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百年百篇经典散文

鲁林涛 · 发表于 2009-3-3 10:39:56

经营生命
作者：申力雯

　　申力雯，女，国家注册医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小说集，写过专栏，荣获过文学奖。
　　
　　我第一次感悟生命，那是十年前的一个冬天。
　　许多人，从那间屋里接出了妈妈，我拉开车门，连忙用我的羽绒大衣和羊绒围巾把车座及靠背铺得温暖舒服。我叫了一声“妈——”那声音在风中抖动一下，旋即撕扯断了，只见两位工人师傅戴着手套机械而利索地把妈妈推进了汽车后备箱里。在寒风中我茫然了，一个面对的真实的残酷令我僵硬，尽管我来时原本是知道的。
　　人的生命竟如此难以把握，昨天晚上妈妈还对我说，“待我出院要买一盆大朵的黄菊花”。只过了一夜，妈妈就走了，走得急切仓促，生命原本那样没有耐性，匆匆滑落像一颗飘落红尘的尘埃。我木然地坐在汽车里，妈妈在汽车后备箱里颠簸，我的心骤然荒凉而麻木，像是历经沧桑的老人。
　　窗外的世界依然精彩，依然喧哗，依然热闹，天还蓝，太阳还灿烂，它们对一个突然离去的人完全无动于衷，街上的人流五颜六色，他们大步流星地向前奔着，他们在奔钱、奔名、奔利、奔一切可以抓到手的好东西。车流在鸣叫中涌动，无论是奔驰、宝马、桑塔纳、夏利还是“小面”，它们急赤白脸地向前冲着，像是争先恐后地抢一张巨额彩票。这时，我对众生突然产生一种莫名的悲悯，悟得原来大家在同一人生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人是达官显贵，有人是平民百姓，彼此的不同仅在于角色的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可怜可叹的演员，在生命的过程中充满了同样的焦虑、痛苦与渴求。人们手里抓着、肩上扛着、头上顶着、腰上拽着各种装满财富的布袋，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往前奔着，沉重而辛苦却一刻也不肯放松。更令人惊异的是大家奔向的目标是共同的也是惟一的，终点一到所有的装满金银财宝的布袋都统统地掉下了。
　　人们不同的主要是不同的人生阶段，各自不同的感受。年轻人由于人生的终点于他们遥远而飘渺，他们以为拥有的是生命的永恒。中年人辛苦奔劳、野心冲动，生活把他们历练得粗砺而务实。老年人因已看到了不远的地方就是归宿，他们或悲哀或恐惧或无奈，当然也有人能超越红尘而归于平淡自然。
　　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捧在手里的水，从我们拥有生命那一刻起，我们的十指无论怎样拼命地靠拢，怎样小心翼翼，水还是一点一滴地渗漏，这是挡不住的丧失。
　　生命又是一笔上帝给每个人放在银行里的储蓄。究竟它有多少？没有人在生前知道，但有一点是真实的，我们都在一天天地消费它，直到有一天生命出现了赤字。生命是不确定的，我们惟有分分秒秒地把握，把每一个日子都当成一个快乐而充实的节日。
　　人生有不同的地段，青春正如王府井大街这块黄金地段，不仅要开拓，同时也要学会节俭含蓄。青春是经不起挥霍的，它不仅太少太贵而且又薄又脆。青春是回眸醉心的一瞬。
　　中年的发展基础是稳定，中年的大禁在于夸张生命，中年的市场时而会出现假冒青春的品牌，这不仅滑稽而且悲哀。中年的品牌，品质只能是中年。中年的误区是比较，人与人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重要的是建设内心的自信凝重与安详。中年的明智在于干自己想干的，干自己能干的，只要干得好，干什么都好。
　　人生最难耐的是老年，一个女人从姑娘到媳妇到老太太，这意味着一个女人的路已走到尽头。男人也是如此。不过一个女人的老年比男人的老年要好过得多，当女人退回到家庭的王国她会依然自信与快乐。而男人往往无所适从，因为他们太看重社会舞台。这时一种可怕的心理补偿及返老还童的心态油然产生，如果这种心态过于强烈，就不仅荒唐而且有损健康，“冬行春令实属不祥”，优雅庄严的老化是老年自爱的选择。
　　老年人你们手捧的水及银行里的储蓄都所剩不多，你要节俭生命开支，要小心翼翼关照自己的身体，要尽力收敛你的阳光，让它尽量温暖自己，惟恐不及，能够健康、自理、自得其乐的老人是幸福的。
　　老年人最富裕的就是时间，让日子悠悠地过吧，慢慢地会澄清出一种醇香，岁月筛下的是生命的真情，这时，展现在你眼前的是生命的全景图，清新明朗。所有的秘密都已揭开，所有的乌云密布的日子都已云淡风清。

鲁林涛 · 发表于 2009-3-3 10:39:29

只有一次，靠车窗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她的小孩，那孩子先是对着窗玻璃哈气，然后从被裹得严严实实的羽绒服中伸出胖胖的小手，用手指在哈过气的白霜上抠了一个小小的孔，那个孔恰好容得下一只眼睛，孩子就从这个孔里，张望着外面的世界。我恍然明白哈尔滨人在严寒中行走，是有许多窍门的。后来也如法炮制过几回，其乐无穷。再后来就发现还有人在冰凌上刻字，比如：不冷。
　　行路难，哈尔滨的出租汽车业便出奇地发达。无论冬夏，满大街呼呼跑着的小汽车，招手即停，开门就上，停车付钱，下车走人。那车脏兮兮的又旧，多是私营，司机收费倒不漫天要价，你问他多少，他满不在乎地听着流行歌曲说：你看着给吧。既慷慨又亲切。哈尔滨人想得开，遇有生病看戏送站什么的难事就说：打的。很港派的。于是公共汽车那部分不方便，就让“打的”给弥补了，行路便也不难。
　　到了夏天，哈尔滨人就鲜活蓬勃起来。太阳一落，街头舞曲悠扬，男男女女就在门前的空地翩翩起舞，这般随意的露天舞会，这般的热烈和浪漫，敢说别的城市绝无。到星期天，说走，就上太阳岛，太阳岛的野游是哈尔滨人每年隆重的节日，于是啤酒红肠酸黄瓜松花蛋铺满杨树林间的草地，收录机的音乐回荡在太阳岛的上空，白色的沙滩上闪烁着五彩缤纷的游泳衣——好一个绚丽的哈尔滨之夏。
　　有一次从北京去哈尔滨，一上火车，满车厢的东北乡音。前后左右的乘客，都穿得漂亮。我对面的一对小夫妻，自费去北京旅游回哈，她很响亮地宣布说：咱哈尔滨人不攒钱，有钱就花，这叫会生活。
　　所以我认定哈尔滨是全中国最有个性、最有特色的城市之一。
　　所以我认为自己这个杭州人早已名不符实——我是半个哈尔滨人。

鲁林涛 · 发表于 2009-3-3 10:39:02

一个南方人眼中的哈尔滨
作者：张抗抗

　　张抗抗（1950—），浙江杭州人，女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夏》，中篇小说集《北极光》，长篇小说《情爱画廊》，散文集《橄榄》、《地球人对话》等。
　　
　　有一年妹妹从杭州到哈尔滨出差，在哈尔滨住了几日。
　　临走时我问她对哈尔滨印象如何。满心希望她会给我一个惊奇的赞叹。
　　她撇了撇嘴，说：我真难以想像，你怎么在这种地方住了那么多年。
　　评价只此一句，再无下文。她做编辑，喜欢简练和含蓄。
　　惊奇留给了自己。惊奇地想起自己十几年前刚到哈尔滨时，也对那些先于我们来到这儿的南方人说过同样的话。然而那时就有人回答我：哈尔滨这个城市的奥妙，看你怎么去品味和理解。如真在这儿住下来，没准儿就不想走了呢。
　　一晃就在哈尔滨断断续续地住了十几年。我不敢说我已了解了哈尔滨。但我想写以下的文字，寄给我妹妹以及其他来过和没来过哈尔滨的人。
　　衣
　　都说哈尔滨的姑娘漂亮。作为南方人便有些说不出的嫉妒。
　　确实名不虚传。也许是松花江的水养人，哈尔滨姑娘的个儿高挑，皮肤粉白；随便在街上走，瞧哪个都惹眼。即使偶尔肤色有所欠缺些的，也定是用时下广告中最引人注目的面霜，将面孔抹得白雪公主一般。那白里透红、粗而不糙的丰腴，令黑黄单薄的南方姑娘望尘莫及。哈尔滨小伙便更“帅”，似乎未出娘胎就已规划过尺寸，又像是输入了篮球或滑冰运动员的基因，个个挺拔健壮，白脸再加上两撇黑黑的小胡子，风流潇洒中添了几分野性，绝对的北方男子气概。
　　刚到哈尔滨时，夏天去松花江沿，眼睛就缭乱起来。江堤沙滩游船满世界的五彩缤纷。还是八十年代初，哈尔滨姑娘的“布拉吉”就在江沿悄悄摆动了。后来眼见着一年年的“泛滥”——任是香港广州最新式最时髦的服装，坐着飞机就直奔哈尔滨而来。长裙短裙马海毛镶珠子的大毛衣配裙子的短毛衣牛仔裤加T恤衫……即使是价钱昂贵，哈尔滨人连舌头也不会咂一下的。如想知道今年服装的流行趋势，只需在哈尔滨的大街上遛一趟，再赶着模仿，也还是领导新潮流。
　　所以哈尔滨的服装销售业挺发达。广州有什么哈尔滨就有什么。而广州没有的，哈尔滨也有。哈尔滨如今北靠苏联，东临日本南朝鲜，再加上满族蒙族赫哲族的民族特色，这四通八达的优势，别的城市就只好相形见绌。
　　都说哈尔滨人穿衣服“洋气”，可有衣服还看你会不会穿。
　　冰天雪地之中，哈尔滨姑娘照俏不误。长呢裙短筒靴外加一件鲜艳的长大衣，那个窈窕细巧，竟比南方还南方。寒风飞雪中挤车上班，风姿绰约却绝不感冒。那围巾系得也是另具一格，四四方方的一块绸巾，就能变着法子围出花样来：一边罩住头发，两个角斜着交叉，在颈子一侧打上一个结——这种围法在别的城市敢说找不着一个，是哈尔滨人的专利。
　　年轻人追求时尚，因而美中不足的是缺少哈尔滨人的服装风格。要想从服装中了解哈尔滨的文化和历史，眼光就得投向中年以上。
　　哈尔滨中年以上的女人爱穿旗袍。这个地方本应是旗袍的策源地，所以无论是绸缎是呢子是布料是长袖低开衩还是无袖高开衩，只要是哈尔滨的女人穿在身上，看着就顺溜就自然就正宗就生辉。好像旗袍就属于哈尔滨。这个感觉确立之后，即使在别的城市，若是有一件旗袍鲜艳地从街角移过来，恍惚就以为自己是在哈尔滨。
　　哈尔滨男人的骄傲主要表现在头顶上。享有天下一绝：帽子。既然身在寒带，帽子讲究些很是顺理成章。前些年流行贝雷帽，毛线编织的各种面料裁剪的——女人们很为男人的脑袋费了一番心思。于是开起会来，台下一片赤橙黄绿青蓝紫竞相争妍，式样之丰富别致亦如展销会。那帽子很得男人珍爱，一冬轻易不摘，总说冷，一直戴到春，忍一夏，秋风乍起，便早早地又戴上了。这几年流行或者说“复辟”俄罗斯大礼帽，优质呢面料、宽边，镶有各色缎带，再配上一件厚呢子长大衣，果然就绅士风度起来，很翩翩的，像是早年翻译片中的某个角色，冬天下大雪的日子，台阶上走来这么一位，轻轻掸着帽子上的雪花，微微喷着酒气——嗬，绝对的俄罗斯风味。
　　从马斯洛健康人格的五个需要层次出发来看哈尔滨人对服装的爱好，是否可见其中重要的一层：荣誉感的需求。
　　食
　　一般来说，南方人对于北方，最不敢恭维的，便是食物。日常的饭菜之粗糙和匮乏，随意和简便，常常是南方人渲泄不满的话题。
　　在哈尔滨住得久了，渐渐地，就觉得口胃有了变化。变化自然是在潜移默化之中，诸如炒菜不放葱炝锅，就觉得菜不香；吃饺子没有蒜泥，就不算是吃饺子；喝酒若是不拌凉菜，那酒也没滋没味儿。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口味“南腔北调”起来，就不得郑重其事地对南方人声明说：其实，北方菜有北方菜的味道呢!
　　哈尔滨红肠，是哈尔滨家庭餐桌上常见的一道冷盘。那红肠外面皱皱着有如树皮，切开却是鲜嫩的粉红色，缀着一星半点雪白的凝脂，肥而不腻，吃着有熏肉的香味；干肠细如手指，极长，因而卖时便将其盘成一卷或切成段，吃时无需蒸热，切片就可入口，全没有广式香肠的甜俗，也不知用何配方制作，香味极怪，含义颇深，又韧又硬，可嚼性较强，费时琢磨，却余香满口，回味无穷。
　　哈尔滨的酸黄瓜是极地道的。罐头瓶里必有洋葱芥茉籽和几片不知什么树皮，咬一口酸脆。有过比较，非哈尔滨出的酸黄瓜决不可买。烧鸡也是极入味的，且外观焦黄油亮，形象颇佳。还有配餐的面包，正宗的俄罗斯“大列巴”，枕头般大小，一个足有五斤重。
　　由此曾总结，哈尔滨人十分重视冷盘凉莱，多从俄国引起，系舶来品。地理条件所决定，不可算作本地特产。但后来发现，冷盘中有一种中式凉菜，竟成为我最喜欢的东北菜。那凉菜冬天用新鲜的大白菜丝萝卜丝干豆腐丝，夏天用黄瓜丝粉皮青椒，煸好细细的肉丝，再浇上葱姜蒜末香菜辣椒末酱油醋，最后大刀阔斧地搅和一阵，即成。鲜凉爽口，价廉物美，吃得满头冒汗，却爱不释嘴，欲罢不能。试着给家中南来北往的客人显露过几次，手艺照老哈差远，却也是杯盘狼藉、一抢而空。
　　哈尔滨热菜的特色比凉菜稍逊。名声在外的是猪肉炖粉条，即使再升一格也是一锅烩之类。其实一锅烩，也是大有可为——比如酸菜川白肉，就烩得不同凡响。酸菜丝儿必须是“蹁”过几层的，刀功须极细，肉必须是肥瘦搭配的五花，还必须有筋筋道道的冻豆腐宽粉条辅助，炖出满满一砂锅，寒冬腊月的，腾腾直冒热气，那是个什么气氛!我至今只要在冬天回到哈尔滨，总是死乞白咧对我的老邻居说：我要吃酸菜川白肉。
　　近几年哈尔滨的涮羊肉也逐渐盛行。哈尔滨称为“吃锅子”。那锅子也与别处不同，锅里是必须有一只螃蟹垫底的，至于远道而来的螃蟹是否新鲜且另当别论。然后是羊肉猪肉牛肉统统“一锅端”上，如有鱿鱼猪肝蛤蜊什么天南海北的新鲜玩艺儿则多多益善来者不拒，餐桌上必得如往常待客冷盘炒几十道落成个宝塔状才算甘心作罢。其汤味之复杂或者多元，可谓独创的“哈尔滨浓汤”，充分体现出哈尔滨人兼收并蓄、融汇贯通的口味与宽容胸怀。
　　如是在一家专营锅子的餐馆，客人只须往桌边一坐，两个彪形大汉抬着一只煤气罐咚咚直奔你的座位，然后将煤气罐塞进桌下，拉出一根管线，接通桌上的煤气盘，哧地划一根火柴，火苗轰然而起，锅里的水旋即沸腾，便有系着白色三角头巾的姑娘排成一队送上大盘大盘的生肉蔬菜——那情形何等壮观。那个时刻我总是为哈尔滨人蓬蓬勃勃的生命热情所感动所鼓舞，哈尔滨人活得多么洒脱多么痛快呵!
　　所以哈尔滨人买菜，不用篮子而用筐。冬天的大白菜土豆自不用说，就是夏天的黄瓜西红柿豆角，也成堆成堆地摊在街上的菜站，主妇们便成筐成筐地往家买。我有一次在集市买菜，因是偶尔做饭，又没有冰箱，只能各样买一点儿，弄得小贩大为不解。顺便买一小块姜，那卖菜的瞪了我一眼，说：就这么点儿，咋卖呀?给你得了!
　　住
　　还在哈尔滨念书的时候，我就在星期天或是节假日，自己一个人，徒步走过大街小街的许多地方。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无论是那些赭红色的“洋葱头”大圆屋顶建筑、拜占廷式的东正教教堂，还是太阳岛上形状各异的玩具似的别墅，中央大街光滑的石子路，都使我深深入迷。
　　我曾久久地徘徊于大直街与中山路交叉的那个巨大的转盘道口，寻找那座今天已永远地留在哈尔滨人的记忆和遗憾中的美丽的教堂遗迹。在我的想像和憧憬中完成它昔日的灿烂与辉煌。
　　然而更吸引我的，是街边道旁那一座座普通的苏式民居——绿色的木围栏，一棵矮矮的丁香或是樱桃树，隐隐地露出雕花的木屋檐、刷着油漆的门斗和阳台……那房子的一角总有一个宽大的玻璃房间，几乎是三面透亮迎光，里面摆满过冬的花草，据说称为花房。
　　这些精致的小楼许多年来大概已是几易其主，而哈尔滨的大部分市民都已住进了公寓楼房。虽然住房的外观与其相距甚远，但室内的装修和陈设，却保留了苏俄文化的影响。
　　我在几年前搬进作协分配给我的单元房时，房间的墙壁都已按照哈尔滨人的习惯，分别贴上了浅蓝、淡绿和银灰的壁纸。在接近天花板的画径线上方，每个房间都印有不同的几种图案，或如水波、或如树叶、或如花卉，勾出一种古典的雅致与宁静，如置身于一个小小的宫殿，一抬眼便能享受艺术的情趣。我留神观察了几家的墙，竟然没有一家的图案是重复或雷同的，这在南方的城市，定是一个时髦的新事物。在哈尔滨，却是一个连文革中都没有被破坏的传统。
　　由于寒冷，门窗都是双层的。在两层玻璃之间，撒上些干燥的锯末。过冬前在窗缝门缝上仔细地糊好纸条以免透风。那纸条为免室内的热气洇湿，必得贴在外面的，相传为东北三大怪之一。然而开了春却有了麻烦，将门窗一一拆封，因是双层，我需擦洗的玻璃无以计数。
　　家家的地板都是极干净的，进门必换鞋，无论街上怎样的泥泞，家里总是温馨又舒适。一般卧室小小的，有一张大大的铁床。那铁床的床栏镀“金”包铜，晶光铮亮的，还饰有精美的鸟形或天使的铜雕，让人觉得哈尔滨人睡觉，很庄严。
　　家具也和南方有很多不同，哈尔滨人重视喝酒，所以那只厚重的酒柜必占一席之地。最不可缺少的是家家必备的一张大拉桌——椭圆形、黑或烟色，架着六根粗壮的桌腿，待客或合家团聚时，将桌子中央活动的长板拉开，便是一张其大无比、气派非凡的长餐桌子。任是吃锅子吃饺子还是喝老白干，都可痛痛快快地辅张。那桌子平日不用时，盖上绣花或是钩花的台布，蹲在屋角，如一头大象。
　　哈尔滨的冬季长久，于是家家都爱养花。下雪的日子，从窗玻璃朦胧的冰凌中，隐隐透出一枝鲜红的绣球、一朵明艳的扶桑，那情景何等动人。到了夏天，满城的波斯菊瓜叶菊金盏花迎风摇曳，还有从白色的门廊上垂挂下来的啤酒花绿色的瀑布，终令人心荡神怡。
　　行
　　春天的哈尔滨风大，走路得侧着身子，免得灌一口冷风，呛着。
　　夏天的哈尔滨风凉，走在江沿，走在街心，步履轻快，很惬意。
　　秋天的哈尔滨人走得行色匆匆，要作各种过冬的准备，挺忙乎。
　　冬天的哈尔滨人走得小心翼翼，满地的积雪被行人的脚步压成了冰，四处溜滑。整个哈尔滨犹如一个巨大的溜冰场，一不留神就会摔个屁股墩。唯有上学的孩子，嘻嘻哈哈地专拣有冰的地儿走，一只脚往后一蹬，双脚一并，就从冰道上“出溜”过去，想必比走路的速度快上好些。人行道上，便留下一小轱轳一小轱轳灰白色的印迹。
　　冬天的哈尔滨人爱说：冻脚。今天走着上班，冻脚不冻脚，是气温的标志。以前的棉杌，厚厚的毡底，虽暖却笨。如今都爱美，城里没人穿那玩艺，都是薄薄的棉皮鞋，啥也不当。但宁可冻脚。反正走一走，就暖和。别看零下几十度的，走急了，还出汗。
　　冻脚的机会主要在等车的过程。冬天的公共汽车开得慢慢吞吞，汽车也怕打滑。也跟个人似的，冷得哆嗦，车门就永远也开不大。上下的乘客，便像麻袋里的土豆似的，一个个往外蹦。好在都久经考验，尽管身子臃肿些，手脚还灵便，互相挤一挤，比如加热，彼此没有怨言。售票员更是彪悍强健，竟然就能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挤上一个来回，一边挤一边挨个乘客扒拉，亦或就熟人似地拍你的肩膀杵你的后背，很是尽职地让你买票。你惶惑地企图躲避，而车窗上满是冰凌，望出去灰蒙蒙，犹如一个闷罐，你甚至无法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哪一站。所以冬天之“行”难有愉快的记忆。

鲁林涛 · 发表于 2009-3-3 10:37:59

父　　亲
作者：阿城

　　阿城（1949—），原名钟阿城。四川江津人，生于北京。著有《棋王》、《树王》、《孩子王》等。
　　
　　1987年3月某晚我正在纽约夏阳的画室里，这个画室是仓库改建的，旧得好像随时要出危险，但实际上什么意外也不会发生，意外是绕了半个地球从电话里传来的：父亲病重，我立刻准备自美国离去。
　　从六十年代初，家里就笼罩在父亲病重的气氛里，记得夏天我们在院子里与邻居喧哗，母亲出来制止，我们还小，还不能随时将父亲的病重放在心上。
　　父亲的病是在唐山劳改时染上的肝炎，由急性而慢性而硬化，之后，它将是父亲死亡的原因。在随时准备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是1957年的右派，是死老虎，批斗，陪斗，交待，劳动是象征主义的，表示侮辱，之后，去干校，一切都是当时的理所当然，但是，父亲在理所当然会死去的时代没有死，居然活到1979年。
　　这一年，对父亲来说是重要的一年，犹如1957年。我记得春节之前的某日，接到电话，晚上回到父亲家里，父亲背对着桌灯坐着，父亲工作时面向桌灯，累了就转过来，母亲说，组织部来人了，准备在春节前把全国的右派平反的事落实，这当中有你父亲，你怎么看?我只想到，钟惦这三个字前将要没有形容词了，但是，我没有这样说，我知道这件事对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母亲在1957年以后，独自拉扯我们五个孩子，供养姥姥和还在上大学的舅舅。我成年之后还是不能计算出母亲全部的艰辛，我记得衣裤是依我们兄弟身量的变化而传递下去的，布料是耐磨的灯芯绒，走起路来腿当中吱吱响，中式剪裁，可以前后换穿，所以总有屁股磨成的四个白斑，实在不能穿了就撒开由姥姥糊成布嘎渣做鞋，姥姥总说膀子疼，一年二十多只鞋要一针一针地做。养鸡，目的是它们的蛋。冬日里，鸡们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纸上的糨糊，把窗户处理得像风雨后的庙。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由于营养的关系，小妹妹姗姗体弱多病；三弟大陆去和母亲拔红薯秧来家里吃，兴奋得脸上放光；四弟星座得了一次机会作客吃肉，差点成为全家第一个死去的亲人，难都难，但不知道父亲在劳改中怎么过。我坐在椅子上，思量怎么说我对平反这件事并不看重，我怕伤母亲的心，可能父亲也会生气，这毕竟是改变了他一生的事情。
　　而且父亲是右派这件事，也对我们很有影响，大哥里满不能上高中，因为我们这样的子弟是不能上大学的，而高中是为上大学做准备的。大哥是读书的人，成绩总是很好，我至今不知道此事对当时十几岁的他在心理上有何影响；但父亲执意要大哥再考高中。我想，这是一种寄托。大哥1978年从插队的地方考上大学，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只陈述了这一事实，不知道父亲写信时于灯下还想到什么?
　　十八岁那年，父亲专门对我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为这句话，我省出自己已经成人。中国古代的年轻人在辟雍受完成人礼之后，大约就是我当时的心情：自信，感激和突然之间心理上的力量，于是在这个晚上，我想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
　　于是我说：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父亲笑着说，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时间不在党内，你妈妈今天炖了锅牛肉，你去街上看看还有没有切面卖，我们吃牛肉面。母亲也很高兴，叙说着今天的牛肉是托谁才买到的，父亲就问有没有蒜，牛肉面没有蒜怎么成!
　　1979年以后，父亲开始大量地写文章，发表在那年的《文学评论》上的《电影文学断想》，使很多人省悟到他还活着，中国电影出版社要将他1957年以前的文章结成集子，父亲于是让我去搜寻一下，北京图书馆的报和刊分两处借阅，我刚从乡下办回城里，没有工作，就终日跑了东城跑西城，国家图书馆是不做索引的，只能逐日翻所有报纸的所有版面，刊物好多了，可以查目录。父亲以一篇《电影的锣鼓》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我当时八岁，回答不出老师的诘问，学舌说爸爸是坏人，不会讲敌人，因为不明白敌人是什么意思。二十多年后，我才亲眼看到这篇文章，复印了拿回去给父亲看，父亲亦有他的感触，出版社怕得罪某某人，将书名定为《陆沉集》，父亲要用《电影的锣鼓》，最后只有妥协。一个搞地震的朋友，险些上当，经我提醒，才没有买去作工具书。
　　父亲的家里，开始有许多人来了，母亲见到某些面孔，提醒他警惕，父亲明白，感慨门可罗雀和门庭若市的变化，但还是来了请坐，提供所需。父亲认识许多死去的人，他说起五十年代去看老舍的《青年突击队》首演，老舍在应酬之间，低声对父亲说：这样的戏你还来看!他讲过不少赵丹的事，但只写了一篇短文《赵丹绝笔》，与赵丹的《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同慨。我曾和父亲议论过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外行领导内行，内行做内行的事，擢其做领导，岂不使之成为外行?岂不浪费?古人说：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能使众为。父亲说，论起罗织罪名，显隐发微，还得内行，这样的内行当领导，最能伤筋动骨，而外行顶多闹些“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以求少伤害计，实在应该外行领导内行，我很少发宏论，但常说“我认为”，父亲就讲起他在干校每每作检查时说：“我认为”，于是遭到批判：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检查的时候还在说“我”认为!父亲很感激一个在干校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这个人见父亲的交待总不能通过，便拿去修改一番，于是父亲的交待不但通过，而且还被示为其他各种分子的临时榜样。父亲询其故，这个人说，我从前在国民党的报纸做事，看家的本事就是这样写文章呀。父亲又很可惜全国的交待材料都被销毁了，认为应该选出一套“交待文学”来。巴金建议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父亲说，其中可以陈列各种交待材料，我附议必须编一本文化大革命辞典，否则后人会很难释读这些交待，例如“交待”；而且副词连用“最最最”会让后人认为祖先有一个时期都是结巴，于是给后世的古人类学，考古医学，训诂学的研究都造成困难。父亲大笑。父亲身上有两样令我羡慕，一是笑，二是鼻子。在我还不能从理论上辨别对父亲的判决时，只有从父亲的笑声里认定他不会是坏人。父亲的鼻子，从相术讲，不但隆中，而且悬胆，但父亲的际遇却总是不配合他的鼻子，我想，这和他与电影的关系不无影响。电影发明了才一百年，相术还不能归纳它，但也难说，靠电影发迹的明星大部分与相好有关。
　　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我向父亲请教其中原因，父亲说，电影是惟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唯其能进，所以麻烦。我亦对电影剧本必须文学化不赞同，父亲说，那你叫只懂章回话本的审查者怎么明白你要拍什么呢?我于是明白父亲是知其难为而为者，再好的鼻子也救不了他。母亲常常愤怒于父亲的不休息，我想我理解父亲，某种人是不能休息的，休息对他们意味着放弃，于是，死亡就显现了。
　　纽约大雪，美国不大兴送人到门口的，所以夏阳在门外挥手，令我错觉，以为已身处北京，转头便可去医院看父亲，互相说笑话，于是父亲大笑，而且说：洗澡吧。
　　红楼梦结束于大雪，猩红的斗篷，两行脚印一个人，离去时留下的，不似曼哈顿街头如斯散乱。
　　父亲3月20日去世，因为太平洋上那条人为的国际日期变更线，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迟到了一天。
　　火化前，来人川流不息，其中有真正希望父亲消失者，这使得父亲像一个军人，但父亲只是一介连洗澡都不好解决的中国书生。夏天，用布围住院子的角，提水来洗；冬天，公共澡堂像医院，等叫到号才挤得进去。父亲年纪大了，我陪他去，以防晕倒。在热水里，父亲紧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我这时想问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怕他忍不住失言。父亲凡开会住可以洗澡的旅馆，必通知许多同命运者去洗澡，然后大家头发湿湿的坐下来谈洗澡以外的各种事。父亲住医院，也如此办。护士对湿头发的探视者并不奇怪。沐和浴在中国从上古就是与身体最密切的事，除了饮和食，而且严肃到与心有关。汉以后，日本学去不少沐浴的制式，愈洗愈有名堂，父亲访问日本回来后，我问观感，父亲说：随时可洗澡；再问观感，说：胜得好惨。虽然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在主持料理父亲的后事，北京电影制片厂遣专人协助，各地电影制片厂仍欲来人，母亲说不出的感激，一一谢绝，吴天明还是从西安电影制片厂遣人助理，此时他环臂立于灵堂之外，不发一言，陕西人是自古见中国事最多的人之一，他明白这个书生生前做过什么，希望什么，遗憾什么。
　　我与大哥去捡拾父亲的骨殖，焚化炉前大厅空空荡荡，遍寻不着，工人指点了，才发现角落里摆一只铁箕，伏下身看，父亲已是灰白的了，笑声不再，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睛，滴落在额骨上。
　　父亲的像前无以祭，惟有《电影的锣鼓》、《陆沉集》、《起搏书》、《电影策》这几本他的心血文字。

鲁林涛 · 发表于 2009-3-3 10:37:25

人流擦身而过，我注意着今天的男人和女人，早已不复三十年前多是憔悴、迷乱、惊恐、叵测的神色，而换上了健康、紧张、专注、急躁的脸色。人们似乎都盯着一个很实在的单一目标奔走，脚步匆匆。“人对人”粗暴侵犯的时代消歇了，代之而起的总不会是个“人对物”狂热占有的时代吧?
　　一场大噩梦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了，但那时代的精神因此也永远地消失了吗?我从外电或零星报道中看到，不是没有人怀恋“文革”，渴望那非人的方式重演。我从眼下层出不穷的贪污犯看出，他们抢掠金钱的疯狂决不亚于“文革”中迫害他人，攫取权利的疯狂。我不禁为之怅然：昨天与今天之间真的已隔着鸿沟?昨天的人心与今天的人心真的已全然不同?外在的文明的进步真的可以代替内在的文化的进步?某日，我偶然翻读加缪的《鼠疫》，里面竟有这样的话：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兴高采烈的人群却看不到。鼠疫杆菌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窑、皮箱、手帕中耐心地潜伏守候……
　　我再次回望王府大街64号这座老楼，心想，有些东西是应该遗忘的，有些东西却不能遗忘，永远不能。

　　写于1998年6－8月，时值纪念田汉诞辰100周年

鲁林涛 · 发表于 2009-3-3 10:37:02

王府大街64号
作者：雷达

　　雷达（1943—），甘肃天水人。文学评论家、散文家。著有文学评论集《民族灵魂的重铸》，散文集《雷达散文集》等。
　　
　　最近，我到王府大街64号去过一趟。
　　这其实是老门牌，现在早不这么叫了，这里曾是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旧址，人称“文联大楼”，多年前也早改为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地点。我去干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受一股莫名力量的驱遣，我踽踽地登上一楼半的台阶，轻轻地推开那扇久违了的大门。门开的一瞬，我几乎有点晕眩。我很害怕地窥探着，寻找着，希望它最好面目全非，不再是什么小礼堂。但它好像还是礼堂的模样，格局未变，新主人连起码的装修也没搞，一股熟悉的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大厅里没有人，很空旷，我甚至觉得很荒凉。蓦地，我的耳畔响起了怒吼声，咆哮声，然后，是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在地上轰地一声巨响。我赶快逃也似地返身跳下楼梯，冲出大门，直冲到繁华的大街上。大街平静如故。车流和人流无知无觉地移动着，像无始无终的时间。但这并未减却我的紧张，我的心还在卜卜地跳。
　　到底怎么了?我模糊意识到巨响声属于幻觉，且来自遥远的时空，但我还是条件反射似地惊跳起来。我试着整理自己的思绪，好久才平静下来，想起了与这座礼堂连带的好多往事，还有那巨响声的由来。
　　我是1965年分配来这里的，那年我22岁。还在学校图书馆翻杂志的时候，我就感到惊讶，为什么好多权威性的文艺刊物，像《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剧本》、《戏剧报》，还有《人民音乐》、《曲艺》、《民间文艺》等等，编辑部的地址一律标着“王府大街64号”?那个年代刊物寥寥，能将如此多的精华汇聚在一起，那该是何等堂皇而神秘的所在?我想象出入那里的人士，定然个个气度不凡，多少有名的作品曾从他们的手中发出啊。对一个僻处大西北，读着中文系，做着作家梦的学子来说，真是心向往之，却又仰不可攀。然而，造化弄人，怎么也没想到，我本人的毕业分配，报到地点竟就是这王府大街64号。
　　其实我最终并未真正分到这座大楼里工作，而是分到它下属的一个小协会——中国摄影学会。当时这里作为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大本营，并没有聚齐所有的协会，像美协、摄协等都在外面，离得倒不远。报到那天，我一瞥见这座大楼，觉得它那钢青色的身躯在蓝天衬托下，显得格外高大神圣，心里就起了一股敬畏感。文联人事处一个胖而高的中年女同志看了看我的报到证，马上说，好啊好啊，这两天摄影学会正在要人，你就到那儿去吧。我一个学中文的突然去搞摄影，心里自然发紧。我急忙嗫嚅着，我学的不是这个……语音未落，这位女同志便疾言厉色道，你怎么可以不服从组织的分配呐?那时“组织”就是命令，何况那天我太像个乡巴佬了。我觉得她高大的身躯有种威压力，叫人不得不服。我的命运不到十分钟就决定了。事后跟几个同年来的大学生一聊，才知道把谁分配到那里都是人事部门头疼的事。滑头一点的会扶扶眼镜架，故作口吃地说，我高度近视，对不准焦距啊，要么就勾着头很木讷地说，我可是研究甲骨文的，弄得人家无可奈何，遂滑将过去。可惜我不具备这样的智商。当时的我多么沮丧啊。好在，我的失落感不久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不到一年，“文革”爆发，大家全都卷进了无止无休的斗争。什么创作啊，艺术啊，全都变成了罪恶的证据，从事这一行的人不再风度翩翩，而是个个可疑，都要被推上批判席的，只是程度的不同和时间的早晚罢了。
　　当年，文联小礼堂的地位骤然显要起来。据说这里曾叫文艺俱乐部，困难时期，政治空气一度松动，此处也曾开茶座，唱评弹，吼川剧，办舞会，笙歌不息。但自1965年以来，两个批示先后下达，风声越来越紧，小礼堂开不完的会，娱乐活动遂渐至绝迹。我几乎每周都要来一二次，不是听周扬的传达，就是听林默涵的检查，讲的人皆一脸晦气，听的人则忐忑不安，好像都预感到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果然，到了1966年七八月间，风暴突起，势如狂飚，红卫兵洪流冲向每个角落，所向披靡，这座礼堂自然被率先举上了浪尖，完全变成一个大斗技场了。说来不信，那时小礼堂内外，每天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大字报铺天盖地，很像现今的庙会、博览会、商品交易会，敞开大门迎接四海串联客。大中小型批斗会不断，就像庙会里同时上演着好几台节目一样。这儿在斗冰心，因她的母校是贝满女中，就是附近的灯市口某中学，“小将”们斗起来格外起劲，抓住她回答问题时用了“报馆”这个旧词，大骂其反动。那儿在斗舞蹈家盛婕，已被剃光了头，不知什么话激怒了“小将”，被连推带搡，从楼梯滚了下来，摔伤了。“小将”们固然虔信“革命”，但也有满足好奇心的一面，平日只能在语文课本上见到的名字，忽然不但能见到本人，且可随时拎来观摩、批斗，不是很刺激的事儿吗。
　　多年后我还清晰地记得，一天，一彪身着绿军装，腰扎宽皮带，臂佩红袖标的男女“小将”闯了进来，围住几个“黑帮分子”批斗，喝令他们“自报家门”：报名字、头衔、出身、罪行。有一老戏剧家，高举罪牌，在报出自己的资本家出身后，决不停顿，紧接着大声补充说“我老婆是贫农!”。当时谁也没料到他会这么“不老实”，全愣住了。我想，这若干秒的静场是有潜台词的，那意思是，既然我老婆是贫农出身，你们斗我就有斗“贫农的丈夫”之嫌。不料有一女红卫兵立即喝斥道：“混蛋，谁问你老婆了!”我想这女孩儿一定在家娇纵惯了，平时就没大没小的，不然反应不会如此之敏捷。现在，这位老前辈已经谢世，他在惶急中的本能自卫，制造了一个冷幽默，至今想来令人苦笑。却也有胆子极大的人，当时或稍后，有位女同志贴出了为她的“黑帮丈夫”辩护的小字报，她采用的逻辑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红小鬼”说起，说得全是最革命的话，弄得造反派一时很窘，虽极恼火，又找不出多少有力的话反驳，只好大骂其嚣张，或念叨“是可忍孰不可忍”之类。多年过去了，想起她作为一个女性，敢在那黑云盖顶的时候挺身而出，我还是佩服的。有时，柔弱的恰恰是刚强的。
　　出没在这里的“牛鬼蛇神”的名单确实太壮观了：除了周扬，林默涵，刘白羽等，人在外单位，不时可提来批斗外，像田汉，阳翰笙，光未然，邵荃麟，郭小川，贺敬之，李季，冰心，臧克家，陈白尘，张天翼，严文井，侯金镜，吴晓邦，吕骥，李焕之，冯牧，葛洛，韩北屏，戴不凡，屠岸，陶钝，张雷等等，都是本楼的人。那无异身在囹圄，插翅难飞。每个喧嚣的白天结束后，他们才会有片刻喘息，洗去满脸污垢，但关在地下室的他们，又有几人能够安眠?
　　我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感觉，22岁的我，作为一个酷爱文学的外省青年，能见到这么多仰望既久的文坛大家，私心以为是一种幸运，可是，见面在如此不堪的场合，亲眼看他们一个个如囚徒般狼籍，又有种珍贵的瓷器被一排排击碎了的感觉。
　　那时受难的决不限于所谓“黑帮分子”，有些被认为最无瑕疵的人，也会在一个早晨厄运突降。《文艺报》的朱某，刚毕业的大学生，戴一副黑边眼镜，挺文气的，听说还是烈士子弟，又分到了这么好的单位，我真羡慕，觉得他太幸福了。有天我还目送他锁了自行车走进大楼，视线要能拐弯，还会一直目送下去。那时他正忙于“造反”，不料有人秘密举报，说他在“毛选”上搞“眉批”。这太骇人听闻了，用当时的话说，叫狗胆包天。而事实是，他学毛著时爱在空白处写点感想，大约有几句话露出了商榷的架势。他搞“反动批注”的问题被迅速报到公安局，说是马上要逮捕，其实公安局也不怎么想受理，因为太多了，逮捕不过来。于是由一女同志看守他。他推说要上厕所，进去不再出来，待冲进去一看，手表搁在窗台上，人不见了。与此同时，正吃午饭的人觉得窗外有个大鸟样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发出巨响。大家忙出去看，见他趴在地上挣扎，还在找眼镜呢。看他疼得满地打滚，有人说“活该，反革命”，也有人主张急送医院。到了医院却无人敢治疗，因为他是“畏罪自杀”者。不一会儿，他就死了。生命啊，卑微如一片落叶，着地无声。
　　还有一场面，我每一思及，便不寒而栗。那是批判中国文联副主席刘芝明。刘已是垂暮老人，晃悠悠地站着，垂首静听批判，突然，会场外冲进一人，这人的名字和模样都不记得了，只见他手拿两样东西：一张报纸，一双鞋，好像掌握了重大机密似的威风凛凛。他径直冲到麦克风前高声宣布：现已发现，刘的最新最重大罪行，他胆敢用我们最最最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包鞋”!此言既出，全场几乎大乱，口号声此起彼伏，像一口沸锅。只见这人二话不说，冲到刘的面前，抡起鞋底，照着头和脸左右开弓，嘭嘭嘭的拍击声响了很久。我不忍看，却没法不听。至今我还听到这嘭嘭的击打声，好像就在昨天。有时我会好奇地想：不知那个打人者现在在做什么，是不是也像所有慈祥的老爷爷一样正在含饴弄孙呢?那天我也跟着呼口号了吗?好像呼过，不，一定呼过。
　　最难忘的还是批田汉，这位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先驱，戏剧界的泰斗。揭发人好像是田汉身边的什么人，他那冷酷、嘶哑的声调和闪动在镜片后面刀子一样锐利的目光，足以使被批判者崩溃成一摊泥。他一条一条地揭发着田汉怎样毒害青年，怎样刻骨反动，就像一层一层地剥着人皮，批判稿厚得一世也念不完。控诉渐近高潮，台下群情激昂，有人忽然奋臂高呼“跪下，叫他跪下!”也许因问题提得突然，先静场一息，继而“跪下”声就连成了一片。但田汉居然不跪，僵持着，有人上前按他的头，他还是硬挺着脖颈不跪。人们恼了，吼声暴起，声震四壁。继而，全场静寂如死，似有所待。只听见“咚”的一声，田汉终于自动跪下了!跪得很突然，声音很响，像一座大厦，甚至一座山样轰然倒塌，真是惊心动魄。这一声震碎了我年轻的心灵。这一声从此永远烙刻在我的记忆中了。
　　是的，田汉跪下了，这个当年鼓动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人跪下了，这位国歌——半个世纪来响彻在祖国天空的庄严歌声的词作者跪下了，这个占了现代文学史一个长长的章节，作为一个时代的重要代表的人跪下了。他究竟在给谁下跪呢?也许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他跪下的一瞬，时间更深地楔入了黑夜，黑暗遮没了光亮，愚昧压倒了文明。受凌辱的难道仅仅是田汉一个人吗，不，受凌辱的还有让他下跪的人，还有我们自己的历史啊。
　　现在的我，也就是已经五十多岁，白发悄悄爬上鬓角的我，伫立在大街上，定定地凝望着老门牌王府大街64号，这长方形的青砖砌成的大楼。真是物犹如此，人何以堪。据说50年代末大楼新建成时，虽因经费压缩，减了规模，它却仍不失为一幢恢弘的建筑，可是现在，它已被暴风雨褪去了钢青色，显得灰白，像一头青丝转眼间白发丛生一样。它杂在今天高楼大厦的群落间，无论色调还是建筑风格，都显得那么老气横秋。是的，它走了太多的路，它老了，在我的视觉里，它渐渐幻化成一只陷身狂涛巨澜中的孤舟，不断地被抛起，又不断地被掷下。现在的作家协会和文联早搬到新楼了，于是，这王府大街64号也就只能作为历史陈迹碇泊在这儿了。如果把它看作一个特定时段中国文艺界的象征，也许是恰当的。它肯定具有研究价值。对于它的历史反思，它在中国文艺史上的功过，早晚该有人会做的罢。
　　然而，我心中的困惑并未完全解开，我不是想追问哪一个具体的人或者哪一件具体的事，我想追问的是人心，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的精神秘密。忆当年，“小将”们的顽横固然可憎，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经历了漫长的精神磨砺，有的虽只知反复陈述知青生活的苦难，却也很有些人敢于反思这一段变态的人生，可我们知识者、干部或被称为文艺家中的某些人呢，似乎很忌讳再提起这些事；而许多事恐非一个“迷信”和“冲动”可以了结。不是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吗，为什么昨天叫着“同志”，恨不得亲热的拥抱，转眼间就铁青了脸，瞪着敌视甚至嗜血的眼光，半点同情心也没有了”?为什么人会一面自己受害，一面琢磨害人?为什么在中国最高的文艺殿堂，上演着这般冷酷的“戏”?这暴力倾向是原先就潜伏着，存在着的，还是一时的迷狂所致?诚然，斗人者当时往往真诚地认为被斗者是有罪的，被斗者也往往认为自己确也是有罪的，但当雨过天晴之后，我们是否就理应认为错误全在历史，自己什么错也没犯过呢?对那些打人者、举报者来说，也是绝对真诚的吗?还是出于恐惧，出于泄忿，出于利益，甚或出于以折磨别人、咀嚼别人的痛苦为乐的阴暗心理?我并不膺服那句人人尽知的“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话，此刻它竟浮了上来。我在想，光有火苗，底下没有大堆的干柴是怎么也燃不成熊熊大火的。
　　

鲁林涛 · 发表于 2009-3-3 10:36:09

最初的晚餐
作者：陈忠实

　　陈忠实（1942—），西安市东郊人。著有长篇小说《白鹿原》等作品。
　　
　　想到这件难忘的事，忽然联想到“最后的晚餐”这幅名画的名字，不过对我来说，那一次难忘的晚餐不是最后的，而是最初的一次，这就是我平生第一次陪外国人共进的晚餐。
　　那时候我30出头，在公社(即现今的乡政府)学大寨正学得忙活。有一天接到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即省作协)的电话，通知我去参加接待一个日本文化访华团。接到电话的最初一瞬就愣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穿什么衣服呀?我便毫不犹豫地推辞，说我在乡村学大寨的工作多么多么忙。回答说接待人名单是省革委会定的，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这就意味着不许推辞更不许含糊。
　　我能进入那个接待作陪的名单，是因为我在《陕西文艺》(即《延河》)上刚刚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都是注释演绎“阶级斗争”这个“纲”的，而且是被认为演绎注释得不错的。接待作陪的人员组成考虑到方方面面，大学革委会主任、革命演员、革命工程师等，我也算革命的工农兵业余作者。陕西最具影响的几位作家几棵大树都被整垮了，我怎么也清楚我是猴子称王的被列入……
　　最紧迫的事便是衣服问题。我身上穿的和包袱里包的外衣和衬衣，几乎找不到一件不打补钉的，连袜子也不例外。我那时工资39元，连我在内养活着一个5口之家，添一件新衣服大约两年才能做到。为接待外宾而添一件新衣造成家庭经济的失衡，太划不来了。我很快拿定主意，借。
　　借衣服的对象第一个便瞄中了李旭升。他和我同龄，个头高低身材粗细也都差不多。他的人样俊气且不论，平时穿戴比较讲究，我几乎没见过他衣帽邋遢的时候。他的衣服质料也总是高一档，应该说他的衣着代表着70年代中期我们那个公社地区的最高水平。“四清”运动时，工作组对他在经济问题上的怀疑首先是由他的穿着诱发的，不贪污公款怎么能穿这么阔气的衣服?我借了一件半新的上装和裤子，虽然有点褪色却很平整，大约是哔叽料吧我已记不清了。衬衣没有借，我的衬衣上的补钉是看不见的。
　　我带着这一套行头回到驻队的村子。我的三个组员(工作组)经过一番认真地审查，还是觉得太旧了点，而且再三点示我这不是个人问题，是一个“政治影响”问题，影响国家声誉的问题……其中一位老大姐第二天从家里带来了她丈夫的一套黄呢军装，硬要我穿上试试。结果连她自己也失望地摇头了，因为那套属于将军或校官的黄呢军装整个把我装饰得面目全非了，或者是我的老百姓的涣散气性把这套军装搞得不伦不类了。我最后只选用了她丈夫的一双皮鞋，稍微小了点但可以凑合。
　　第二天中午搭郊区公共车进西安，先到作家协会等候指令。《陕西文艺》副主编贺抒玉见了，又是从头到脚的一番审视，和我的那三位工作组员英雄所见一致：太旧。我没有好意思说透，就这旧衣服还是借来的。她也点示我不能马虎穿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国家影响政治影响”的大事。我从那时候直到现在都为这一点感动，大家都首先考虑国家面子。老贺随即从家里取来李若冰的蓝呢上衣，我换上以后倒很合身。老贺说很好，其他几位编辑都说好，说我整个儿都气派了。
　　接待作陪的事已经淡忘模糊了，外宾是些什么人也早已忘记，只记得有一位女作家，中年人，大约长我10岁。我第一眼瞧见她首先看见的是那红嘴唇。她挨我坐着，我总是由不得看她的红嘴唇，那么红啊!我竟然暗暗替她操心，如果她单个走在街上，会不会被红卫兵逮住像剪烫发砍高跟鞋一样把她的红嘴唇给割了削了?
　　那顿晚餐散席之后我累极了，比学大寨拉车挑担还累。
　　现在，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常常接待外宾并作陪吃饭，自然不再为一件衣服而惶慌奔走告借了；再说，国家的面子也不需要一个公民靠借来的衣服去撑持了；还有，我也不会为那位日本女作家的红嘴被割削而操心担忧了，因为中国城市女人的红嘴唇已经灿若云霞红如海洋了。

　　1995年1月3日

鲁林涛 · 发表于 2009-3-3 10:35:38

五
　　离开雪窦寺已经二十多天了。似乎在和以前一样的生活。不打坐，不参禅，亦不去寺庙。鱼汤肉汤照样喝。但变化在心里。
　　总记住一句话：修行就是修正行为。所以总能发现自己的行为应该修正之处。比如私心杂念太多，火气太大，能负重而不能忍辱，等等。便时时警惕，别再重蹈覆辙。结果，笑的时候比以前更多，焦躁上火的时候大大减少。眉心处两道平添“英气”的竖纹，渐渐地淡了。二十多天来，心无旁骛，只读经书，虽然仍表现出书生的迂腐，但我对自己的选择是认真的。我一定要弄懂自己不明白的问题，不能赶时髦，随大流。
　　前几天，读六祖坛经，处处字字叫我“明心见性”，我执执拗拗地追求，也不见心在哪里，性在哪里，很有点急，便请教一位学佛的同事，六祖所说是不是太玄了?他笑着说，你这是在参禅啊！既如此，你不妨照此想下去，想到尽头，便是悟，这叫“思维修”。我将信将疑，就执拗下去。一天，想着想着，突然想起多年前反复作过的一个梦来。我梦见自己走在一条河边，河很宽，岸也很宽，河水静我也很静。多少年过去，梦境依然鲜活，因为我一直没明白那是一条什么河，何以无人迹声音，又无水纹波涛?现在，我却突然找到了解梦的钥匙，那不就是我和我的影子吗?那河是我的自性，那岸上走着的就是离开了自性的影子。我何不将影子抛进河里，化为河水，与河融为一体?那样，河也不见、我也不见、岸也不见了。便不需要再寻找什么，不要船，不要桥，不要救生衣。我在河里，河在我里，宁静浩渺，川流不息，岂不就是大自在了?想到此，泪如泉涌，心大欢喜，一连声地念“南无阿弥陀佛”，数十声，数百声，无暇去计。我将感受告诉那位学佛的同事，他说“恭喜恭喜”。
　　真的值得恭喜吗?我可是一个多月未写一个字了。好像进入了冬眠期，前不久，在一家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小文，文章的最后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一位久未联系的老友便写信来责备：“一个关心人民的作家”去念阿弥陀佛了，真是奇迹！倘使他知道我现在的状况，又会怎么想呢?只好由他去了。扪心自问，内心的关怀未曾减少，肩上的使命也未曾减轻，容纳和承担烦恼的心力倒是增大了不少，所以，在这篇长文的结尾，我还是要念一声：阿弥陀佛！

　1995年4月15日

鲁林涛 · 发表于 2009-3-3 10:35:20

三
　　什么叫“打佛七”?读了“雪窦寺阿弥陀佛七手册”才知道，就是善男信女集中起来过七天的宗教生活。《佛说阿弥陀经》中说，“末法时代”，人心难调，为了解救迷悟众生，阿弥陀佛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修行的方便法门，若能持名念佛或一日，或二日……或七日，一心不乱，便能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所以“打佛七”功德殊胜。
　　我和朋友商量，参加还是观望?朋友说她没有宗教情绪，不想滥竽充数。她说她与我不同，对于佛门，我是一脚在里一脚在外，她则是两只脚都在外。她说得不错，—踏进寺院，我就与她有着完全不同的感觉。我和她一起站在门外看和尚们作晚课，她平平常常，没什么特别的表现，我却泪流不止，一直到功课结束。说不出任何流泪的理由。既不是被感动，也不是触景生情。但就是要流泪。仿佛泪水与我无关，而是别有源头，别有主宰。“这表明你本来就是个修行人，善根发动了。”有人对我说。我想也许，要不怎么会有十年前的梦境和今天的行动呢？但是一想到要一口气念七天佛，我怕坚持不下去。我最怕重复行为。但我想体验一下，功德究竟如何殊胜，撑不下来还不行半路退出?朋友觉得一个人站在门外观望无趣，便决定一起试试。
　　于是我们有了七天不同寻常的经历。
　　七天的功课是一样的。早上四点起床，五点上早课，念经、拜佛、持名念佛，一天四场。一百多人站满了大殿，我和朋友紧挨着站在最后面。头天晚上起香、净坛，全体人员都五体投地，向佛顶礼，只有我和朋友直挺挺地站着，只双手合十表示尊敬。觉得很刺目，所以第二天没经过商量，我们就齐齐地跪下了。但是刚刚以头触坐垫，我就笑了，想起了我俩的过去。谁能想到几十年以后我们会来到这里，跪在这里?要不是膝头钻心的疼痛，我宁可相信，跪着的不是我。难道，这就是宿命?
　　但是，以后的几天活动，我没有再笑，而是很快进入了“角色”。虽然有“手册”在手，因为不熟悉，加上参加者多为宁波人，语音特别，我几乎完全不知道人们念的是什么，唱的是什么，惟一听得明白的是“南无阿弥陀佛”。可是此情此境，语言和书本对我都不重要，心里自有一片庄严、宁静、融和的境界。梵乐像一股暖流，注入我的血脉，我一次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流泪。而且并没有丧失理智。我明白每一次流泪的缘由——
　　那次，当我随着维那师的念诵跪下去拜愿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无边无际也无明确对象的悲悯之情油然而生。泪水湿了我匍匐的坐垫。这就是“同体大悲”？
　　那次流泪是因为忏悔。“有情的造诸恶业，皆由元始贪知。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这是忏悔时的唱诵。没有平时反省或检讨时的“帽子”、“棍子”，甚至也没有具体的所忏悔的人和事。但也正因为这样，忏悔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和力度，好像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又从根本上肯定了自己，心里有一种回归本体的感觉，不由得喜极而泣。
　　每一次念经之后都要长时间的绕佛。我走在队伍的最后，双手合十，两目微垂，一边随人流移动脚步，一边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们的行列像一条小河，蜿蜿蜒蜒，在坐垫间流动，首尾相接。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与大家的融汇在一起，低沉委婉，声声相连，像一串不断的念珠。我眼前浮现出一条路，一条无始无终的路。忽然，我解悟了十年前的梦，原来我是要继续寻找，寻找更为深刻和真实的自我。现在我不再是孤零独行，而是在一个行列里。那么我找到了?就是佛?我的本性不再是我反复在课堂上宣讲过的具有欲望、情感、思想的“人”，而是更为广大更为久远、无始无终的生命本体?我声声呼唤的不是住在某处的阿弥陀佛，而是久已疏远和蒙尘的自己?魂兮归来，魂兮归来啊！我听见自己心里是这样念的。泪水便在这时悄然流涌，顺着面颊，滴在我合十的掌上。门外站着许多观看的游人，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满面泪水感到羞愧。
　　悲悯、忏悔、回归，像暖流注满我的身心，我不再感到劳累，下跪的时候，膝头也不再疼。来寺院的当天晚上，雪窦寺住持月照法师接见我们的时候，我曾明白表示，我不想皈依，可是此刻，我的想法变了。我真诚地唱出“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尽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誓愿成”。而且我还在心里补充了几句：为了自救救人，我不求往生乐土，不求长命百岁，亦不怕人间地狱。我愿意付出自己。我五体投地，任泪水欢快地流淌，心地洁净无比。
　　于是我对朋友说，看来我要先你一步跨进佛门了。两天以后月照法师将传授三皈五戒，我想我会站在皈依弟子的行列里，这时朋友还在考虑。她第一天念佛下来就摇头，说佛教如果不改变这种初级的形式，是很难吸引知识分子的。那样的顶礼膜拜让她想起“文化大革命”，她无法认同。思想不通加上功课太紧，她竟然病了，佛七的第四天她就直睡了一天，念不动佛了。想不到也在这一天，我和她一样，头脑里又挂满问题。
　　那是观音菩萨生日的前夕。乡下来了许多朝山拜佛的香客，泰半是老年妇女。他们自发地加入我们念佛的行列，按规矩正好排在我身后，老太太们一律穿着朝山服，丝绸的长裙，上罩闪光的直裰，像古代妇女。要在平时，我也会把她们当一道风景加以观赏的，可是现在，一想到我成为“海青”僧衣和这种朝山服的“分水岭”，而我又是“短打”行装，一件丝绸面风衣，便觉非常滑稽。想笑，用力忍了一会。可是身后那位老太太念佛的腔调实在太古怪，她不但不顾节奏韵律，把很有韵味的念诵变成散漫的宣叙，而且把“阿弥陀佛”念成了“藉米豆腐”，之后还拖出一个花腔的“喂”。我的天！无论我怎么忍，还是笑了起来，而且笑出了声。幸亏大家都很专一，没有注意我。否则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为了忍住笑，我只好分散注意力，将目光在十八罗汉的脸上扫来扫去，然后再把前面的和尚居士们一个个看过来，心里想着，他们每个人背后都可能有一本书，能一本本读过来才好。神散了，心走了，前几天的境界完全离开了我。笑总算止住了，但皈依的决心却发生动摇。我觉得我和老太太们是同路不同志啊！我再也没有力气绕下去，偷偷溜回了宿舍，向朋友模仿老太太念佛的腔调，肚子都笑痛了。待我收住笑，朋友说，“你今天还不如我这个没去念佛的。我读完净空法师写的《佛法与人生》，根有收获，我决定皈依。”什么?你信了?我问。朋友说，“我不管什么三世报应、六道轮回，我只认净空法师在这本小册子里讲的佛教，第一，它是一种教育，而不是宗教；第二，它教人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这正是我在做人中所追求的。”可是，不相信三世报应，六道轮回就不是佛教，我说。“我不管，我就认那几条。你呀，想得太多。”朋友说。
　　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我非常了解她的性格。她的决定总经过深思熟虑，而且一经决定，就不会改变。我怎么办呢?仍然是—脚门外，一脚门里?
　　四
　　我是在传授三皈五戒仪式举行的前半小时才明确表示皈依决定的。
　　我觉得朋友说得对，一百个佛教徒对佛教会有一百种不同的理解。有人为己，求福求寿求灭灾；有人为人，求做人的理想境界。有人求诸外，一心靠神佛护佑，有人求诸己，靠自身修养完善自己。所以，有人重“因”，注重自己做下什么，真做了错事，就甘受报应；有人重“果”，做了恶事想逃避恶报。全由自己把握。只要自己真正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管别人怎么想的干什么?
　　但是，为了慎重起见，作出决定之前我们还是找住在我们对面的了我法师交谈了一次。我全盘托出了自己的“保留”，我说我不同意把人生说成全是苦，我认为人生是苦乐相依。了我法师要我从无常上去理解，我表示同意，我批评佛教的出世消息，了我法师对我宣讲普度众生是大乘佛教的宗旨，并不是不要世间关怀，月照法师开示中专有一讲“建设人间净土”，实际上也回答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时无法解决，我不能同意“一切惟心造”，我只能把它理解为一种想像或境界。对此，了我法师说了十六个字，关于极乐世界，是“生则必生，去实不去”；关于“空”，是“心在空中，行在有中”，朦朦胧胧，好像有所领悟，想到了“天人合一”，还想到庄子的《逍遥游》和《养生主》。但还须好好研究研究。我用了“研究”这个词，足见我的凡俗，不少学佛的人告诉我，读经不能用一般的思维方法。可是我改不了，这就是经书里所讲的“所见障”吧?我为自己知识见解所阻碍。慢慢排除吧!倘若最后也排除不了，信仰自由，入党还兴退党呢！
　　皈依的仪式庄严隆重，我和朋友都流了泪。此时此刻也对弘一法师圆寂前写下的“悲欣交集”有点儿体会。但是，我怎么能与弘一法师相比呢?他那么决断而彻底地出家了，我却连五戒都不敢受。不杀不盗不淫不妄不酒，按说没有什么难做的。我气壮如牛，胆小如鼠，到现在，硬是一条鱼一只鸡也不曾杀过，不敢。一面对小动物的眼睛，就心悸，仿佛看到一个和我一样的灵魂在审视着我。但是对看不见眼睛的生命我是敢杀的，如蚊、蝇、蟑螂，我则必杀无疑，我能容忍蚊子吸血，不能容忍它的嗡嗡哼哼，还让我痒得又抓又挠，洋相百出。苍蝇若不传播细菌，我杀它干么?可是它能改吗?我知道佛可以以身饲虎，我不能。倘若那虎佛性全灭，不知反悔，害人无已，我也不反对把它杀了。至少我会去研究如何打个笼子或扎起笆篱，限制它的自由，我不是佛。还有对于饮酒，我也保留。我不是酒鬼，平时滴酒不沾，也不藏酒。但是逢年过节，亲友相聚，三杯两杯淡酒，平添无穷乐趣，我不敢放弃，我认为既然佛教也说“人身难得”。既生而为人，还是要将人生过得有声有色。我听见月照法师的开导，“夫戒者，生善灭恶之根本，超凡入圣之种子。才登戒品，便绝轮回……你们能以教奉行吗?”我听见旁边的朋友轻轻地回答：能。我只闭嘴不语。心想，我不会变成鲁智深的。事后我得知，朋友也只受了三戒，身为家庭主妇，鱼是要杀的，所以杀戒未受，酒也略有保留。
　　为此我不能不钦佩我所认识的和尚和居士们。我确实认识了一些真正信佛的人，我的决定皈依与他们不无关系。记得几年前，我就对研究佛学的朋友说，想去寺院住一阵，分享僧尼们的净土。他劝我别去，说你会失望的，如今已是到处无净土。几十年对宗教的极左作法加上近来的商品世界的冲击，真和尚真尼姑已经不多，有的把出家变成职业了。要不是遇到了几位学佛的大学生，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感到了纯净，我就不敢到雪窦寺去，害怕读佛经所得到的境界被破坏了。待到见到和尚，我更感到真正的信仰还是有的。
　　雪窦寺的和尚年纪都不大，住持月照法师才二十八岁，被聘为首席和尚和监院的了我法师也只有四十来岁。可是他们的智慧和威仪不是凭年岁可以度量的。他们是那么慈祥、平静，像一潭清水。听月照法师开示，使我不敢想他的年纪，我甚至相信他已经活了很久很久，比我要久得多，他那光光的头顶上鼓着一个界线分明的土包，像图画上的寿星老。他的语调低缓平和，讲到任何问题都无碍障隐晦，表现出坦荡的胸怀。只是在他开示时偶然拍掌，我才会想起，他还是个年轻人呢！了我法师每天领我们念经绕佛，几天之中，未曾发现他有丝毫懈怠，行走坐跪都如礼如法，堪称表率。好几次，我想问问他们，为什么出家呢?以你们的气质仪表文化水准，在今天的社会上获得—份幸福的常人生活应该完全不成问题。和尚有二百五十条戒律，你们怎么忍受得了?可是每一次我都退缩了，因为我觉得自己的问题太低俗了。燕雀不知鸿鹄之志，怎知修行人的常、净、我、乐追求之崇高?而且，佛教把天人世界分为欲、有色、无色三界，人心、人世又何尝不是这三界并存呢?我们俗人大都在欲界打滚，和尚尼姑们通过守戒修行把自己从欲界、色界甚至无色界中超拔出来，为浑浊的人世开辟一块净土，作为俗人，我只应顶礼致敬，虚心学习，怎么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我所认识的几位小和尚也让我肃然起敬。天天在我们住处打扫卫生的果明，才十八岁，眉清目秀，一表人材。可是他的举止、神态却让我不敢把他当孩子看待，甚至不敢对他有丝毫怜惜。每天早上撞钟念诵的小和尚个子短小，其貌不扬。可是我每天都不肯错过听他撞钟念诵的机会。他的钟声诵声把我带入神圣、清明、宁静、悠远的境界，这就是修行人的魅力！
　　我可能永远达不到那些和尚们的境界，但是我愿意追随、学习。

鲁林涛 · 发表于 2009-3-3 10:34:55

结缘雪窦寺
作者：戴厚英

　　戴厚英（1938—1996），女，安徽颍上人。著有长篇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中短篇小说《锁链是柔软的》等。
　　
　　一
　　三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我与一位朋友去浙江奉化雪窦寺住了一阵，参加了那里的“打佛七”活动。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住在寺院，身临其境地体验宗教生活。吃素、念经、斋戒。去的时候我是一个刚刚开始读几本佛经的人，朋友则对佛教一无所知。她说，所有的宗教在她看来都是迷信，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宗教能够历经几十年而不衰，所以应该去看看。当然这只是表面原因，我知道，其实她和我一样，在寻求人生的新支点。三十多年前，我们还都是小姑娘的时候，就被封为“文艺理论战线上的新生力量”，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成为“三个小辫子”中的两个。如今，我们各自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人生，内内外外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有一点却没有变，那就是我们仍然不愿意随波逐流，浑浑噩噩地度完下半生，并且不愿意把挣钱多少做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我们都在不懈地追寻。她已退休多年，家庭生活也不错，但还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劳碌，发挥“余热”。我呢，则坐在书斋里，苦苦思索。
　　我为什么会想到去读佛经呢?说来话长了。大概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散文，题为《佛缘》，便透露出一点消息。当时，我对连续几年反复出现的同一个梦境感到奇异。我梦见我孤零零地走在一群无山脉相联的山峰里，目标明确，找佛。我也知道我找的就是那座最大的山峰，它就是佛，寺院佛堂都藏在它肚里。可是，每当我走近它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心生恐惧，要回转身去。梦便在这时醒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解释不了我的梦，我便往自己心灵深处追寻，或者我有佛缘，与佛一直有着若明若暗或断或续的联系?
　　当时并不十分看重这个梦境。人道主义的信念使我充满信心和力量。《佛缘》发表之后，偶然也会向朋友提起那个奇异的梦，但不想深追，因为我不需要也不相信有一个彼岸世界。我一如既往在人性和人道的路上耕耘。
　　近几年，内心的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说不清从哪一天起，我对人性开始怀疑，并且感到人道主义不能解决我面临的全部问题，问题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客观现实的刺激。现实如何，无须我说，我只想说确实感到难以名状的失望和失落。决不是某些人所说的知识分子失去了中心地位之后的失落感或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口中的酸水。我觉得无论我还是中国知识分子整体，都不曾获得过什么中心地位。希望跻身于中心地位的知识分子也是有的，不少已获得了成功，但这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我感到的是理想的失落，本质的失落。时时处处可以看到感到个人或群体毫不心痛地掏尽了自己的灵魂，把欲望扩充，把金钱填进去。本末倒置，头足倒立。传媒天天出现关于文化的描述，文化遍及吃喝拉撒，肤发面皮，却始终没能让我看清文化的本体。一堆堆东西方文化的垃圾如小山、坟墓遮挡住我的双眼，我分别不出脚步到底是朝东还是向西。没有东西。许多人越来越不像东西。
　　改革开放带来的喜悦慢慢消失，忧虑和焦躁却步步进逼。人似乎永远被恶魔蛊惑，做恶魔的奴隶。不可否认今天比昨天好了些，可是明天比今天更好的保证在哪里?
　　我向各种学说和主义询问、请教，都不能完满回答我的问题。依然浮躁、焦虑。仿佛看见一个无名的黑洞在飞速旋转，要把我吸进无底深渊。听得见各种各样的声音话语，有疯狂的欢呼，沉醉的呓语，亦有绝望的尖叫，深沉的叹息。可是，那能够抓住人们的手脚，把他们从黑洞的风口中拉拔出来的力量在哪里？
　　我的目光自然而然转向宗教。我读了《圣经》，并且走进教堂。之后我把《古兰经》也读了。最后读到佛经。应该说，所有的宗教（当然不包括邪教)对我都有吸引力。因为它们都劝人向善，都告诉人们除了肉体，还有个灵魂是更需要关心的，而且都给人指出了一个超越的途径和可以到达的“彼岸”。善良的人们可以从它们获得理想和安慰，邪恶之辈则会有所戒惧。人不能无所畏惧。但是，相比之下，我更倾心于佛教。这一方面由于我从小受到佛教环境的熏染；另一方面则由于它的教理与我的文化选择更为吻合。我欣赏它的“众生平等”和“命自我立”。真正是不靠神仙皇帝，可以自己救自己。
　　我读佛经的另一个原因纯粹是个人的。我自幼敏感，有许多不可解释的神秘体验。过去不敢正视，如今敢于正视了。我要探究灵魂到底有没有，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正如满清顺治皇帝所唱的：“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又是谁?”去年四月，我的笃信佛和儒的父亲溘然长逝，对他的追思和怀念，也使我转向佛教，由它，我可以进入父亲的精神境界。
　　但是，我却没有决定皈依佛门。因为还有不少疑惑未解。我和朋友一样，到雪窦寺只想看看，希望有所收获。
　　二
　　我们在“佛七”活动的前三天到达雪窦寺，目的是游山玩水。来之前，有人告诉我，雪窦山风光旖旎，仙气缭绕，值得玩味。但是对此，我并无什么体会。与过去见过的名山相比，雪窦山还缺少很多诱人的东西。给我印象深刻的，倒是它的人文景观，因为它充满禅味。
　　我们是乘船到达宁波再转汽车进山的。走出宁波码头，来不及对宁波多看几眼，便被一拥而上的出租车司机包围了。“奉化去吧?蒋介石的老家!”“蒋介石的别墅，妙高台，去不去?”“蒋母墓，蒋母墓!”
　　虽然明白世事变迁，昨日不再，蒋介石成为招揽游客的风景，却还让我感到新鲜和意外。十多年前去庐山参观蒋宋夫妇和毛泽东都住过的别墅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们的参观还是“内部”的，是对作家们的优待。我们静悄悄地进去又出来，谁也没说话。我只是在心里提问：几十年腥风血雨，斗争得活来死去，何以这儿的风景依旧?新主人承继了旧主的全部遗物，变化的只是一块无关紧要的石头，过去那石头上刻着“美庐”，后来被搬走，后来又恢复。妙高台似乎没有重要的新主人住。显然又经历了一番修复。看着它色彩鲜艳的亭台楼阁，我不由自主唱起小学时学会的歌：宋美龄坐空院自思自叹，想起了眼前事好不惨然。不禁哑然失笑，千万人曾经付出的生命代价，在笑声中淹没。
　　历史不像是一条长河，而是一个水潭。像杭州西湖的印月三潭。潭中月影颤颤巍巍，美不胜收，真实的月亮却只有一个，在天上挂着。想起《金刚经》里的一首偈：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应作如是观?因此而不再有为?心像潭水一样的摇。
　　车到雪窦寺。高悬于山门的是一块直匾，“四明第一山”，蒋介石的手书。据说原件已毁，此为复制。雪窦寺创建于晋代，创建者是几位名不见经传的尼姑。以后雪寞寺成为禅宗名刹，出现过许多著名的禅师大德，无一名女尼。看来佛教也如一切人类活动的领域，女人搭台，男人唱戏。千多年来，雪窦寺经历过五次兴废，也都在男人们的手里。有毁于乱兵，有毁于僧风，又有毁于阶级斗争。最彻底的毁坏是“文化大革命”中。据说当时所有的殿堂都被砸烂，仅留下两间作仓库的厢房。一九八七年开始重建，如今已大体恢复。仍有工程未完，因此随处可见工地和未安装好的佛像。据说因经费短缺，有些工程有停工之虞。但香火已经很旺。佛经说，一切事物都有成、住、坏、空，雪窦寺的兴衰自然也无庸大惊小怪。倘若我今天预言，雪窦寺还会经受无数次毁坏乃至最终灭迹，怕也不是疯话。但是现在，它却在“成、住”时期，它所提供的景观还是值得认真玩味的。
　　这里有黄巢墓，号称杀人八百万的唐代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在雪窦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据说是走投无路才放下屠刀的。
　　蒋介石家族与雪窦寺缘分深远，留下不少故事。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将军一度被软禁在寺里，留下了枝叶繁茂的楠木树。
　　如今都成风景了。风景之中又有一道风景无形地显示出来，那就是使这些风景不断改变意义和形态的“天翻地覆”。
　　是谁摇动了时间的把柄，把时间和空间一起浓缩?一道道风景都收进了一个广角镜头，星星点点，零零散散，纠纠缠缠，变变幻幻，却显示出一个共同的主题。那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站在镜头的后面。我在镜头的后面看到一只大眼，不是“第三只眼”，应是佛眼、慧眼，或者是永不灭亡的平民百姓的眼。这眼广大冷静，既不指点江山，也不激扬文字，只是静观。像江河的河床，任凭风浪迭起，景物变幻，它只静静地承担。甚至不会问：容尔者我，主尔生灭者，为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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