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翻史书－－韩扑（第三部分）与中学语文文言古诗有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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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节：阉党究竟代表谁(1)         
　　阉党究竟代表谁   
　　——《五人墓碑记》的背后是明末党争   
　　张溥的《五人墓碑记》是只要受过义务教育的当代人几乎都读过的一篇文章。那里边讲的故事，粗看起来是这样的：魏忠贤把持朝政，迫害东林党，当他的爪牙逮捕深受苏州（当时为吴县）市民爱戴的周顺昌大人时，愤怒的众多市民与魏忠贤的爪牙发生冲突，打死了一个小角色，数日后阉党来镇压，5位市民出头，替大家扛罪而死。魏忠贤倒台后，阉党失败，周顺昌昭雪。为纪念死去的5个人，苏州人把他们合葬在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称为“五人之墓”。
  
　　这篇文章写得声情并茂，气贯长虹，言词激烈，令人读罢，不由得拍案而起，想说点什么。   
　　想说点什么呢？坏人太坏，好人太好，新朝圣明，好人终于当道了。   
　　张溥与复社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细看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和作者张溥的背景，可以发现，《五人墓碑记》中的这五位市民，确实是疾恶如仇、铁骨铮铮的硬汉，但在他们背后，其实还有隐藏角色在起着操控的作用。
  
　　他们背后的这股势力叫做“复社”，复社的背后则是东林党。   
　　张溥是复社的领袖。在苏州这场市民暴动之中，他并不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的人，至少实质上不是这样。   
　　复社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张溥又是怎样一个人？   
　　这要从明末东林党的渊源说起。明朝废除丞相制度，但皇帝自己又干不动，只好让大学士（高级秘书）代其处理政务。这样，大学士日益成为事实上的丞相，但皇帝对大学士又开始不放心，于是培植太监的势力，让司礼监等机构分担一部分中枢权力，并成立了东西两厂之类特务组织作为太监势力的虎翼——
  
　　这些设置，使得明朝政治成为始终笼罩在暗箱操作阴影中的秘密政治，朋党政治的温床就此产生——哪里有暗箱，哪里就会有朋党，这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发展表现出的铁律。明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理政，朝中的朋党失去控制，处于混沌争霸状态。万历二十二年，吏部郎中顾宪成被黜回乡闲居，但他在东林书院中与高攀龙等人以讲学为名，品评国是，并与北京朝廷同党者互为犄角，形成了“东林党”。北宋欧阳修曾讴歌朋党政治，称“君子有君子之党，小人有小人之党”。东林党正是一个自诩“君子之党”的派系。于是，在明末万历、泰昌、天启三朝，东林党的盘子越做越大（自认为是君子的人还是多），迫使朝中小派别联合起来，对抗东林党。到魏忠贤乱政时，太监的势力与他们勾结起来，联合打击东林势力，就此产生“阉党”——这个称谓是东林党人的蔑称，阉党自己对“组织”的认识是不同的。他们认为自己是“皇党”。东林党人的做法，则是以清议鼓动民意，借讲学培植队伍，借科举与幕府获取朝廷的官位。东林党人信奉的，则多为王阳明心学，重于清议虚名，而轻于实用效能，虽不至于轻言误国，但误事的例子却也不胜枚举，比如针对“辽事”（在辽东与后金的战事），就有很多争吵与交涉，其实是无意义的误自家事。
  
　　张溥二十多岁时创立的复社，是东林党的外围青年组织，即所谓“小东林”。复社最开始号称文学社团，但却有自己的秘密政治金库。他们鼓动市民运动，形成舆论，对朝政施加影响，与阉党对抗。
  
　　崇祯朝建立，皇帝干掉魏忠贤，并借整肃阉党之名，进行朝廷大换血。东林党人一时得势，奔走相庆，专心报复，但他们不知道，“大换血”后来成了崇祯的一种习惯，统共17年的崇祯朝，大学士换了50多个，其中大多不得善终——崇祯很快发现，东林党势力太大，根基太厚，于是培植温体仁这样的“非东林党人”和王承恩等太监来对抗东林。
  
　　这时候，张溥已经成为东南士林领袖，朱彝尊《明清综》说他“一言以为月旦”：某个士人的归类是君子还是小人，仕途前程如何，只要他一句话就可加以翻覆。   
　　所以，朝廷很快就开始着力剥夺张溥与复社的话语权，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整他。直到崇祯十四年，张溥人都死了，其“案”都没有了结。   
　　苏州民变的党争背景   
　　复社在新旧两朝都不得烟抽。这个事实充分说明：复社也好，东林也好，他们的锋芒指向，表面上是小人、阉竖，而实质上是皇权的独裁政治。东林与阉党的殊死斗争背后，其实是江南士子的分政要求与皇权的独裁现状之间的博弈。
  
　　黄宗羲是复社的中坚人物之一。试看，他在《明夷待访录》中表达的政治理念何其明了：谁说你皇帝是国人惟一的选择！“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天下是天下人的，君主只是为大家打工的“公仆”。“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样的君主，这样的皇室，不要他也罢。“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只有限制独裁者的绝对权力，让皇帝成为虚君，而把治国之事交给能人、士人、天下人，才真正可以实现天下的大治。黄宗羲的主张，表达了东林党人的真实政治理念。
        
第73节：阉党究竟代表谁(2)         
　　下面来看看苏州市民暴动的真实起因：   
　　《五人墓碑记》中提到的“蓼洲周公”周顺昌，苏州（吴县）当地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东林党人，是东林党在朝中的一员猛将，阉党炮制的打击名单《东林点将录》中的重要人物。魏忠贤在天启四年，即着手从根本上彻底铲除东林党在朝廷中的几大支柱性人物：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和顾大章。他们都是魏忠贤一党的首要打击对象。天启五年，魏大中被捕路过苏州，当时请假在家的周顺昌与魏“周旋累日”，并把己女许配给魏的孙子。其间，他切齿痛骂阉党，被缇骑报告给魏忠贤，立即被削夺官职。魏大中被押送到京后，与其他几人一起被害死于冤狱，史称“前六君子”。
  
　　天启六年，阉党对东林党新涌现的重要人物展开第二轮打击。周起元、缪昌期、黄尊素、周顺昌、李应升和周宗六人被捕，并在不久后全部被害死在狱中，这是“后六君子”。在抓捕周顺昌的过程中，苏州市民反应激烈，形同暴动，打死差官一名，连续10天拒绝使用天启官钱。事后，魏忠贤虽然能够杀死当日“为首”的5个苏州百姓，但东厂的办差官“缇骑”却就此不敢出京了——阉党感觉到了东林党在民众中的巨大煽动力，在地方官员中的道德感召力和顽强的高层反制力。
  
　　阉党的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完全是惟九千岁马首是瞻的个人派系。阉党内部，有人对魏这种很愚蠢而且张扬的表演产生了反感。东厂缇骑不敢再出京，并不是怕老百姓，也不是怕复社的清议，而是极有可能害怕自己内部发生分裂。
  
　　虽然得到了各地建“生祠”的追捧，但魏忠贤并不像一个真正的铁腕独裁者，而更像是一个事事出头、被当枪使的老大。   
　　他连“教父”的作用也算不上。   
　　所以，苏州市民暴动真正的起因，是东林党为皇权所不容，而直接起因，则是阉党出头镇压前后六君子，却被人把矛盾嫁接到市民身上，激化了苏州市民对朝廷重敛盘剥的不满情绪，从而形成了骚乱。其实，明朝皇室对东南地区的盘剥，不独天启一朝，在万历年间即已经非常严重，到崇祯朝也未停止。李自成打破北京，进皇宫一看，发现了大量的皇银，这与国库里的空头形成对比。皇上的小金库怎么起来的？正是派太监、亲信到各个富庶的地方（如苏州），逐年聚敛来的。要知道，这些项目，都是在国家正常赋税之外的，是叠加于其上的。所以，从士人到市民，人们对这种非法的“官匪”行为极其愤慨。
  
　　阉党的背后是皇权   
　　可以这样说：阉党之所以能够存在，不是因为有魏忠贤，而是因为有皇帝，真正的大旗是“皇帝”二字。虽然天启皇帝只是一个木匠，但他所处的位置，正是这一“小人之党”的利益寄托所在。
  
　　以魏忠贤的个人来说，除了狠恶、无耻、自大之外，实在没有什么精深的算度。   
　　天启皇帝驾崩，年轻的崇祯即位，从这期间魏忠贤的束手待毙，就能够看出魏忠贤的手段实在有限。天启朝那些精密而且狠毒的政治操作，显然多半不是出自他的脑袋。少年朱由检进宫，单枪匹马，魏忠贤竟不能动他分毫——很多人说，魏忠贤走到九千岁这一步，其实就是到头了，不可能干出谋朝篡位的事情，因为他终究不过是太监。其实不然，以魏忠贤当时表现出来的政治能量，他要做点废立的事情，想通过整掉朱由检换上某个像当年天启皇帝那样的幼主，自己做事实上的皇帝，难道是不可以做到的吗？
  
　　可问题的关键，恰恰是他做不到。在天启的丧礼期间，魏忠贤曾经与兵部尚书（阉党）商量针对朱由检的对策。可人家说什么呢？   
　　现在要动手？时机还不成熟，我慢慢观察一下吧，应该不会有事的。   
　　魏忠贤，九千岁，你这把老枪让人烦了，该退役了，以后不要再参与我们的核心操作了。   
　　事实上，在天启死后，所谓阉党的幕后大佬们，就已经开始在将自己与魏忠贤的政治联盟加以切割，着力于拥戴新君了，只不过他们没有明白通知给老魏。   
　　外廷的联盟名存实亡之后，魏忠贤能够赖以一搏的，还剩下东厂直属的武装。然而，以魏忠贤的胆识与气魄，没有人给他开方子，他又是不敢也不能贸然动作的。   
　　就这样，崇祯一步步稳固了自己宝座，一层层扫清了魏忠贤的外围之后，一举出手，不用一兵一卒，就除掉了魏忠贤和客氏。   
　　成全崇祯安全着陆的，其实正是当初与魏忠贤结盟的那些“阉党”大佬。   
　　就在崇祯要一展身手之际，情况突变，崇祯没有搞清阉党的本质，由于对魏忠贤一党的清算操之过急、打击面过大，局势失去了控制——   
　　因为，东林党介入了。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时候的东林党，已经开始变质。当年的前后“六君子”，确实都是铁骨铮铮的硬汉，一时之选的精英，但他们都在与阉党的肉搏中玉碎。遭受沉重打击的东林党，放低了加入的门槛，一大批以“生存术”和权术见长的职业官僚、传统政客加入了东林的高层，使东林党成为一个急于夺权、报复的利益集合体，而不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集合体。同志变成了同党。
  
　　崇祯皇帝这个人，生平有三大支柱性格，一是多疑，二是权力欲极重，三是急躁。   
　　他刚刚践祚，政治上到底缺乏历练，急于求成，现在，突然得了东林党人的无形“鼎力支持”，掌力陡强数倍，便更加不计后果，轻言杀黜，制造“逆案”，罗致“阉党名单”。把前朝的实权人物一网打尽、前朝政举一概否定的做法，实际上只对东林党有利，而损害了崇祯本人皇权的根基，破坏了皇权稳定需要保持的朝局平衡。
  
　　等到崇祯省悟，再想回头调和鼎鼐时，铁案已经铸成，要津已被占据，很多严格讲不是阉党的“保皇派”也被打击。   
　　皇上有了一种被假手杀人的感觉。   
　　以崇祯的性格，他当时的暴怒与孤独感可以想见，不过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又不能立刻就此发作，只好记恨于心，徐图清算。这也正是促使他后来不信任廷臣，动辄对中枢大加清洗甚至任用温体仁与鄢懋卿这样佞臣的重要因素。
  
　　张溥不是阉党，但他曾为了搞掉温体仁，通过复社动用政治黑金，向崇祯身边的太监行贿，把公开身份不是东林党的周延儒运作进了内阁。周搞掉温体仁以后，投桃报李，重新起用东林党人。他后来的被杀，就有崇祯帝对他真实后台有所察觉的缘故。
  
　　东林党有意在制造“逆案”和撰写《明史》的过程中，拔高了魏忠贤，其真实用意正是要用魏忠贤这个“大笼子”装下前朝的权臣们，先来个一锅端改天换地，再浑水摸鱼。   
　　东林党与《明史》关系何在？原来，明亡后，清廷在设馆修史的时候，曾延聘前复社大人物们出山。黄宗羲为保持晚节，加以拒绝，但他却派了自己的门生全祖望出面，去参加《明史》的修纂，期间涉及明末的部分，就对党争的情况加以处理，加入了东林立场和褒贬色彩——针对“阉党”的清算与打击，到那时才算告一段落。
  
　　清朝人总结明朝亡国原因说：“明朝之亡，始于朋党，成于阉竖，终于盗贼，南渡继之”（《南疆逸史》），此言非常确切。比如，南明成立后，党争不灭反炽，清议挑起内耗，结果连半壁江山也不能保全。但在《明史》之中，却看不到这种思考，因为参与编纂《明史》的人，已经不能以置身事外的高度，来处理这段史实与教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