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墨：谢泳的历史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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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的历史研究方法



《靠不住的历史》还没有看完，对谢泳的历史研究方法略事总结，结合自己的治学经历，草撰成文。
    一、关注历史细节。
    这包括关注大事件的小故事、大人物的小事件、小人物及小事件。
我自己长期以来有个不成型的观点，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其实是很影响自己的阅读选择的，那就是关注大人物多，关注小人物少。这个观点的形成起源于做硕士论文选题时的经验。因为历史上大人物的资料相对丰富，可选的角度也较多，阅读和搜集材料的过程对自己的知识面有比较显著的拓宽，阅读在文学史上有突出成就的文学家的作品也有利于自身文学鉴赏力的提高和自身写作能力的提高。这种选择在当时应该说是合适的。但现阶段，或者说包括以后，阅读、研究一味专注于大人物的作品和思想，是明显有其不足之处的。一方面，从事历史上著名文学家和思想家研究的人群本来就很大，积累也已经很可观，限于个人的学识和能力，自己想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显然很难。另一方面，历史不仅仅是由这些大人物组成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历史不仅仅由一些大人物和大事件组成，还有一些小人物和各种历史细节。
谢泳在《历史细节》一文中说：“我们现在研究历史人物，掌握基本史料容易，但掌握历史细节就比较难，而历史细节常常最能说明历史人物的气质，在解释历史方面，那些最容易被遗忘的细节，反而最能说明问题。”最后一句话有点绝对，但基本意思是不错的，囿于宏大叙事的阅读很难让自己的知识结构真正丰满起来，在已经了解基本历史框架的基础上，关心一些小人物曾经的生存状况，未始不是一种适合自己的方法。

二、重视对新材料的发现。
在另一篇名为《从李维城的日记说起》的文章中，谢泳说：“我认为，我们写文章作研究，要以知识增量为基本目标。所谓知识增量，就是在我们所涉及的研究范围内，能不能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加一点东西，如果不能，那么我们的研究意义何在？哪怕是一条史料、一个角度或者一条线索，都应当以知识增量为追求，对知识有增量的研究就有意义，没有增量的就没有意义。”其实这个“知识增量”差不多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学术价值”，对已有知识不能提供新材料、新角度、新观点，没有知识增量，也即没有学术价值。只是现在所谓的学术界这种没有知识增量的研究成果还大量存在，尤以二三流高校学报为重，许多所谓学术著作的出版也有同样现象。本来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的人在乎的就不是什么学术价值或知识增量，是不过是获取利益的手段而已。只是这些话对我自己确是一个警醒，不要小看对于一些历史小事件、小人物的研究，在无能力做大事件研究的情况下，做一些小材料的开发和研究，也许知识增量反而会大一些。
谢泳笔下的“新材料”并非仅指新出土的历史材料，大多数时候是指散落在民间不被留意的材料，或虽然多见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材料，或从一些常见材料用新的视角去发现新的问题，这和下面将要提到的一种研究方面有交叉之处。
整个《靠不住的历史》基本就是新材料的介绍和新视角的提供。

    三、重视对新视角的发掘。
谢泳的文章中阐述这层意思的语言非常多，这也是他对自己文章对于学术贡献的基本定位。例如《钱锺书与周氏兄弟》一文中说：“解读钱锺书与周氏兄弟的关系，是理解钱锺书的一个角度，也是理解钱锺书心理的一个角度，注意这个思路，对于深入研究钱锺书是有帮助的。”《从刘景晨的〈中国文学变迁史〉》一文中说：（刘景晨、林传甲）这可以看成是北大中文系文学史研究的源头，这条线索很清晰，如果梳理下来，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坐标中的一个关键点。陈以爱与《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偏重于史学，如果以文学史研究传统来观察北大中文系的学术脉络，也许可以看出更多的问题。”

   四、重视新方法的运用。
谢泳的历史研究方法还有另一个特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从相关材料中看出问题不是本事，从没有关系的材料中发现问题和材料才是本事。”（《读杨静远〈让庐日记〉》）这一点是需要学识和眼力的，需要有大量的知识储备，长期研究积累，甚至某些情况是可遇不可求的，能从相关的材料中看出问题，已经算是专业人才了。
举一个例子，在《钱锺书与拉斯基》一文中，谢泳对两个材料的运用就让人有惊喜之感，虽然这两个材料还不是太不相干，但对一个没有职业训练的人来说，这样的材料细节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围城》中有一细节，赵辛楣因为和汪太太的关系，要赶紧离开三闾大学，他走的时候把一些书留给了方鸿渐。钱锺书写道：“凑巧陆子潇到鸿渐房里看见一本‘家庭大学丛书’（Home University Library）小册子，是拉斯基所作的时髦的《共产主义论》，这原是辛楣丢下来的。陆子潇的外国文虽然跟重伤风人的鼻子一样不通，封面上的Communism这几个字是认识的……”后来翻阅相关资料，看到胡适给韦莲司的信中提及‘家庭大学丛书’，遂注意到这一丛书系列，对当时西方政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有了一些具象的了解。这两个材料的运用确实是比较高明的。

谢泳：与胡适研究相关的一些事 来源：湘声报   
　　客观地说，胡适的还原，起点还是建立在职业历史研究者的史料工作上，比如早期《胡适往来书信选》和稍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的出版等，至少我自己对胡适的认识，得益于这些史料的整体出版。
　　上世纪90年代初，关于胡适的史料还很少。当时太原山西省新华书店有一家内供部，恰好我在这里有个熟人，所以先后买到了一套远流版多册的《胡适作品集》，后买到了一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我还介绍韩石山先生买了一套。这些书以当时的书价判断，可以说相当昂贵了，印象中《胡适作品集》要700多元，胡颂平这套近千元；当时还有《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实在买不起，只要了一套《王世杰日记》的手稿本，大约是900多元。韩石山先生经济情况好，开始也没有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我们当时用山西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可能后来感觉还是不方便，韩石山先生执意自己要购一套，而我自己则因为经济情况错过了这个机会，当有了这个经济能力，则再也遇不到此书了，曾让一位台湾朋友留意，但终于没有结果。所以胡适的书，包括那套胡适纪念馆印的线装手稿本，我大都有了，但胡适日记的手稿本则再也未见。
　　90年代初，网络还没有普及，想要得到一些胡适研究的史料并不是很容易。我记得当时河北有一家《旧书交流信息报》，可刊登求书广告，我为了有一套《胡适来往书信选》，曾多次在上面刊登信息，并由此结识了后来为胡适研究做了很多工作的荆州程巢父先生。
　　我本来想在胡适研究方面做一点工作，但读胡适一多，很快发现自己可能一生也没有这个能力，一是中国古代的文化知识，特别是佛教方面的知识有限，二是英文方面的知识。我虽然早年学过三年英文，但说实话，我的英文水平极差，而理想的胡适研究者，对这两方面的要求都很高，所以我后来只能努力做一点胡适生平方面的史料研究，而且越往后，越感觉要涉及大量的英文史料，所以最后连原来计划写一本胡适传记的想法也打消了。现在我决心做一个胡适研究的欣赏者，观察那些好的胡适研究成果，分享这些研究者的学术快乐。
　　我在胡适研究方面，只写过两三篇论文，其它多是些鸡零狗碎的小文章，略有可说处实在很少。
　　过去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而胡适则是奴颜媚骨。后来我写过一则短文《胡适的骨头也是硬的》。
　　还有一则《胡适没有说过这样的话》。1954年批判胡适的时候，也有一个流行的话，认为胡适说过“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胡适根本没有说过这个话，他只是在讲哲学问题时用过一个类似的比喻，而且比喻中用的也不是“历史”而是哲学术语“实在”。胡适是很有历史感的人，一生行事极重证据，他如何会说那样的话。这则小文在报纸刊出后，一般人就不再认为那句话是胡适说的了。
　　2003年，贺雄飞约我编书，我答应编两本，一本是《胡适还是鲁迅》，一本是《胡风还是舒芜》，前一本顺利出版了，后一本则出版商就没有看中。“胡适还是鲁迅”？这个书名其实延续了我过去对胡适的评价，虽然是一个设问的句式，但读者看得出我的倾向在哪里。此书在当时有影响，因为胡适的形象还没有完全得到正面评价，所以读者可能感觉到有一点思想的冲击。
　　2004年夏天，因为刘钝兄的关照，我到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作了一年访问学者。在北京这样的地方，我平时最喜欢的就是去旧书摊。当时清华南门附近有一家名为“合众书局”的旧书铺，我经常去闲逛，有一天看到了一套《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共11册，可以说是1954年批判胡适时内部印刷的一套胡适文集，我得到后感觉此书很有史料价值，一般不易见到。恰好当时台湾“中研院”谢国兴先生来北京访问，闲谈中说起胡适研究，我也顺便提及这套史料，他说台湾近史所图书馆还没有，我当时就说，我送给你们。2008年我到台湾访问，在近史所图书馆看到这套书的复制本，这也算我为胡适研究作过的一件小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