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绝不能开历史倒车 ——《燕园梦》作者悠哉给徐晋如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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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绝不能开历史倒车
　　——《燕园梦》作者悠哉给徐晋如的公开信

　　悠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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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晋如先生好！
　　打从1997年初在燕园晤过一面，后来电话交谈过一回，互赠过彼此作品，咱俩不通音讯已经好久了。胡马兄的执拗脾气依旧，在网络发过许多高论抑或歪论，悠哉读毕淡淡一哂也就罢了，不怎么放在心上。日前在新浪博客上读到胡马兄博文《语文需要恢复为国文》，心有所触感，兼之自己从事语文教师培训，职业所系，不能不一吐为快。不当之处，敬请见谅！
　　从胡马兄上文中，悠哉读到的是四个字：“一派歪论”。试申说如下：
　　首先，“言文合一”是语言发展的规律。从古罗马帝国的拉丁语演变为西欧各国语言，就是例证：“言文合一”，即“我手写我口”，而不是传统的“言文分离”。如果按您所说，那么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也必须废除，西欧人回到学习古奥的拉丁语就得了。胡马兄所谓“母语教育必须回到几千年来教育的正轨上来，即通过念诵的方法学习古代经典，用对对子、作文等方式训练其母语运用能力”，纯然是开历史的倒车，这是绝不可能的，而且是对中华文化的巨大摧残。试想想吧：古代中华文明自成系统，不存在各国交往问题。如今世界各国交往如此频繁，岂能出现“我手不写我口”的情形呢？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愤激地写道：“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鲁迅还渴望“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口语，更加有生气。”[鲁迅：《写在〈坟〉后面》。]依我看，鲁迅讲得很对！胡马兄的弱点，恰在于能“说”而不能“行”，而且还是信嘴胡说！
　　其次，胡马兄所谓“中小学语文课必须恢复成中小学国文课，只教文言，不教白话”，更是胡子眉毛一把抓，颟顸得叫人喷饭了。什么叫“文言”？什么叫“白话”？胡马兄并没有搞懂这些名词术语的含义，就信笔一挥胡乱发言，这是很不严肃的。所谓白话，有古代白话和现代白话（欧化白话）两种，例如话本小说、章回小说所使用的，虽然点缀着若干文言，可是其主体是古代白话。试看王熙凤、贾宝玉、刘姥姥嘴里吐出的，可不就是古代白话？难道这些也得摒弃么？可是胡马兄文中又明明提议“就算要选白话文，也该选《三言》、《二拍》、《红楼梦》、金庸小说这些真正的中国人的白话”，这岂不是自打嘴巴？在一篇文章里自相矛盾，依阁下的高才竟吐如此糟糠，窃为汝摇首再四，叹息复叹息！袁进指出：“欧化白话文改造了汉语，促使汉语精细化、明确化，扩大了汉语的表现能力。但是语言是文化的表现，汉语欧化的结果，也导致了不少传统文化内涵的失落，使汉语变得‘平面化’，失去了原有的厚度。”的是笃论！于是叶圣陶先生谆谆嘱告：“古文要学，不厌其多，只嫌其少，但不可一味的读古书。”如此着眼，很有眼力；如此发言，诚良言耳！后子悖逆傲矜，偏偏听不入耳，奈何兮？奈何兮？
　　再次，胡马兄文章结尾：“说实在的，白话文还用得着学吗？”嘁，可笑之至！你问得胡闹也么哥！问得戆懵也么哥！文学语言不同于日常口语，它是高度诗意化的，又是所谓“陌生化”的，不学习怎么行呢？汪曾祺评沈从文的《边城》曰：“他从来不用生造的，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用的是人人能懂的普通词汇。但是常能对于普通词汇赋予新的意义。”这也就是老舍讲的：“我们创造人物、故事，我们也创造言语！”（《文艺的工具——言语》）对于自己的文学创作，老舍夸耀地声称：“烧出白话的原味来。”他一直这样努力追求着，而且创作成就斐然：试读读他的《骆驼祥子》和《茶馆》，我们就明白了。偏偏胡马兄逐日浸淫于发霉的线装典籍，对于“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寡少阅读，即便阅读也读不出感觉来，读不出境界来，于是妄议现代作家作品，胡说什么“白话文运动倡导‘我手写我口’，相对文言文的渊雅，是文化的堕落，白话文对学生掌握中国文化，没有一点用处”。诚然固然，悠哉承认《西厢记》、《牡丹亭》等是不朽经典，但是试问：《茶馆》之经典性难道劣于它们吗？
　　又次，胡马兄抨击语文教学，态度也左趔右趄，偏轨和偏激到悖谬的地步。固然目今中国的语文教学毛病很多，中学语文教师教不出现代文学的三昧，就连大学教授也未必都能教出现代文学的三昧。试问：许多教授自己连文章都写不好，又岂能教出好学生来？但是，若因此而否认鲁迅、沈从文、老舍等现代作家的巨大成就，那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而这恰恰是胡马兄文章的病症所在。诚然固然，悠哉承认《左传》、《史记》、《聊斋志异》等的伟大，但是坚决反对开历史倒车，让我们的语文教学回到“只教文言，不教白话”的腐板境况，缘故在于：胡马兄忽略了文言的巨大缺陷，那就是表现力存在严重的匮缺。这一点，从林纾翻译欧洲小说不得不削足适履，胡乱地大砍大删，就看得很是分明。试问：用文言翻译普鲁斯特《缅想逝水韶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可能吗？用文言翻译川端康成《雪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还叫人怎么阅读？如果不能胜任这种功能，那么其“我手不写我口”的巨大缺陷，不改革怎么行呢？白话文运动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胡马兄竟然对它信口雌黄，真是头脑发热发昏，高烧到40度以上了！
　　最后，中国幅员广阔，国情复杂，语文教学城乡差异巨大，东部与中西部的差异更大。胡马兄长期困囿于书斋，摇着脑袋孤自哦诗，哪里会明白改弦更张的难处？未必中学教师都到北大中文系求过学，还有幸拿到了博士学位，让他们放弃教白话，全部改为教文言、对对子，你以为他们都能愉快地胜任？这不是任性的胡闹，又是什么呢？
　　中国瞎折腾多少年，够了够了！
　　中国书生胡乱发议论，于今为烈，可以休矣！
　　欢迎切磋，顺祝愉快！
　　《燕园梦》作者悠哉
　　2013-10-3写于北京

　　附录:
　　语文需要恢复为国文

　　徐晋如/文

　　不管你承不承认，在中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选都是政治。
　　七零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小学语文课本中曾经学过一篇课文《朱德的扁担》，但在某一个历史时期，这篇课文曾经题为《林彪的扁担》，然后又到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篇课文又神奇地恢复为《朱德的扁担》。如果对比一下新中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作一番研究，一定非常有价值。至如语文教材选哪些作家、每位作家选文多少、文章是否要经过删改，这些都不是教材编定者随性为之，背后都有极强的意识形态的作用。
　　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被赋予了最高地位的现代文学作家是鲁迅，鲁迅的文章长期是中小学语文的第一重头戏，这当然纯粹是因为政治因素。现代文学那句著名的六字真言“鲁郭茅巴老曹”，本也是从政治地位上给作家排座次，不是文学水平的客观评定。鲁迅的文字佶屈聱牙，是失败的文学尝试，学生不爱读，教师不爱讲，却偏偏是教师、学生绕不过去的大山，岂非咄咄怪事？
　　受限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现状，大多数人的人文水平到高中毕业就止步不前了，终其一生，他们的人文视野、文化程度都没有超过自己的高三阶段。中小学语文教材，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获得那点可怜的人文知识的惟一途径。因此，教材可以造神，教材也可以天然地屏蔽掉编者不想大家知道的知识。比如钱穆、潘光旦这样的国学大师，教材里就从未给过他们哪怕一丁点儿地位。据统计，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六册，在2008年之前鲁迅的作品多达9篇，分别是《风筝》、《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雪》、《故乡》、《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吗？》、《孔乙己》。2008年后去掉了《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吗》、《雪》，2013年又去掉了《风筝》，但仍以6篇的总数蝉联入选作品最多的作家。正因如此，鲁迅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神祗。对鲁迅文章的每一次裁减，都会引起社会舆论的一波狂欢式的批评。
　　几乎人教社每删去一篇鲁迅的文章，网络上就会流传一次“鲁迅退出语文教材”的谣言，并同时对删去鲁文作出全然政治化的解读。最有代表性的言论来自“梨花体”诗人赵丽华——“《孔雀东南飞》被删是因为这个时代不需要爱情；《药》《阿Q正传》《纪念刘和珍君》被删是因为这个时代害怕出现更多的鲁迅；《雷雨》被删是因为周朴园远胜过如今的煤老板；《过秦论》被删是因为“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六国论》被删是因为“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这种政治化的解读，已经脱离了在中小学开设语文科目的本来目的——提升学生的母语表达能力，而在事实上认同语文教材必须政治挂帅。这样思考问题，永远不能让教育回复到它的本来面目。
　　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在中小学阶段，课时量最大、老师下力气最多的课就是语文课，而学生最不感兴趣的也是语文课！这是因为，语文科目从根子上就是错了。
　　语文一词，是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的发明创造，语指的是口语，文指的是书面语。吕先生认为语文课必须“语”、“文”并重，他有挥斥八极的勇气，指责传统上只教书面语，不教口语的做法，认为从推广普通话、以及语文合一的要求出发，必须对口语和书面语教学予以同等的重视。吕先生还彻底否定了全面学文言的必要性。这些观点，都是基于一种机械的进化论，以为白话文比文言文先进，比文言文更适应新的时代，却不知口语也好、白话文也罢，只要会说话就能胜任愉快，完全没有必要浪费学生的大好光阴，至如推广普通话的问题，今天电视已经侵入到几乎所有的家庭，还需要学校的语文教师教口语吗？
　　吕叔湘不惮于否定传统读书作文的训练，提出他的语文教学理论，其实不过是学习外语的一套方法。他又十分看重字义、语法的训练，试问中国几千年都没有这样的一套训练，难道中国人便不会说话、不懂作文了？这些卤莽灭裂的分崩离析式的训练，对于学习外语可能有效，用以学习母语，却是大错特错，生生把学生对母语的爱好毁灭掉了。
　　母语教育必须回到几千年来教育的正轨上来，即通过念诵的方法学习古代经典，用对对子、作文等方式训练其母语运用能力，让学生不仅能亲近母语，更能亲近中国传统文化。好的母语教育必须同时也是文化教育。现在的语文课，显然无法满足这个要求。目前的语文课以白话文为主，点缀式地有一些文言文和古诗。选的文言只是像解剖尸体一样地分析字义、语法，对学生阅读文言的能力和文言阅读习惯的养成用处不大，选古诗不讲平仄、格律，使得学生完全被隔离于古典诗词殿堂的墙外。这犹在其次，最不可原谅的是，就算要选白话文，也该选《三言》、《二拍》、《红楼梦》、金庸小说这些真正的中国人的白话，教材编者偏不作此图，却选了很多民国时期受翻译文风影响的伪白话，里面的很多句子，用马季相声里的话说，就是“不说人话”。为了尽量抹平“不说人话”的地方，教材的编者可算煞费苦心，他们不得不对入选的文章加以改动，使之符合实际的语言习惯。真是难为这群编辑了！然而，无论怎样改，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白话文运动倡导“我手写我口”，相对文言文的渊雅，是文化的堕落，白话文对学生掌握中国文化，没有一点用处。
　　语文作为一门科目，早年间叫“国语”，更早则叫“国文”。这三个词的转换，体现出文化的一步一步的沉降。中国文化，本就极重“文”。孔子说：“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推崇文雅，是中国文化的最根本的特征。国文改作国语，已是不承认文雅的崇高地位，国语改为语文，则是把俚俗无文的口语与书面语等量齐观，薰蕕同器，除了造就对中国文化漠然无知、对中华文明毫无真切爱恋的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不能有别的功用。因此，中小学语文课必须恢复成中小学国文课，只教文言，不教白话。就是让学生大声念诵经典的文章，学对对子、学写诗、学作文言文，而不是任由老师讲得满头大汗，学生在台下神游八极。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才能传承下去，素质教育才不是一句空话。
　　说实在的，白话文还用得着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