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语文教育的精华在私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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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语文教育的精华在私塾

         

    唐晓敏

    郑国民《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一书，叙述了中国的学校语文教育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型过程。书中说到这样的现象讲：“宣统年间，新式学堂中的教员不把其子弟送到学堂，而送到私塾就读，这样似乎很奇怪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清末办学堂的风气才刚刚兴起，人们却把子弟从学堂领回来改送私塾，造成学堂招不来学生而私塾却超额。‘扬州城内外学堂林立，招生不易，缺额甚多。皆父兄恐子弟一入学堂濡染习气，虽曾在堂肄业，亦多改入私塾，古私塾异常发达。调查今岁新添私塾，计有五十余所，所收学生，均已逾额矣。’ 另外，当时一些人即使送子弟去学堂，但家里也请了老师，学生每天从学校回来，由家庭教师教读、背诵四书五经。（郑国民：《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学》 第18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实际上，不仅仅是清末，整个民国时期都是这样。虽然已经兴办了一些新式的学校，这些学校的语文教学逐渐以白话文为主。但那个时候，私塾教育仍然盛行。程千帆讲：“20年代，即使在汉口这样的大都市，新式学校还是不多的，能够出钱送子弟进这类学校的人家也不多，所以私塾也还不少。”（程千帆：“有恒斋求学记” 见王丽编：《名家谈语文学习》，第7至9页，作家出版社，2002年）都市如此，农村就更是这样。敏泽讲：“我早年开始受教育时所上的小学，并非现在的小学，而是传统的私塾。虽然当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们的县城位于陇海路上，也不算太偏僻，但当时除了县城内已经有了小学外，乡村的教育仍然普遍是私塾。”（敏泽：“私塾教育与我” 见王丽编：《我们怎样学语文》第46页　作家出版社2002年）作家李国文也说：“我记得，三十年代，在离城市并不很远的乡村，也还有科举时代曾经盛行过的私塾。”（李国文：“从青年必读书谈起” 见王丽编：《名家谈语文学习》，第70至73页，作家出版社2002年）程千帆、敏泽、李国文都是读私塾出身的。他们的学问基础是在私塾教育中奠定的。

     郑国民说，当时一些人即使送子弟去学堂，但家里也请了老师，学生每天从学校回来，由家庭教师教读、背诵四书五经。这样的情况确实也很多。但论及原因，郑国民说，是因为家长是为了让孩子“考取功名”，这却是不确的。因为二三十年代根本就没有了科举考试。即使是他所说的宣统年间，科举也也已经废除了。家长们之所以不把孩子送到新式的学校，而是送到私塾，或者是虽然送孩子上新式的小学，但还是请家庭教师教读、背诵四书五经，原因很简单，就是学校的语文教育质量很差。远远不能满足孩子的需要，自然也不符合家长的期待。在私塾中，6、7岁的孩子读的是五经、私塾。如刘师培8岁开始学《周易》辨卦，12岁读完四书五经。钱玄同8岁时能背诵《说文》部首，初习反切四声。9岁时读完五经。缪钺：我原籍是江苏溧阳而生长于北方，家居保定。我五、六岁时开始认字，七、八岁时，从外祖父邹蘅衫公读《论语》、《孟子》，要求背诵。霍松林，1921年生于甘肃省天水市琥珀乡霍家川。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3岁起随其父认字读书，12岁前已熟读“四书五经”。张舜徽自七岁发蒙，其父以王筠的《文字蒙求》为课本，稍长即读《说文解字》。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解字句读》、《说文解字释例》都是他这一时期的常备书。这样的教育，在学校是难以想象的。在学校的语文课堂上，7、8岁学生们学的是“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稍有见识的家长，都难以让自己的孩子这样浪费时光。

     值得注意的是，在家读经，或者是一边上学一边请人来家指导读经，这不仅仅是培养文史哲方面人才所需要的，理工科也需要。杨振宁的父亲在他小时候请人来教他读《孟子》，这是人们都知道的。邓稼先5岁上学，课余，父亲请人教他读《左传》、《论语》、《诗经》、《尔雅》。钱伟长的四叔是国学大师钱穆。他从小看古书长大，文科很好，理科却差，高考时国文和历史都是满分，物理却只考了5分。后来他成了中国力学之父。

    民国时期，有一些学校的语文教育也有很高的质量，但这些学校的语文教育是学习文言文的。而且就教学方法看，也是指导学生熟读背诵那些优秀的文言文篇章。这样的教育，实际上属于传统教育，只不过其“场所”是学校而已。

    民国时期语文教育的精华，不在学校，而在私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