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研究的热点与未来展望——对2020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管季超0712

教育学研究的热点与未来展望——对2020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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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宣小红　史保杰 　　2021年04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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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研究的热点与未来展望

　　               ——对2020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转载论文的分析   （《教育研究》2021年第3期）

　　                                   宣小红　史保杰

　　［摘　要］　2020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转载论文来源较为广泛。被全文转载的文章的源杂志，所占篇目较多的依次为《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等。从第一作者所属单位性质看，高等学校仍然处于绝对主体地位。教育学研究的热点集中于教育学发展的多元研究、教育改革方略研究、教育现代化的推进策略研究、德育研究的困境与突破路径、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新进展、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变革与限度反思、师德建设与教师教育质量的提升策略、教育史的研究视角反思与传统问题研究、比较教育的创新转型路径研究等方面。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新发展研究、教育学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教育研究方法的辩证论析、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培养体系与五育融合、教育评价改革与教育质量提升、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研究、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研究等是教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　教育学研究；热点与重点；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

　　［作者简介］　宣小红，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审；史保杰，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　（北京　100086）

　　一、2020年度论文转载概况

　　2020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转载论文来源广泛、栏目全面、选题多元。

　　（一）栏目设置及论文分布

　　2020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设置专栏、专题15个，转载论文204篇。主要栏目有教育基本理论（30篇）、教育改革与发展（22篇）、教育政策与法律（10篇）、教育与经济（4篇）、教育科研（4篇）、德育研究（8篇）、课程与教学（16篇）、教育技术（21篇）、教师教育（23篇）、教育史研究（20篇）、比较教育（27篇）、综述（2篇）、专题（17篇）。

　　（二）源杂志全文转载量排名

　　2020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的文章来源报刊较为广泛。在被全文转载的文章中，其源杂志所占篇幅较多的依次为《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等。以下选取学术水平较高、影响力较大的前七名进行排序。（见表1）

　　（三）第一作者所属单位统计

　　从第一作者所属单位性质看，高等学校处于绝对主体地位。2020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转载的文章总计204篇，其中，有195篇文章的作者来自高等学校，比例达95.6%，较2019年有所上升；有2.0%的文章作者来自教育科研院所，较2019年比例有所下降；另有2.5%的文章作者来自其他单位。

　　就教育科研院所来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均有文章收入2020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就高等学校而言，文章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仍以师范院校为主。华东师范大学位居榜首，南京师范大学列第二，北京师范大学列第三。在此仅对转载文章3篇以上的单位进行排名。（见表2）

　　二、教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教育学发展的多元研究

　　教育学作为一种理论认识，源自教育实践，教育实践的多样化昭示了教育学的多元化。推动教育学发展需要对教育理论、教育学知识生产方式、教育学科学化、教育学话语体系等多元论题展开研究。

　　关于面向信息技术的教育理论重建研究。信息技术变革了教育实践形态，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表征认识论的新学校教育认识论，并革新教育知识生产的逻辑，从而具有深刻的教育理论意蕴。［1］但现今关于教育实践的基本理论研究整体上表现出技术的缺位现象。有学者指出，技术化是教育实践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当代教育实践发展的技术化需要限定在教育实践者群体主体性发展范围，尊重个体教育实践者的操控力整体水平，处理好教育实践技术化与艺术化发展的关系。［2］面向信息技术的教育理论重建，需确立“人的生命成长”价值尺度，保持教育的开放性，以解决、回应信息技术的教育理论限度问题。另外，信息技术时代也存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被遗忘和边缘化的趋势。［3］有学者提出，应重振教育基本理论自信，未来教育基本理论发展应转向智慧、融通、复调与开放，注重时代自觉、贡献自觉与修养自觉。［4］

　　关于教育学知识生产方式的研究。教育学知识生产源于现代性，科层制的组织形式、科学化的生产观及自我规训的生产体制的现代性基因，易产生片面追求科学主义、生产主体单一、行政化的制度安排及工具性的价值取向的现代性危机。有学者提出，要结合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从扩大知识生产主体、承认知识观多元化及开放知识生产组织形式三个维度重构教育学知识生产方式。［5］

　　关于推进教育学科学化的研究。在教育学的发展史上，存在着作为科目、学科和科学的三种教育学。有学者认为，将作为科目的教育学和作为学科的教育学区别开来，厘清教育学的知识类型和陈述逻辑，是教育学走向科学必要的基础工作。［6］

　　关于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研究。从文化传统中寻求教育的根基命脉，构建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要深入加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及影响的认识，发扬传统的“践行”精神，扎根中国教育实践，形成教育学的独特文化个性。［7］当前，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学研究，可从明确问题域、建立有效的研究对接方式、对教学实践展开多样化探索等方面寻求突破，尤其要强化方法论层面的文化自觉。［8］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亟待建构谋生者教育学的独特话语体系。站在理解谋生者阶层立场的教育学表达，是新时代站在人民立场的教育学话语表达，是新时代教育学助力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话语表达。［9］

　　（二）教育改革方略研究

　　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深化教育改革既须多方联动、形成改革合力，又须对症下药、精准发力。

　　一是强化对社会—世界整体愿景、道德图景的关怀，以共享教育愿景、引领教育改革。当下，人类进入后现代，个体学会“过有尊严的生活”成为时代诉求。为实现这一愿景，教育改革者需要通过教育想象力形成更宽阔的视野，通过建构“为他者伦理取向”使个体实现更充分的“本真性发展”。［10］

　　二是深化教育评价改革。须有效运用系统思维和复杂思维指导教育评价改革，重构教育评价话语体系；加强教育评价供给侧改革，积极建设行政调控和市场导向相结合的教育评价制度体系；努力营造有利于教育评价改革的社会舆论环境，重构教育评价育人的生态文化体系。［11］

　　三是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机制。新常态下，政府配置教育资源应坚持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明确并完善职责和职能，加强教育资源投入与管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转变教育资源配置理念；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树立协同合作意识，实现教育资源配置利益最大化。［12］

　　四是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促进改革目标的实现。跨部门协调的实现需要具有特定权力的协调机构在合适时机出场，各部门参与改革的“目的性”是否增强是检验协调效果的指标，而在不同改革阶段，协调事项性质和复杂程度是判断协调机构出场时机“适宜性”和协调方法“适配性”的参照因素。［13］

　　五是纠正教育改革评估中的不合理现象。现今的教育改革评估，存在将教育的外延式发展成果视为教育改革的业绩、将依法治教的成绩视为教育改革的成果、夸大教育改革的成绩、背离教育改革的道德正当性等现象，阻碍教育改革评估功能的实现。［14］

　　六是加强教育改革的社会支撑。教育改革具有明显的社会依赖性，加强教育改革社会基础建设，关键在于明确教育改革的社会侧责任，强化教育改革的社会侧行动，建立教育改革与社会改革协同机制。［15］

　　（三）教育现代化的推进策略研究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加快教育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纲领性文件的颁布，开启了教育现代化的历史新征程。

　　教育现代化的本质是教育现代性的增长，在根本上指向人，是提升人的现代性、培育现代人格。我国作为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既要发展现代性，也面临现代性的危机。有学者指出，现阶段中国教育现代化既要发展现代性，又须超越现代性，走一种综合现代化之路。一方面以提升人的现代性为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又要防止现代性的泛滥，以传统性和后现代性匡正和重构现代性。［16］有学者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现代性理路要以观念现代化为先导，祛除现代教育的思想迷雾；以技术现代化为手段，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水平；以人的现代化为根本，超越现代教育的人格困境；以制度现代化为举措，规避现代教育的潜在问题；以环境现代化为依托，保障现代教育的育人空间。［17］有学者认为，教育的急功近利导致“数字主义”和“景观主义”的浅层次教育现代化，须推进“建构型质量观”向“内涵型卓越观”转型的反思性认同，推进功利导向教育向生长型教育转向的反思性实践，构建由工具性评价向欣赏性评价转向的反思性制度，走向超越数字和符号的、整体的、体验的、温暖的教育生态现代化。［18］有学者强调，让教育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落地的关键在于目标的细化，精细目标需要国家战略对接，遵循共性与个性统一的原则。［19］有学者提出，提高教育现代化动态监测能力，须创新教育现代化监测方法与技术，整合多源数据、注重信息化赋能、强化关联分析，加强监测长效机制建设，完善国家教育现代化监测体系网络，建立监测信息服务通道，推动监测结果有效运用于教育政策调适。［20］

　　教育现代化的重点任务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切实办好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21］有学者提出，未来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矩阵式治理结构，而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要构建一种良性的治理文化，实现评价体系的多元化，使教师真正成为创造性主体，使人民群众真正享受教育发展的福祉。［22］大数据时代，教育治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有学者提出，应实施制度优化工程、数据素养提升工程、基础平台建设工程、研究引领工程、治理模式改革工程等五大工程，切实推进和实现数据驱动的教育治理现代化。［23］

　　（四）德育研究的困境与突破路径

　　教育学界对道德教育的思考是基于我国德育实践所面临的困境而做出的选择。［24］完善德育理论研究视角，推动德育实践发展，建设德育一体化体系，是当前德育工作的重点。

　　德育理论研究层面，有学者指出，基于“知识生产”视角的德育理论研究虽产生社会伦理共识的“公共知识”，但其暗含的对差异性和原创性的追求，可能会把德育理论研究带往一条“知性”路线和碎片化的境地。故须补充基于“文化诠释”的视角，形成德育理论研究整全视域。“文化诠释”的视角强调回转到自身所在的文化根源处汲取营养，以“内在超越、返璞归真”为关键突破，在诠释中实践，从实践中启迪。［25］

　　德育实践层面，学科化、知识化的德育课程因缺乏实效性，而使道德教育广受诟病。有学者指出，道德教育要在生活中，通过活动、交往的“做”，才能成为道德之人。［26］道德教育就是公共生活的品格养成，没有公共参与便不会有公共品格。而传统德育课程，因儿童参与公共生活的缺失，导致“非参与”的认知学习难以获得成功。［27］从当前教育现实看，青少年学生的公共参与精神正遭受来自个体私利主义、竞争性个人主义等观念的不良影响，甚至引发“唯私主义综合症”的产生乃至膨胀。公共参与精神的培育有必要从制度层面建构一种民主共治、平等协作的学校制度体系，从文化层面在学校生活中建构一种交互主体性、权责明确性的公共文化，从行动层面在公共生活中鼓励参与式的公共行动。并通过公共行动发展人的公共道德品格及行动能力，以此形成一种参与式、交互性的教育体系，引导青少年学生在公共参与中形成“他在性”的视野，构建个体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的有机联结，最终更好地培育具有共建共治共享精神的道德主体。［28］

　　德育一体化建设是德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有学者指出，德育一体化建设应在遵循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哲学理念，坚持公共价值与个体价值共融的基本价值导向的前提下，聚焦立德树人的根本宗旨，构建一体化的德育目标体系；凸显课程育人，建构一体化与多元共治的德育课程体系；推进协同育人，形成德育实施的开放性体系；坚持评价引领，创建一体多样的德育评价体系。［29］

　　（五）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新进展

　　关于课程的概念与人性基础研究。有学者认为，目前课程的概念倾向于将其限定在高等教育之前的普通教育中，这限制了它保持与未来相关性的潜力。要在可持续发展目标4（优质教育）和工业4.0时代的需求与机遇方面做出贡献，须从将课程作为确保可持续发展教育和学习系统相关性的第一个操作性工具、创新颠覆和社会变革的催化剂、教育系统的综合核心、终身学习的推动者、影响教育和学习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一种终身学习的体系等方面，重新定义课程。［30］人性基础，是课程存在、发展与完善不可或缺的根本、动力与指引。基于“学习人性论”，有学者强调，课程要激活学习人性。“学习人性论”以“起点—过程—结果”相整合的整体取向方法论，消解已有人性基础囿于“起点论”或“结果论”的问题而实现贯通一体的建构，推动了课程人性基础的发展。“学习人性论”呼唤，确立以学习为本的课程本体论，建构以学习为重的课程价值论，创新促进学习的课程方法论。［31］

　　关于教学艺术与教学实践困境的研究。教学艺术是教学论的重要研究领域。有学者认为，教学艺术就是教学活动自身，是艺术化的教学活动，而非教学的一种属性或一个侧面。具体而言，教学艺术是一种教育行为艺术，是一种即兴的表现和对话艺术，它现实地存在于教师和学生的教学感受之中。［32］既有的教学艺术研究背离艺术的基本精神与研究旨趣。未来，教学艺术研究应凸显教学艺术的个性化，回归教学艺术的情境化，强调教学艺术的创造性，重视教学艺术质性研究。［33］当前，现代教学哲学理论导致课堂教学人性向度缺失。基于生成论教学哲学，有学者提出，应以人的存在为基点，关注学生背后的价值经验；尊重知识多元解读，突破思维定势；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激发潜在需要；确立共识性知识观，促进教学相长，合理定位知识建构，把握理性谋划尺度的革新理念。［34］随着现代媒介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娱乐至上等为特征的教学“泛娱乐化”成为教学实践不可回避的现实隐忧。有学者提出，要以捍卫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为前提，扎实践行教育的教学性；积极重建教学知识观，坚守教学的真理性；回归教学“寓教于乐”的初衷，恪守教学活动的严肃性。［35］

　　（六）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变革与反思

　　大数据学习分析、智能教学系统、创客机器人教育等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普及应用，为教育生态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动力引擎，掀起新一轮的教育变革浪潮。［36］首先，体现在人工智能对主体、知识等概念的重构。人工智能对“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哲学假定进行了“拆卸”，使得教育主体（人）“降格”成客体，教育客体（物）“升格”成主体；人工智能基于知识库和逻辑原则的“计算与表征”系统参与知识生产，包括知识的搜集、处理、生成、匹配和推荐。［37］其次，重塑学习的发生机制。人工智能提供逼真、丰富的学习环境，促使学习从知识学习走向知识应用场景的学习；人机协同智能结构形成融合智能，改变信息加工过程；人工智能支持多路径的信息输入，诱发多重学习表现，全方位、全过程采集学习者在体验、实践、交互过程的数据，促进学习者自我认知发展，提供实时的个性化反馈与评估。［38］再次，重构课程新形态。人工智能时代的课程不再限于传递既定知识，对人性的发展和人格的塑造才是课程价值的本质所在。［39］另外，对教师角色提出了新要求。人工智能时代促进学生的生命成长更需要教师突显智慧性、育人性、整全性和群体联通性等角色特质。［40］最后，智能机器人的应用推动教学实践变革。智能机器人助力精准教学、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开展智慧学伴、智能测评、大数据教学过程管理、人机协同“双师课堂”等方面的教学应用；从教学系统变革层面出发，以智能机器人为增强要素，促进教育系统的协同与治理；支持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补偿性教育技术应用，教学管理智能化，助力学校教育“智”理等。［41］

　　毋庸置疑，人工智能正在改变、重塑教育，为教育开辟广阔的发展前景。但这也促使教育者反思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边界与尺度。有学者提出，当前的人工智能仍是计算机程序，并未从无意识的“代码物”变成有意识的“自由机器”。［42］其发展局限，归结于意识生成问题以及无法摆脱对表征的依赖。这就表明，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最根本的界限在于，人的特殊性是无法取代的。［43］当前，人工智能以算法为核心，追求对教育进行程式化、确定性的理解与实践。［44］忽视师生的真实需求，漠视培养完整人的意义，轻视人的存在价值。有学者提出，在运用技术的过程中，应树立人工智能人文观，祛除蒙昧和盲目，尊重人道，注重世俗化，尊重自由、平等和个性，尊重和谐共生。［45］应破除教育中人工智能价值至上观念，建立符合教育目的的人本层面的人工智能价值评价规范。［46］统一人工智能之工具理性与教育不确定性之价值理性，藉由人工智能的确定性与教育不确定性的弥合互摄、共生共荣与实践统合，寻得人工智能时代的本真教育。［47］

　　（七）师德建设与教师教育质量的提升策略

　　加强师德建设重要而紧迫，从长期性看，是立德树人的内在要求；从时代性看，是新时期教师队伍建设的现实需要；从紧迫性看，是近几年师德建设极端事件倒逼的结果。［48］加强教师道德建设，首先，厘清对教师道德的认识。有学者指出，教师道德发展遵循从社会道德到职业道德、再到专业道德的多层次发展逻辑，教师道德的三大范畴基于教师职业的专业发展趋势逐步走向内在统一，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依然是教师专业道德得以有效发展的恒久基础与必要条件。［49］其次，调整师德建设思维。有学者提出，应准确把握师德概念，建立专业能力本位思维；厘清师德内在规定，构建多类型、多层次思维；尊重教师劳动特点，转向劳动对象人化思维；增加激励性政策工具，塑造师德实践多元动力思维；体现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形成师德问题精准问责思维。［50］再次，以学校组织的道德学习推进教师道德学习进程。有学者认为，学校组织具有成为道德主体的可能性，与教师道德学习构成一种彼此依赖、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关系，教师道德学习需要学校组织道德学习的整体支持。［51］最后，培育教师的德育机智。有学者认为，德育机智在形式上，联结着德育相关的理论和德育活动的实践；在内容上，体现为对德育时机的敏锐把握，对学生作为道德主体的关怀和克制。［52］

　　提升教师教育质量，是改进教师教育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任务。关于教师教育质量的标准制定问题，有学者提出，客观、准确、系统地理解不同地区、不同教师教育群体的差异性特征及其需要，形成相对具体的教师教育质量标准，并严格执行和合理期待该标准，才能让更多的受教育者成为合格和优秀的教师。［53］有学者指出，教师教育质量不仅需要关注具体培养单元的教师候选人的质量，更应强调作为整体体系的教师教育宏观结构质量。须采取以优质均衡为理念的区域结构优化，开放灵活的类型结构差异协调，大学化的层次结构提升，以及基于需求导向的专业结构动态调整等策略，提升教师教育结构质量。［54］另外，提升教师教育质量，须不断优化教师教育实践。有学者提出，循证教师教育实践能促进教师教育实践的转型，同步推动理论研究及政策制定的转型，最终实现从实践、研究、政策相分离的割裂型关系转向三者互动共生的融合型关系，协同推动教师教育质量的提升。［55］

　　（八）教育史的研究视角反思与传统问题研究

　　随着全球化进程推进，传统的“民族—国家”研究范式遭受质疑，以跨国和全球视角开展教育史研究广受关注。跨国史在承认民族国家基础上，试图以超越民族国家的方法和视角审视非国家行为体在历史中的角色。全球史与跨国史共性显著、差异细微，强调关注整个人类的处境，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书写框架，致力探讨全世界所有国家而非以西方中心论为主导的部分国家的问题。［56］有学者强调跨国史对于重新审视教育史的价值追求，以及重塑全新历史观的研究意义。从产生的思想渊源看，“全球史”是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世界大同主义”的产物，其教育目的是培养“世界公民”意识，这无异于企望全球人类向西方的“世界大同”启蒙理想趋同。［57］因此，借鉴两种研究视角，我们既需要考虑教育史研究的边界，不能无原则地臆造关联性，造成对教育历史的误读；更要反思研究视角的价值立场，借鉴其合理内核，以期对教育历史全面深入把握。［58］

　　关于教育学学科属性问题的历史追溯。有学者认为，教育学是艺术还是科学这一长久争论与这门学科诞生之初夸美纽斯赋予其的“技艺”身份有千丝万缕的历史和逻辑的勾连。教育学者必须回到教育学的完整历史中，在艺术和科学漫长的观念演变史找寻答案。［59］有学者提出，在康德的实践教育学中，教育是一种艺术，体现着康德对科学侵蚀教育领域，危及人的自由的警惕。在康德那里，教育艺术是人的作品，而不是自然的作品；教育艺术是熟巧，而不是知识；教育艺术是自由的，而不是不自由的。康德之所以把教育视为艺术，根本在于，艺术是人从自然走向自由的桥梁。正因为教育是艺术，人的自由的现实化才有真正的保障。［60］

　　关于什么是进步主义教育。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教育界，进步主义教育的原理常被简化为三个中心，即儿童中心、活动中心和经验中心。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进步主义教育的“妖魔化”。进步主义教育的本质在于强调教育应该以儿童作为出发点，以儿童的整体发展为目的。进步主义教育是一种“儿童在中心”而非“儿童是中心”的教育观念，正是由于实现了这种转变，教育世界的一切都为之发生了根本性的重大变化。［61］

　　关于如何理解“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有学者通过对杜威自然经验主义和胡塞尔现象学进行思想溯源，澄清“经验”是杜威“教育即生活”的认识起点，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则指向主体“经验着的”那个“世界”。从经验视角可达成生活维度和世界维度的动态交融，意义本源和实践生活的纵横联结，实现“走向实践生活的教育经验”和“面向意义本源的教育精神”的双重回归。［62］

　　（九）比较教育的创新转型路径研究

　　当前，比较教育研究水平不时遭受质疑，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均存在比较教育地位弱化的问题。［63］比较教育研究迫切需要创新研究范式，厚实学科方法论，强化基础领域研究，从而推动比较教育研究转型。

　　关于比较教育研究范式与方法论。一是从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思想潮流中汲取力量，转变传统静态研究范式，重构比较教育研究的空间话语。有学者指出，比较教育所秉持的传统的地理空间这一静态的研究范式，已不再适合当下全球流动和全球关联的社会现实，实现比较教育研究的“空间转向”，应让空间关系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核心议题，让空间绘图/绘制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主要方法，让追求空间正义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目标。［64］二是应用“比较历史分析”这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厚实比较教育的学科方法论基础。有学者认为，从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出发，“比较历史分析”既是传统历史研究法的重新修正和再造，也是对实证和结构功能主义的质疑，并在定量和定性研究相融合的推进中不断发展。它注重因果分析和历史次序过程，融合多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致力系统化和情景化比较，为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提供新的可能。［65］

　　关于比较教育研究领域。一是需要重申国别研究这一传统研究领域的价值。有学者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需要在关注国家利益的同时，以促进国际理解与和平为己任，承担起推动教育学科学化的使命。这就需要凸显国别研究在深入理解一国的教育与文化方面的价值，需要做好“深描”，开展立体化的国别研究，追求“解释”，开展基于理论的国别研究。［66］二是加强对比较教育学史的研究。有学者强调，比较教育学史是当代比较教育学存在的根据和基础，比较教育学理论的创新和建构，仍然需要回到比较教育思想的源头，没有比较教育学史作支撑，当代比较教育的现实意义无法澄明，它的未来发展也难以展望。［67］

　　三、教育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通过对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2020年转载文章基本情况及热点与重点问题的分析，结合全国教育大会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对中国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笔者认为，以下选题将成为2021年教育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

　　（一）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新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引入中国以来，经历了中国本土化的选择、融合与发展的历史进程，逐步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观、人的全面发展观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思想、“面向实践”的教育学研究取向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教育事业。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基础上，紧扣新时代中国教育发展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如何做好新时代的教育工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工作做过多次重要论述：强调教育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提出教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倡导教育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号召教育要坚持全面整体的改革观等。这些重要论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新境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内涵，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时代特征，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大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教育学者唯有结合中国的教育实践，将其进行理性的继承和发扬、科学的创新和突破，才能彰显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强大的生命力。

　　（二）教育学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几代中国教育学人的努力，已形成一些中国本土创生的教育理论，教育学科也随着教育理论的不断创新而发展、成熟。进入新时代，教育学在理论创新上更要准确反映时代精神，引领新时代的教育学科迈向新征程，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同时，人工智能带给当下社会变革的深远影响将迫使教育学者对教育理论展开全面深入的反思以谋求创新发展。因此，教育学者只有坚定中国立场，积极探寻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重新思考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获得理论突破；只有通过创新研究思维，积极开展跨领域、跨学科和跨专业研究，以自身的变革来提升国际影响力，以教育质量的改善彰显教育学理论的学术品质和实践服务功能，着力解决当下人民向往美好生活与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在解决重大教育问题上贡献中国智慧，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学科体系。

　　（三）教育研究方法的辩证论析

　　教育科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的发展。教育调查方法的进步，使教育调查受到重视并逐步走向规范；教育测量方法的进步，使各种客观标准化测量迅速兴起；教育统计方法的进步，使教育研究向定量化、科学化跨进一大步。当前，我国决策部门对证据的关注、大数据及其分析技术的运用和脑科学的初步进展等，使得实证研究方法备受推崇，非实证方法相对被掩蔽。而且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出现“实证”的泛化、“经验”的窄化、“混合”的简单化等倾向。因此，要提高教育科研水平，教育学者应该研究运用合适的研究方法研究相应的问题，教育研究不能沦为唯方法主义，更不能唯实证取向，而要体现一种开放和多元、人文诠释与科学解释的统一。

　　（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要求。其主旨是解决教育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制度障碍、利益冲突、权力矛盾等问题，实现教育强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二者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学界从教育治理的内涵与原则、体系构建与实现对策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积极推进中国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支撑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要求理论界关注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确立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所具有的优先地位，厘定和阐明诸要素（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方法与过程、治理评价等）及其关系，以实现把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效能。

　　（五）全面培养体系与五育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五育并举”的指导方针，要求突出德育实效、提升智育水平、强化体育锻炼、增强美育熏陶、加强劳动教育。从“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呈现新时代中国教育变革与发展的基本趋势，直指长期以来存在的疏德、偏智、弱体、抑美、缺劳，以及各育彼此分离、相互割裂、互不相关等痼疾。“五育融合”给新时代带来了教育新体系，是对新时期“如何培养人”的整体回答，旨在通过融合的方式实现德智体美劳五育全面发展。目前，“五育融合”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五育融合”的时代内涵是什么，“五育融合”实施面临怎样的挑战，如何整体推进“五育融合”，如何构建“五位一体”的全面培养体系，成为新时期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攻坚难题，需教育学者积极回应。

　　（六）教育评价改革与教育质量提升

　　2019年，《意见》明确了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落实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具体要求，概括为“德育为先、全面发展、面向全体、知行合一”。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对教育评价改革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组织实施作出全面系统的部署，这是指导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关系我国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总体方案》针对教育评价改革的核心问题，首次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的新理念，有利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落实，破除“五唯”顽瘴痼疾，推进教育质量提升，努力以教育评价为支撑点来撬动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教育评价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如何落地，教育评价改革具体的实施路径有哪些，如何科学构建多元、立体的新时代教育评价体系，这一系列问题亟须深入研究。

　　（七）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围绕教师队伍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从战略定位上“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从师道观、认识论、修养论、方法论四个方面提出新时代的“新师说”，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但面对新发展、新形势、新要求，目前，教师队伍建设还存在诸多问题，教师治理体系的综合性、协同性和创新性不足，教师地位、责任、义务和待遇相互关联的权利体系尚未有效建立，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教师教育体系尚不健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措施还不得力。对此，教育学者应坚持问题导向，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师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研究建立相应的政策落实机制，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研究，探讨深化教师培养模式、提高教师核心素养、构建教师教育体系的改革方案。既要开展理论研究、优化政策设计，又要推动实践探索，将国家政策化为操作方法，提出务实举措破解制约教师队伍建设的瓶颈问题，努力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队伍做出应有的贡献。

　　（八）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有力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和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当前，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流行、人员流动跨境限制、国际贸易摩擦、国际优质教育资源竞争加剧和跨境教育产业“国家主导”模式盛行等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对创新性人才需求的新要求和教育领域纵深变革的推进，使得我国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对此，亟须加强战略谋划，以共同利益为指向，树立教育对外开放新理念；以体制机制为重点，提升教育对外开放速度；以内涵发展为目标，强化教育对外开放品质；以务实行动为抓手，构建教育对外开放大格局。面向2035，教育对外开放应该着力解决战略布局、防范机制、质量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同向发力，从制度保障、布局调整和开放模式创新等多个方面探寻“提质增效”的路径，推动教育对外开放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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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 Issues and Prospects for Pedagogy Research： An Analysis of the

　　     Papers Reproduced in 2020 by the Replicated Journal Educ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s， RUC

　                          　Xuan Xiaohong & Shi Baojie

　　Abstract：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papers reproduced in 2020 by the Replicated Journal Educ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s shows that the papers derived from various kinds of journals， especially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al Sciences）， and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first authors came from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hot issues about pedagogy research mainly focused on diversified research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pedagogy； the strategies for the educational reform； the strategies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the dilemmas of and solutions to moral education research；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research； the reflections on the educational reform and its limitation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morality and the strategi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teacher education； the reflections o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history and the research into traditional problems； and the approaches to th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The future research into pedagogy will tend to include such issues as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t educational theory；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pedagogy； a dialectical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the modernization of both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in education； the comprehensive training system and the integration of students' all-around development in morals， intelligence， sound constitution， aesthetics， and job skills；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al qu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force in the new era； and the new pattern for opening-up education.

　　Key words： pedagogy research； hot and key issues； Replicated Journal Education of Information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s of RUC

　　Authors： Xuan Xiaohong， senior editor of the Replicated Journal Educ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s of RUC； Shi Baojie， editor of Replicated Journal Education of Information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s of RUC （Beijing　10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