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念祺：以课题为天下，还是以天下为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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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念祺：以课题为天下，还是以天下为课题

2016-04-13
来源：《解放日报》，2016-4-12　作者：程念祺

摘要

以天下为课题，读书人胸中自有天下。若只是以课题为天下，求名求利，那无论怎样的课题都容不得天下，读书人又哪来的胸襟呢。

程念祺

　　坊间一则戏说，谓汉唐读书人以天下为花园，明清读书人以花园为天下。戏说像漫画，能抓住对象的主要特征。大体上说，汉唐读书人的胸襟，确乎要比明清读书人开阔得多。读书人，有怎样的志向，就有怎样的胸襟。儒者以天下为己任，胸襟总是非常开阔。

　　读书人若以花园为天下，其实已容不得天下。说起来，明朝的读书人，虽有“文必秦汉”、 “诗必盛唐”的文学努力，却无论如何也弥补不了他们与汉唐读书人在胸襟上的差距。汉朝司马迁受了宫刑，仍能忍辱含垢，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神著作《史记》;唐朝李商隐仕途困厄，却有着“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这样的超然豁达，都与当时读书人普遍以天下为己任的风气有关。 这样的胸襟，怎不令人景仰!

　　由读书人的胸襟所形成的风气，是很有影响力的。与司马迁同时代的霍去病，虽说是皇亲国戚，打匈奴立了战功，汉武帝给他盖了很大的宅子，他也不肯去瞧一眼，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可不是什么读书人，但那个时代读书人以天下为花园的精神气质，显然也感染到了他。

　　然而，较之先秦的读书人，汉唐读书人的胸襟，又有不如。《论语·川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具有丰富的学识，极高的艺术造诣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然而面对浩荡水势，孔子的表达是沉静而悠然的。所道出的，不仅 仅是对自然力的感叹，更有对历史沧桑的感悟，有一种深刻、苍凉、雄浑而磅礴的力量。相比之下，唐人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声势虽浩荡，但除了对强大自然力的描绘外，更多地寄托了个人的狂放和感伤，与孔子远不在同一境界上。所以，隔了一千余年，就有诗人以“人定胜天”的信念，“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在时代的变迁中，新时代的诗人显然觉得“手中来”比“天上来”更显得诗情、浪漫和有力量。艺术境界的高低，若非臻于极境，是很有见仁见智的余地的。然而，对于《川上》篇，距孔子两千五百多年之后，即便如毛泽东这样的伟大领袖和诗人，在横渡长江，“极目楚天”，抒发雄心壮志时，也还是要借用一番。这是大家所熟悉的。

　　与明清时代的读书人不同，宋代的读书人立志要越过汉唐，直接回到遥远的古代，重新开出一个“内圣外王”的上古三代。所以，宋代是颇有一些精神气质上极具圣人气象的读书人的。如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真是胸襟浩荡啊!正是在这样的精神鼓励和引领下，宋代的读书人志在“新民”，教天下人去私，想在克制人的私欲方面找到一条通途，以达致“存天理，灭人欲” 的理想世界。但是，“人欲横流”的世道之下，仅仅依靠思想上、精神上的说教，又如何能挽狂澜于既倒呢!

　　明朝的王阳明，批评宋儒专在知识才能上求圣人，却离圣人越来越远。但他也深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破除“人欲横流”又谈何容易!所以，他提倡“亲民”，像普通百姓那样平常生活，更符合人的本性，不会变得虚伪做作，反倒可以成为圣 人了。王阳明把努力做一个普通人，作为克服私欲膨胀的方便法门，与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的意思是相近的。

　　但是王阳明的努力，仍归于失败。不过，这决不是思想、立场和方法上的失败。要改变“人欲横流”，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以相应的规矩、法制，限制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长期缺乏规矩和法制，人与人、公与私之间， 总是存在大片重合的地带。人们对利益的追求，首先就在这些重合地带互相激荡冲突。人欲横流而不可遏制，读书人自难免各以其政治地位和背景攫取利益。所谓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读书人的天下意识，自然而然就越来越淡化了。

　　明朝成化年间，有位僧人曾说，那些读书人，享了多少富贵都不满足，都是到这个世上来讨债的冤孽。也有人总结说，那时读书人“宦趣太浓”、“生趣太浓”;没了官做，就没得日子过;活得太滋润，就一味贪生怕死。说句实话，我们今天颇为欣赏的明 清花园，不就是当时的那些宦趣、生趣太浓的读书人，“以花园为天下”而建的嘛。

　　说到汉唐与明清读书人的天下和花园，就有人戏言当下的读书人，以三室一厅为天下。仔细想来，未免有点过于贬低了。今天的读书人，即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寸金之地，拥有三室一厅的怕也不少，与几十年前一家四五口斗室难求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于 是，又有朋友笑言今天的读书人，是以课题为天下，而不是以天下为课题。这倒是眼前并不鲜见的事实。经这位朋友提醒，反而使我想起那些读书人以天下为课题的 事例来。

　　较近的例子是，当初标点廿四史，负责《宋史》的张家驹先生，人在病榻之上，仍手不释卷，殚精竭虑，直至生命衰竭。可见，张先生把这件事看得极为重要。廿四史标点的参加者，视这一工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文化工程，做起来不仅任劳任怨，而且极 其认真。今人很难想象，那些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老先生们，常常会为了一个字、一个标点的订正勘误，遍查群书，反复论辩。那时候，做这样的工作，不但 没有名利，甚至还要被看作是“废物利用”。惟参加者，一个个把学问看得比天大，生怕一字一句之失，或至于千里之谬。

　　把学问看得比天大，以天下为课题自是题中之义。反之，以学问为“禄利之途”，读书人难免以课题为天下，无实事求是之心，而有哗众取宠之意。胸襟本方寸之地，贪得无厌，则害人害己。古人云：“欲之为害大矣!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 以欲丧身、亡家、失国，若出一辙!”世人以“人心不足蛇吞象”，来形容那些因私欲膨胀而自我毁灭的人，道理就在这儿。

　　如今，天下越来越大，越来越丰富，许许多多利国利民的事业都要读书人去做，早就不以科举为目的了。读书人若能将对真理的探求放在第一位，那么无论做哪一种事业都必然是廓然大公的。以天下为课题，读书人胸中自有天下。若只是以课题为天下，求名求利，那无论怎样的课题都容不得天下，读书人又哪来的胸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