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人文教育 提高写作能力——访文学评论家、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段崇轩先生

教师之友网

重视人文教育  提高写作能力——访文学评论家、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段崇轩先生

提高写作能力——访文学评论家、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段崇轩先生" title="重视人文教育  提高写作能力——访文学评论家、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段崇轩先生" style="border-width: 0px; list-style: none;">

    段崇轩，男，1952年6月生，1978年开始写作，现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发表文学评论260余篇，小说散文50余篇，共150余万字。其中《重建现代文学评论的随想》、《九十年代乡村小说综论》等20多篇评论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转载。
    著作有：《赵树理传》（合作），《生命的河流》（评论集），《永驻的厚土》（评论集），《乡村小说的世纪沉浮》（专著），《蓝色的音乐》（散文集）等。

桑哲（以下简称桑）：文学创作和语文教学有密切联系，您认为中学语文教师应该如何引导学生正确处理文学创作和语文学习之间的关系？
段崇轩（以下简称段）：考试制度、课本的选择和老师的教学方法都有很大的导向性，学生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学生现在对语文这门课普遍有一种厌倦感，因为学业负担太重、要学的东西太多、教学方法落后、课堂缺少情趣。语文知识仅仅依靠教师课堂传授和课内自习是远远不够的，课外学习不可忽视。怎样融洽师生关系，老师怎样向学生传授知识，如何给他们一种真正的启发和教育，不能只靠课堂教学和课本学习。师生课后交流、学生课外阅读更重要。我写过一篇文章，建议语文老师关注当代文学，关注新的作家作品，试着自己去写一点东西。如果教师有这种积极性，对语文教学会有很大帮助。
中学生搞文学创作，可以有这种兴趣爱好，但是不能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搞文学创作需要大量的阅读积累和人生感悟，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中学生要面临高考，面临许多现实问题，如果年轻人因为偏爱文学而对自己的人生产生负面影响，是得不偿失的。从长远看，文学将逐渐边缘化，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凌驾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上，这也是正常的。但是目前整个文学界很浮躁，明显是功利主义创作。真正表现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的作品越来越少。文学被世俗化、庸俗化。当前有些作品，比如反映官场生活的《国家利益》，虽然弘扬了正气，也有一定的读者，但总的来说，在艺术上没有进步，甚至有退步，我觉得不太正常。语文教师对当代文学思潮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以便给学生的语文学习和文学创作提供正确导向。
桑：有些知名作家没有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靠平时的知识积累和独特的人生体验写出了有影响力的作品。近年来有些青少年放弃学业回家从事专业写作，您认为他们离真正的作家还有多远？
段：中小学生放弃学业搞创作是新闻媒体和出版社炒作起来的，这是极为有害的。商品引导百姓的消费，书籍引导学生的学习兴趣。出版社能营造读书氛围，也能制造混乱。为了自身利益而炒作少年作家，这是误导读者向不健康的方向发展。如果完全从经济效益出发来策划出版是很不负责任的。目前所谓的少年作家，将来不一定有前途。有的写出几部书之后，过几年却就写不出来了，况且他们大多数人的写作动机不是出于对文学的爱好，也不是出于对人生的感悟。他们的人生体验肤浅，该学的文化课没有学。这批少年出书者，将来能有十分之一成为作家就很不错了，有些甚至连不入流的作家也成不了。
我们知道，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大学生入校时很风光，毕业参加工作以后却很平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上大学之前没有学好语文，理解能力达不到，表达能力也欠缺。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也离不开人文科学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研究自然科学也难以取得成果。当今这些少年作家，也可能会步他们的后尘。没有扎实的文化功底，缺乏丰富的人生体验，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是走不远的。
桑：写作课是语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您认为应该如何通过高考试卷来考查学生的语文水平？
段：高考语文应该着重考查考生的写作能力。学生的语文水平主要体现在写作能力上，当然，语文基础知识考查也必不可少。通过一篇文章基本上就能看出考生的知识水平、思想深度和文化功底。高考语文试卷以写作为主也不必局限于写一篇文章，比如说，让考生分析课文里的一个人物，能不能分析到位，能不能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也可以纳入考试范围当中。现在语文考卷基础知识题占的比例太大，但从另一方面看，要是侧重于考查写作，评分标准难以掌握，《中华读书报》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高考阅卷如果没有统一标准，评卷老师完全凭个人好恶，优秀的作文不一定得高分。南京有个考生曾经参加世界华文作文比赛获了一等奖，高考作文实际上写得很好，但阅卷老师不喜欢，认为她的文章有问题，结果高考作文不及格。
桑：传统的语文教学忽视人文教育，背离了语文教育的根本，您认为出现这种不正常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纠正？
段：语文教学要返璞归真。一段时间以来，中学语文教学出现一种很混乱、很复杂、很虚假的状态。我爱人是搞语文教学的，每天忙忙碌碌，忙什么呢？她现在参编了好几套语文读本，很多出版社为此推波助澜，以致于有些学校把它列入教材计划当中，作为正式课本使用。目前很多教材和课外读本编排的内容，都是在不断地重复，少数有新意的内容则充斥着快餐文化，追求的是阅读中的快感。中考的、高考的教辅和寒暑假作业把整个语文教育界搅得乌烟瘴气，实际上，这些东西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有许多中学语文教师是不合格的，他们文化功底浅、教学能力差，却疲于应付检查考核，没有时间读书，没有机会深造，只好按照教参备课，按照教辅指导学习，这就为非正规出版物提供了市场。
建国初期，我国的语文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60年代中期和文革时期遭遇挫折，80年代开始探索，逐渐走上正轨，但直到现在语文教育也没有走出困境。要改变当前语文教学现状，实施新课程改革，提高中学语文教师的素质是极为关键的。语文教学应该通过人文教育为学生打下牢固的文化基础。要打好这个基础，一要回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上来，二要有世界文化的眼光。传统的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精粹需要学习继承，先进的西方文化也应该吸收借鉴，这两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引导学生在阅读经典作品中积累知识提高能力，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
桑：人文教育思想在经典篇章中有着很好的体现，您和傅书华老师策划的《作家读课文》对解读经典篇章有哪些启示？
段：我和傅老师策划的《作家读课文》，解读的都是经典作品，如古典文学作品，如五四以来鲁迅、茅盾和沈从文的作品。我们发现，过去老师在课堂上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思维模式来解读文章，学生往往采取抵制的态度，这说明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之间没有找到契合点。比如《七根火柴》体现的是革命英雄主义，学生很难与这种主题思想产生共鸣。后来傅老师写了篇文章，从生命的角度来解读《七根火柴》；我则把人的理想和信念在生命当中的支撑作为解读这篇文章的切入点，这样就在学生和文本之间架起了桥梁。
目前教师手中的一些教学用书，对一些经典篇章还是传统的解读方法，脱离了教学实际。老师们没有一个新的参照标准，不知道怎么解读。《作家读课文》中的60篇文章，多数是从心理角度和人生体验的角度进行解读，把文章换一个角度分析，学生马上就接受了。现在商业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很大，许多中学生沉迷于流行文化、快餐文学，主流文学进不了校园，经典篇章遭受冷落，这究竟是因为学生拒绝接受还是我们引导不够？人文教育对塑造学生的人格至关重要，它是学生未来人生的基础和起点。阅读经典篇章是学生接受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径。
桑：新编中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的比例占50%左右，这对学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很有价值的，但学生接触国外文化的渠道相对来说很狭窄，我们可否认为这是人文教育不全面的表现？
段：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是用文言文的形式记载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借鉴国外优秀文化，这是做人的根本。五四时期那一代人的学习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那时侯人们很重视学习四书五经。鲁迅和胡适等人小时候都对文言文不感兴趣，但如果没有少年时代艰苦的学习经历，没有那段时间的知识积累，也就没有他们后来的成就。对于世界文化遗产，西方一些著名思想家的、代表西方文化的作品，比如柏拉图、叔本华和尼采等的作品现在翻译引进的很多，但是在语文课本里却看不到。还有哲学家黑格尔，他的美学思想博大精深，中学生不一定能理解，但通过阅读他的散文、随笔，大致了解一下是很有必要的。中学时期如果不读的话，可能一生都不会再去读了，这对人生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桑：当代作家的作品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议，请您谈谈个人的看法。
段：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当代文学只有短暂的50年。学生要想了解当代文学，不必局限于课本，可以通过课外阅读了解它。有兴趣可以看，没有兴趣也可以不看。选入教材却很麻烦，该选谁不该选谁、选多选少这都是问题。现代文学史虽然只有30年，但是它取得的成就不容忽视。鲁迅、巴金、老舍、沈从文、胡适、林语堂、朱自清、钱钟书、孙犁……他们的作品入选语文教材是无可争议的。如果通过初高中12本必修教材，能够把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把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体现出来的话，是很有意义的。现在的历史课基本上是传授单一的历史知识，思想品德课基本上是政治说教课，没有把民族文化传承和人文教育的功能有机融合，于是传承民族文化和人文教育的任务只好在语文课中体现。语文课既是一种文化积累，又是一种审美教育，也是一种写作的法宝，它负担太重、承载的东西太多。语文教学要返璞归真，教材选文必须客观公正。
桑：山西作家群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对他们的整体印象和评价是怎样的？
段：称山西为文学大省，我觉得并不夸张，山西有一批实力雄厚的作家，也写出了不少优秀作品。赵树理和马烽的作品选入中学课文的非常多。赵树理的作品，从表现乡村生活方面来说，恐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里，没有人能比得上。比如《小二黑结婚》、《田寡妇看瓜》等都是传统名篇。马烽的作品通俗易懂、篇幅短小，像《韩梅梅》、《饲养员赵大叔》，读起来感觉很亲切。过去我们解读马烽的小说主要从政治视角切入，实际上他作品中地域文化、民情风俗的内容也不少。马烽的小说依靠政治性影响全国，但是他的小说的主题是对地域文化的表现，如果没有地域文化的表现，政治性的东西就站不住脚。对农民生活的了解，对民情风俗的把握，对地域文化的熟悉，这是他的作品中最重要的内容。
山西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大潮中堪称“晋军突起”，近十年来，山西文学在全国的影响开始缩小，有些成名作家、中年作家创作的旺盛期已经过去了，而有活力、有冲击力的年轻作家比较少。现在的山西文学进入一个个性化、多元化的时代。比起过去，无论题材上还是表现手法上都要丰富得多、开放得多，这是一个进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原来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我们没有超越自己。现实主义文学还是有生命力的，但我们没有把前人的经验进行很好地总结，没有在这个基础上迈上更高的台阶。山西好多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进步不大，虽然说他们的作品在全国也有影响，但是从写作视角、表现形式方面没有新的突破。山西作家在所谓的创作方法多元化方面，也没有走在全国的前列。对现代派文艺思想、现代派表现手法和写作技巧也没有很好地借鉴，因而没有迈出全新的步伐。现在山西文学面临一个新的突破，山西作家在全国特别活跃的、四十岁以下的很少，即便有几个，在全国影响也不是太大，可以说山西文学进入了转型期，进入了相对沉寂期。
桑：在您成长为作家的过程中，客观条件比现在要差得多，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撑着您的主观努力？
段：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的知识积累是不健全的。五四时期先进的文艺思潮，鲁迅、茅盾的小说，对我的影响非常深。我们那一代人有一种理想，尽管这种理想好像是乌托邦式的，比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人民民主的国家，要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现代化，把自己的人生目标跟社会理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写作，为了理想探索一条民主化的创作道路，为了理想到农村……作品中闪耀着理想的光芒。虽然这一代人的创作有历史局限性，但作者对未来的向往，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理想，是不可磨灭的，是很有价值的。现在的年轻人很聪明，很会做人，甚至少年老成，但缺少理想和抱负，他们的学习和生活首先考虑的是眼前利益，为了自己的生存。一个人如果只有个人目标，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没有理想支撑，他在得意的时候会觉得踌躇满志，失意的时候就会烦恼痛苦得无法忍受。我们那一代人尽管知识积累残缺不全，创作上也不能说成就很大，但那一代人最可贵的一点就是有理想，有社会责任感、使命感，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现在的青年作家也罢，中学生也罢，树立人生的理想，有比较高的目标追求还是很重要的。
桑：作者发表文章最关心刊物的“级别”，读者阅读更看重的是文章的外在语言和内在思想。您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评论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您认为应该如何衡量一篇文章的质量和社会影响？
段：这种衡量标准实际上很难把握。通常经国家一级刊物出版的就是国家级，在省里主办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就被定为省级，这是不够科学的。山西大学有我的一位老师，他的教学和科研水平都很高，就因为没有国家级论文，直到退休都没有被评上教授，非常可惜，大家都为他抱不平。为此我写了两篇文章，在山东一家报纸和《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后，网上到处转载，人大复印资料也复印了。
我对作家作品的把握比较深入一些，因此适合写作家论。我实际上不是学院派，但也不是善于随便写体会的人。写过王安忆、李玉堂、马烽等几十篇作家论，好多都在人大复印资料上转载了，写这些文章时我觉得自己还是下了些苦功的。
我认为搞文学评论的人应该搞一点文学创作，要有一种艺术感觉，现在有些年轻人写的批评文章，只有感觉没有思想，洋洋洒洒写上一两万字，作者自我感觉很好，但读者看完以后马上就忘掉了。像我们五十来岁的这一代人，理性思维多一些，理性化的语言也多一些。这种理性化也有弊端，缺少激情、语言生涩，让人读不下去。我觉得理性的语言也罢，感性的语言也罢，都不是搞文学批评最好的语言。最好的语言应该是一种智慧的语言，是一种充满智慧、灵性的语言。比如鲁迅的文学评论、季羡林的文章、钱理群的文章、童庆炳的文章，这些学者的文章既有人生体验，也有理性思考，文章平易近人但有哲理，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这种境界值得我们去追求。

（原载于《现代语文》2005年理论研究版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