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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序”到“有序”——《李学勤文集》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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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7 09:47: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从“无序”到“有序”——《李学勤文集》读后记
宫长为《 中华读书报 》( 2024年02月28日   12 版)




  参加江西教育出版社《李学勤文集》编纂出版座谈会回来,总想有话要说出来,也总想有文字要写出来。

  记得将近二十年前,应《邯郸学院学报》之邀,写过一篇《追寻中国古代文明的踪迹——师从李学勤先生读书记》这样的小文,发表于2005年第4期上,着重回顾师从李学勤先生读书经历,其中说过这样的话,吾辈作为李学勤老师的学生,特别是我本身来讲,既感到十分荣幸,又感到十分惭愧,荣幸的是能够当上李老师的学生,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惭愧的是虽然当上李老师的学生,感到李老师学问博大精深,我仅仅学到了一点点,时时内心自责。往年我们尝编辑两部纪念李学勤先生文集,汇集海内外先生门下弟子论文,包括历史、考古、文献、古文字、简帛、语言,以及哲学、文学、艺术、法学、民族、宗教等,几乎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甚至还包括自然科学,诸如天文、地理、自然科技史等,所以,我们也常说,把李老师的学生放在一起,才能彰显李老师的学术全貌,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以“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来表述,再合适不过了。

  如果说,当年书写师从李学勤先生读书记这样的小文,诠释了自己前十年学习的感悟,那么,今天再写《李学勤文集》读后记这样的小文,作为师从李学勤先生读书记续篇,将阐释自己后二十年学习的领悟。这里,顺便说到“小文”一词用语,本来是受李学勤先生的教诲,李学勤先生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总常常称自己写的论文谓“小文”,那实在是李学勤先生的自谦,本来就是顶级的学术大作,可谓彼“小文”非此“小文”也。

  也许,大家注意到这样的细节,《李学勤文集》全三十卷,按照李老师的意见,划分为七个部分内容,包括最后篇目《索引·学术编年》在内部分,在每一个部分的前面,如同《古史研究》卷前言所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写出我目前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可能没有什么用处,也可能有一点儿参考价值,并借此机会回答朋友们对我的一些问讯。”

  诚然,我们依出版卷次排列,从《古史研究》卷前言伊始,次之《甲骨学研究》卷前言、《青铜器研究》卷前言、《战国文字研究》卷前言、《简帛学研究》卷前言、《学术史研究》卷前言、《序跋杂文》卷前言,最后《篇目索引·学术编年》卷前言,前后共八个部分。其中后两卷出版卷次排列,包括前言写定时间排列,分别为2018年4月5日和2018年5月3日,都可以作为《李学勤文集》附卷,相当于所谓的附录;《古史研究》卷以下,五卷出版卷次排列,包括前言写定时间排列,分别为2018年3月1日、2018年3月13日、2018年3月17日、2018年3月22日和2018年3月24日,都可以作为《李学勤文集》主卷,相当于所谓的正文;而《古史研究》卷出版卷次排列,包括前言写定时间排列,分别为2018年3月26日,则可以作为《李学勤文集》引卷,相当于所谓的导论。也就是说,从出版卷次排列,到前言写定时间排列,有着内在逻辑和整体思考。

  由是,我们从中不难看出,《李学勤文集》全三十卷,可以划分为引卷、主卷、附卷三大部分,或者说导论、正文、附录三大部分。

  《古史研究》卷(第一卷至第六卷)作为引卷或导论,《甲骨学研究》卷(第七卷至第十卷)、《青铜器研究》卷(第十一卷至第十六卷)、《战国文字研究》卷(第十七卷)、《简帛学研究》卷(第十八卷至二十卷)、《学术史研究》卷(第二十一卷至二十三卷)作为主卷或正文,《序跋杂文》卷(第二十四卷至第二十九卷)、《篇目索引·学术编年》卷(第三十卷)作为附卷或附录,从“无序”到“有序”,充分地展现作者的独具匠心和编者的非凡用心。

  我们接续前言,在多个讨论问题的场合,李老师曾反复强调,我所致力的领域,常常给人以杂多的印象,甚至还常常说自己是“杂学”或者说“杂家”,2003年8月出版的《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序言中,李老师就说到“其实说起来也很单纯,就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与《史记》的上下限差不多。问题是对这一段的研究不太好定位,有的算历史学,有的算考古学,还有文献学、古文字学、科技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充分表明这个领域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这一领域,我想最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科来看待,是李老师的一贯思想,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李老师就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我们读到《古史研究》卷前言,李老师就这样地写道,侯外庐先生曾经特别跟我讲过“你不要老想做那些很具体的事儿”,尤其是侯外庐先生强调“要做有理论的历史学家”,“而这个要求,就意味着分支学科的研究要关注历史方面的、理论性的问题。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慢慢我就想到了要写那篇《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文章”。《古史研究》卷所包括的部分,诸如《东周与秦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史记·五帝本纪〉讲稿》《比较考古学随笔》《夏商周年代学札记》等等篇章,正是沿着这样的基本理路,着眼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带有整体性、全局性的大的目标思考,用李老师的话说,要与理论性的大背景相结合,这当是主旨所在。

  以下各卷,包括《甲骨学研究》卷、《青铜器研究》卷、《战国文字研究》卷、《简帛学研究》卷和《学术史研究》卷在内,则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分支学科角度,探讨不同分支学科的相关学术问题。

  作为《甲骨学研究》卷,无疑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原点和出发点,如同李老师前言所说,“这是一个小男孩自己闯进甲骨文殿堂的故事”,并在《战国文字研究》卷前言进一步解释道,“关注我的工作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大家都说我的工作是从甲骨文开始的。确实,我最早的时候是做甲骨文的。”尽管“我在历史研究所内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或者后来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都不是关于甲骨文”,其实,我们据《李学勤先生学术编年》记载,早在1952年到1953年间,调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殷虚文字缀合》的编著工作,次年,已经完成《殷代地理简论》一书的初稿,再次年《殷虚文字缀合》一书,已经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甲骨学研究》卷,首收《殷代地理简论》一书,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已经是1959年1月的事情了。以下《古文字学初阶》《甲骨百年话沧桑》《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等等诸篇章,都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了。

  次之《青铜器研究》卷,在其卷前言中,同样,李老师给我们讲述了“我学青铜器有什么样的故事”,并在开始接触和学习甲骨文这门艰难的学科基础之上,通过“我这个人还是有一个自己检讨的习惯”的反思,“就如同我学甲骨文一样,一种一种地看,各依次序,从宋朝看起,一本本看下去”,包括“研究也是尽可能按照青铜器的时代和发表的次序”,强调“我觉得读青铜器的书,应该更能看出青铜器的研究是和考古学分不开的”。我们从《中国青铜器概说》到《青铜器入门》,包括早前汇集出版的《新出青铜器研究》、以及后来出版的《青铜器与古代史》诸篇章,都可以寻觅这样的研究轨迹。

  次之《战国文字研究》卷,如上所引,李老师最早发表的学术论文,都不是关于甲骨文,而是关于战国文字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其前言中,李老师告诉我们“这要回忆到我在北京图书馆读书的时代”。当时要查一些青铜器、金文或者其他方面的材料,一定要看这样几部书,其中《周金文存》《小校经阁金文拓本》两部书里战国时代的资料很多,而且所做释文错误太多,“从那时起,我对战国文字就有点注意了。这就是我走进战国文字的一个原因”。著名的《战国器物标年》《战国题铭概述》两篇新颖大作,论述战国文字五系说,从而导致了古文字学的一个新分支,即战国文字研究的出现,包括稍早的《谈近年新发现的几种战国文字资料》,以及《战国时代的秦国铜器》等篇章,都是这一时期战国文字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

  次之《简帛学研究》卷,在其前言中,李老师说过,“我想在这里借机会提个要求,凡是看我这套书的读者,能不能帮我宣传一下”。不仅要进一步宣传普及简帛学基础知识,更要为简帛学研究的大发展做好准备。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伴随着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八角廊汉简、云梦睡虎地秦简、阜阳双堆汉简、大通上孙家寨汉简的陆续发现,包括后来的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在内,李老师有机会参加简帛整理并主持相关工作,用李老师的话说,这些简帛佚籍太吸引我了,当时就写了若干篇小论文,结集出版《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一书,后来全身投入主持清华简的整理工作,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等。

  次之《学术史研究》卷,李老师特别注重学术史研究,在其前言中,再次告诫我们,一方面“有学术就必须有学术史,这个道理我在书里已经多次讲过”;另一方面,“我们读一部重要的书,应该考虑到它在学术史上的位置”。事实上,我们每每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也都绕不开学术史的观照,同时,在我们讨论问题的过程中,也要时时把握讨论问题的学术史上的意义。在一次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李老师引用了一句英文俗语,“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来说明自己的治学体会,我想可以作为最好的注脚。1992年初版的《周易经传溯源》一书,后来2006年再版为《周易溯源》,包括前此出版的《重写学术史》一书,李老师说,“我觉得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是20世纪的学术史。20世纪中国学术丰富多彩,流派众多,思潮壮阔,生动活泼,大家记忆犹新,研究工作是大有可为,所以,‘重写学术史’应包括‘续写’‘新写’这个世纪的学术史”。

  最后《序跋杂文》卷,包括《篇目索引·学术编年》卷在内,作为附卷或附录部分,如果再作一点细致划分,我们不妨把《序跋杂文》卷拿出来,列入《李学勤文集》导论、正文之后结论部分,而《篇目索引·学术编年》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附录,这样《李学勤文集》由三大部分改为四大部分,即导论、正文、结论、附录。

  我们注意看到,在《序跋杂文》卷前言中,李老师曾经笑说,“我可能是近年写序跋写得最多的人”,虽然我们没有资料统计,李老师可能是有史以来写序跋写得最多的人,诚如李老师所说,“写序跋对我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序跋使我读了更多的书,看了更多的文章”,两个“更多”,折射出李老师的学识渊博,也折射出李老师的学养深厚,我们从中不仅获益匪浅,而且也从中醒悟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要旨。难怪李老师说,以致今天我常常说我是“杂学”,之所以杂,其实这也是一个方面,而这一个方面,在我们看来,恰恰也是李老师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概括和总结。

  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出,从甲骨学研究到青铜器研究,从战国文字研究到简帛学研究,回顾学术史,鸟瞰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既是李老师的治学之经历,又是李老师治学之路径,在构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三大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学科体系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学术体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学派体系,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话语体系。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学勤文集》的出版发行,代表着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发展的一座丰碑,代表着二十一世纪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最新成果,代表着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贡献!

  在《篇目索引·学术编年》卷前言中,李老师最后说,“写到这里,已经到了这部文集的最后了”。“我觉得当前最需要做的是综合工作。有很多事情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或者已经有些线索了,可是没有把这些综合起来考察,提出若干问题,然后加以解决,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做得更好。我想这一点,应该在我这部集子‘乱七八糟’的东西最后说一下”,可谓“没有一个终了”,“也有一个终了”。

  这里,我们还要附带说明一下,李老师常常说,任何一项科研工作的最后,都要表现成报告或者成果,编辑工作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所以,要感谢编委的工作。“我希望学者同事们认识到这一点,一定要和编辑朋友们更好地合作,更好地联合,把工作做好。”这既是对学者同事们的殷切期望,更是对编辑朋友们的鼓励鞭策,我们借用曾子的话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们大家共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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