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季超：我的教材意识的觉
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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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3年生人，各位看官从时间上即可推出，我的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都恰好在大革文化命时期。
我们六0后的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受到系统而完整的小学初中教育。
不幸中的万幸，我生在教师之家。父亲母亲是师范同班同学，父亲参加工作之后，长期在县总工会从事工人业余教育工作，母亲则是在乡村工作的中学教师。他们并没有特别地去教我什么，因为父亲因在大悟县（当时叫礼山）读抗日中学时参加了三青团，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而母亲则因为给领导提意见，被划为右派。推想他们也没有心情去教我什么。
但毕竟家中有个小书架，父亲单位图书室有三四十种报纸，连《朝鲜画报》《越南画报》《罗马尼亚画报》的中文版也都有。母亲学校则有《参考消息》报。再加上那时是完全没有家庭作业的，课时也少。所以我在完全无人催逼的情况下，看报看各种刊物看当时允许看的《艳阳天》等小说，多多少少汲收了些东西。
读小学第一个学期，是完全没有课本的。教我们的那位漂亮的长着一对长辫子的女老师，用个小黑板将当时的一份中共中央文件作为“课文”，在我们一字不识的情况下，居然让我们人人背会了，乃至过了几十年，我在梦中还会自言自语：此件发到县团级，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位看官，您想想看，连课本都没有，怎么可能有“教材”意识呢？
1976年10月，那四个人被英明的华主席抓起来了，第二年我上了高中，这才正儿八经地读了两年书。
直至我参加工作当了中学语文教师好些年，我对课本（教材）都是从来不敢怀疑的。
那时的想法是，能编教材的人，该是多么有水平，课本（教材）在我心里，差不多是《圣经》。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才朦胧地觉得，似乎《语文》课本也不是篇篇文章都好，也可能有些可以在教学中灵活处理的部分。
我所在的学校，是一所市属重点中学，我在学校担任校团委书记/语文教研组长/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校领导信任得很，从来不会干涉我如何上课。
我那时在并无清晰的“教材意识“的情况下，做了与十多年以后“新课程改革”精神完全吻合的大胆创造。
我曾将课本上某些课文略去不上，自已从《读者文摘》或《诗刊》《星星诗刊》《中学生阅读》等杂志上选一些诗文来当课文上。或者将某几篇课文调整顺序放在一起上。
”教材意识”的真正觉醒，是在1997年调入教科所（教研室）之后。
1997年7月1日至2003年元月，我应湖北美术出版社查加伍副社长之邀，参加了湖美社《小画家》月刊的创刊和直至终刊的具体编务工作，结识了中国美协儿艺委主任杨永青先生、国家教育部艺委会委员候令老师、中国儿童中心龙念南老师、广州少年宫关小蕾老师、内蒙古通辽市明仁小学美术特级教师/版画家华维光老师等大陆及台港澳百余名美术数育家美术名师。
候令老师为我弄到全套的日本和台湾地区的中小学美术教材。
台港澳和新加坡的美术教师也送我一些资料。
我们教科所每学期都由教研员自已在订单上打勾订教材。我有意识地订了各省出的《语文》和《音乐》《美术》教材。
当我将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各省教材铺到一张大桌子上看时，才明白：教材是可以有各种不同样的编法的。
2003年这一年，是我在“教材意识”上的彻底觉醒。
这一年的四五月，”非典“正炽时，我应河南教育报刊社总编王源之邀，赴郑州参加河南省《书法艺术》地方教材小学版的编务工作。
徐本一、胡秋萍、白爽等几位，到郑州开过一次会之后，就回家了。
篆刻家吉欣璋老师、《书法导报》副主编孟会祥先生和当时在首师大读硕现在川美任教的范功等人，则关在郑州一个名叫“驻马店大酒店“的宾馆花了数月编出了教材。
该套教材的小学版，我在编写体例等方面，拿出了完整的策划方案，最后由海燕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大体上吻合我的建议。
这一年的年末，我被选送到北师大，参加《艺术课》国家级培训者培训，每个省只有两名学员，湖北省派的是江汉大学美院院长，另一个是我。有些省，则是派的师大音乐学院院长和一名音乐或美术特级教师。
主持这个培训者培训项目的是北师大教育学院党委书记/柯达伊教学法引入中国第一人杨立梅教授。
在短短的十天培训中，杨立梅教授发现了我的一个长处：虽然既非美术教师出身，也非音乐教师出身，只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出身的兼任艺术课教研员。但，能音乐美术书法文学各懂一点点，而且不带学科偏见，文笔还可以，至少比一般音美教师稍稍胜一点。
于是，在我刚刚结束在京学习没多久，杨立梅教授以山东美术出版社“新世纪版”《艺术》教材主编的工作角色，向我所在单位发公函，邀我到济南，在山美社参加《艺术》教材修订工作。
2003年之后，我两次参加孝感市地方教材编写工作并担任小学版副主编，应邀参加湖北省《小学阅读》地方选修教材编写工作，指导过十余所中小学校编写校本教材。
2008年元旦，我学会上网。这个时间，已迟于许多同事和中小学教师数年。
并坚持为全国各地中小学及海外华文学校教师提供专业学术资讯服务，坚持至今。
我在《教师之友网》上，开有《教材建设》子栏，一直跟踪阅读凡能看到的关于中小学各科教材研究的学术文章，又买了几本关于教材研究的专著来看。
我知道，湖南师大石鸥教授（现调入北师大）长期收集中国古代蒙学课本及民国老课本。现今由”读库”掌门人张立宪主持重印的民国老课本，有一些是向他借母本的。
2014年7月23日，我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教法》编辑部拜访神交数年的刘捷博士，刘捷博士留我共进午餐，又陪我参观该社的《中国教材博物馆》，还送了接近一百本书给我。
前一二年，刘捷博士调任中国外文出版社社长。我是任何一门外语都不灵的，所以虽与刘博士互加着微信，却是从不敢打扰的。
我一直感念刘博士多年来的鼓励与关怀，感念他午休时陪我在《中国教材博物馆》里慢慢参观。（因该博物馆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办公楼内，并不对外开放的）
2021年3月7日上午，我在重庆市江津区书法家协会主席涂军先生工作室闲聊，发现他收藏了《言文对照/新式论说指南》一套三册民国老课本，引发了我关于教材问题的若干记忆。遂以右手大姆指为笔，在手机屏上写此长帖。
湖北孝感管季超
2021/3/7于江津塔坪路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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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8 09: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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