作和艺术品位”。我对这种说法感到也很纳闷，在此提出来与陈先生商榷：既然一个具有行政归属的艺术团体都加入到别的行政归属的艺术团体中去了，又如何保证其原有的行政归属和行政独立权呢？既然西泠印社是想以加入中国书协来提升其活动运作的能力，那么其在开展活动的时候，就得与与中国书协的步调保持基本一致，或者是积极向中国书协看齐，而只有在中国书协的统一领导之下，才可能取得步调一致，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西泠印社又如何在活动过程中保持其独立的行政权和独立的学术权威呢？比如，在具体开展一次篆刻大展评审活动中，到底是以中国书协为第一权威呢还是以西泠印社为第一权威？评委人员如何构成？是由中国书协主导呢还是由西泠印社主导？如果说是由中国书协主导的话，那么西泠印社的权威又到哪里去了呢？而如果说是由西泠印社主导的话，那么中国书协的行政权威又置于何地呢？ 而且，陈振濂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将“合并”、“合作”混为一谈。因为，从法律角度讲，如果是合作，那么，在开展活动时，西泠印社和中国书协都将是两个完整的法人实体；而如果是“合并”即西泠印社加入了中国书协，那么，西泠印社这个完整的法人实体将不复存在，而只有一个法人实体——中国书协。如果陈振濂承认是合作，那么，就等于是承认了西泠印社并没有加入中国书协；而如果承认了加入中国书协，那么就等于是承认了西泠印社将不具有完整的法人实体。二者只能选其一。必须要弄清楚这个关键问题。如果这个关键性问题都没有搞明白就去盲目地开展活动，那么，今后势必会产生纠缠不清的法律和产权纠纷，即解释权归属的问题。合作是两个不同的法人实体在法律框架下的合作，而合并则是 两个法人实体重新合并为一个法人实体。 再从行政管理学层面看，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之后，将以什么面目出现呢？按照陈振濂先生的意思，当然是仍然保持其完整的独立的行政运作权。我觉得现实可能没有他所说的这么乐观。事实是，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只可能以三种方式体现：一种是西泠印社和中国书协合并为一个新的实体，即产生新的中国书协；一种是西泠印社成为中国书协的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下属成员单位，既受中国书协的行政领导，也受中国书协的艺术指导，其一切行动都应该受书协指挥和调遣；一种是西泠印社成为中国书协的一个具有独立法人实体的二级单位，这样，西泠印社仍然具有独立的活动能力，仍然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可以独立地开展活动。那么从陈振濂的意图来看，显然不是第一种情况。那么到底是第二种情况还是第三种情况呢？陈振濂并没有明说，但他肯定是希望第三种情况。但是，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第三种情况也是很吊诡的。因为，如果说是西泠印社成为中国书协的一个二级单位的话，那么他们的行政主管部门必然是同一个部门，而现实情况却是，西泠印社和中国书协都分属于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因此，在上述三种情况中，任何一种状况都不可能是。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本身就是一个怪胎，是与现行的法律和行政体系都不相符的。 按照陈振濂先生所说，西泠印社以团体会员身份加入中国书协，但是又不隶属于中国书协，又不归中国书协管辖，这能做到吗？成为书协团体会员的西泠印社社员也将是中国书协会员。那么具有中国书协会员资格的西泠印社社员的社会身份和艺术地位到底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的，这么多的西泠印社社员能同意吗？这一举动有没有经过西泠印社社员代表大会的民主决策？ 陈振濂先生还表示，西泠印社之所以以团体会员身份加入中国书协，是因为在海选过程中遭遇了组织选拔工作的难题。我们姑且认为这是一个正当的理由。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泠印社的海选模式是否具有合理性。西泠印社本身就是一个精英艺术团体和学术机构，怎么会以海选这种模式来开展活动呢？海选不是不可以，但海选的过程本身也是其学术品位和文化品格降低的过程。这种活动模式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既然不合理，本身也就用不着开展，自然也就不存在他所说的海选过程中所出现的困难情况了。 陈振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明确地说，“正是因为得到了奥组委、中国文联、中国书协这样的单位的支持，才使得西泠印社的‘百年西泠。中国印’活动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当然，他这样说，也无可厚非，但问题的关键是，获得这些单位的支持就一定要加入他们吗？难道西泠印社不加入这些组织，就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吗？ 我认为，陈振濂先生作为一名书法学术界的精英人士，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到呼吁广大书法家、呼吁社会公众来关注和传承西泠文化和人文精神上，而不是放到如何去让西泠印社搞活动赚钱上。当然，市场经济社会，社会团体乃至行政团体的市场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市场化也是有条件的市场化，如果说让西泠印社、少林寺、西安碑林这样的学术团体和文化机构都市场化、商业化和行政化了，那么，文化的传承就基本没有什么希望了。 陈振濂先生不断地在为西泠印社这些年来的工作评功摆好，并将自己在西泠印社搞的海选活动和加入中国书协的事说成是重大改革，还将其与三十年改革开放相提并论。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能得到公众乃至西泠人广泛认可的。一个举世皆知的事实是，西泠印社在进入现代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不但没有维护其原有的地位和声誉，不但没有出现在艺术界、文化界和学术界有影响力的大师级人物，反而还在步步后退，甚至作出有违西泠精神和艺术精神的举动，其中就包括“西泠海选”。“西泠海选”机制是不是完善我不想去讨论，我只是想说海选机制是不是适合西泠这样的文化机构。很显然，“西泠海选”更多的是一种表演和做秀，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根本无法和湖南卫视搞的超女相媲美。湖南卫视的超女完全是娱乐性质的，娱乐本身就是这样的，但“西泠海选”却违背了其基本的艺术精神和文化品格，它只能离真正的艺术越来越远。“西泠海选”引起了如此之大的争议和反对声浪，而陈振濂却将这种争议说成是“正是因为有争议，才显出其价值”，依照他的逻辑，一个人做了错事或犯了罪，遭到了别人的质疑和指责，从而引起了关注，而这样的行为就被陈振濂先生看成是“有价值的”，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说出的最没水平的话。 平心而论，我认为，作为一名西泠印社的掌大印者，陈振濂先生肯定是想有些作为的，而且其中也不乏想大力改革的冲动，具有改革的精神当然是值得称许的，但是，有一个基本前提不能忽视，那就是：改革不能以改变学术宗旨和艺术精神为代价，不能以牺牲广大印社社员的基本利益为代价，不能违背基本的民意指向，否则，任何改革都是徒劳无益的。 （注：文中所引陈振濂先生言论均出自于中国篆刻网陈振濂答记者问原文，若有不实之处，请以中国篆刻网原文为准，特此说明）

管季超0712

我与邵华泽先生的忘年之交 朱中原 算起来，我与邵华泽先生的交往已有两年了。 和邵老认识时，我刚好24岁，他74岁。整整差50岁。那一年，我刚踏上书坛刚不久，也是刚参加工作不久。 和邵华泽先生的交往很是巧合，或许是上天的安排。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机缘吧。邵老后来说：“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2005年年末，我应《美术报》编辑斯舜威先生之约，写了一篇关于书坛的年终观察文章《2005：中国书坛的民间话语阵痛》。对影响中国书坛的10个年度人物进行了独立的评论。文章在《美术报》用了三个整版同时刊登，文章刊出之后，反响巨大。据斯舜威先生当时反映，文章发出来之后，打电话询问的不绝如缕，他说当时电话都打爆了，说是很多人都在打听我的名字和我这个人。有人以为我肯定是个中年以上的人，也有人认为我这个人肯定是个有很深背景的人，不然说话不会这么大胆。而在这所有的询问者当中，其中有一位老人便是人民日报社原社长、著名书法家邵华泽先生。 邵华泽先生说，他和斯舜威先生是老朋友，每期的《美术报》他都从头到尾一一细读，尤其喜欢看那些评论当代书坛的批评文章。他盛赞《美术报》是一个敢言媒体。当时斯舜威先生跟我说，邵华泽先生读到我的文章后，便向他打听我这个人。斯舜威先生对邵华泽先生说，作者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现在好像是在天津的《中国书画报》工作。邵华泽先生便立即打电话到了天津的《中国书画报》，而当时接电话的一个编辑恰好跟我认识，那位编辑说，“他不在我们这，他在北京的《中国书画》杂志工作。”随后，邵华泽先生便又将电话打到《中国书画》杂志，但不巧，当时我刚刚离开《中国书画》杂志，赋闲在陋室，《中国书画》的人说我已离开杂志社，并告诉了邵老我的手机号。 这样，几经辗转，邵老终于“找到”了我。 当接到邵老电话的时候，他第一句话便问：“你是朱中原同志吗？”我一听心头有点发毛，以为是在哪发文章惹事了，但还是诺诺地说“是”。他第二句话便是“我是邵华泽”。我当时一时没反应过来，但隐隐感觉这名字很熟悉，后来终于反应过来了，邵华泽不就是那个人民日报的老社长吗？心想人民日报的老社长给我打电话肯定没好事。后来他第三句话又是“我看了你的文章了。”我一听，这下肯定完了。但紧接着他第四句话便是“你在《美术报》上的文章写得很好，敢说话。”这样一听，心头的石头方才落了下来。 就这样，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便和一个70多岁的老人成了好朋友。邵老随后又告诉了我他的手机号，意思是我可以随时到他家去找他。 没过几天，我去了他家。邵老很慈祥，很健谈。他的屋子不大，但满屋子都挂满了他的书法作品和摄影作品。邵老从小就很喜欢写书法。他父亲绍宗伯也是浙江淳安一个很有名望的旧时文人，写得一手好书法，可以说是书香门第。邵老虽长年从事新闻工作，后又任人民日报社长、中国记者协会主席和北京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等实职，但是他自己坦诚，尽管有这么多实际的头衔，但他一直把书法当自己终身的职业，他对书法的执著和虔诚追求到了忘我的境界，他说他每天早上五点不到就起来临帖写字。因我是搞书法评论的，我每次登门拜见他，他都很高兴和我谈话，谈话的主题就是书法，临走时还时常会送我一盒茶叶或写有他墨宝的镇纸板。邵老很谦虚很低调，每次谈话，他都主要听我说，而且很注意我对当下书坛及书家的评价。他说他对书法是业余爱好，也很少参加主流的书法活动。可以看出，邵老是一个很甘于寂寞、追求艺术独立的人，也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去他家，他主动说要给我写几幅字，然后拿出纸笔来认真地写了几幅，写完之后还问我说“写得好不好”。我这人是从来不主动求人写字的，没想到他倒主动给我写字了，让我着实吃惊。这与很多所谓的名家摆谱完全不同，人品高下立时可见。 邵老时常约我参加一些书法活动，他一次在北大搞自己的个人展览时，特邀我参加，展后又让我与他家人一起共进晚餐，可以看得出，他对于地位、等级之类的是不在乎的。 以至于后来有人时常对我开玩笑说，我的朋友都是一些“老”朋友，和六、七十岁的老人交朋友，那一定很好玩。 尽管邵老说他自己对书法是业余爱好，但他对书法却有很深的见解。由于多年的新闻工作，他的眼光非常敏锐，而且他非常希望当代书坛能有人敢讲真话，讲实话，也希望书法媒体敢刊登批评文章。他作为一个新闻工作领导者，尚且能这样放开地说话，而相反，一些书画媒体反而却缩手缩脚，怕得罪这得最那的，足见其人品之高尚与思想之通达。 我与邵老之交，平淡如水，每每相见，谈书论艺，无需名利，唯愿此谊山高水长矣。

TOP

管季超0712

西安行（一） (2006-06-19 17:21:06)


西安行（一）
机场

此次西安之行是去参加一次关于文人书法的高峰论坛。论坛由著名作家陈忠实所在的白鹿书院主办，名为“白鹿书院.首届中国文人书画展及文人书画论坛”。论坛的参加者主要由文学界及书法界、学术界的20余名人士参加，我有幸忝列其中。文学界的参加者有著名作家陈忠实、贾平凹（因故未到）、余秋雨（因故未到）、张贤亮（因故未到）、熊召政、孙见喜、方英文、陈源斌等，书法界及学术界的有刘正成、王岳川、张铁林、斯舜威（美术报原总编辑）、胡传海（《书法》杂志副主编）、吴振锋（陕西书协学术委员）、陈新亚（因故未到）以及我本人等。
去那天，刘正成、张铁林、我及书法在线斑竹李飙由北京出发。王岳川因回成都探母，由成都出发。
6月16日中午，刘正成、我及李飙三人匆匆赶到机场，张铁林另行到。我们三人先到，张后到。路上，刘公嘱托李飙事先联系张铁林，但打了好几个电话均未接。其时离飞机起飞只有三十分钟，当时我们估计张可能还在睡觉，担心赶不上飞机。故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催促，但一个未接。刘、李都急了。不想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张终于接电话了，李飙问张出发没有。张说还没有，马上出发。
到达机场时，离飞机起飞时间只有二十分钟左右。由于张的票还在我们手上，所以必须要等到他来才能换票上。到达机场之后。我们又给张去电。不想一连去了五六个电话也未接，我们都猜测着他未接电话的可能。一种可能是他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就不必接，第二种可能是路上汽汽笛声大，听不到；第三种可能是张根本就还未出发，说不定他在等下一班机呢。第四种可能就是他未带手机。最后利用排除法，首先排除了第二种可能，因为车窗门是关着的，手机一般都能听见，随既第三种可能也排除了，因为如果张要赶下一班机的话，至少应该跟我们说一声啊。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第一种情况了，因为张是大牌演员，像这种事遇得多了，不到万不得已，他是根本不会慌的。但是问题的关键是离飞机起飞只有几分钟时间了啊。种种可能越猜越迷惑，甚至连第一种可能也开始站不住脚了。后来才知道，其实以上我们所猜测的三种情况都不是。张后来说，他因为拍戏，需要同声传译，故把手机铃声关了，一直听不到。听到的那一次仅仅是个偶然。“真相”至此终于大白。刚开始时只有李飙及我着急，刘公并不着急，刘说，不忙，他知道的。可是等到只剩十分钟时间的时候，刘也开始急了。最后的时候，刘也一连给张拨了几遍电话，仍然没有回应。
急人自有天象。正在忙不所措的时候，张一脚踏进机场。右手提一个大箱子，左手手提带里装着两幅字画。李飙及我赶紧冲过去，接过行李。行李交由我看管，李去帮张换票，然而晚了。售票处提前5分钟就已停止售票，而且电脑已经关闭，电脑关闭，均无法售票。无奈，张又找到了那里的管事的，但无济于事；随后，刘又给民航总局局长打电话，那边回话说电脑已关闭，无法售票，只得改签。
于是，2：15分的飞机被迫只得改签到3：15分。推迟一个小时。
改签换票之后，我们一行四人到候机室咖啡厅小坐闲聊。
张一进咖啡厅，就被一群人“盯”上了，纷纷走过来要张签名。柜台的一个服务小姐从张进来的那一刻，两只眼睛就一直在那呆呆地看，一直盯着。她看了看张，又疑惑地看了看我们，张坐定之后，那服务小姐似乎又在用疑问的眼神问我那人是不是张铁林，我一眼就看出了她的心思，故意笑着不答话，但实际上已经在暗示她了。后来，服务小姐在给张送去咖啡的时候，就带了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要张签名了。张签名很搞笑，很有风度，把硬笔当作毛笔使，看得那服务小姐都呆了。张签完之后，服务小姐估计是紧张得不得了了，回去的时候差点碰翻东西，弄得人家心情好不平静。
西安之行路上就遇到了这么一段小小的插曲。本以为上飞机之后插曲就已结束，然而插曲并未结束。
到达西安咸阳机场之后，李飙扛行李，我拿着相机准备拍照，一下飞机，我就提着相机冲出出口处。一眼就见到了在那等候的此次活动的操办者之一、文化学者李廷华先生及在西安驻扎的包总（网名九斤老太）。我和李廷华先生素未谋面，只见过他的照片，但我一出去就认出了是他，他也一眼认出了我，而且九斤老太还不停地朝我挥手。当时我扛着相机慌了，以为他们几人早已出来了，但我们找了好久也未见人影，几个出口都找了，也不见人影，情急之中，才发现他们几个人还在里面。
出来之后，一连拍了好几张照片，有好些张的粉丝也过来凑热闹，捡个照。
正在我们下飞机不久，恰好自成都而来的王岳川先生的飞机也赶到。当时也是找了找半天才找到大名鼎鼎的王学者。王学者一下飞机就笑眯着眼睛对我说：“中原，你又瘦了。”弄得我好自卑。

管季超0712

王岳川二三事（二） (2006-04-12 20:16:31)


王岳川二三事（二）

生命中的相似与相识

王岳川是学者，既然是学者，那立身行事就得要做学问。
做学问的方式有很多种。但王岳川的学问方式很特别。
有些人做学问是在用身体做学问，有些人是在用金钱和钞票做学问，有些人是在用精神和灵魂做学问，有些人是在用生命做学问。
王岳川的学问做得好与不好自有公论，无须我赘述。但是王的确是在用生命做学问。
他老跟我说，说不定哪天就心脏病突发，猝死。我一听，吓了一身冷汗。
有时候，我就觉得我像个女人一样，整天在他面前唠唠叨叨的，叫他不要太累要注意休息，可是，他却给我诉苦，没办法呀。既得做书生，还得做民工。王的本行是做学术，可是近几年却做起书法来，我这里所说的做书法不是说搞书法创作，而是做书法事业。即操劳北大书法研究所。北大对于艺术来说，本身就是一个烂摊子，多年的断层和隔阂，使得北大离艺术尤其是书法已经很远很远了，就即便是北大那些一流的中文系学者如钱理群、严家炎、温儒敏等都觉得书法是小技、小道，但是王岳川偏不信狠，四川人的脾气都是很倔的，王的脾气尤其倔强，倔强得连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他认定了的事，无论如何也要做。为了操办北大书法所，王曾经多次找过中文系领导商谈事宜，希望能把书法所挂靠于中文系，本来书法就与中文最为接近。但是却无果而终。最后他又找到艺术学系的叶朗，叶朗是搞美学的，老资格的教授。现在是艺术学系主任，最后叶朗同意了。
严格来说，王仅仅是个学者，书生。不是书法界中人，书法界很混乱，虽然林子不大，但却什么鸟都有。书法界的一帮人多半不是书生和文人，而是混混，不是混混，就是政客官僚。王当然不屑于与此类人为伍。但是正因为王不是此林中人，却遭到林中人的非议。非议有很多种形式，有人说他字写得不好，有人说他做学问太浮躁，有人说他本来是学界中人，却非要来书法界横插一手，还有人说王是做学问不行了，便想在书法界出名。对于所有这类非议，我要说，你们都错了。完全是胡说八道。王的字写得不是很好这一点我认同。但是正因为王以一个业余书法家的身份来从事书法事业，其用心才更显可贵。王很多时候是费力不讨好。王曾经对我说，他要把这几年的心血都花在书法所上，我说，算了吧，书法所这个烂摊子，杂事多，还是用在学术上吧。王说忙完这一段就出去清静清静。我说你别把身体不当回事。王说没事，我现在身体好得很，我经常锻炼，年轻的时候，游泳、长跑我都是冠军，现在每天睡觉之前都做50个俯卧抻，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出去长跑。
王的睡眠时间极短，只有五六个小时。他一般上午睡觉，下午会客、工作，晚上写作、阅读。所以很多人上午一般找不到他。我经常看到他睡眼惺忪，说话声苍老。他完全是在玩命。
为了能够保证他每晚能够早点回家休息，我故意给他短信骚扰他， 有一次我看他深夜12点了都还未归，就给他短信，我说你早点回去吧。他说一会就回去了。我说好，那我等你。结果等了一会他还没回去，我又给他短信说，我说你怎么还没回去？你快回去吧，我有紧急事跟你说，短信说不方便，回去我打你座机慢慢说。我以为他没当回事，结果，不到15分钟，他果然乖乖地回去了，他一接电话说有什么事？我嘿嘿一笑说，没事，就这事。他说到底什么事？我说没事，就是要你早点回去。他嘿嘿一笑说，你小子骗我呀。放心，我又不会在外面干坏事你那么担忧干啥？我说，你干坏事我不管，你身体坏了我就要管了。
说起身体，王的身体很不好，经常感冒，一感冒就闹得很严重。王曾经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因为感冒差点丢了命。那一段时期他在集中精力编一本50多万字的《书法文化大观》，结果弄得严重高烧。后来弄到北大医院去抢救，王那时也是北京市跨世纪工程骨干学者了，按理说身份也不低了。但是却被弄在一个普通的病房，亲人朋友都不在，没人来照顾。而护士也不是很负责，哪管病人的死活。王后来说，当时他听护士说，他高烧得整个脸庞都肿得扁平了，脉搏逐渐变慢，甚至连心跳也快停止了，当时他只迷迷糊糊地听护士说，王教授你要挺住，你会好起来的。其实护士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人的生命快要完结了，那仅仅是一句安慰的话。王当时感觉自己真的到了生命的边缘。他说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结果不曾想，第二天醒来，竟然奇迹般地活过来了。
后来他又听说，那天晚上，就在隔壁病房，北大中文系一个老教授停止了呼吸。
这事想来很后怕。
王对生命有一种很独特的感觉，他对于生命本体论之超验体验，可以说是尤为深刻。因之，他做学问，能贯注生命之真髓。
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小的时候，他放牛，爱骑在牛背上玩，结果一不小心从牛背上摔了下来，当场就晕过去了，差一点丢命。后来牛却给他舔伤口，他又慢慢醒过来了。
这种偶然的生命际遇，所带给人的，往往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王的经历和我的经历有点相似。我也是一个体验过生命完结的人，或者说曾经死去过，只不过后来阎王爷又把我放回来了。人在快要死去的时候，往往自己是能感知到的。当年我在医院里就感到自己的生命快要完结了，那个时候还小，当时，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然后脑子里又像放电影一样，迅速地把以前的各种生活片断都一一放了出来，我想到了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事，很多很多场景，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快要死了。然后就心里发荒，我一个劲地喊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连连答应，说我在我在。我又一个劲地喊我母亲的名字，我母亲也说我在我在。后来我又喊别人的名字，几乎每一个我熟悉的人的名字我都喊遍了，后来就没有知觉了，再后来，我是怎样醒过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曾经死去过，最后又活过来了。
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实都太脆弱。只不过有的人感知到了，有的人没有感知到而已。（未完待续）

管季超0712

王岳川二三事（一） (2006-04-03 14:05:10)


王岳川二三事（一）

朱中原

王岳川是学者，很知名的学者，但也是个非常好玩的人。
王是我都是四川人，他安岳我资中，邻县，以前都属内江管。我和王交往不长，但他却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24，他50，可以说是神交。我所交往的朋友中，大部分都是高龄朋友。
王岳川虽五十开外，但面皮白净，脸色红润，看上去只有三十来岁的样子，是个小白脸。我曾开玩笑说，你可以去做男性护肤品的形象代言人了。他嘿嘿一笑。
王岳川说话声音很苍老，听起来像个七、八十岁的老头，特别是刚睡了觉起来更为明显。他曾说，有一次他在早上睡觉时，迷迷糊糊中接到一个老头的电话，老头说我找王教授。王岳川说我就是，老头劈头就说王教授我很崇拜你。王岳川听得一愣一愣的，说，哦，哦，没啥值得崇拜的。老头又说王教授我啥时能拜访你？王岳川说下午吧。果然，没过多久老头就真的来了，见了面，老头见眼前的这个人分明就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嘛，于是就问，你父亲在吗？王岳川又一愣。我父亲？我父亲，他在四川乡下呀？他来这干嘛？老头又干脆说，你干脆叫王教授出来吧。王岳川说我就是啊。老头把眼前这个人上上下下打量一番，说，小子，你快把你父亲叫出来吧，这年头冒充什么的我都见过，但就是还没见过有冒充教授的。王岳川感到莫名其妙，说，我没冒充啊。老头说，不对，我读过王教授的文字，看年龄，至少也是个五六十岁的人吧，怎么会是你？王岳川说你要不信，那你就先和王岳川的儿子——我谈谈话吧。谈了一阵话之后，老头才猛然发觉，眼前这个人真的是王岳川。
这就是学问与年龄的差异。生活中经常发生这样的事。
王岳川是学者，但不是一般的学者，是个好玩的学者。他身上好玩的故事特别多。
有一次王给我发短信说第二天去北大喝酒。我真的第二天就去了，结果去了给他发短信，他却说，我说的是后天啊。我当时气得慌，我大老远从宣武门跑到北大，坐车都要坐两三个小时，来回一趟就要花半天时间，他却这样“耍”我。王给我发短信说：“我现在还在长沙，我说的是后天啊”。我不服气，于是就把那天他给我发的短信又给他发了过去，作为证据。然后补充了一句：“少喝酒，多看美女。呵呵。”王随后回了一信：“酒后写错，明晚补过。”
王岳川酒量大，不是一般的大，十来个人轮番攻击弄不倒他。他喝啤酒就如喝白开水一样。王岳川是个东方主义者，喝酒也不输给外国人。有一次他和两个韩国人喝酒，韩国人也想在中国人面前摆阔，于是两人就联手对付王岳川。不想他们哪里知道王的厉害。三两下就被灌趴下了，一个在地上滚来滚去撒泼，一个倒在车里就起不来了。王经常和日本人喝酒，日本人也是很要面子的，永远不服输的。但是，日本人经常在王面前吃败仗。说起喝酒，王也有一段趣事，但也是惊险事。他曾经和一个搞语言学（可能不是很准确）的老教授喝酒，老教授也是不服输，再说了又遇到了老朋友，一喝就喝上劲了，结果却喝得没气了，当时就人事不醒。把王岳川给吓坏了，以为这一生都要完了。到处找人求救也没办法，最后王灵机一动，干脆自己充当起医生来，给他掐人中，又是掐虎口，最后又用烟屁股烧他的人中，最后终于醒来了。这事王岳川现在看来也仍然记忆犹新。
喝醉了酒王做任何事胆量都大了起来。有一次他喝醉了酒，夜晚开着车在三环路上飞奔了起来。车虽然在开，人却早已没了控制，开着开着车速就已经超过了180迈，当时坐在他副驾驶座上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正好是交警部门的，这位老兄当时吓得缩着头，双手紧紧抱住王岳川。后来王问那位老兄说，你抱着我干嘛？那位老兄说，我的天哪，你自己看看你的车速，都超过180迈了，车都已经跑得飞起来了。王恍然大悟（未完待续）
注：以上所记纯属私人之言谈，不牵涉任何人际利害。

管季超0712

博客：“精英”与“草根”的文化对接 (2006-04-03 12:03:17)

博客：“精英”与“草根”的文化对接

朱中原

全球化的时代，互联网的出现缩小了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距离，网络的兴盛，使得各个阶层、各种群体、各种不同价值观、不同信仰之间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成为可能。网络博客，是一种新兴的写作手段，也是一种新兴的文字交流手段和文化交流手段，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博客的消费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消费。网络博客使得整个社会的私人化与公共化主题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它让私人化的主题变得公共化起来，也让公共化的主题也变得私人化起来。全民共享博客文化，不仅意味着“精英”与“草根”之间的文化对接成为可能，而且意味着现代新兴群体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体验方式有了全新的改变。
“超女”的盛行，使得中国进入了全民娱乐狂欢的时代，也使得草根阶层的娱乐文化进入社会主流，“韩剧”的流行，使得中国进入了全民“哈韩”的时代，“无极”与“馒头”的对决，使得中国的娱乐文化呈现出了一种新型的方式，而国学的复兴，则使传统文化与本土文化重新成为我们的记忆。所有这些，都被记录在了用以记录中国宏观文化进程与中国个体文化进程的网络博客之中。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分化，两极化、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当少数城市新贵已经在体验“后现代”文化方式的洗礼的时候，中国还有另一部分群体挣扎在贫困的边缘，他们还处于“前现代”的文化状态之中，这种文化生活方式的决裂使得各个阶层与群体的交流与沟通障碍重重。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在增加了GDP的同时，也改变了这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由于种种种种的原因，它在使一部分人获得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使另一部分人失去社会财富。于是，两极分化现象出现了，物质财富与社会地位的两极化现象的存在，也造成了文化地位与文化价值观的两极现象的存在。这种两极文化现象的存在，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裂痕，在缺少合理沟通媒介的情况下，短时间内是很难得以弥补的。然而，互联网的出现却逐渐改变了这一切，但是，互联网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平台，互联网的价值要得以完整呈现，它必须在其内部自发生长出一种新兴的互联网交流平台，这个平台可以表现为很多种方式：比如电子邮件、QQ、MSN、网络论坛、网络博客等。电子邮件改变了过去那种通过纸质信封交流表达的通讯方式，实现了异地网络交流的现代化通讯方式，但是电子邮件仍然不能最大层面的实现社会各个阶层、各种不同文化身份之间的群体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因为电子邮件仍然是一种私人性的交流方式，它本身不具有公开性和公共性，而且所交流的话题也仅限于私人话题，很少涉及公共话题。QQ则纳粹是一种私人化的东西，它的娱乐功能往往大于交流、对话功能，而且QQ它本身也不具有太多的文化传递与文化沟通色彩，网络论坛相比于QQ，更加具有一种开放性和公共性，而且它的人文色彩和文化传递色彩也更加突出，一般来说，网络论坛都汇聚了这个行业和领域内的众多高手参与，中国的很多文化名人、思想界名人也经常泡在论坛上，不断灌水，或对于公共事件发表公共言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充当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但是，网络论坛的成员仍然良莠不齐、高低不一，甚至还有一批通过网络论坛捞取名利的庸碌之辈。但是博客却不同，博客的出现改变了上述网络载体所存在的缺陷。博客的出现不仅实现了社会各阶层的最大化沟通，而且实现了各种文化、各种社会价值观、各种社会领域的人群的沟通、对话与交流。网络博客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社会，它使得一切文化交流成为可能，它让那些平等的不平等的理性的非理性的合理的不合理的和谐的不和谐的交流均成为可能，尤其使得处于两极状态的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我们似乎完全可以说，博客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方式，是中国人现代文化交流的一次重大“革命”。
从目前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人正在走向博客化生活的时代。说“全民写博”或许有点夸张，但是，在新兴一代的文化群体当中，却几乎百分之百地实现了博客化的生存。博客的出现，在我看来，至少引起了以下几个重大变化：
一是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方式，实现了“精英群体”与“草根群体”的文化对接。文化生活是一个国家、社会和民族在某个时代所特有的生活方式的文化汇集。当前的文化本身是一种多元文化，多元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多维的文化视野同时并存，这种多元和多维一方面抑制了那种一元文化思维的垄断性的出现，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文化的泛化和混杂，多元可能稍微往前走近一步就成了多极和混杂。那么，在这种多元的文化视野中，我们必须融入进一种主流的文化方式和文化形态来引领潮流，这个任务无疑交给了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文化精英，但是文化精英在文化传播手段和媒介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挥多大作用的。而博客却恰好承担了文化精英进行文化启蒙与文化引导的功能。写博已经成为了众多文化精英与思想精英进行文化传播与文化启蒙的必备任务。通过博客，写作者可以最便捷最迅速地了解社会大势与文化走向，通过写博，文化人可以以最便捷最迅速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文化理念，同时以最快的方式将自己的文字发表于个人博客，公之于众。而从社会公众角度说，处于不同文化层次和不同文化视角的社会公众，尤其是“草根”群体，当他对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文化现象无法释怀、无法解决时，他就可以通过浏览社会精英的博客，并在博客上自由地留言、评论和交流。这种交流方式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他想了解谁的思想和文化，他就可以直接搜索那个人的博客。而且，博客文章所讨论的话题也相对比较集中，公众可以针对某一个热点问题和焦点话题，集中讨论和交流。在这里，我们看到，博客真正实现了讨论无禁区、言论无阻塞的理想交流方式。
二是改变了社会各阶层文化群体的文化状态。文化状态是一个社会的社会群体整体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形态。当前，整个社会的文化形态是多元的，也可以说是分散化的、碎片化的，整个社会的各个文化群体之间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封闭、阻塞状态，文化不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自由地传播与扩散。“草根”群体无法通过合理渠道直接与“精英”群体沟通，即使是了解了一些重大社会事件，但是也仅仅是停留于问题的表面，而无法获得关于社会文化现象与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而“精英”群体也无法通过合理渠道将自己的文化思考与文化观察输送到社会公众，通过传统媒体那种发表文章的方式不但限制极大，而且极为缓慢，而且，即使是能够发表，能够公之于众，但也无法得到充分地反馈与交流。“草根”群体是很难在较短时间内通过纸媒来表达自己的心声的。那么，博客的出现就正好弥补了这种技术化的缺陷。博客文化的到来，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状态，它使得一部分本来属于“草根”群体的人，也通过博客写作与思考，进而跃进“精英”群体之列。这说明，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群体，只要通过一定的媒介与渠道，是完全可能改变自身的文化与地位身份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木子美、流氓燕和芙蓉姐姐了，尽管这三个人是以负面文化现象出现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网络博客的出现，才使得她们能够一夜走红，进而为全社会所关注。
三是博客的出现，为公民社会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公民社会是一个法制化、民主化、市场化的社会，公民社会的出现，将意味着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可以通过正当渠道，表达自己的合法化、正当化言论，申诉自己的合法化权利。公民权利的申诉是公民社会的最大特征。但是，由于我国还处于转型社会，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可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而且，各种文化价值观、文化群体可能也会出现相互博弈的状况，那么，如何保证博弈的顺利进行呢？光靠政策平台、法治平台和经济平台是无法解决的，还必须通过文化平台。如果说政策平台、法治平台和经济平台是一种刚性的手段的话，那么，文化平台则是一种柔性的手段，它能最大可能地调和处于两极或多极文化状态中的文化群体。转型中国，“草根”群体相对来说是一个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那么，“草根”群体的权利申诉就变得尤为重要。但问题的关键是，“草根”群体如何通过正当、合理、便捷的方式和渠道，来申诉自己的公民权利呢？而“精英”群体又通过何种渠道和手段，去和“草根”群体进行文化上的交流与对接呢？当国家的重大政治决策、经济决策和文化决策的下达出现障碍时，我们就必须要思考一种新型的文化推进方式，有时候，国家的重大决策可能用那种刚性的手段方式无法推进，但是用那种柔性的手段方式却往往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博客文化是一种新型的文化传播方式，它的出现，为推进社会交流、社会和谐与文化对接，推进公民社会的成型，提供了文化平台。当博客刚刚开始的时候，或许，它仅仅扮演着一种技术化的铺垫作用，但是，当博客被大多数社会群体所接触、接受和认可的时候，它就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方式。由技术化的方式而文化的方式，由技术化的功能而文化的功能，由技术平台而文化平台，由技术理念而文化理念，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技术的变迁是一种局部的变迁，而文化的变迁则是一种社会的变迁。

博客文化的到来，人为地消除了那种等级、体制、身份与平台的局限，消费博客文化，不仅仅是属于哪一个人的专利，也不仅仅是属于哪一类人的专利，而是属于处于网络消费中的全体社会公民。现在，年老的人也好，年轻的也好，文化精英也好，“草根”群体也好，政府官员也好，平头百姓也好，甚至娱乐明星、社会名流都热衷于写博。

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就经常通过博客直接与社会公众交流，社会公众可以从孙立平先生的博客里获得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

一些时尚杂志的群博客上，众多网友咨询编辑们化妆、服饰搭配等时尚话题；

　　在张靓颖和徐静蕾的明星博客上，粉丝们向偶像表达着各自的祝福和期待；

　　在巴金先生去世当天，巴金纪念专题博客也同时推出，不少网友还有著名作家、文学家纷纷在专题博客上追忆巴金老人生前事迹，哀悼老人辞世；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说：“人们喜欢网上的交流胜过现实生活中的交往。而博客，就好比网上的房子，是个栖息盘桓的个人空间，因此博客不得不建设。”

一些社会名流如余秋雨、李敖、郎咸平、张五常、余华、余世存、朱军、白岩松、吴晓莉等等，都在写博客，他们都把博客当成了自己的一种日常的正常的写作方式，这在博客化的写作经验中感受到新型的文化体验。写博，不但成为了一种时尚，而且也成为了现代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它既是一种个人化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社会化的生活方式，既是一种生活体验方式，也是一种文化体验方式，既记录着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个体的人生命运，也记录着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群体的社会命运。博客的出现，能够将私人文化与公共文化、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消费文化与高雅文化、群体文化与个体文化融通对接起来，从而在文化上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在我看来，和谐社会的构建，最为基础的是利益的平衡与调整，而最为重要的则是文化理念与文化价值观的平衡与调整。只有实现了利益的平衡与调整，才可能谈得上物质生活层面的和谐，而只有实现了文化的融通与对接，才可能谈得上文化理念的和谐。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从文化上说，即是要尽可能地消除那种“精英”群体与“草根”群体在文化上的隔阂、对立与冲突，通过现代文化传播理念和传播手段，培养中间文化群体，塑造新型的文化理念和文化群体。

载《中国报道》2006.4

管季超0712

我的思想立场——兼及当代中国思想界的流派划分状况 (2006-04-03 11:59:36)

我的思想立场

            ——兼及当代中国思想界的流派划分状况

朱中原

    在国内思想界和学术界，很多人往往按照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来划分其思想立场和思想流派，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如按这样划分的话，那么我将属于为宪政主义者，但是这仅仅只是我的一个政治理念而非思想立场，事实上，我的政治理念还有很多，当然，宪政主义是我的一个最为根本、最为关键的一个政治理念，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我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立场。

　　在对待和区分政治立场和思想立场的时候，国内思想界往往显得比较混乱，这种混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者本身思想立场和政治立场的混乱，如冼岩、康晓光、萧功秦、何新等人，二是思想者在对别人进行思想立场与政治立场划分的时候，常常陷入混乱状态。这一点如冼岩等人，冼岩等人在给别人划分思想派别的时候经常乱扣帽子，动不动就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给别人扣上。在冼岩的言说里，似乎只有“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分，而且这两派也是水火不容的。而相反，另一思想者王思睿先生的划分则显得相对理性得多，也符合客观事实。在冼岩式的论调里，凡是追求宪政民主、追求自由价值观、追求市场化论调、追求效率至上的都属于“新自由主义”派，而凡是代表底层民众、追求社会公平、维护当下政治现状的人都属于“新左派”。这样，无论是追求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汪丁丁等人，还是持新保守主义立场的何新，以及持自由主义言说的李慎之、王思睿、刘军宁、朱学勤、王怡等人，都通通属于“新自由主义”派别。当然，冼岩这样划分的时候，也将自己归入了“新左派”之列。而事实上，无论是从学理上讲还是从当下中国的现实上讲，“新自由主义”都没有冼岩所涵括的那样广泛，“新自由主义”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派别，它是西方欧陆自由主义及奥地利古典政治经济经济学派的一个现代变种，它本身与政治层面没有多大的指涉。当然，西方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本身也包含了政治学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对待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信徒时，不能够将其经济理念与政治理念挂钩。具体到中国的现实主张来说，“新自由主义”在当下中国主要表现为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强调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改革，而反对国家主义、政府主义。这是1980年代以后中国精英阶层的经济诉求，当然也隐含着其政治诉求。但是，这一经济诉求并不能代表其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

　　在对我的思想与政治立场进行划分之前，我先将中国的思想状况进行一个总体的概括。前面已经讲到了“新自由主义”。我再针对中国思想界的总体状况，简要论述一下中国的思想派别。从大的方面来划分，主要划分为两大派：左派、中派、右派。这是最简单最笼统的划分，如果再细化一下，那么威权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威权主义、新保守主义等，都应该归入右派范畴，而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宪政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都应该归入中派这一范畴，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等属于“左派”或“新左派”一类。当然，我上述的划分只是按思想界的一贯划分，实质上这种划分并不严格。而在上述这左、中、右三大派别划分中，国内思想界又主要表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两大阵营。自由主义本身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自由主义包括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学派）等，狭义的自由主义仅指政治层面的自由主义。而我们一般所说的自由主义主要是指政治自由主义，不包括新自由主义，而“新左派”所则往往将纯粹的政治自由主义者混入到新自由主义当中去，这是有其目的性的划分。

　　那么，在上述这种划分思路下，作为纯粹的自由主义（也即政治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就应该包括李慎之、朱学勤、刘军宁、秦晖、徐友渔、许纪霖等，以及非学院派的王思睿、王怡、何家栋等人。而诸如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汪丁丁等市场经济学派等则显然不属于自由主义派；“左派”以及“新左派”则主要以汪晖、韩 海、萧功秦、何新、崔之元、冼岩、甘阳、康晓光、王绍光等人为代表，当然，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这两派阵营中，里面也有一些人其本身的政治思想立场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何新在1990年代前后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90年代以前的何新是属于新启蒙主义派，而1990年代以后的何新则成为了新保守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代表，其政治立场显然由右或中右转向了左或中左。

　　在论述了国内思想界的大致状况之后，再谈一谈我的思想政治立场。严格来说，我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若按照王思睿先生的具体划分，我应该属于中派，或是中派偏右。因为，在我的政治思想里，第一我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是第一追求政治自由、政治民主、宪政民主，具体一点就是追求宪政民主条件下的自由的公民权利，此是其一；第二我的社会思想首要一条就是追求社会公平，这与主流经济学家的追求市场化反对社会公平的经济学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在我看来，追求自由民主与追求社会公平是完全可以调和的，而并不是如左派和右派所说的那样绝对对立。因为，一个宪政民主和自由理念的国家和政府本身就是社会公平的裁判者和协调者，而一个追求自由主义的思想者本身也是社会公平、公民权利与社会自由的呼吁者，如果连社会公平这一最起码的社会价值尺度都没有做到的话，又何谈自由主义呢？自由主义者所要建构的就是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国家和社会，而如果只有效率，而没有平等，又何谈自由呢？所以，无论是某些右派的坚持自由主义就无法坚持公平也好，还是某些左派所说的自由主义者拒绝坚持公平也好，总之一点，我是自由与平等的坚定拥护者与呼吁者。其三、从经济思想角度说，我坚持市场化，坚持经济自由化，特别是坚持土地私有化、市场化，反对国家化、反对公有化，尤其是反对那种打着公有化和国家化的旗号大肆剥夺公民社会权利与财富的做法，中国所谓的国家化、集体化和公有化实质上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化、集体化和公有化了，而是打着国家化、公有化和集体化的旗号的一种私人化分赃（请注意：私人化和私有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指社会财富为少数人所拥有的一种社会制度，而后者是指社会财富为社会全体公民个体所拥有的一种社会制度）。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所坚持的市场化和自由化不是无限制的市场化和自由化，而是宪政民主思想和法治思想指导和规范下的市场化，无论是房市还是股市，乃至于其他市场，都需要宪政民主思想及法治的规范与引导。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既与吴敬琏、厉以宁、汪丁丁等市场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和立场一致，但是又不属于纯粹的市场学派，或许，我与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更为吻合，即倡导宪政主义规范下的市场经济。当然，我的立场除了坚持社会公平这一基本原则与“左派”和“新左派”相同之外，基本上与“左派”和“新左派”背道而驰。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第一、我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第二、我是一个坚定的宪政主义者；第三、我是一个坚定的市场化改革的拥护者；第四、我是一个坚定的社会公平呼吁者。自由、民主是我的最基本的思想诉求，宪政民主是我的最基本的政治诉求，市场化改革是我的最基本的经济诉求，社会公平是我的最基本的社会诉求。在政治立场上，我既不是一个政治保守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政治激进主义者，而是倡导在现行的政治伦理及现行的政治语境下，推行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并行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反对暴力革命，推崇法治主义原则，确立法治主义原则规范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政治理念上，我坚决反对以康晓光等人为代表的儒家“仁政”指导下的教化式的国家主义政治伦理，坚决反对极权政治和威权政治，但是在文化路向上，我赞成回归传统文化，强调以传统文化为纲来整合现代文化资源，以重新建构新型的文化形态，所以，在文化上，我属于“文化新保守主义”一派。

原载《世纪中国》

管季超0712

一个人的书坛——关于当下书法的记忆与思考 (2006-05-10 13:27:17)


一个人的书坛j{X]E
            ——关于当下书法的记忆与思考n4no\!9
朱中原OWdzKUy%+HJ
曾经，一个在书坛很有盛名的书法家对我说，他几乎从不与书法界的人打交道，这话虽然夸张,但是至少反映了他的一种心态。艺术家都有点狂劲。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书坛，书坛更多的，可能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书坛，而是心目中的书坛。艺术家都是有个性的艺术家，艺术家的独立与个性决定了艺术家不应该服从于书法江湖。Ilu|]I\k
我也不太喜欢和当代的书法家打交道，确切地说，是不太喜欢与书法圈子里的人有太多的来往，圈子里的书法家太多痞子气、江湖气。古代的书法家大都是文人，当代的书法家大多都是伪文人、假文人，甚至根本不是文人。=RLh
独立于江湖而不横行于江湖，这是作为一个书法家与艺术家的重要价值旨归之所在。然而，当代的书法家却恰恰相反，既屈从于江湖，又横行于江湖。屈从于江湖是其委曲求全人格之写照，横行于江湖是其贪赎名利思想之写照。当代书坛，有的人既要位尊而多金，又要委曲求全，既要做婊子，又想立牌坊。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陈丹青。我喜欢的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陈丹青，而不是作为艺术家的陈丹青。陈丹青尽管难免有失偏激和愤慨，甚至有炒作之嫌，但是，他那种特立独行、拒不服从的叛逆性格却实在让人折服。陈丹青有些关于艺术史及艺术审美、艺术市场的论断都是很荒谬的，但是，他对于当代艺术界及知识界、社会界的洞察却是其他艺术家所不能及的。S[4Fv
很多人以为我只会写理论文章而不会搞创作。我会不会创作不便我去论说，自有公论。我经常笑着说，我本来就不是书法家嘛，随便写写字，玩玩而已。现代学术大家马一浮并不以书法名世，但是他的书法却诸体皆精，甚至比现在那些所谓的一流的书法家都要好得多。书法于他来说，简直就是余事的余事了，学者书法是典型的以学养书，它并不注重技法的雕琢，但是却能于书法之中贯注文雅之气、学养之气。1yNT+q#CJ,7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书坛中人，因为，在我看来，书坛地盘本来就不大，我一个人去占个地盘，又会妨碍他人。后来我转行从事新闻与学术了，当然并不是说放弃书法了，只不过是离书坛稍微远了一点。有人对我离开《中国书画》而进入新闻界和学术界，觉得很纳闷。很多人都问我，说你为什么要离开书法界呢？我笑笑。其实我原本就不是书坛中人，我只不过是当代书坛的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而已，又何谈进入与离开呢？其实，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身份都是边缘的，多重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不确定的。谁又能说他就是什么家什么家呢？很多自以为是书法家的人，其实对书法却是狗屁不通。我们都不要太自以为是了，每一个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对于那些书法家来说，当你拿起毛笔并写出了好书法作品的时候，你才是书法家，当你放下毛笔的时候，你就和普通人一样。这就像那些政治家一样，当你站在政治舞台上并在从事着为你的人民的政治事业的时候，你才是政治家，而当你回到家和老婆孩子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普通人。不要把书法看得太轻了，也不要把书法看得太重了。看得太轻会以为写书法是那么容易的事，看得太重会以为书法家真的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书法自古是文人的余事，至今也是文人的余事，当然书法也可以成为非文人的余事。文人不文人都可以从事书法。但是如果把书法当成了职业，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就真的可能陷进去而出不来了。R^q!8N*J
职业化是书法现代化发展的进新之路，但是，职业化也恰恰可能成为书法现代化发展的制肘与弊端。书法的职业化是与中国书协的成立密不可分的。没有职业化，书法无法现代化，但是过于强调职业化，则可能使书法越来越脱离大众，脱离底层，甚至脱离其原有的文化生态，而成为了一种纯技能化的行业了。同时，突出书法的职业化，同样也本能地排除了另外一些从事书法的群体。它使得书法圈子越来越小，越来越窄，以至于窄得谁稍微打一下喷嚏书坛人就能知晓，这样，整个书坛便没有神秘性可言了。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专业书法圈子越来越窄，但另一方面，非专业书法圈子或准书法圈子却越来越大，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靠近书法但不懂得书法的人开始利用书法，大肆捞取钱财，他们用那种随意涂抹的笔调，书写着胡乱构想的线条，去蒙骗大众。这些所谓的书法家，本来自己都不懂得书法，也不可能是专业书家，他们也不想进入职业书家行业，但是却自命不凡地把自己定位为书法家甚至书法大师。这里面有一个猫腻：那就是，他们根本不必在书法专业圈里混，而专在书法圈外混，他们向不懂得书法的大众推销自己的书法，其实，他们对书法真的是一窍不通。因为他们深知道，如果他们在专业书法圈里混，肯定会被识破庐山真面目，被职业书法家踢出来，而如果他们在专业书法圈以外的非专业书法圈或准书法圈混，他们就能获得广泛的资源，价格可以随便定，也可以在非书法专业媒体上大肆炒作。前不久，我一个朋友拿了他朋友的一张字画来让我评价，他说这个人是很有名气的书法家，我看了看他的字，是一个斗大的“虎”字，还好，没有用左手写，也没有倒着写，他想用飞白、焦墨来表现那种大行草的凌厉气势与力度，只是遗憾笔法用错了，最后一竖的飞白拉得很长很长，是用颤笔写就的，抖抖索索写下来，整个“虎”字还真有点像那么回事，只是我看了很难受，让我作评价更难受。看完之后他问我怎么样。我反问他怎么样。他说，这个人的水平是全国第一流的。我说是吗？他说听听我的看法。我说这样“一流”水平的“书法家”我见得太多了，难道中国真的有一流书法大师了？我这人爱说实话，不说实话心里憋得难受，然后就跟他说，实话跟你说吧，这字还没有入门。他一惊，怎么会没入门呢？我就跟他一五一十地讲书法常识，他很纳闷，说，可是他的字卖得很火呀，前不久卖给一台湾老板，二十多万元呢。我说，对了，卖不到二十多万元才是不正常。他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感到很困惑。我说，不单你感到困惑，很多人都感到困惑。我只跟他简单说了一句：艺术品的市场价格不能与艺术水准完全划等号。这句话像句废话。但是却的确是一句有用的废话。他又说，你说他没有水平，可是他的字大众却喜欢啊。我说，不是这样的，大众喜欢书法，但是大众不一定懂书法。现在买字画的人大多是不懂字画的外行人。大众喜欢的书法不一定是好书法。我这个朋友以前是个搞诗歌的，他又举了文学创作为例来证明说，难道你能说大众喜欢读的文学作品都是没有水平的吗？我说不是这样。我又反问道：难道像《三国演义》、《红楼梦》、《战争与和平》这样的经典文学作品不是畅销书吗？不受到大众喜欢吗？也就是说，高雅的东西大众同样可以接受，同样可以有很好的市场。他听了连连点头。我又说，书法和文学有相通之处，但是书法和文学还不太一样。书法的受众毕竟要比文学小得多。他最后又提到了一个艺术审美标准不同的问题，说，同样一幅字，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价，我说，你说得对，但也不全对。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艺术审美确实存在着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审美标准会导致不同的审美判断；二是艺术审美水准也有个高下的问题。用艺术审美标准的不同来替代艺术审美水准的高下，是绝对错误的。这完全是两回事，不能混同。同样，上面这个书法家的书法作品，根本不存在别人对它审美判断标准的差异的问题，而是审美水准的低下。]:Y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