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文的历史是“丧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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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文的历史是“丧失的历史”

           

唐晓敏

作为中国传统教育主体的语文教育，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但这种教育经验，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现代语文教育的短暂的历史，基本上是西化的历史，盲目学习西方的教育理论，抛弃中国数千年来的语文教学经验，这是现当代语文教育最大的问题。不过，现代语文教育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大致上说，清末和民国初年的语文教育，与传统语文教育之间还有历史的继承性。如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吴曾琪编选）就是这样。这套教材五册，第一册“国朝文”，第二册金、元、明文，第三册宋文，第四册晋至唐文，第五册周秦至三国文，共选文700余篇，每篇有眉批及评述，每册有“例言”，介绍、评述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源流及特色，具有较高的水准。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琴南选编的《中学国文读本》。所选的文章多是古文名篇。1915年中华书局《评注古文读本》共6册，每册30篇古文，总共180篇文章。所选古文就包括：韩愈《送董邵南序》、欧阳修《与梅圣俞书》、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柳宗元《钴姆潭记》、龚自珍《病梅馆记》、袁枚《黄生借书记》、韩愈《与孟东野书》、曾国藩《圣哲画像记》等。这也是水准很高的课本。

这是清末和民国初期。此后，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的提倡，以及教育界对杜威“儿童中心教育思想”的接受，语文课本逐渐发生了变化，课文以白话文为主。自然，不同编者所编的白话课文，在文采及趣味性方面也有不同。有的完全没有什么趣味。如“喜鹊叫，客人到，妈妈去买面，面上一块肉，客人吃了点点头。” 孙绍振先生称这类课文“一点味道也没有，白开水，几乎全是废话。” 有的稍好一点儿，如出版于1932年，叶圣陶等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课文《绿衣邮差上门来》：“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 但总的说，这些课文也是太简单，除了让学生识字之外没有什么其他价值。有一些课文，如：“母鸡小鸡都起来了，小鸡跟着母鸡，东也找找 西也找找，看看有什么吃的。”也是“白开水”和“废话”。这些课文，与古诗文无法相比。孙绍振谈到这类课文时就说：“总的说来，我当时读这样的课本的感觉是，语言平淡，大白话，一点童趣，一点想象力都没有，没有起码的精彩，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我只花了一两天，就把一本书的课文全背下了。不到两个月，我就背下了八册。所有这些加起来，留在我印象中的，还不如妈妈让我背的启蒙诗歌：如，最初教识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妈妈教的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教春夏秋冬的是：‘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还有，让我觉得感动的是：‘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更深一点的是：‘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确实，白话的课文。与这些古诗文是无法相比的。古诗文可以成为人一生的精神财富。而这些白话课文，则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价值。

     不过，《开明国语课本》这样的教材，至少有一点还是好的。就是，即使不是很有营养的精神食粮，但毕竟还没有什么害处。与此相比，上个世纪后期的语文课文，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许多课文是政治的说教，而这政治的说教。又因为政治本身的迅速变化，而不断变化，结果是让人很容易看出课文背后的政治“马脚”。50年代课文是“反右”，歌颂“大跃进”，60、70年代是讲“阶级斗争”。人们有感于这些课文，发现这些课文“有毒”。于是，“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怀念起民国时期《开明国语课本》这样的教材了。虽然，这些教材，水平也是很差的，充其量，只能做课外读物，不宜做教材。   

    一位哲学家说：“艺术的历史不仅是获得的历史，也是丧失的历史”。现代语文的历史，也正是这样，获得了一些东西，但丧失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