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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教育改进报告-www.jszyw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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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12 07:28: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6年中国教育改进报告


               

                                                                                        中华教育改进社
            2016年,中国教育改进处于价值犹疑,目标歧异,措施轻缓,各层级间不协调的转换状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确定的价值、目标、措施部分受到各种因素作用而发生变更,从倡导“教育家办学”转向加强学校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立德树人得到更加强调;参与国际考试和留学人数增加与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两种趋势并存,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推进遇到软性阻力。教育经费得到保障、使用效率稍有提升,义务教育均衡评估引发争议,教育公平矛盾进一步缓解,教育质量提升遭遇评价不完备的困境,未有可显示的改进。在教育体制为主要领域的综合改革方面整体进展依然缓慢。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在各方争议中缓慢推进,中等学校考试招生意见发布,将综合素质评价纳入评价范围。2016年对留守儿童做出新的界定,其教育问题依然突出,校园欺凌及暴力事件频发,教育改进急需新的动力和价值与目标共识。

一、2016年中国教育的年度改进状况

2016年教育改进的主要方面有:
(一)教育经费投入稳中有增让更多学生受惠
         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减缓,教育经费投入继续保持了原有的增长势头。新修订的《教育法》再次明确了教育经费“两个提高”和“三个增长”要求,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深入人心。2015年,教育经费投入取得历史性突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9221.45亿元,占GDP比例为4.26%,是2012年实现4%目标以来连续第四年超过4%。国务院决定从2016年开始统一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统一“两免一补”政策,实现相关经费可携带。建立完善职业学校生均拨款制度,所有省份都制定了高职生均拨款标准,22个省份制定了中职生均拨款标准。将教育经费法定增长落实情况纳入国家教育督导重要事项,和转移支付、招生计划、院校设置等工作紧密挂钩。建立健全各级教育生均拨款制度,形成保证财政教育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在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率和效益上作了一定努力,效果不够明显。
(二)教育当事人自主判断和选择性增多
        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更多的教育当事人获得更多样的信息来源。但中国教育当事人长期以来缺乏自主性和选择性的实际使得大量教育当事人面对多样的信息来源时,难以辨别真伪,难以判断哪种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成长发展,从而采取简单服从甚至盲从而非自主选择的方式应对。总体上中国大多数教育当事人依然处于难辨真伪,简单从众的状态,但从择校、就学、选课、专业申报、对各种信息的态度等方面的情况变化可以看出,能够自主判断和选择的教育当事人有明显的增加;整体上,教育当事人的判断和选择能力依然偏低,同时也在提高,越来越多的教育当事人即便对政府发布的教育信息也并不轻信,对社会上传播的各种教育信息更是不见证据不轻易相信。教育质量和品质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更多的教育当事人判断和选择能力的提高,对各种信息自主判断后做出符合自己实际需要的选择。
(三)依法治教基础更加厚实
          法制观念淡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中国长期未解决的问题,也影响到教育的发展。2016年11月7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根据学校章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参与学校的办学和管理。加上2015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修订案)》和《教育法(修订案)》,已有3部教育法完成了修订工作。2016年,教育部完成《职业教育法修正案(草案)》和《残疾人教育条例》送审工作,正在加快《教师法(修订草案)》《学前教育法》《终身学习法》《国家教育考试条例》《学校安全条例》《健全中小学安全风险防控机制的意见》起草工作。教育部还积极配合全国妇联做好《家庭教育法》起草工作,公布《健全学校法律顾问制度的意见》。教育立法工作的各项进展为全面依法治教打下了重要基础。教育部在此基础上制订依法治校评价指标体系,将依法治校作为评价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方面。出台《深化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通过教育执法促进教育法律全面有效实施。发布实施《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编写法治教育教材,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在青少年中弘扬法治精神。
(四)教育公平向纵深推进
          2016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建立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两免一补”政策、中央与地方经费分担比例三统一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着力消除义务教育城乡二元结构壁垒。2016年全面改薄工作中央专项补助资金增至338亿元,实现规划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2016年乡村教师补助中央奖补资金增至30亿元,覆盖573个特困县,惠及100多万名乡村教师。2016年,通过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共资助学生8400多万人次,累计资助金额1500多亿元。高中阶段教育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每生每年从1500元提高到2000元,11个连片特困地区和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四地州中职学校农村学生全部纳入助学金范围。国家助学贷款最长期限从14年延长至20年,偿还本金起始年限由毕业后2年延长至3年。教育部与10个省(区)签署协议,推动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实现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全覆盖。2016年,继续坚持招生计划向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倾斜,安排协作计划21万人。进一步提高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规模和比例,国家、地方和高校专项计划录取9.1万人。初步建成覆盖城乡的教育信息化体系,让更多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201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全口径规划中西部教育发展。启动《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和《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二期工程,继续提高中西部地区高考录取率,做好重点大学面向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工作,实现民族自治县全覆盖,比去年再增加1万人。做好教育部牵头联系滇西片区扶贫工作,对接政策、项目、资金需求,助力滇西与全国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2016年12月,教育部等六部委印发《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启动实施“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东西部联合招生达30万人。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政策体系更加完备
          2016年9月,教育部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左右初步形成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取模式和规范有序、监督有力的管理机制。至此,与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配套的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研究生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政策体系基本完备。全国31个省市区均制定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各项改革措施正在积极推进。高职分类考试突出“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核评价,录取比例进一步扩大。高考命题的育人功能和导向作用更加凸显,重点高校面向农村贫困地区学生定向招生计划进一步扩大规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改革试点取得成效,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和“分流淘汰”机制进一步扩大,各类违规考试招生行为进一步减少。《关于推进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的意见》公布,建立47个学习成果认证分中心,为数万人开展了学分积累与转换服务。
教师享受到更多
        教师待遇和地位不高是制约教育发展与改进的关键性因素,2016年政府从完善制度入手,改善教师待遇、提高教师素质、优化教师配置。贯彻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29个省份制定出实施办法。落实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中央财政核拨奖补资金22.8亿元,惠及乡村教师94.9万人。扩大实施农村特岗计划,除连片特困地区外,265个省贫县也纳入了实施范围,工资性补助标准提高到西部人均每年3.1万元、中部人均每年2.8万元。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建立统一的中小学教师职务制度。发布普通高中校长、中职学校校长、幼儿园园长、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将专业标准作为教师队伍建设和管理的重要依据。《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对教师行为作出规范。高校“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次设立青年学者项目。
教育信息化助力教育均衡发展
       信息技术为提高质量提供了新动力、新手段,参与教育信息化的主体更加多元。教育信息化水平显著提高,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达85%,数字教育设备和资源覆盖全国全部6.4万个教学点。继续推进“三通两平台”建设与应用,建设偏远农村中小学信息化基础设施,实现互联网全覆盖和网络教学环境初步普及。深入开展“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组织建设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推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课程共享,探索信息技术支撑的教育服务供给新模式。完善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平台互联互通、资源共建共享,向农村地区、偏远地区、民族地区推送优质教育资源。要持续应用驱动,持续提高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教学模式、学习方式的深度变革。
2016年教育亟待改进之处
        2016年教育改进绩效与面临的问题相当。如何进一步理顺中央地方教育管理关系,如何逐步缩小东中西部教育发展差距,如何有效破解课业负担重、题海战术、死记硬背、片面追求升学率等“老大难”问题,如何有效化解办学自主权不足、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够、民办教育实力不强等问题,如何让教育变革跟上时代,让培养的人能够从容应对未来发展与挑战,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如何应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接不够,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教育发展还不平衡,结构不尽合理,各级各类教育贯通衔接不够畅通,城乡、区域、校际资源配置存在差距。教育管理水平、服务意识有待提升,学校自主发展、自我约束能力还不强,师生的积极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全社会理性的教育观还未真正树立,实际工作、现实生活中背离科学的人才观、质量观的情况还时有发生。
(一)行政部门对学校干预过多
        2016年,一方面,对教育行政审批行为作了进一步规范,减少审批事项,推进教育行政审批网上平台建设。进一步落实和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2016年在东、中、西部不同中等学校的抽样调查显示:一年中各种行政部门发给学校的文件在400份到700份之间,不少学校一天先后收到行政部门的文件3份。若按照相关文件不折不扣执行,就会占用大量时间和精力,严重干扰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而一些学校由于不敢得罪相关行政部门,不得不勉为应酬,如此依然对学校的正常工作造成严重干扰。不少地方以行政手段推进中小学章程和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结果事与愿违,只是为学校加上新的行政束缚;一些地方以做好教育管办评分离的名义,在教育行政体系下设置的评估院,依据行政指令对学校进行过多过繁的评估,成为改革概念下加重学生负担,干预学校工作,降低学校教学自主性的新架构。
(二)义务教育均衡评估验收受到争议
         截至2016年底,共有1824个县(市、区)通过国家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督导评估认定,继上海、北京等7省(市)全部通过认定,尚有近1600个县(市、区)没有通过评估。这一由相关政府部门组织的评估验收从过程到结果都备受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一是当地居民明显感到未实现教育均衡的地区被验收认定为实现了教育均衡,因而普遍认为验收结果与事实差距太大;二是接受验收的各地政府在迎接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验收的过程中做足了功夫,一些地方甚至停止日常教学工作迎检,引发教师、学生、家长的不满。有教师在反映情况的信中直言:“学校迎接教育均衡验收的工作就是每天造假、造假”“应付国检怎么办?假课表、假数据、假实验……总之能通过检查必须按上面的要求一概造假。”“上面要求什么,就造什么,加班加点造。”事实上这样的验收过程违背了教育的初衷,给师生和教育造成的内在诚信与价值伤害极其严重。事实证明管办评一体的评估验收很难有公信力,通过验收的教育均衡省、市、县仍应加大教育均衡工作推进力度。
(三)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面临的问题
         由于已发布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没有突破现行招考不分的体制,保留了招生计划行政性分配制度,地方招办继续充当学生和高校之间的中间人,考试机构专业化、社会化程度不高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很难改变基础教育的应试格局。高校招生录取时不能实现与学生直接双向选择。高校和学生选择权仍显不足,出现了学生与学校的选择权之间的相互冲突的问题。如果综合素质评价仅仅与招生录取“软挂钩”,促进学校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改变唯分数论等改革设想都很难实现。各地新的考试招生方案对实行中的技术性问题考虑不周,选考科目没有与学生成长相符的标准,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学业水平考试不具备等值性与可比性。改革没有减少高考中的社会成本,反而将成本分散到更多时段和更多环节。高考改革要在城乡、区域之间实现教育机会的平等,如何划拨重点院校指标是推进区域公平的最大难点。2016年4月底,教育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文,要求江苏、湖北等12省(市)面向中西部10省(区)调出16万招生计划。数十万江苏、湖北考生家长因担心此举降低自己孩子进入重点院校的概率,纷纷前往当地政府门前抗议示威,质疑招生计划调整的公平性和科学性,要求保障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利。
(四)民办教育分类管理实践遇到隐忧
        201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81号)。再次强调实行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分类管理,实施差别化扶持政策,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强调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规定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民办学校在财政、税收优惠、用地、收费等方面的差别化扶持政策,明确了国家鼓励方向。明确实施分类管理,进一步明确了非营利性与营利性学校的内涵,有利于完善财政、税收、土地、收费等方面扶持政策,有利于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积极性。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以获得政府更多扶持,提高办学质量,培育一批高水平的民办学校;营利性民办学校利用市场机制,创新教育产品,增加教育供给。
       民办教育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始终贯穿着理论研究的理想性、政策制定的折衷性和实践操作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冲突。相关政策法规仅仅从行政管理立场出发,缺少学校责权视角,《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分类管理的思路,最终妥协折衷为试点,仍然存在很大阻力。教育部2012年启动《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工作,历经五年人大常委会数次表决勉强通过,新法实施不设过渡期,民办教育未来发展前景还是不甚明了,还会隐藏过去存在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民办教育政策的制定具有浓厚理想色彩,往往政策和现实之间具有较大落差。此外,改革常常是中央政府提出,政策要点在地方并不能够完全兑现。虽然新修法出台,民办教育举办者与政府监管之间的博弈仍将持续,落实《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和《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等文件,各级政府必将面临考验。
(五)基础教育学校布局问题突出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95%的县(市、区)实现基本均衡。基础教育学校布局是不均衡、大规模择校和城区大班额的成因。一些地方新布局是城区学校—乡镇寄宿制学校—村小、教学点。新的小学学制是2-4/3-4 分段:前2年在教学点,后3年到乡镇中心学校。低龄寄宿比例偏高,部分中西部地区三年级之前开始寄宿的小学生累计比例高达55.4%。寄宿生身高体重明显低于非寄宿制学生,在学业成就方面明显低于非寄宿制学生,尤其在小学阶段;校园欺凌检出率高于非寄宿学校,学生抑郁水平64.5%,远高于非寄宿学校;明显加大了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同时,超级中学呈现垄断化趋势,特征是位于省会或大城市、学校规模大、垄断当地一流生源和教师、毕业生垄断一流大学在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录取指标。超级中学学生的学业成就并未显示出明显优势,一般中学学生中农村户籍的比例是超级中学的8倍。超级中学也可能面临失控的危险,使就近入学的基本价值被颠覆、基本学制被改变、基本学校类型被改变,寄宿制成为主体。超级中学泛滥导致教育公平的价值被严重损害,学生的发展、地位被严重忽视,奥数卷土重来、高价学区房、提前至幼儿园的竞争等等。怎样实现学生在自己居住地就近接受义务教育的愿望,怎样维护整体教育均衡和良性教育生态是学校布局急需实现的目标。
(六)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偏低
        高等教育扩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同时,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质疑。有专家调查发现,143所高校中有100所存在“清考”现象,学校组织“清考”把毕业生所有的挂科一次性清零。也有的省份大学生毕业时候不让“清考”,毕业工作一年之后再大补大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已经没有底线。“清考”盛行背后的机制是每年政府要求统计发布大学就业率和毕业率。中国高校毕业率和就业率并不反映大学的办学质量。欧盟的28个国家大学生毕业率平均值是70%。美国323所大学六年平均毕业率为61%。中国大学生毕业率高的背后不合理的逻辑是毕业率高就业率才能高。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有文化层面、管理层面和政策层面的原因。毕业率与就业率的刚性压力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遮掩。有研究表明,2011-2015年本科阶段的学生中为第一代大学生的基本稳定在70%左右,越好的学校第一代大学生的比例越低,应用型院校第一代大学生的比例80.37%,985院校在50%左右。从学习成绩看,第一代大学生与非第一代大学生基本没有差异;在课外活动参与度上二者存在明显不同。除社会实践活动之外,第一代大学生在拓展性学习和研究类相关的参与较少。
2017年教育改进期望
          2017年教育改进的需求总体依然在公平和质量两大方向上,需要所有教育当事人更加理性,更加自主,更加专业,对教育的鉴别和判断力进一步提高。充分发挥每位教育当事人在教育改进中的作用,扩大选择性,发展第三方教育评价,以评价推动改进。
公众期待2017年教育改进在以下方面:
(一)保持教育经费增长并提高使用效率
       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压力依然较大,各级政府的债务负担有加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教育经费的增长难度加大。若能深刻认识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的关系,就不会因为经济发展减缓而减少教育投入,而是顺应转型的需要继续增加教育投入。在保持增加投入的同时,需要设法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降低教育行政运行经费,增加直接用于一线教学的经费;减少基建投资,增加教师工资及教师素养能力提升、从事研究活动的开支;减少学校外延发展的投资,增加学校内涵发展的投资。尽可能使每项教育投入都有事前评估、事中监督、事后审计。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尽可能提高对贫困家庭儿童的教育资助,直至实施免除所有费用的义务教育,使教育投入进一步深度惠及更多的学生。
(二)防止教育改进价值目标的过度摇摆
         教育的专业性决定着教育的改进具有较强的连续性,不能反复翻烧饼,《规划纲要》所确定的以人为本、育人为本,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依法治校,倡导教育家办学,都是中国教育品质提升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不能轻易抛弃或改变。外界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至多只能影响到策略和措施,而不能对经过长期思考,获得广泛认同的价值和目标任意改动。遵循教育规律,遵循学生成长发展规律,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是一切改变的前提。过快的摇摆,一些行政部门在政绩冲动下过于频繁使用新的概念和术语必然造成教育的各层次间的不协调,造成一定范围内的混乱、不知所措和迷失方向。
(三)积极培育第三方教育评价市场
        提高教育质量,专业、科学的教育评价是重要条件。教育评价离不开政府上级对下级、部门对部门的第二方评价,也离不开学校第一方自我评价,但更重要的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之外的第三方教育评价。第三方教育评价是利益无涉方进行的评价,缺少第三方教育评价就是教育评价缺少客观性、整体性和公正性,整个教育评价就不能形成良性评价系统。第三方评价的发展需要政府给予政策等各方面支持,也需要法律法规对其价值和地位的认可,还需要有足够的用户。政府参与购买第三方教育评价也是对第三方教育评价的支持。当下多项教育改革都涉及到教育评价,包括管办评分离改革、教育评价机构建设、鼓励民间投资进入教育,促进学校多元化与教育个性化等。第三方教育评价的市场需求还是比较旺盛,如地方教育发展水平检测、学校诊断与改进、课程教学和学生发展评价、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但是,评价市场还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政府职能定位不清,有些地方政府自己搞评价;二是评价理念和评价思路滞后;三是评价缺乏技术支撑,包括专业人员、对评价信度和效度的事先检验;四是统一规范的市场尚未形成。需要政府以购买社会服务等方式扶持培育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加强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特别是关于行业规范、产品的标准、质量认证和信息保密等方面。
(四)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简政放权,大力减少行政部门对正常教学的干扰,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释放教育活力、提高教育质量的关建。教育治理体系必须从学校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二元治理结构,转型为学校、政府和社会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多边协同治理结构,改善政府和学校的关系,给学校更大办学自主权,给企业提供更大的机会和空间参与学校的建设发展,促进学校与社会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继续简政放权,深化管办评分离改革。简化行政审批流程,规范审批行为,方便民众办事,方便学校办学。要切实解决检查评比多、随意性强、重形式轻内容的问题,能取消的取消、能合并的合并、能多部门联合的就不要重复检查。要加快完善国家教育标准体系,用标准加强引导、加强监管、加强问责。要坚持公开透明,高校本科教学评估报告、专业评估报告、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教学质量常态监测数据都要向社会公开。进一步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建立省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制度,促进地方政府更好履行教育职责。要强化服务意识,让学校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在办学治校上。教育部门要从学校反映最多、师生愿望最迫切的事做起,在教育教学指导、质量监测评估诊断、就业创业指导、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为学校提供优质高效服务。要从调动教师积极性、提高教育质量出发,积极稳妥推进学校人事制度、分配制度改革。加大对青年教师的关心支持,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努力为他们成长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五)有效遏制校园欺凌现象
          2016年校园欺凌事件多发,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引起国务院总理的重视,11月11日,教育部公布了教育部联合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各地政府先后发文,采取措施制止漠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行为。暴力事件在校园的客观存在就会成为一种教育影响,消除这种影响需要寻找校园暴力事件背后的社会根源才可能有效解决。解决这一问题具有高度复杂性,必须在全社会建立尊重、平等,遇事协商而非使用暴力的生活方式,减少成人社会的暴力,消除崇尚暴力的意识和文化环境,从教材中彻底删除带有暴力的内容,不给所谓“光荣、正确”的暴力留下任何空间,才有可能建设阳光、安全的校园。
(六)减少“双一流”建设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2017年要全面启动“双一流”建设列入高等教育发展的日程。“双一流”依然是行政力量对大学建设的推动,对于大学的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推进“双一流”建设,鼓励地方自主性、专业性和多样性实践,但要防止成为行政权力对大学发展的又一次绑架。所以在制订实施办法时,应重视发挥专家委员会的作用,抓紧研究确定具体遴选条件和认定标准。充分利用大数据、第三方评估等开展遴选认定工作,重点依据已公开的数据、成果和质量报告。研究制订资金管理、绩效评价办法,建立信息公示网络平台。建设高校要根据自身实际以学科为基础,强化优势特色,合理选择建设目标路径,自主确定学科口径和范围,科学编制整体建设方案、分学科建设方案。政府要强化绩效评价,根据高校办学目标实现程度,对支持力度动态调整,避免只增不减。要形成开放机制,对支持的学科适时调整,避免身份固化。尽快研究制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案,推动“双一流”建设顺利实施、早出成效。需要更加尊重教育规律,更加强调科学评价,更加重视教育政策内外衔接。避免用政治话语替代教育话语,用华丽的辞藻掩盖贫乏的思想。教育规律来源于教育实践,在全面追赶时期需要放眼学习全球经验,在全面超越时期需要大力提倡地方多样化创新和自主性探索。
(七)继续提高教师整体素质
          提高教育质量,关键是教师。要创新教师培养培训机制,提高教师职业准入门槛的同时提高教师工资待遇,吸引优秀人才报考师范专业终身从事教育工作。大力开展师范教育改革,提高教师培养培训的专业化水平。完善国家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推动地方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要加强乡村教师团队建设。认真落实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尽快实现连片特困县全覆盖。建立省级统筹规划、统一选拔的乡村教师补充机制,从源头上提高乡村教师质量。加强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推进高校、大中型企业和职业院校共建教师培养培训体系。要大力推进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更加重视对教学水平的评价,更加重视教师科研成果的创新和实际贡献,促进教研相长、教学相长。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明确教师以身作则、教书育人的职责,加强课堂教学管理,查处师德失范行为。
     2017年,由于环境问题突出,教育问题的关注度排在医疗、环保之后,这种排位变化客观上降低人们对教育改进的期望,也将降低教育改进的动力,增加教育改进的难度,教育改进更需要韧性与坚毅。



 楼主| 发表于 2017-3-12 07:34:18 | 显示全部楼层
教育改进是专业的行动-中华教育改进社2016年会召开


     2016年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2016年会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会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社员代表及嘉宾100余人参加了会议。

  23日上午9时,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长储朝晖致开幕词。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教育部原副部长张天保先生、社会学家周孝正先生先后为大会致辞,中华教育改进社副理事长张家勇先生主持会议。
   储朝晖理事长强调“教育不缺少行动,缺少地是专业行动”,他认为只有“专业的行动才能产生教育改进”,作为教育的改进者,要自觉地选择专业的运行,力争自己的行动专业性更强,力争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行动的成分增加。最后鼓励所有社员“以争取做专业的行动者投入到教育改进中去”。



    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在会上谈到当前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目前农村学校已经标准化,主要问题就是教师专业性不强的问题;中部地区例如湖南,河南,教师留不住的问题,教师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发达地区城市学生负担沉重、学习被动的问题;学生和有些地区学校老师课不好好上,让学生去上补习班的问题;实验班、特长生、优质学校等导致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制度性问题等等。顾老认为如果这些问题不破解,素质教育很难实现,教育现代化就很难实现。这需要第三方评价,也希望第三方评价得到政府的支持,最后顾老说,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责任,是每一个专家的责任,改进社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教育部原副部长张天保先生认为教育发展不均衡不仅仅是发达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差距,即便是北京各个区域中小学择校现象依然很严重,这说明教育发展基本的平衡都没有实现。中央提倡立德树人、教育根本宗旨是育人,而实际教育中这成为一句口号了。教育思想的改进要落实到每一个老师身上,把德智体全面发展摆到根本位置,而不是仅仅传授知识。张天保先生认为教育改进社和我们提倡的改革精神是基本一致的。

   

  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先生认为在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之际,知识的学习可以通过互联网、微信、自媒体等平台来实现,这种教育方式应当被教育界人士所重视,教育改进社需注意到这种转变。


   
  嘉宾致辞之后,中华教育改进社秘书长杜国旺向与会社员详细报告了教育改进社2016年度工作的工作情况和2017年教育改进项目服务规划。其中谈到第三方教育评价联谊会2016年会、第三方教育评价论坛的组织,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项目以及《2015年度中国教育改进报告》的调查、内容研究和撰写等工作。计划在2017年启动项目服务规划,把教育改进社构建成为一个项目合作、项目咨询的平台,把项目资源与项目推广紧密的联系起来。
    中华教育改进社副秘书长洪锡寿对区域项目启动、落实和发展情况做了相关介绍。全国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联谊会副秘书长吴红军代表联谊会作了2016年工作总结和2017工作规划汇报。

中华教育改进社副理事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张家勇研究员主持会议

    在社员发展论坛上,中华教育改进社副理事长柯小卫、清华大学罗贞礼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吴明海、华师教育研究院院长房涛、原教育部督导办巡视员、中国教育学会督导分会常务副理事长程锦慧、河北佐尚文化传媒总经理许建军分别就幼儿教育、民办教育、民族教育、课堂教学、教师评价等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
房涛认为教育改进要紧跟教育主旋律来制定发展策略。
吴明海认为民族问题突出,需加强民族教育的改进。
程锦慧认为不能把评优评先当做教师评价,需构建合适的评价指标促进学校、教师、学生的健康发展。


   下午副秘书长鞠双主持会议,中华教育改进社副理事长、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项贤明先生、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桂林先生、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先生、副理事长公众教育研究院院长张勇先生、中南民族大学蒋永红先生分别做了主题发言。

     
   项贤明先生就“探寻中国教育最优治理结构”分析了县域治理加剧了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经济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认为只有把教育上升到省级治理,才能够有能力保障教师的权益,才能够保障偏远地区和条件艰苦地区的补助,才能够更为迅速的实现教师资源的调配,才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做到教育资源均衡。

袁桂林先生以“流通人口子女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做主题发言。结合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现状,分析其现象背后的制度因素,建议“完善关爱体系”,强化家庭监护主体;建立健全“救助保护机制”强化监护干预机制;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变中考只能报考中等职业学校、高考移民打击常住人口的现状。

   
  张千帆先生以“高考压力从哪里来?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制度根源及其改革方案”为主题做了发言,认为大学等级与教育资源的表观稀缺与办学管制、教育资源的实质稀缺、名校情结与职场歧视、“体面”职业的制度决定因素使得“高考压力”越来越大,计划教育体制一日不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严重稀缺和供不应求的局面即不可能改变。只有“重点大学”本科扩招、公立大学待遇平等、民办大学地位平等,以此来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才能满足需求、减少竞争,从而释放高考竞争压力。


    蒋永红先生以“教育不要与人性为敌”为主题做了发言。他认为当前教育大都是“以环境决定论”为主导的教育,故而在教育中习惯于用单一的教育环境去“塑造人”、“改变人”。他提出教育改革的另一种思路,建议建设以“人性为主导”的教育,在这种教育观念下,教育要能够辨别每个人的天赋,并能够提供多样的教育环境以供学生自由的选择,让人的天性和外界教育环境之间建立自由的良好的互动。

专业教育行动的成果交流。


学分在线(北京)国际数据科技公司总监张金玲对中外课程学习学分互认平台,“学分在线”进行了展示。

理事谭军在做家庭教育的分享

理事王娟在做幼儿教育的分享
彩虹联创始人周丽虹以“在线职业体验如何改变我们的教育”为题展示了“在线职业体验平台”如何提高在校学生和求职者的职业素养。

公众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金春梅女士以“探索国家评价与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实现方案”为题,展示了教育质量综合评价的思路、方法和成果。



    在理事单位发展论坛上,兰毅提出了在线家校平台的专家、专业和融资需求、郭斌提出了“关爱教育”对口支援的需求、陈代驹提出了互联网在线教育的咨询、刘良业、谭军、郭斌、王娟等理事也做了相关分享,提出了需改进社专业支持等需求。
     安徽教育厅王光厚主任,河北秦皇岛吕凤楼局长等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代表也出席了年会。
   最后储朝晖理事长进行会议总结,期望中华教育改进社各位社员为教育完善而努力,也期待更多的有教育情怀的人加入。


 楼主| 发表于 2017-3-12 07:37:05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17-3-12 07:37:3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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