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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与曾国藩比较之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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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13 14:26: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左宗棠与曾国藩比较之新见

  《左宗棠的正面与背面》,徐志频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48.00元
  继2013年出版畅销传记小说《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之后,2016年4月,湘籍作家徐志频又推出人物研究类通俗读本《左宗棠的正面与背面》。此书选取左宗棠毕生9个关键面:“选择、交友、修身、创新、识才、用人、家风、曾左比较、国际左”,每一面都用当下眼光解剖,予人启迪;正面事迹,背后心迹,一桩桩勘破,对左氏的认识深度大有推进。仅以笔者最感兴趣的第八章《左宗棠与曾国藩比较》为例,便可领略其见解之毒辣。
  一
  在徐志频先生的笔下,左宗棠与曾国藩有相同、相通、相互合作的一面,但作者更多聚焦于两人矛盾与分歧的一面,据史实深入触探曾左矛盾的关键处,结论是,曾左矛盾源起科考经历的分歧,左宗棠潜心实学与儒学,曾国藩醉心理学,分歧由此拉开。
  理学立志,曾国藩着眼治民。他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立志做光宗耀祖的“完人”,曾国藩修身首先拿自己无情开刀。步进弱冠之年,他取号“涤生”,即是“自我革命”。他在日记中称:“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理学“自净其心”,维护天理,确实能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于未萌。但理学修身目的是为了治国。理学治国的根本害处,在借助权力强制他人“自净其意”。诚如佛教于民无害,因为每个人信与不信,完全自愿。假定朝廷规定民众必须信佛,佛教同样会贻害无穷。将理学上升为国家意志,对国民性改造没能成功,个人在压抑中反而走向异化。
  左宗棠以“涵养需用敬”“浩然之气”修心,则没有理学的桎梏,人性得多,也自由得多。
  曾国藩理学修身,其根本困境是,他也有个血肉之躯。同治皇帝驾崩那年,他冒着大逆不道的风险,娶民女赵曼(一说陈海燕)做小老婆,即是例证。1869年三月初三,58岁的曾国藩还在写信与家人商议,准备花300两银子买个小妾。曾纪泽回信委婉批评父亲,此举太轻率了,后议才作罢。多数时候,曾国藩凭超强毅力,按捺住正常“人欲”,正襟危坐,眯起三角眼,冷眼向洋看花花世界。本性压抑,内心由此高深莫测。
  理学修身过程艰苦,牺牲巨大,曾国藩并非没有怀疑,也不是没有过反抗。
  1866年冬天,曾国藩剿捻失败,连遭言官弹劾,辞去钦差大臣职务,心灰意懒。刚好当年鼓动他出山创办团练的郭嵩焘被罢了广东巡抚。两人书信往来,同命相怜,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理学带来的“道德之名”,像一道紧箍咒,牢牢地箍住了曾国藩。他终究不敢越雷池来表达他的真实人性、欲望,而道德虚构出来的那个端坐在神坛上的连他自己都不认识的曾国藩,让他终于人格分裂。他只有不停地写日记、家书,隔空表白,来化解压抑。由此,他成了后世人眼中的“圣人”,真实生活中的“伪君子”。
  这世上真有“圣人”吗?恐怕是曾国藩的幻觉。
  被后世奉作圣人的孔子,早已警醒“圣人”名号的空洞与虚假,他自嘲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先秦儒学尊重人性、尊重个性,左宗棠虽然倔强、偏激,但没有压抑,因此整体比曾国藩要阳光得多,也洒脱得多。读曾国藩总感到压抑、挣扎,读左宗棠却酣畅、痛快,原因在此。
  左宗棠目标既不在“道德之名”,也无意“文章之名”,而一心追求“一艺一伎之名”。凭真话就可以生存,就不需要构造假话自累;凭能力办事可以取胜,就不需要作假自污;凭事功可以传世,更不需要自塑“圣人”。左宗棠落落大方地选择做一个“有缺点的真君子”。
  二
  曾国藩被后世看作“圣人”,理由是他立德立功立言,为师为将为相。
  按照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来看,这个评价并无不对。但以现代眼光看,理学家立德、为师事实空洞。立功为将,则又非曾国藩本意追求。
  曾国藩弥补办事能力不足的办法是摇身变化。
  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中分析,曾国藩一生有过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理学,治理湘勇、镇压太平天国时信奉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道家。
  三次变化全是环境逼出来的。人生立世,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会想着摇身苦变。理学无能教人办事,真要办事,只能临阵磨枪,曾国藩只好抓过以残酷著称的法家。但法家过于酷烈,救命稻草抓错了,不但遭朋友指诟,还得罪官场。他被逼再次摇身一变,遁入道家,这下才彻底安全。
  左宗棠信奉儒学加实学,本色立世,没有出现这种窘况。儒学作为价值取向,可以看作政治学,实学作为办事能力,可以看作技术学。既有方向,又有方法,何必画蛇添足,摇身苦变?
  同样以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看左宗棠,左宗棠的德,见于以“王道”立官品,以中庸人性化标准管理百官,以儒学规子弟、正人心。左宗棠的言,见于八百万字的奏折、书信、诗文,其中不乏深刻与前瞻的思想,以及优美辞章,只是今天还没有挖掘出来。支撑起左宗棠一生的根本,是“霸道”立功,他成了自唐太宗以来1200年里对中国领土主权贡献最大的人之一。
  评价历史人物,王船山有句名言:“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人物中,有些人称得上是豪杰,但不一定是圣贤,但凡是称得上圣贤的人,一定是豪杰。后世有学者据此判定,曾国藩是“圣贤”,左宗棠是“豪杰”。
  事实果真如此吗?且看左宗棠自己怎么说。早在1860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二,左宗棠就对郭嵩焘说:“文辞雅赡,才人也,倜傥权奇,豪杰人也,然皆不任为将。”豪杰连担任将领左宗棠都不用,可见即使他提拔起来的广东巡抚蒋益澧,都不仅限于豪杰,何况自己?左宗棠从没想过要做豪杰,硬将他按在豪杰的位置,未免生硬。
  东西方文化源头,对超越常人能力的人,一概称为神人。西方奥林匹斯神系,尊奉的就是这类人。
  中国本土文化,一开始不重道德,而重事功。中国神话中有精卫填海,有夸父逐日,有尝百草的医师神农,有治水有方的工程师大禹,他们同以事功传后。
  “神人”指知识渊博、技能超群、事功盖世的人。政教领域尊“神人”,容易造成灾难,科技领域尊“神人”,却可以成为引领民族向上的一种力量。
  今天来看,“圣人”与“神人”的区别,可以看作曾国藩与左宗棠的根本不同。
    文/慕棠山人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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