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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有灵魂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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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29 23:16: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刘醒龙:有灵魂的写作



刘醒龙:有灵魂的写作
    文/记者  郭亮  摄影/记者  汪成
    毛泽东文学院礼堂大厅,刘醒龙登上讲台时,底下爆发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这是3月17日上午9点半,由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名家大讲堂”迎来了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醒龙开坛主讲。
    尽管年近六旬,鬓角处夹杂着些许白发的刘醒龙语调仍铿锵有力,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与在座听众一起分享了他的创作经验,并回答现场听众的诸多提问。
    文学的根本是灵魂自由y
    ●文学的根本是灵魂自由
    人生在世,最渴望的不是幸福,不是爱情,而是自由。自由是我一直追寻文学梦的根本原因。
    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学课本还有没有《飞夺泸定桥》这篇课文。小时候,读这篇课文,我就想不通,这22位英雄怎么样就能在枪林弹雨中从这九根铁索上冲过去?很多年以后,我读了一本书,书名叫《两个人的长征》,这是两个英国人写的,他们特别崇拜红军,历时两年,从瑞金走到延安,沿途走访当事人和当事人后人。
    在泸定桥周边,当地人告诉这两位英国人,确实是22位英雄过桥,但是,前面还有当地的老百姓,守桥的是当地民团,跟老百姓都是熟人,枪都是往天上放的,这样,红军就很顺利地通过了泸定桥。
    后来我想,当一个人对固有的思维定势产生怀疑的时候,他的灵魂就会最自由,而文学的根本就是灵魂自由。所以,文学创作的前提就是善于怀疑。
    ●好人不一定是好作家,
    但好的作家一定是一个好人
    有自由的灵魂,也有世俗的灵魂。没有羞耻,就会变得无耻;没有道德,就会变得缺德;没有崇高,就会变得猥琐……
    1825年12月14日,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发生了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失败后,镇压起义的俄国沙皇一世尼古拉做出姿态,将流放的诗人普希金召回圣彼得堡,并亲自接见。
    尼古拉一世问普希金:“十二月党人起事的时候,如果你在场的话,你会怎么样?”普希金说,“如果他们要求我,我也会参加。”尼古拉一世很是惊讶,问他为什么?普希金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的话,“因为他们都是好人,好人的要求我无法拒绝。”
    这个故事说明一点,伟大者从来不会说一些高尚的话,就像普希金他用一句“好人”来肯定十二月党人。对诗人和作家而言,天赋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要记住,天赋是有限的,在有限的天赋之外,还有无限的天职。
    什么叫天职?天职就是十二月党人请普希金参加起义,普希金一定不会拒绝。就像现在,面对中国社会历史以来最大的变迁,面对温家宝总理说的“文化革命有可能重来”的现在,写作者必须要将自己的作品融进这场伟大的变革。
    天赋是写作者的才华所在,天职却是写作者的灵魂。好人不一定是好的作家,但是,好的作家一定是个好人。
    ●敌人是一个特别不好的词
    曾经有研究者统计作家所用词汇的频率来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学,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用此方法统计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哪些词汇的使用频率最高。如果有一天,真的有这样一门学科诞生的话,我想,“爱情”、“母亲”、“家庭”、“乡村”等词汇一定会排在前列,但是,我还相信,有一个词汇——“敌人”——一定也会在十位靠前的位置。
    1992年,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我的新作《凤凰琴》的研讨会,会后招待我们看内部电影。名字我不记得了,是一部反映美国南北战争历史时期的电影,其中有个印象我特别深刻:当战争场面出现的时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有敌情”的时候,电影里喊的是“南军来了”,而换到对方的时候,喊的又是“北军来了”,并没有像我们这边的作品一样,动不动就叫“有敌人来了!”
    后来,一个美国学者告诉我,在美国的精英社会里早已形成共识:美国的南北战争,也是美国国内的惟一一场内战,看作是他们历史上的一场耻辱,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尽可能地把这种耻辱来淡化,来消弭。
    而我们呢?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翻开中国的历史,满篇都是“吃人”二字。尤其是近100年来,中国历史充斥着血腥与杀戮,即便内部人之间也是如此,从肃反到整风,到镇反,到反右,到文革……哪一段不是血流遍地、白骨累累?
    到现在,我们的影视屏幕上,看起来都是自己的同胞,只是服装或者领章的不一样,甚至于只是某些特定词汇的不一样,但是却要以敌人相残……我想,作为后人,我们是需要反省的。
    当我们为了某种需求,只讲政治,不讲真实;只讲技术,不讲人文;只讲意义,不讲气节;只讲欲望,不讲灵魂……终有一天,如此的种种短视,转过身后,伤害的还是我们自己。
    我愿在这里和大家一起重读一遍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的那首著名短诗,以此来反省前100来杀戮不断的历史。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对话刘醒龙:稿酬调整是当务之急
    Q:“写一个中篇都不够请人吃一顿饭。”这是您去年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发布会上的讲话。今年“两会”期间,有代表建言要提高作家稿酬,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A:现在的稿酬是30-100元每千字,而实际上各地都是按最低标准算的稿酬,每千字才40到50元,能到100元的微乎其微。”他说,“对于一个每年能写6个中篇的作家来说(已经算相当高产),一个中篇稿费是2000元,平均下来就是一个月收入1000元,收入低得连小工都不如。调稿酬是当务之急,跟之前相比,现在的工资、赋税等等标准都起了很大的变化,我听前辈们说,上世纪50年代写一个中篇能在北京买一处房子,文学艺术贬值也不至于贬值到这个程度。
    Q:您今天讲课的主题是“有灵魂的写作”,但是现在,人们获取资讯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电视、网络和手机等多媒体的发展是否会让作家变得“浮躁”,或者说是为了迎合读者,而做一些“无灵魂”的写作?
    A:我不认为用灵魂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少,只是说恐怕读者没有发现,没有读到。现在读书的人越来越少确实是个大问题。现代人注重休闲娱乐,不过这种现象也是过渡性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迟早会认识到,生命有限,除了休闲也该做更多,即便做不了,也可以通过阅读来了解得更多。现在“文学的淡出”就如同季节交替,无论如何,人类传承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字。新媒体再发达,表达方式再生动,都不如文字表达的深入。
    Q:从《凤凰琴》到《天行者》,您好像一直都在关注“小人物”,也被很多读者认为是“底层作家”,您对这个标签怎么看?再有一个,如果您有新作品,还会继续关注类似于乡村民办教师这样的“小人物”吗?
    A:我对底层的感情非常深,我高中毕业后当过十年工人,是实实在在的“底层”,所以,这个标签我并不反感,算是名副其实吧。另外,你所说的“小人物”,我并不认同,谁说民办教师就是“小人物”呢?在文学作品中,你见过几个“大人物”?日常生活中,你又见过几件“伟大”的事情呢?至于新作嘛,暂时保密,会跟都市生活相关,时间跨度几十年,预计将于2013年出版。
    Q:最近,中国作家协会的官方网站对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先生开出“身份证明”,有人说此举意味着高行健的作品在大陆已得到了官方认可。对此,您怎么看?
    A:不好意思,这两天我没上网,这个消息我还不知道。不管怎么说吧,高行健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因素,能够客观地看待高行健的作品,我想,这也是一种进步。最后,谢谢您给我带来的这个好消息。
    (以上根据刘醒龙讲座现场及与听众互动的录音整理,有所删节。)
    刘醒龙,1956年1月10日生于湖北黄州,著名作家。曾任英山县水利局施工员、阀门厂工人,黄冈地区群艺馆文学部主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威风凛凛》《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痛失》《弥天》《圣天门口》《天行者》,以及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出版有多卷本小说集《刘醒龙文集》等。2011年8月,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原载《株洲晚报》3月19日文化前沿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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