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单元” 实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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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单元” 实不可取

　

　　唐晓敏

　　

　　目前按语文《新课标》编写的语文教材，基本是按“主题单元”编写的。这种编法是对英国、日本等国某些母语教材的摹仿。日本流行的语文教材即“每个单元都有一个主题和明确的目的要求，并根据这个主题和目的要求配备数篇以阅读和理解为主的课文，并在课后附有导读说明和培养理解能力的练习。”例如在初中第二册的语文教材中列了“走向新世界”、“文学的乐趣”、“自然中的奇特现象”、“祈求和平”、“在生活中”、“接触古典文学”、“少年岁月”等七个以主题构成的单元，每个单元都安排了2－4篇课文。刚开始时，有的编写组没有这样编写，但教育部的专家组不同意，不这样编就无法通过，于是大家就只好“照葫芦画瓢”，都这么编，倒也省事。

　　这种编法，实际上有许多问题。历史上也早就有人对这种“主题单元”的编法提出不同意见。提出者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 叶圣陶先生，他在1938年就说过：“时下颇有好几种国文课本是以内容分类的。把内容相类似的古今现成文章几篇合成一组，题材关于家庭的合在一处，题材关于爱国的合在一处。这种办法，一方面侵犯了公民科的范围，一方面失去了国文科的立场，我们未敢赞同。”

　　近年，童庆炳对这种“主题单元”的编法也提出更具体的批评意见。他指出：第一，生活无限宽广，中小学的语文教材的主题单元如何能穷尽它呢？或者说，某些生活不重要，可以略去，但你怎么知道这一方面的生活就不重要呢？现实的发展可能证明这一生活主题是更为重要的。第二，更值得考虑的是，把多义性的、蕴含丰富的文学作品，纳入到某一生活主题单元中，无疑就限制了对文学作品自身的多义性和丰富的蕴含性，同时也可能限制了教师和学生对课文的不同的解读，丧失了文学的想象的空间。第三，过去我们以“政治思想”为主题组元，已经证明是一个死框框，其后“工具”理性为主题来组元，也已经证明是一个了无生趣的框框，那么现在我们以“生活”或“价值”为主题来组元，也不过是借来了一个新框框（外国人用熟的旧）而已。童庆炳的这一批评是有道理的。

　　前几天翻看一本书，看到文史学者罗庸的文章。又让我想起我们目前语文教材“主题单元”编写方式的问题。

　　罗庸回忆自己中学的语文学习时，讲他的一位语文老师的教学情况，说：那位语文老师“用的是林纾选的《中学生国文读本》，商务版，线装。第一课是清文，以来明元宋唐倒溯上去，最后是《战国策》的晚周诸子。选文的主体自然是归方姚曾和唐宋八家，但王老师再选时却又有他的一番斟酌，所以三年中虽然念了许多家的文章，竞如只念一家一样，风格意境，造句谋篇，都属于一派，一点也不凌乱。这样，无形中引起大家读专集的兴味，我们几个喜好国文的人便相约各人读一部专集。我选的是韩昌黎，三年中把一部韩文大半背熟，作文因此长进不少。”并继续说：“近三十年来中学国文教材一贯的毛病是‘杂’，姑无论学生不能讲清背熟，就是能讲能背也没有多大效用。但看每年大学招生的国文卷，几乎没有一篇略具风格的，就因为中学六年中没有一贯的涵泳。我以为：固然不必像我们王老师那样专讲古文，但能选讲一家之文连续读二三十篇不换家数，也就足以培植下一种风格。学字尚不可每天换帖，学国文反倒一日三迁，此所谓知二五不知一十者也。”

　　罗庸强调：他当时的那位老师选文“有他的一番斟酌，所以三年中虽然念了许多家的文章，竞如只念一家一样，风格意境，造句谋篇，都属于一派，一点也不凌乱。”这是非常重要的。语文学习，从根本上说，是培养阅读与写作的能力。而写作能力的培养，需要有一个模仿的对象，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好好学习、感受某一位文章家的作品，至少是感受风格相近的诸家的作品。这就是罗庸所说的“选讲一家之文连续读二三十篇不换家数，也就足以培植下一种风格”。他介绍当时的经验：“我们几个喜好国文的人便相约各人读一部专集。我选的是韩昌黎，三年中把一部韩文大半背熟，作文因此长进不少”，这也确是重要的经验：若果真能“把一部韩文大半背熟”的话，文章写作可以不成问题。语文学习，说简单实际也很简单，是我们将本来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

　　对于那种风格杂乱的编法，罗庸批评说：“学字尚不可每天换帖，学国文反倒一日三迁，此所谓知二五不知一十者也”。确实是这样。习字，第一要临帖，什么字帖也不临，字是写不好的；但临帖在某一时期也要相对“稳定”，将某一大家的字反复摹写，认真揣摩，让它进入内心，变成自己的东西。若是“每天换帖”，字是学不好的。作文，也是这样。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目前语文教材“主题单元”编写方式的弊病。这种编法的一大问题就是太凌乱，同一主题单元中的各篇文章在具体内容和风格上完全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学生无法形成对某一家风格的体会。这也是学生作文能力难于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应该说，多年以来的语文教材，就算不是“主题单元”方式编写成的，因所选都是单篇短文，对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也是很有限的，而目前的这种“主题单元”方式，则更不可取。可以说，这种编法违背了语文教学自身的规律。

　　由此还不难看出，本次语文课改，其领导者虽自认为“新”、“国际化”，但其见识、水平还远远不如上个世纪前期的一些学者。好好玩味一下这些学者的看法，比看目前这些所谓“课程论”专家的文章，要有益得多。这些课改专家只是盲目西化，但实际上又只是得到西方的一点皮毛。他们的西化，又不过是粗鄙的、缩水的西化而已，却自称是“教育创新”。德国大教育家斯普朗斯曾说过：有些人不重视传统，只是一味标新立异，“结果造成一种情况：新是够新了，可比起旧的还差一大截。”这句话，用在今天的某些课改专家身上，是很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