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研究的社会化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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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的社会化关注

唐建新

    最近因为回去给父亲三周年忌日上坟，顺便答应了为一机构的教师培训做写作方面的讲座。

    不仅仅是做一个讲座，而是这一次整个会议的组织安排，颇为耐人寻味。我万万没有想到，该会议居然对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的六个专题的写作教学训练点组织了不同地市的优秀骨干教师做公开课。于是，一个民间的社会化的教研机构，居然组织到了六百多人的到会规模。

    我们有体制内的自1996年开始成立的各级教研室，其职责就是专司教学的研究指导管理与服务，在成立之初，其规格是惊人的高。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文成立的机构，在针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百业待兴的年代，在极度缺乏知识缺乏人才的年代，是起到了非常积极地作用的。在我幼小的记忆中，似乎每个月作为中小学教师都要到县城集中学习，由县教研室的人讲大课般地进行培训，然后这些教师才回到自己所在的学校，将刚刚学来的东西新鲜出炉般顺手倒卖给自己的学生。

    六十年过去了，关乎教研室的去留问题多次引起争论，至今没有一个中央一级名正言顺的教研系统的管理机构，这一现象被省市县教研室戏称为自己是没有婆婆的系统。文化大革命之后，就引起了一场去留的讨论，我所在的地区行政公署的教育委员会，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收到了来自一线的骨干教师的有关撤销编制内的专职教研室建议，要求其职能被群众性的学术团体轮流坐庄的形式，采用轮值主席的方式替代。自己所在的地区教研室，也曾一度东躲西藏，虽然职能不变，但是编制以及经费挂靠在市中区的教师进修学校。时任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的何东昌先生也多次批评教研室沦为了考研室，成为了应试教育的专门机构，应该予以取缔。大意如此，原话已经记不准确了。

    进入21世纪以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研究生要到发达地区寻找一个小学的教师职位都很艰难，教师匮乏的情况早已经不见踪影，且反过来造成了大量的高学历人才的过剩的情况下。教研室系统则在商品经济大潮中逐渐开始了继续着自己的发展。尽管世纪之交，教育部以及一些高校的研究者又再一次提出学习西方大搞校本教研，逐渐以此来取代严重不适应的现有教育系统的运作性质。但是，市场经济的裹挟，使得不少地方的教研室成为了教辅资料的主要编写与发行的权威机构，成为了教育行政部门的人员进出的溢洪闸，争抢一些权力部门的关系人员以及爱人和儿子媳妇等进入教育系统，以此提高自己的政绩关注度、话语权和福利待遇。或者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将一些非专业的甚至学历验证不达标的调入教研机构，将还有几个月就退休的人调入，反正现在的教研室早已经不需要学科业务上的研究指导管理服务的职能了。

    因为只需要起到教育行政长官的仪仗队的以壮官威的作用，所以具体的义务完全可以委派与转移到所谓的改革创新的无数的名义之中去，自然在今年秋季的类似于七年级上册的语文教材大变动的情况下，毫不知情，无动于衷，整整新增加了写作一个系统六个专题的系列，更换了九篇课文，删减了三个综合性学习，其变动的幅度，不亚于2001年的课程改革。然而，无论教师如何期盼，尤其是新教师，竟然都非常地按照自己的工作惯性，不予理睬。

    其结果，很自然地就给予了社会化机构的服务空间。这一家机构，给约请的专家提出的要求，竟然是紧扣教材，挖掘教材的写作教学的元素，进行有效的指导。这就非常令我感佩，一位学医出身的人，为什么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做好教研培训工作，还有一定的眼光，有一定的前瞻性。据说还将组织各市地的骨干教师做九篇新课文的公开课，这样贴近教师需求的教研培训，的确是站在一线教师的角度作出的有实效的工作。

    当体制内的教研日渐堕落，社会化的服务自然会寻求商机，这大概就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吧。

    各省的教育学院已经随着教育的发展消亡了，更名为第二师范学院了。由此，我为自己服务了三十多年也可以说一辈子的教研室的去留产生了一丝丝凉意，尽管也许一二十年，也没有明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