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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武:做中国学案史研究,是走一条拓荒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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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7 09:46: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陈祖武:做中国学案史研究,是走一条拓荒的路
本报记者 陈菁霞《 中华读书报 》( 2024年02月28日   07 版)

    陈祖武先生/陈菁霞摄



  “知足感恩,悄然而化”

  2023年岁末,因为陈祖武先生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的《中国学案史》一书的采访,我来到了他位于北京潘家园中国社科院小区的家中。陈祖武先生居住的那栋楼正在装修,电梯口和楼道里到处都是脏乱的建筑垃圾,而当我进到陈先生的家,屋内的场景更是令人震惊:陈旧生锈的防盗门,进门不到两米的“客厅”即是他平时休息、用餐和接待访客的地方,矮小的沙发仅可容身两人,因为腰椎不好,陈先生的固定座位则是放在沙发斜对面、厨房门口的一把老旧的椅子。30多年前,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绳为了让他能有一个安心做学问的环境,分给了他这套70平米左右的房子,从住进去的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变动过住处,家中的陈设也都是几十年前那些简陋的木质家具,经过时间的侵蚀,早已失去了当年的鲜艳色泽。

  老伴去社区医院打针还没回来,行动迟缓的老先生坚持要为我倒上茶水。“你看我走路走得很慢,因为一辈子读书活动少,积劳成疾。疫情这几年,先是做了一个颈椎手术,结果手术做得不彻底,不到一年腰椎又坏了,又做了个手术。”前几年,陈祖武颈椎骨质增生严重,医生告诫说再不做手术可能会导致瘫痪,手术后他的颈椎处安装了一个支架。因为腰椎不好,双腿发麻,他平时基本不外出,日常生活全靠老伴照料。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不能看书读报,不能用脑,他以为自己挺不过这道关,开始和身边的一些朋友商量后事,其中一件便是经张新民先生牵线,将家中珍藏的上万册图书典籍悉数捐给了母校贵州大学。

  “我以为我要走了,没想到老天爷又把我放回来了,又可以看书、思考问题了。”老先生满脸温和的笑意——战胜了病魔,余生的时间就像是捡回来的宝贝,一定要善加利用。他自谓读书人这一辈子除了学术上的目标,别无所求。2008年,65岁的陈祖武卸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职务,次年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这期间,他参与中央文史馆几部大书《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中华传统美德100句》《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的编撰,其中第一部和第三部都是任副主编。《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完成以后,他又被安排担任《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的编委,为这一庞大学术文化工程审校稿件。《百部经典》中,目前他已看完《日知录》和《文史通义》,如果身体好,能过几年再“走”,他计划至少还要再看三部书稿:龚自珍的《定庵文集》、魏源的《海国图志》和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陈祖武勉励自己一定要“坚毅顽强”地活下去。

  2020年春天,陈祖武大病初愈,出院以后写了八个字:知足感恩,悄然而化——“‘知足’就是这一辈子国家待我很好,我很知足;‘感恩’就是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人民对我的恩情。当然最先我要感谢我的家乡对我的培养教育。我心里始终有恩重如山、难报万一的观念。‘悄然而化’,林甘泉先生就是一个榜样。我主持所里工作这10年,甘泉先生从来没有为私事找过我,包括他去医院看病,理所当然可以用公务车的,但是他从来没有用过,这一点,我是学习他的。我想悄无声息地不要给国家增加任何麻烦地化为乌有。”

  “这是我的承诺,无论如何,我要实践我的诺言。你如果问我生活的目标,就是这八个字。”陈祖武说。

  “做学问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1992年,海峡两岸刚刚开启交流互通,陈祖武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汤志钧受邀访问台湾“中研院”(汤志钧当时因生病未能前往)。此后的十多年里,他几乎每年都应邀去台湾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1994年,经台湾朋友的介绍,他此前几年写就的一批关于学案史研究的文章在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即《中国学案史》。文津版《中国学案史》分为八章,对自先秦诸子论学术史至梁启超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间的演进过程,做了贯通性研究。在2008年东方出版中心的简体版中,陈祖武又增加了两个章节,对之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在中国史学史上,学案体史籍的兴起是宋、元以后的事情。南宋朱子著《伊洛渊源录》开其端,明、清间周汝登、孙奇逢先后而起,分别以《圣学宗传》《理学宗传》畅其流,至黄宗羲《明儒学案》出而徽帜高悬。乾隆初,全祖望承宗羲父子未竟之志成《宋元学案》一百卷,学案体史籍臻于大备。清亡,徐世昌网罗旧日词臣,辑为《清儒学案》二百零八卷。至此,学案体史籍盛极而衰。梁启超并时而起,融会中西之学,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别开新境,学术史编纂最终翻过学案体一页,迈入现代史学的门槛。”该书序言中的这段话,可视为他对中国几千年来学案史研究一个极为精当的梳理和评价。

  2022年,作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中国学案史》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本书,应该叫做《中国学案史略》,或是《中国学案史源流略讲》。实事求是地讲,那就是一个小册子,一部习作,主要是讲学案体史籍演变的源流。它既是史学史,又涉及思想史、文献学、哲学史。”回忆当年在台湾出版这本书的缘起,谦逊低调的陈祖武说,学案体研究是自己早年读书发现的一个问题,并试图去解决它。1978年,“文革”结束刚一恢复研究生招生,35岁的陈祖武即从云南考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师从杨向奎先生,在杨先生的指引下走上了清代学术研究的道路。陈祖武求学时期,正值杨向奎在做《清儒学案新编》,这也是老先生晚年的一大计划。杨向奎提出让他参与《清儒学案新编》中“亭林学案”的撰写,也由此在研究生二年级时,他的毕业论文题目被导师定为了“顾炎武评传”。“杨先生有他的深意,从近期来看,他是想让我为他的《清儒学案新编》写‘亭林学案’,但从长远来看,他是希望我能把他的事业继承发扬下去。杨向奎先生的原话说,做清代学术史要从顾炎武开始,所以我给你出这个题目,你好好地去做。但怎么做则完全是我自己去摸索的。”

  在研究顾炎武的实践当中,陈祖武体会到,做学问,尤其是做学术史,要选大家来做,做的时候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慢慢地就将这位大家在学界所交往的人(甚至是攻击他的人)及其相关的历史都吸附、团聚起来了,这样就可以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同时也会掌握面上的知识,也即研究对象所处时代的知识。沿着这一逻辑和路向,陈祖武从顾亭林入手,进而旁涉到黄宗羲、孙奇逢等明清之际的学术大家,由此对清初80年的学术有了一个总体和全面的认识。

  上世纪80年代初,成绩优异的陈祖武获得毕业留所工作的机会。列入国家重大项目的“清代全史”和“清代人物传稿”,恰好都由他所在的清史研究室承担。“清代全史”由郭沫若的学术秘书王戎笙主持,“清代人物传稿”则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与历史所清史室合作。分给历史所清史研究室关于学术人物的传记,大部分出自陈祖武之手。留所后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他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做集体项目,而在此过程中也孕育了他关于清初学术的很多想法。所以一待项目结束,他就出版了学术生涯中的第一本著作《清初学术思辨录》,以后又出版了《中国学案史》,以及引起任继愈先生关注的《清儒学术拾零》。古籍整理方面则有《榕村语录》《旷世大儒顾炎武》,等等。

  “中国史学界有一个好的传统叫‘小题大做’。”回顾自己的中国学案史研究,陈祖武说,因为做顾亭林研究,和他有交往的人都要去了解,他们的集子、经学著作、史学著作等,都要去看。这样一来,就发现黄宗羲是顾亭林交往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而黄宗羲有一部代表作就是《明儒学案》,所以就去读《明儒学案》。因为当时一边做顾亭林研究,一边读徐世昌的《清儒学案》(其中有《顾亭林学案》),所以他又想要了解徐世昌的《清儒学案》是如何来的,于是就追到《明儒学案》,然后又从《明儒学案》再往上追溯,又读到《宋元学案》。就这么逐渐地往上推,沿波讨源就一直读到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伊洛渊源录》和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有什么关系? 再往上追溯,到《史记·儒林传》《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最终追到了先秦诸子。这样他就大致了解了学案体史籍的渊源和发展历史脉络。

  即此而言,《中国学案史》也是他在治学历程中“滚雪球”的一大收获。

  《中国学案史》实为“学术史之史”

  “祖武先生凡研究任何问题,无论微观或宏观,向来注意其横向(空间网络关系)与纵向(时间演进关系)之间的联系,重视学派内部的传承与发展趋势,力图揭示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规律和特征。其中最突出亦最值得称道者,即有关学案体史籍的研究。”对陈祖武的治学风格及其《中国学案史》,学者张新民如是评价。乔治忠先生认为,《中国学案史》梳理出中国传统学术史的主脉,择重析疑、考论结合,注重学术背景的意义,增强研讨的系统性。乔治忠指出,广义而言,《中国学案史》是一部学术史著述,而细致分析,则实为“学术史之史,乃考察前人学术史著述的著述。进行这样的研讨,需要具备深厚的学术史造诣,而对以往学术史著述的总结、评析,也会进一步推动中国学术史的研究”。

  在陈祖武之前,学界从未有人系统梳理学案体史籍,甚至没有一篇相关的研究文章。留所工作的头十年间,他一边完成国家大型项目,同时也在积累学案史有关的资料。根据《中国学案史》所附“陈祖武著述编年”,大致能看出他关于学案史的最早思考。1983年,他刊发在《清史研究通讯》上的《孙夏峰与黄梨洲》一文,即致力于梳理清初这两位大儒之间的关系,最后获知二者之间的连接纽带为孙奇逢的《理学宗传》,而这本书对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产生了直接影响。如果说研究孙夏峰与黄梨洲时,陈祖武只是隐隐约约地意识到问题,了解了《明儒学案》的写作源头,那么1986年,他在《书品》杂志上发表的《〈明儒学案〉成书时间的思考》,则可谓是他进入学案史领域第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陈祖武清楚地记得,自己的这篇文章作为重点,和傅振伦先生的文章并列,被印在《书品》的封面上。从那以后,陈祖武不断地深入思考学案体相关问题,仅1994年一年的时间里,他就集中发表了《朱熹与〈伊洛渊源录〉》(《文史》第39辑)、《宋明道统与〈圣学宗传〉》(《炎黄文化研究》第1期《炎黄春秋》增刊)、《孙奇逢与〈理学宗传〉》(《清史论丛》)、《〈宋元学案〉纂修拾遗》(《中国史研究》第4期)等多篇文章。

  上世纪80年代,中华书局相继出版《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其中《宋元学案》的一位整理者在《书品》发表文章,探讨“学案”的定义问题。受这篇文章的触动,陈祖武认真查阅了当时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工具书,都不见收录“学案”词条。“学案没有进入辞书,可见学案研究还是一个学术界不太引起重视的问题。再加上《书品》上发表的那篇关于学案的文章,学术界也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去看中华书局出版的《明儒学案》,于是发现并整理出了很多问题。”而这,也是当年他写作《〈明儒学案〉成书时间的思考》一文的契机。

  这之后,他撰写了多篇关于“学案”定义的文章。在《“学案”再释》一文中,陈祖武认为,学案体史籍是我国古代史学家记述学术发展历史的一种独特编纂形式。其雏形肇始于南宋初叶朱熹著《伊洛渊源录》,而完善和定型则是在数百年后,清朝康熙初叶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它源于传统的纪传体史籍,系变通《儒林传》(《儒学传》)、《艺文志》(《经籍志》),兼取佛家灯录体史籍之所长,经过长期酝酿演化而成。这一特殊体裁的史书,以学者论学资料的辑录为主体,合案主生平传略及学术总论为一堂,据以反映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乃至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从而具备了晚近所谓学术史的意义。

  “祖武先生虽以专治有清一代学术史名家,然其背后仍有上下千年的宏阔眼光。”在张新民看来,《中国学案史》作为专门性的学术著作,自先秦以讫现代,以整体而全程的史家睿智,历述学案体史籍及其背后的学术思想发展轨迹,考察其形成、产生、变化、发展的历史成因与社会机制,穷尽其产生和发展过程的源流、渊源流别与理路演进特点。

  “我进入学案史研究是在梁任公先生、陈援庵先生、吕澂先生、金毓黻先生,我的老师杨向奎先生,还有谢国桢先生等众多老一辈学人的引导下,沿着他们开辟的路慢慢向前摸索。虽然这是一条拓荒的路,会很艰苦,但是毕竟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至少有一本习作可以奉献给学术界了。”任何时候,陈祖武始终保持着一贯的谦逊和低调。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案体史籍发展至清代,徐世昌所撰全面总结清代学术发展全貌的《清儒学案》,成为传统学案体史籍最后的巨篇绝响。这一时期,梁启超撰写了向现代转型性质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从此,章节体学术史取代了学案体学术史,成为相关研究首选的主导性著述体裁。

  “一生多磨难,学步苦中行”

  “一生多磨难,学步苦中行。夕阳送垂暮,惟存感恩心。”2023年元旦,80岁的陈祖武写下了这首题为“暮归”的小诗,并将它刊印在同年4月份出版的《恩重如山——陈祖武先生口述史》的扉页上,以此自明心志。他一生历经三座城市:贵阳、昆明和北京,空间上由南而北,身份上也从贵阳一名中医之家的子弟,到蜗居昆明的困顿中年,再到今日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和历史学大家。

  小时候,听当中医的祖父讲《论语》,家中悬挂的金字牌匾“是乃仁术”,母亲的勤劳节俭,这些早年的言教与身教奠定了他一生为人处世的根基。后来家道中落,他以优异成绩考入贵州大学历史系。1965年大学毕业,陈祖武被分配到昆明粮食学校教语文,不到一年即因“文革”停课,被“随意安置”到昆明东郊一个粮食转运站,每天的工作就是收发粮食、扫仓库、扫火车皮。善良的陈祖武与工友们相处得非常好,大家都很同情他,一名同事告诉他,每次看到他在大风中扫地,就会想到“苏武牧羊”的画面。几十年后,陈祖武说,当年工友的这句话对他产生了很多的激励,让他更加坚定了不能与世浮沉、自我沉沦,而是必须要自尊自重、奋发振作的决心。

  粉碎“四人帮”之后,陈祖武被借调到昆明市级机关办公室工作。在这里他可以看到全国各种的报纸,恰好此时光明日报公布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消息。光明日报公布的第一批招生单位中,清史专业有北大、人大、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令他遗憾的是,自己最喜欢的郑天挺先生所在的南开大学不在名单之列。准备研究生考试期间,云南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侯方岳也在准备给他办调离手续,同时有关方面也给他落实政策,正式将他调到云南民族学院(即今天的云南民族大学)。当时云南民族学院正在筹建历史系,就把他从粮食转运站调过去了。

  在云南时期,陈祖武认识了从天津去支援边疆的青年财贸职工张鸿敏女士。1970年夏天,他们在昆明成家,生儿育女,自此含辛茹苦、相濡以沫走到人生暮年。

  “如果没有郑老的指引和鼓励,我就不可能走下云贵高原,没有杨向老的赏识,也不可能到历史所。”陈祖武总结自己的求学道路,郑天挺和杨向奎是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1977年他在光明日报上读到郑天挺先生的一篇文章,文章揭露和批判“四人帮”对教育工作的破坏,讲以后如何让教育战线的工作快上,并以清史研究为例,谈论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今后的方向问题。兴奋又激动的他当即就给郑天挺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几天后收到郑天挺的回信,告诉他现在国家正在考虑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让他好好准备功课。1978年5月,他收到社科院历史所的初试通知,恰好这时郑天挺的电报也来了,欢迎他报考南开大学,但其时他的报考资料已经寄往北京,不能再修改志愿。

  陈祖武读研究生的阶段,整个社会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十年“文革”结束,大家都有一种“渡尽劫波”的心情。35岁的陈祖武,一家四口分在四个地方(妻子在昆明,儿子在天津,女儿在贵阳),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时期,全家生活全靠一个月50多元的工资。生活虽然艰苦,但当时的学术氛围非常好。有时候为了在北京图书馆得到一个座位,他不得不凌晨四五点赶过去,中午就啃一个冷馒头。他经常以“时不我待”四个字来鞭策自己,只争朝夕,孤灯相伴,苦读清儒著作。

  除了自身的努力,历史所也是做学问的好地方。自1954年建所以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集结了来自全国高校的一流史学家,当时顾颉刚、侯外庐、尹达、杨向奎、王毓铨、谢国桢、张政烺、孙毓棠、胡厚宣等中国史学界第一流的专家,除了侯外庐和顾颉刚两位先生年纪大,身体不好,不能讲课外,其他人都给陈祖武这些学生上过课。各位先生根据自己的所长给学生们讲专题,比如胡厚宣讲“甲骨文和商代史”,王毓铨讲“汉代民数和经济”,孙毓棠讲“中西交通和中国古代人口大迁徙”,等等。另一门课是历史文献学,由谢国桢、张政烺讲授,张政烺上课时还带着自己的助教李学勤。

  “感谢时代的恩赐,我听过授课和当面聆听教诲的学术大家及前辈名家,真可以说是遍及四方,不胜枚举。”他听过北大邓广铭、周一良、商鸿逵、许大龄,北师大白寿彝、何兹全、赵光贤、启功、陆宗达,历史博物馆傅振伦、史树青,故宫博物院单士元、朱家缙,中央民院王钟翰,民族所翁独健,吉大金景芳,复旦蔡尚思,武大唐长孺,厦大傅衣凌,暨大陈乐素,以及台北史语所王叔岷等众多先生的讲课。“兼师多益,受教终身。”

  陈祖武始终记得杨向奎先生对他讲过的那句话:“如果你作为一个治史的人,知识没有广阔的积累,就像一根电线杆一样,再高也经不住大风吹;你应该像埃及的金字塔一样,基础很坚实很广阔,最后你才能达到最高点。”早在历史所求学期间,他就为治学往深处走、往高处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晚年心愿

  “回过头去看,我研究清代学术史,研究中国学案史,研究中国古代学术史的过程,尽管很艰苦,有时候很寂寞,但是学人的天职就是要读书求学,要解决学术发展的问题,一旦你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乐趣是其他人领会不到的。所以我这一辈子很知足,至少学术上有一两个问题,我把它提出来了,也试图去解决它,而且学术界还有局部的认可,我觉得自己的人生价值就实现了。”陈祖武说,读书过程中读到古人的嘉言懿行对自己也是一种升华,能够完善自己的人格。“所以我这一辈子不会高谈阔论,但是见贤思齐,那是我终生的追求,谁学问做得好,谁做人做得好,我就悄悄去学他。”在他看来,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学术有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而他这几十年就在试图将这条道路梳理出来,贡献给学界和广大读者。

  这几年,大病初愈后的陈祖武,随着思维能力的恢复,念兹在兹的问题就是解决清代学术的历史定位问题。几年前,在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95年周年纪念庆典上,他第一次在学术场合提出自己的想法,因为精力不济,如今他只能将这一学术问题的解决寄望于年轻一代的学者。2024年1月中旬,中国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联合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单位,在武汉召开了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从上个世纪初叶以来至今,经过前辈师长一代接一代的艰苦劳动,现在已经大致达成基本的共识,而且形成了简约而准确的历史称谓,这就是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而宋明以后有清一代将近三百年的学术,由于学界迟迟达不成共识,以致酿成今天年轻一辈学人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由于身体原因,陈祖武未能出席会议,大会上播放的这段视频发言是由留所工作的弟子林存阳特意在赴武汉参会之前去老师家里录制的。陈祖武说,当历史加速演进,时代发生深刻变革的时候,学术的演进往往不为人的主观意志所转移。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伟大变革,尤其是最近十来年,形成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潮流。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清代学术的历史定位问题被推到了学术前沿。

  这是陈祖武晚年最大的心愿。在他看来,解决这一学术问题,是清史研究者的时代责任。2021年,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提出,拟将“中国学案史”设为该院历史系本科生的选修课,而陈祖武的另一大心愿,就是希望这门课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未来在学案史研究领域产生更多更好的成果。

  那天采访结束,两位老人热情地留我在家里吃午饭。为了老先生的健康,老伴严格控制饮食,那天他们的菜是低油低盐的炒折耳根和鸡蛋烧豆腐,而为了照顾我的口味,师母张鸿敏特意加做了一盘西红柿炒鸡蛋。“老伙计,你辛苦了!”吃饭时,陈祖武不忘扭头笑着对身旁的老伴表示感谢,富有韵味的“云贵腔”里,有诙谐,有幽默,有一世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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