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磊：网络时代下，家访还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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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磊：网络时代下，家访还有意义吗？

　　家访，一个略带沧桑感的词汇，斑驳的时光让很多人在教育常态中已经对之全然忘却。近日，宁波海曙区教育局出台政策将家访工作制度化，并纳入教师绩效考核，全区近1900名中小学教师全员参与，做到学生全覆盖，倡导教师以有温度的走访了解并温暖学生。

　　网络时代下，家校沟通的成本锐减，交互方式简单、便捷而多样。不仅如此，微信群、QQ群的崛起，让“家校通”这类技术时代下的“遗民”都朝不保夕，更遑论在外界看来效率低、成本高的家访了。三年前，深圳曾做过一次调查，仅有2成家庭被家访过，而去年温州的一次报道更是显示，家访已经几近“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微家访”或“电子家访”，也就是电话、短信、微信、QQ等通讯方式或社交媒体承担起家校联结的重任。

　　正如世界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担忧电子时代的“电视垄断”，将会在痴迷、庸俗、诱惑的牢笼中囚禁乃至扼杀儿童的生长一样，网路时代的今天，以“爱疯”(iphone)为代表的智能手机、电脑游戏是不是又会构筑新的欲望陷阱虽不得而知，但就教育领域来说，家校沟通的“短、平、浅”的确让很多人生出不少无奈。事实上，尽管通讯变得越来越频繁，但家长得到的却不是自己想要的——不是僵化的报表式数字，就是冰冷的“温情提醒”，偶尔感兴趣想多做了解，却又浅尝辄止，至于能针对性地对孩子现状条分缕析，则难以见闻。如此悲催的“沟而不通”，令很多人失望地选择屏蔽或过滤学校信息。

　　如今科技昌明，怎么会出现如此悖论的尴尬现实?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无论是微信、QQ、短信，还是将来更新潮、先进的通讯形式，其在家校沟通上多属于“结果式交互”，即直接呈现教育教学的结果给家长，类似于“公示”和“通知”的作用，而忽略因果逻辑;即便偶尔有“过程性交互”的可能，也限于浅表化和模式化。家访的优势恰恰在这里。其属于典型的“过程性交互”，教师进行家访的动机，通常不是为了一个“答案”，而是希望解决具体“问题”。

　　这种“问题驱动”方式，就是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的“目标驱动”，可以让家校沟通较容易走向教育的“骨髓”深处。相反，这时候“结果”本身的重要性被大大降低，且由于“过程症结”已找到，家、校双方也容易达成谅解，增进彼此了解。如果家访可以持续地周期性累计下去，一次解决一两个教育问题，那必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更为注重的是，家访的存在价值，直接透射于教育的精神属性上，也即是她的情感层面。失去了感情的教育，犹如被抽离了人性，剩下的只是具有工具理性的机器，“立德树人”就成了一句空话。教育需要“眼对眼”、“手牵手”、“肩并肩”的呵护与关爱，需要因地制宜、因人设事地扎根在实境里研究，而这些润泽和滋养绝无法从“微信”和“QQ”中获得，只有家访才可能真正拉近师生的情感距离。

　　这种情感的纽带，是家访作为教育“硬通货”的根本保证。当然，随着时代进步，家访的形式可以变革、创新。比如，香港的每个学校基本都会成立一个叫做“家长教师会”的组织(“PTA”)，一般由学校和部分学生家长代表共同成立，通过组织各种文教娱乐等聚会活动来加强联系，该组织经常会安排和提供场所让家长和老师坐下来，就相关的教育话题进行讨论。澳大利亚也有类似的组织机构。虽然各地区“家访”形式不一，但不管怎样，教育中“面对面”的情感沟通，是被公认的必备沟通手段。

　　在“大数据”浪潮席卷而来的技术背景下，宁波海曙区教育局“回归家访”的一声呐喊，让世人看到一路飞驰的教育，相比于她的“速度”和“结果”，或许在“过程”中确立意义更重要，在“温情”回溯本源更暖人。可以说，有时候对教育的坚守，本身就是一种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