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口述史为城市“立言”——评《寻城迹：贵阳市文化名人口述史》

管季超0712

用口述史为城市“立言”——评《寻城迹：贵阳市文化名人口述史》

顾朴光

  口述史是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因采访对象均为亲历某一段历史的当事人或见证人，加之采访时可将笔录和录音、录像有机结合，因此较传统史学具有真实鲜活、细节生动的特点。新世纪以来，口述史在我国蓬勃兴起，涌现了众多专题性的口述史，但它们在选题上偏重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文化艺术领域的口述史寥寥无几，且大多局限于某种单一的文化艺术事项。
  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编著、王小梅工作团队执编的《寻城迹：贵阳市文化名人口述史》（三辑），在选题上有很大突破，书中采访的33个贵阳文化名人，涵盖了作家、画家、演员、学者、音乐家、摄影家、雕塑家、陶艺家、考古学家、非遗专家……他们都是贵阳市文化艺术领域的杰出代表。把如此众多的文化名人口述史汇于一书，使《寻城迹》的内容精彩纷呈。
  从某种意义上说，丰厚的文化积淀乃是城市的灵魂，而这种文化积淀往往是通过众多文化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体现出来的。贵阳市在明清和民国诞生过杨龙友、李端棻、姚茫父、谢六逸等文化名人，可惜那时尚无口述史，不能用文字加音像把他们的生平和成就立体地记录下来。新世纪前后，客观上已具备了为贵阳市步入耄耋之年的文化老人（如宋吟可、蹇先艾、刘知白）做口述史的条件，但由于没有一批有心人主持其事，使这项工作未能提上日程，现在那一批文化名人已先后去世，留下了不可弥补的遗憾。
  值得庆幸的是，2019年底，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用口述史的形式为贵阳各个文化艺术领域的名人建档立传。这是一个高瞻远瞩、非常及时的举措。因为很多伴随新中国一同成长起来的贵阳文化名人，已步入了生命的暮年，再不进行抢救性采访就来不及了。《寻城迹》收录的33篇文章，每一篇都记录了一个文化名人的成长经历、事业成就和人生感悟。文章没有固定模式，有的根据采访资料编辑而成，有的采用口述者和采访者互相问答的方式，有的主要由被采访者执笔撰写……艺术风格也灵活多变，有的激情四射，有的冷峻理智，有的犀利深刻……这种因人而异的处理方式，使每一篇口述史都与众不同，独具魅力。
  《左传》中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说法。对于一个文化人，立德、立功似乎有些遥不可及，立言通过努力尚有可能做到。过去人们对“立言”的解释多为著书立说，传诸后世。这样的理解未免过于狭隘。从宏观上说，一幅画、一首歌、一出戏、一尊雕塑、一部交响乐……只要足够精彩，能够直击人心，给人以巨大的精神享受，并能流传久远，便可称为“立言”。因此不仅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等经典著作可称为“立言”，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汤显祖的《牡丹亭》、阿炳的《二泉映月》、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亦可称为“立言”。
  自古以来，我国有抱负、有担当的文化人，在潜意识里都有“立言”的心结。他们撰写一部著作或创作一件作品，总是孜孜矻矻，精益求精，希望它们不但能得到受众喜爱，而且能经受时间检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以实现“言得其要，理足可传”的理想。入选《寻城迹》的33个文化名人，一生大多经历过各种苦难，生活之路坎坷而曲折，但他们没有在命运面前低头，而是兢兢业业，坚毅执着地为自己钟爱的事业奋斗，虽九死而不悔。他们一旦把某种爱好定为终身事业，便心无旁骛，勤勉不懈地为之奋斗，无论条件多么艰苦，都甘之如饴，无论遇到多少挫折，都不言放弃，终于成为一个领域的翘楚；而他们用一生心血凝成的精神财富，乃是在为当代和后世“立言”。
  33个文化名人的口述史，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如果换一个层面审视，洋洋120万字的《寻城迹》，又何尝不是在为贵阳文化“立言”呢？我相信数十年、上百年之后，当人们研究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前期的贵阳文化时，一定绕不开这部著作，必将把它作为珍贵的参考资料。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寻城迹》堪称是一部既有益于当下，又能传诸后世的大书。
  为了把《寻城迹》打造成口述史的精品，王小梅工作团队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从2019年10月项目启动，到2023年1月《寻城迹》第三辑出版，工作团队共采访搜集文字资料147万余字，采集视频资料117小时、图片资料2166张。要把这些原始、粗糙的资料提炼、转化为简洁、流畅的文字，并得到口述者认可，其中耗费的心血非亲历难以感知。但王小梅工作团队凭借过硬的专业知识和本领、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当初设定的目标。
  总之，《寻城迹》讲好了贵阳文化名人的故事，保存了贵阳的文化记忆，为贵阳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对加强贵阳市乃至贵州省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自觉自信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顾朴光，系贵州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