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漪/程红兵：关于语文教育人文性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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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漪/程红兵：关于语文教育人文性对话 （● 于漪 ○ 程红兵）

编者的话：虽然本文谈的是语文教学，但所涉及的却是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即如何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如何将这一转轨落到实处。文章很有见地，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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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老师，您在《语文学习》1995年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弘扬人文，改革弊端》的文章，反思语文教育的性质观，认为“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应用学科，应该是语言的工具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综合”。文章在 全国中语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于老师能否先请您谈谈写作此文的缘起？

●：我在《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中提出“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应用学科，应该是语言工具训练与人文 教育的综合”，是出于对语文教学现状的反思。现状的显著特点是应试教育，它带来了种种弊端，最根本的是急功近利，舍本求末，忽视对人的全面培养，影响所及，一直到小学低年级。我们的教育应培养学生具有良好 的思想道德品质，扎实而有用的文化科学知识，德智体全面发展。应试教育不仅不能有效地培养学生思想道德品质，就是文化科学知识也会限于窄、死、残破的囹圄，对人的塑造极为不利。应试教育使教育工作走入歧途 ，根本不能切实贯彻教育方针。不赞成应试教育，并不是一概反对考试。考试不失为检查成绩、选拔人才的一种一定程度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从我国历史看，隋唐后科举制下以考试选拔人才，在当时是一项重大改革，对 于我国文化发展起过重大作用。即使在今天，考查成绩、选拔人才的途径多了，仍不能不用考试的方法。关键在于考试的内容，科举制度到了明代，提倡八股文。考试的内容只是“代圣人立言”，文章的形式是“八股”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都痛知其危害性。鲁迅先生说得好，“八股文原是进学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 承转合’，借以进了‘秀才举人’，便可丢掉，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门砖’，门一敲进，砖 就可以抛弃了。”难道我们今天的基础教育也仅在于教给学生一块“敲门砖”吗？有识之士看到了应试教育贻 误子孙后代的弊病，纷纷提出以“素质教育”代替“应试教育”，认识上要转变观念，行动上要转轨，这是切 中时弊，为青少年学生造福。在这种背景下，我提出语文教育不仅应注意语言工具训练，还要贯彻人文教育思想。

○：于老师，中语界以前也有人谈人文性，大致说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将“人文性”作为与科学主义相 对抗的现代人本主义。另一种是把人文作为语文的上位概念。您所说的人文性与上述两种说法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是从语文教育的性质来谈的，给语文教育定位，其价值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科学性与人文性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我国“五四”以来也对民主和科学争论至今。若要对此问题作 初步较全面的了解，可读一读肖峰著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若要了解“五四”以来关于它的争论，值得 一读的是北京三联版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关于“科学”，我曾查过有权威的英文字典，解释 可译为：被安排成有条有理的知识，特别是得之于对事实观察和实验的知识。当然这只是常识性的浅近的解释，对于自然科学完全合用，用之诗文则有插格。比如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登徒子好色赋 》形容美人“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等等，若死心眼儿一厘两厘，一分两 分去抠，不仅讲不清楚，而且有损形象，有损意境，破坏了想象力的发挥。比如后者，若进一步问“那美人究 竟多长多短、多白多赤”，恐怕谁也答不出。讲科学方法，如果对问题本身没有具体而实质性的了解，片面地加以演绎，就会犯形式主义的毛病。《荀子·非十二子》中，每批判了一种学说后，总加上一句“然而其持之 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出发点错了，一味演绎，看来言之成理，反而会在歧途上愈走愈远。我对应试教育以及其中肢离破碎似是而非的应试题往往有如是观。

关于人文性，必须明确人在社会中应摆好应有的位置，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更有一个在自然中摆好位置的问题。就拿近代以来西方的一些科学家来说，有的以所谓冰冷的科学态度对待一切，从事科学研究对 人类的危害从不放在心上；有的科学家潜心发明，成果对人类有危害，事后想个办法补救一下，于是有了“诺 贝尔奖金”等；有的科学家在自然科学研究上成就卓著，而作为一个个人，他又信奉宗教，是宗教信仰者。极少数的科学家同时又是思想家，爱因斯坦是光辉的例子。他不仅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富有深刻哲学 探索精神的思想家，他对人类社会有深深的责任感，在他的身上闪耀着人文的光辉。他认为只有“把社会服务 看作自己人生最高目的”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由此可见，人在社会中位置的问题，千言万语说到底就是“做人”的问题，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的人。人们只有在社会中摆正位置，对人类社会具有深刻的责任感，才会在自然中摆正位置。这在今天科学技术高度发展时代，在物欲横流，唯利是图，对自然大破坏造成大污染危害人类生存之际，人们摆正在自然中的 位置尤为重要。而要摆正在自然中的位置，就得靠人文的力量。人们对于自然不可一味征服破坏，因为自食苦果的还是人类自身。我们常说与人为善，今天也应学会与自然为善。今天，我们已经听到21世纪迈步走来的脚 步声，对青少年的教育不仅要着眼于让他们在求知的过程中学会好好做人，而且要着力引导他们有眼光有远见，懂得协调与自然的关系。我们要培养的是有志气有抱负有民族优秀精神的跨世纪的新人。语文学科是实用的 涉及面最为广泛的学科，在教学中不可须臾忽视这样的培养目标。

○：您所谈的人文性与《语文教学大纲》所谈的思想性有何区别？我觉得与过去的“思想性”的提法相比 ，人文性的内涵更加丰富，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涉及到情意态度、气质性格、思想修养、心理品质等等方面。

●：一般提思想性无可厚非，人总要思想，必须认真去思想。但以往一度把思想性误解为只是贯彻政治思想教育，以致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这是不可取的，但这个缺点很快被发现被纠正了。

您阐述的“人文性”内涵我基本同意。知、情、意，人格、情感、意志、性格、心理品质等等，均蕴含其中。

○：您强调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与过去人们谈的“文道统一”是否一致，有何区别？

●：古人有学道、学文之不同。顾随先生在《宋诗略说》开头写道：“古人说‘文以载道’、‘诗言志’ ，故学道者看不起学文者（程伊川以为学文者玩物丧志），学诗者又谓学道者为假道学——二者势同水火，这 是错误。若道之出发点为思想，若诗之出发点为感情，则此二者正如鸟之两翼不可偏废……人既有思想与感情，其无论表现于道或表现于文，皆相济而不相害。”于是人们又有“文道统一”的提法。

语文教学中谈的“文道统一”，实际上已赋予新的内容。如果说是旧瓶装新酒的话，所装新酒乃是“形式 与内容”，或“语文形式与思想内容”的统一。凡事凡物皆有内容与形式的问题，所以我在拙文中提出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综合。与古人谈的有所不同，今天所装新酒更为贴切，清纯，富有时代色彩。须知：语文学科是 一门实用而又多彩的人文学科。

○：人文性与工具性之间可有轻重之别、主次之分？强调人文性会不会因此忽视工具性？

●：从写文章角度看，人们常常提“意在笔先”，“意犹帅也”，显然是以内容为重，内容为主。其实内 容与文笔有机结合，思想感情为里，语言文字为表，二者结合得好，必然相得益彰。

语文教学中工具性、人文性皆重要，不可机械割裂。抽掉人文精神，只在语言文字形式上兜圈子，语言文字就因失去灵魂、失去生命而暗淡无光，步入排列组合文字游戏的死胡同；脱离语言文字的运用，架空讲人文 性，就背离了语文课，步入另一个误区。二者应有机结合，使之相得益彰。过去我们反对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提倡人文性，当然不能把语文课教成思想修养课、道德品质课或其他课等等。语文课就是语文课，须把握它 的本质属性，在语文知识教学、语文能力训练中贯彻人文精神以培养学生，收潜移默化、春风化雨之功。

程红兵/李镇西：关于语文教育人文精神的通信 程红兵　李镇西　

（程红兵的来信）

镇西：

你好!

　　此次西安之行，我们又相聚了，看来是真有缘，一年之内我们3次见面，谈话又是如此投机。临别前我们相约就语文教学人文性再作笔谈，现在先由我来说说看法。

　　所谓人文性，从感性的层次来讲，是对人的理解，对人的容忍，对人的接纳，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爱护和关怀；从理性的层面来讲，是对人终极价值的追寻，对人类命运的忧患。作为语文教师，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学生。

　　科学的学生观必须正确地看待学生，要把学生当"人"看。学生是主体的人，有他自己的独立人格，有他自己的主体意识，要相信他们，尊重他们。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题为《偶像》的文章，文中提到，她一直崇拜足球健将范志毅，欣赏他在绿茵场上的英姿，但是一次偶然的相遇，却改变了她的看法。一次在麦当劳的邂逅，她为范志毅的傲慢无礼而震惊，他场上的英雄气概被他场下的粗鲁表现粉碎了，偶像在她心中坍塌了。写到这里，文章本可以结束，但作者进一步地思考，偶像也是人，既然是人，就有人身上的弱点，不能奢求明星该怎样，人无完人。这个思考已经比较深入了，文章还没有完，作者由人及己，认识到，"平凡的我们亦有自己的闪光点"。非常深刻，独立的自主意识非常强烈。教师应该尊重并充分肯定他们这种思想认识。在学习课文《项链》的时候，同学们对主人公玛蒂尔德也有自己的看法，有同学认为小人物也应该有所追求，为什么一定要人家安于现状?对主体意识已经觉醒的学生在给予肯定的同时，还应该予以指导，予以培养。事实上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学生主体意识的培养，导致我们不少学生不会选择，缺乏自主。一位心理学工作者调查了150名学生，问他们：学习生活遇到问题，一时解决不了怎么办?这150名同学异口同声回答：找父母。竟无人回答自己想办法。问他们今后准备从事什么职业，70％的同学说要问过父母才能回答。父母的长期包办代替，学校教育又缺乏相应的培养，孩子们在"爱"的光环下，失去了选择的自觉和选择的能力。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其次，我们还要看到我们的学生毕竟是孩子，有其惰性，有其贪玩、好动、爱胡思乱想的天性。学生的成长不应以失去童心为代价。有一则报道说，美国有一位小学生的作文写得很有意思，几个男孩在芦苇中发现两只蛋，一大一小，大的像天鹅蛋，小的像蛇蛋，孩子们的看法各不一致，争论不休，于是就把两只蛋放在烘箱里去孵，当蛋壳快破的时候，大家紧张地盯着看，大的蛋先破了，出来的是克林顿，小的蛋也跟着破了，是莱温斯基。如果要我们来评价这篇学生作文，我们如何评价?是说他歪门邪道，还是说他胡思乱想?其实，胡思乱想里头就很可能孕育了创造的细胞，一遇时机，它就会萌芽破土，迅速成长。大凡天才儿童都爱幻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们总说学生作文缺乏想像力，其实我们常常不自觉地压抑学生的想像力，我们常常用规范和格式去压制学生，制造一个个套中人，生产出一篇篇套中文。一说春蚕蜡烛，我们的学生就会想到教师的无私奉献；一说钟表，我们的学生就会想到时间宝贵。这些文章千篇一律，虚情假意，自己不激动，别人更激动不起来。我们不能责怪学生，而应该反躬自问，我们是如何教育学生的?学生是怎么被捆住想像的翅膀的?前苏联教育家阿莫纳什维利谈到，他的班上有一个非常爱好音乐的学生柯蒂，每当小音乐家在课堂上出神地幻想起来，不自觉地用手指在想像中的钢琴上弹奏起来，不听老师讲课时，阿莫纳什维利就走到柯蒂身边，说道："孩子，你在干什么?你要明白，你在上课。"柯蒂吃惊的神态使阿莫纳什维利无限自责，阿莫纳什维利说："天才儿童爱在课上幻想，这是因为智力的激情和交往精神像点燃火箭的燃料一样激励着他的才能脱离教室现实的吸引力，投入到其他现实中去，例如音乐、诗歌、数学等。如果笼罩在教室里的智力的激情和交往的精神充满着敏感性和同情心、互相理解和互相关心，这种'燃料'的推动力将变得越来越强大。"(阿莫纳什维利《课的颂歌》)阿莫纳什维利的认识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们不能对学生的幻想采取简单、粗暴的禁止、压制的办法，而应多一点同情心，多一点理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杰斯强调要给孩子一定的心理自由，是很有道理的。孩子们是聪明的，在自由的玩耍中，他们能够发现许许多多观察事物的新角度；孩子们是机智的，在自由的活动中，他们能够使许许多多事物巧妙地发生比附和关联；孩子们更是想像的天才，在开放自由的环境里，他们能够使许许多多的事物，自然地从现实走向未来，从未知走向已知。有人说得好，小孩在沙滩上堆沙，并不只是堆沙而已，而是一种创作，一种想像。一如牛顿在苹果树下拾苹果，并不只是拾苹果而已，还有牛顿的思维。从小孩到牛顿，他们在享受创作的喜悦，这种创作是人类所独有的。一位大学教师曾经做了一个实验对比，他用粉笔在黑板上点了一下，问大学生这是什么，大学生都说是粉笔一点，此外再无任何说法；同样的问题问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的答案五花八门，有的说是天上的星星，有的说是爆米花，有的说是熊猫的眼睛等等。这一现象引人深思。当然，我们强调给孩子以一定的自由，并不是否定教师对他们应有的教育；我们否定模式化的教学，并不是否定规范。我以为，在尚未建立规范的时候，首先应该建立规范；在建立规范之后，就应该超越规范。为人师者，应清醒地看到：规范也是一柄双刃剑。

　　第三，学生是有个性差异的。人的性格是不同的，人的情趣爱好、人的能力是有差异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文章、文学作品是多元的，如果你试图使多元的一元化，使丰富多彩变成单纯一律，那就会产生荒谬异化的现象。现在我们统一的东西实在太多，四五十平方米的教室，统一的课桌布排；四五十个学生，统一着装；四五十分钟一节课，统一上下课；读同样的书，统一的教材；上同样的课，统一的文章解读方式；接受同样的老师，统一的教法；做同样的作业，统一的标准；考同样的试卷，统一的答案。有人说自夸美纽斯班级授课制以来，就一直如此，似乎是理所当然，我们不禁要问：一直如此就永远正确吗?有些东西可不可以是多元的?比如，教室的布排就可以是椭圆的，围成一圈，便于讨论，教师也是讨论的一员，不再是居高临下的，布道式的。教材的编法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是文选式的。老师的教法也不一定是赏析式的。对同一篇文章也可以有多种解读方式，不是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吗?何必强求一律?我不是绝对反对统一，而是反对统一的绝对化，我主张多元与一元的辩证。

　　正确认识学生，是实现语文教学人文性的先决条件。不知你以为如何?

　　此致

敬礼

　 　程红兵

　　 2000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