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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2017年的书与人——日引月长 美成在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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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2 13:36: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回望2017年的书与人——日引月长 美成在久

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资料图片
  新年的钟声敲响,过去的已经过去。
  2017年年初,《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两档节目,从电视火到手机,如今在“朋友圈”里已难觅踪影。2017年岁末,蜂拥而至的各种“十大好书”评选刚刚尘埃落定,2018年的新书就呼之欲出了。社会公众的焦点快速游移,热闹总是短暂的。
  读书,没那么热闹,却是一件长久的事。2017年,一如往常。有些人细心守护着千百年前流传下来的经典,整理、阐释,日读日新;有些人苦心孤诣地著书立说,一面激荡起时代的潮流,一面则期待着后世的回响。
守护经典
  厦门白鹭洲畔,筼筜书院,冬雨绵绵。82岁的哲学史家陈鼓应,回想起儿时在长汀乡下读书的时光,不禁用自幼熟稔的腔调吟诵起“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来。在传统文化中浸润成长,抹下了他人生的底色。如何让今天的年轻人亲近经典,老人常常挂念在心。
  不久前,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陈鼓应解读的《庄子》出版。在他看来,《庄子》这部先秦旧籍不仅是历史的存在,“十日并出,万物皆照”的开阔,“吹万不同”“莫若以明”的开放,“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远见,使其也能够渗透到当代人的生命之中。
  在这套由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主编的“百部经典”中,不仅有《庄子》,也收入了政书之祖、史书之源《尚书》,群经之首、六艺之原《周易》,百世兵家之师《孙子兵法》等在中华民族精神孕育形成中不可或缺的典籍,钱宗武、余敦康、黄朴民等名家和陈鼓应一样,对这些经典探微阐幽,钩沉发覆。
  经过岁月的淘洗,经典渐成。理解经典,往往也少不了时间的磨砺。
  2009年,已进入知天命之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跃进,开始反思过往的读书经历:往往贪多求全,但对于历代经典缺乏深入细密的理解。他越来越能体会朱熹“熟读而精思”的读书之法,那是要“读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读一遍”。
  倾心于中古文学研究的刘跃进,试着给自己寻找一条重新研读《文选》的新路:在海内外搜罗文献,辑录《文选》旧注,编纂一部《文选旧注辑存》。八年披荆斩棘,2017年,20册的《文选旧注辑存》出版了。
  “通过这种排比研读,我们有更多的途径走近经典,体味经典,从中领悟到传统文章的妙处以及探索写作经验。”刘跃进希望,这种研读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而且也能探寻一些规律,为今天的文学经典创造提供镜鉴。
  2017年,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仁瑄整理的《大唐众经音义校注》终于付梓。中华书局编辑秦淑华把几年来积累的校样摞放到一起,高度已没过人身。与之相比,校样旁那两册100多万字的样书,倒显得不足观了。
  唐代僧人玄应编纂的《大唐众经音义》,对佛经中的9000余个词语进行注音、释义。《大唐众经音义校注》要做的,是对满是古今字、异体字的原始文本进行校勘、注释,识别还原那些转写为汉字的梵文,一一梳理书中引用的文献,从《说文解字》《尔雅》到十三经、《楚辞》《文选》等唐前文献以及其旧注,无所不包。
  完成了《大唐众经音义校注》,整理与之相关的《一切经音义》《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续一切经音义》《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成为黄仁瑄迫在眉睫的工作,“如果不做这步工作,我们最终或许只能是在它的门外徘徊”。
  美成在久。亲近经典,或许从来就没有坦途。
定格历史
  北京王府井,秋色渐浓。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正迎来120岁的生日,12位在学术出版领域卓有贡献的学者,获颁致敬奖章。
  作为被致敬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江蓝生讲起,早在1936年,她的外祖父王恺銮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邓析子校正》《尹文子校正》;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蔡运龙则回忆起,从竺可桢、张其昀、赵松乔到他,师生四代地理学人与这家出版机构的情缘。
  尽管当下的出版机构鳞次栉比,但“老字号”自有其无可比拟的魅力。这魅力,既关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中华现代学术名著》等经典出版物,也关乎一代又一代的名家作者,和他们那些在未来可能成为经典的著作。
  多年以后,人们会从这些著作中了解,今天的我们,除了粮食和蔬菜、房子和孩子,还在关心着什么。
  人为什么能够用火?“野人”是不是人?人的语言和动物的“语言”到底有什么区别?2017年,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邓晓芒的《哲学起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不足400页,却是他构建“自己的哲学”的尝试,对一些似乎已有定论的问题给出了新的解释。
  《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多年来,邓晓芒一直在经典解读的“围城”中突围。还有太多的书要读,一些经典尚未掌握,他不想轻易动笔。虽然经常会为某个一闪而过的灵感惋惜,但邓晓芒更愿意对那些深思熟虑、驾轻就熟的思路不断地加以锤炼。借由这本书,邓晓芒“自己的哲学”终于“起步”了,而这只是他为纯粹哲学的展开做的一些铺垫。
  古人如何旅行?在高铁飞机寻常可见的时代,北京大学教授罗新循着元朝的旧迹,从北京健德门徒步走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明德门,用了15天的时间。“元人无论走驿路或辇路,都要花更长的时间,他们不像我们这样一日不歇,急着走完全程,跟完成科研项目一样。”罗新在《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中写道,“他们人生的相当一部分都在路上。今人或许因此为他们遗憾,不过或许正是慢速移动使他们得以更多地同时浸润在自然和社会中,与时代、与大地建立起更丰富、更深刻、更富意义的关联。”
  朝代为何更迭?2017年,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将目光投向“火枪”——军事。在《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中,他描绘了在“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军事暴力与国际贸易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处于历史十字路口的晚明,没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反而被弄得焦头烂额,最后走向灭亡。
  诗何以为诗?浙江大学教授江弱水的《诗的八堂课》,讲“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的乡愁,讲“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慨叹,也讲“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的玄思。
  这些思考既不起始于2017年,注定也不会终止于2017年。但这些辛勤而持久的写作,把历史定格,让2017年成为了2017年。
书寿比人长
  中关村,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冬日暖阳。郑振铎铜像在这里落成,87岁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程毅中肃立于铜像旁,与这位仰慕多年的先贤留下合影。
  70多年前,郑振铎主持编纂的《中国小说短篇集》《世界文库》陪伴程毅中度过了少年时光。50多年前,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郑振铎主编的《古本戏曲丛刊》是程毅中研究的对象。
  1958年10月,因飞机失事,郑振铎不幸殉职,时年尚不满60周岁。但书寿比人长。郑振铎的著作一版再版,而他毕生搜罗的藏书如今完整保存在国家图书馆,未来的读者们会在一本本钤着“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印章的旧书中,体味他的人生旨趣。
  1927年,王国维投湖自尽时,年仅50周岁。整整90年后,他在文学、史学、哲学、古文字等领域的论著,仍然滋养着今天的学者。陈寅恪为其撰写的碑铭仍然挺立在清华园中,让一代代青年学子瞻仰、诵读。2017年,《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王国维先生遗墨二种》先后出版,忧患家国,关切学术,真实而立体的王国维尚需在他的文字笔墨中进行构建。
  史学家何炳棣去世于2012年,享年95岁,可谓高寿。但这位立志毕生不做“第二等”题目的学者,未能完成《何炳棣著作集》的修订,更不能目睹丛书的出版。2017年,汇集了《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等著述的《何炳棣著作集》问世。还好,学术可以长存。
  2018年,时间之舟起航了。我们沐浴着新年的喜悦,也期待着持久的和畅。
    (本报记者 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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