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真正悲哀是不背《百家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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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的真正悲哀是不背《百家姓》

唐晓敏

    春晚上的“背百家姓”节目，引来一片批评之声。有人说：背《百家姓》一个是无聊，二是无用”，“不知道背这个有什么用”，“就记没用的”。有人说：“这孩子一上场，给我的感觉就是她好可怜哟，比能背圆周率小数点后几百位的那些孩子更加可怜。”有人指责：“为什么要这样浪费孩子们的青春呢？”有人甚至说：“我在心里骂她老爸老妈！神经病！”更有些人由此批评“死记硬背的中国式教育”，说道：“节目真是无聊，我看到了畸形的教育体制。”

    今年的春晚，像这几年的春晚一样，有许多节目确实不叫人喜欢，而中国教育的问题，恐怕比春晚更大。不过，上述对背诵百家姓的批评，却是批错了对象。

背诵《百家姓》，以及背诵《三字经》、《千字文》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非常成功的经验。当时的孩子，正是通过背诵这三本书，在一年左右就掌握了2200个汉字。然后即进入大量阅读的学习阶段，即进入学习经典以及优秀的文学作品的阶段，而在这之后的四、五年时间，孩子已经能够背诵几十万字的经典。固然，这些经典孩不是马上能够被孩子理解，但慢慢是会理解的。这种教育正显示古人的聪明，古人是在孩子记忆力好的时候让孩子先把有价值的东西记下来，然后慢慢理解。

可惜的是，中国上个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时期，受西化浪潮的影响，完全抛弃了中国古人几千年积累的语文教学经验，盲目跟西方跑。这是中国教育的最大的问题。以至在语文教学方面，与私塾教育完全不能相比。文学理论家敏泽曾回忆自己的私塾学习的经历，他说：

我从五岁进入私塾，一学就是五年。进入私塾之后，首先要学的是《百家姓》和《千字文》，待这两种蒙童读物读烂、背熟之后，接着就进入了《四书》、《五经》的学习。依次为《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诗经》、《尚书》。对于古书的学习都是要求从头至尾背得烂熟之后，才可以丢掉不读，开始一种新古书的诵读的。

有些书，如《古文观止》之类，由于学习时间较晚一些，理解能力有所提高，再加上它所选录的记述文、论说文等等，大都写得很生动、形象，读起来也津津有味，令人回味无穷。至于一些抒情性散文，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李密的《陈情表》之类，读来更是令人回肠荡气，兴致盎然，其乐无穷。”

五年私塾教育便是我最早接受的、并且给我终生留下的难以磨灭影响的语文和文化教育。这五年私塾所学到的东西，说实在的，比后来的正规大学中文系四年所学的东西都要多。

童蒙时期的心灵，像一张纯净无尘的白纸。他在此时所习所学，常常永生刻在他的心灵上，与他的生命相始终。……尽管早年我所背诵过的东西，并不是我能够理解的；但由于儿时的记忆特强，这些背诵过的东西到后来随着知识的增长和理解力的提高，以往不理解的东西理解了，并且像刻在心上一样忘不了，可以烂熟于心地背诵，这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工作，真可以说是受用无穷。

这是过来人的经验。我们不能不承认，他说的五年私塾的学习“比后来的正规大学中文系四年所学的东西都要多”，这是真话。今天的大学生，即使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认真读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诗经》、《尚书》的，有几人？

西化对中国教育的影响，还不仅仅在教育内容上，更在教育理念上。其中最害人的，就是把“记忆”和“理解”对立起来。似乎记忆会妨碍理解，要想理解就得减少记忆。实际上，人的成长而言，记忆是最为重要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人心中记忆些什么，他就是怎样的人。记忆是根植于生命的东西。而所谓的“理解”，倒没有很大的意义。所谓“理解”，主要不过是按社会主流的思想来对待事物。不过是用“理”即社会主流的思想或意识形态来看待各种现象。在语文教学上说，学习《项链》，接受了这篇作品是批评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学习《卖火柴的小女孩》，接受了作品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的孩子“懂”了这些，就是所谓的“理解”。

更有人将记忆与“创造”对立起来。其实，创造的本质虽然是“产生新的东西”，但这“新”的东西都只能是旧东西的新组合。人们摇动“万花桶”时，可以产生多种多种的奇妙的图案，但前提是万花桶中装进了东西，空的万花桶是没有图案可言的。人的创造也同样如此。牛顿讲到自己的贡献时说，他的成功，是因为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不是谦虚。

中国教育，应该做的，不是抛弃《百家姓》等传统文化，而是将长期抛弃的传统文化找回来。多年来，我们的小学语文主要学的是“白话文”，实际上这是浪费时间。白话文太简单，根本不必要用大量的时间来学习。小学的语文教育应该以文言文为主，首先是背诵大量的作品。而整个基础语文教育，应该做到让学生能够阅读古籍，继承中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现在我们的小学语文教育，若放到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教育长河中，大概只是个插曲。问题是，中国教育的掌门人们，应该尽快让中国教育回归到主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