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程小说《凿空》：一个人的新疆

管季超0712

刘亮程小说《凿空》：一个人的新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上海报道2010年10月24日 19:46瞭望东方周刊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xinjiang/baodao/detail_2010_10/24/2881473_2.shtml

村子边打出了石油，井架比村里最高的水塔还高。村民们以为这下多少能分点钱，可听说石油上把钱都给了县上。县上花了几千万建了个广场，上面栽了很多高大柱子。又花了几百万在广场修了个大鼎，不知道要干啥。

按照村里人的想法，栽柱子一是拴驴，二是搭驴圈。大铁锅嘛，大概是煮羊肉的。据说有了石油之后县上的钱花不完，所以建一个一次可以煮一百只羊的大锅，每周末给全县人煮一锅羊肉，免费吃……

作家刘亮程在长篇小说《凿空》里描绘了这样的情形。自然，村民们的愿望后来落了空，他们发现不但大铁锅与自己一毛钱关系没有--铁匠心想，这么大的铁活，通知我去抡两锤也好啊--就连想象中需要坎土曼（注：当地传统农具）来挖沟的“西气东输”工程也与他们无关，几十台挖土机一个上午就全部挖完了。

在南疆这个名叫阿不旦的小村庄里，人们在轮番的期望和失望里度日，随便找点什么事做就过去一天。老人摆着五个螺丝帽在集市上卖一天，汉子吭哧吭哧刨树根刨一天，周围的人在旁边看着也看了一天。

许多人一起看中挖洞的行当。汉族人张旺才一挖几十年，想要将村外的家连接到村子里；玉素甫雇了好几个人来挖，试图在地里挖出宝贝。还有考古专家在挖，石油工人在挖，矿工在挖，东突分子在挖，新农村建设在挖……各种挖凿者、各种工具在地下彼此倾听，整个村庄被处于巨大的凿空之中。

天长地久地想一些小事

刘亮程是久居新疆的汉族人。三十岁前，他住在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县。那里汉人多，尤其会做饭的汉人，刘亮程家也开着饭馆，于是有人传言大盘鸡就是他发明的。“好像这么有名的菜由一个作家发明比较合适，说得多了，我都不好意思否认，只好说时间太远记不清楚了。”他大笑。

当过乡农机管理员，三十岁后进乌鲁木齐打工，现在新疆作协当专业作家。这个出生于大饥荒时代的汉人在新疆生活了四十多年，沿着父母当年逃荒到乡下的路一点点艰难地返回到城里。

青春期的时候，他怀着满腔浪漫情怀写诗，并打算创作万行长诗描摹自己热爱的村庄。写到几千行，突然没了兴致，转而写小说。小说写三分之一，又赶上出版社想为青年作家出版散文集，他便转头去写散文，原有的小说、诗歌也一并改写成散文。没想到歪打正着，一举成名。

九十年代末，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出版，被文学评论家们誉为“20世纪最后的文学景观”，到现在仍以每年一万册左右的数量再版印刷。这本散文集中有数篇文章选入大学/中学/小学语文课本。书中描写他生活了多年的小村庄黄沙梁，写他平日在太平无事的地方单纯而充满想象的生活。

“有时，我会花一晌午工夫，把一个跟我毫无关系的土包铲平，或在一片平地上无辜地挖一个大坑。我只是不想让一把好锨在我肩上白白生锈。”

在没有大事发生的地方，一件小事可以被想成大事。他在一篇散文里写道：“这一生中，我最应该把那条老死窝中的黑狗称师傅。将那只爱藏蛋的母鸡叫老师。它们教给我的，到现在我才用了十分之一。如果再有一次机会出生，让我在一根木头旁呆二十年，我同样会知道世间的一切道理……

最终是那个站在自家草垛粪堆上眺望晚归牛羊的孩子，看到了整个人生世界。那些一开始就站在高处看世界的人，到头来只看见一些人和一些牲口。”

给声音世界一个现实出口

《瞭望东方周刊》：最早要写这部小说，是因为农村生活的什么部分打动了你？

刘亮程：声音吧。整个这本书就是从声音开端，也是以声音结束。我生活在北疆，对南疆的声音充满好奇。驴车行进在乡村的路上，一万头毛驴汇聚到大巴扎上，满街的叫卖声、毛驴的叫声、叮叮当当铁匠铺的敲打声，还有你听不懂的语言，对我来说构成了新鲜的世界。

我对声音特别敏感，写《一个人的村庄》时就对乡村的很多声音感兴趣。我经常写到的一个自然意象就是风，因为风中各种事物都有声音，你要描述的世界都被风带动。我曾经勾画这样一个闲人，他基本上都在风中活动，到哪儿去都喜欢顺着风走，刮南风的时候他就朝北走，走到某个地方停住，等另一场北风刮起的时候再朝南走，从来不顶着风，反正没事干嘛。他到谁家去，也不动手，背着手等风把门刮开再进去，进去后风又很快把门关上了。

那时候我的听觉非常之好，要刮风的时候就感到风在远处已经形成阵势，大堆的云慢慢朝村庄移近，树梢开始晃动，树叶沙沙有声音。风的前卫已经到了，但是更大的风还在后面。你从风中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它经过了哪些地方，经过高山还是树林，经过荒野还是沙漠，因为它经过每一处地方声音是不一样的。通过这些声音你可以感知到遥远大地上的山河之形，一切都可以通过风声显现。这就是我在一个小村庄里听到的世界的声音。

在《凿空》中我本来是想构筑新疆南疆一个村庄的声音世界，但是写着写着这个声音世界跟现实发生关系了。西部开发到了，这个村庄原有的声音面临着被现代工业声音的冲击。摩托车、大卡车进入村庄，不断带来新的声音，原有的声音也在抵抗。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后来要跟现实发生关系？

刘亮程：它就像挖洞一样，挖着挖着肯定要有一个出口。假如这个洞不触及现实，一直挖下去，就越挖越虚无。就像小说中的张旺才挖洞，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要挖到哪儿去，他就是想挖一个洞把自己源源不断的经历耗费掉，挖的过程中他找到一个目标，要挖到村子里去。这也是我找到目标的过程。

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目标，或者是为自己的一生找到一个借口，让平淡的生活变得不再平淡。就像村里人的生活，一亩地，今年收两麻袋麦子，明年还是两麻袋麦子，后年还是不会多。年复一年，孩子长大了，自己老了，毛驴下了几个驴娃子卖掉了，什么东西都不会增加，只有自己的岁数在长大，在衰老。这样的生活怎么过？

正常的生活应该给人以希望，让人们满怀希望去活着，哪怕今年和明年一模一样，也应该给大家一个更远的期望，也许十年之后会不一样。那些贫穷村庄的生活看不到希望，看到的倒是个人生命年不如年。但是在这种生活中，农民活出了自己的哲学和生活经验，把贫困的日子可以有滋有味过下去。他们在漫长的贫穷中学会过穷日子。那种我们看上去心酸的穷困生活中他们依然在欢笑。

《瞭望东方周刊》：写现实不免涉及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这些方面会不会难以处理？

刘亮程：这肯定需要绕着走。这么多年在新疆写作，早就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写，什么东西不能写，所以也没有什么难度，不让碰不能碰的，自然就不去碰。在新疆写作或者写新疆题材敏感区很多，有些的确是敏感的，比如宗教，我们要尊重。有些敏感区是我们自己划定的，也许本来不敏感，我们让它敏感起来了。有些就很可笑了，我们《新疆日报》汉文版，从来不刊登猪的照片，从来不在标题中出现猪字，养猪成绩再大都不能上报纸的，在农历猪年，也不能在版面上提猪的事，说是尊重信仰伊斯兰教的读者。尊重应该是平等的。我们要尊重自己，其次是相互尊重。养猪和有关猪的报道，都是生活问题，不是宗教问题。我们无中生有把它宗教化。在新疆，汉族人为了尊重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早在几十年前就把猪肉叫“大肉”，把那个敏感的字在生活中都避讳掉了。汉族和新疆其他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信仰，相互尊重，彼此容纳，才是长久相处的基础。汉族人有句俗语：要要好，大让小。汉族人一直认为自己是老大，要和中华各族处好就要让。这让汉族人本身也承担太多。其实“让”也是一种歧视。至少你把别人看小了。

当然，这些话都是不能说的，“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不说”，不说就不交流，都搁在心里，说能说的话，说好听的话，说假话，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可能需要大家靠面子上的好听话和假话来维持。

新疆对于内地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个遥远的旅游地。

我其实只是想通过这样一部跟新疆真实生活有关的小说，让读者去理解新疆生活，知道在一般游客和读者认知的歌舞新疆之外，还有一个平平静静、不声不响的乡村生活。涉及到的那些问题我也只想让人们去理解它。所有的矛盾冲突都是相互缺乏理解，缺乏正常的沟通，我想通过这本书达成这种沟通。小说虽然是以新疆南疆为背景的，但是我觉得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适合的。它写的是一种人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新疆的生活。

我们常常一讲到民族就充满猎奇心理，其实有什么不一样呢？除了一些风俗和宗教信仰，我们都是人，都一样生活在这个地方，享受着一样的阳光，承担着一样的风雨，都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梦想，一样在贫困或者富裕地生活，一样在快乐和痛苦地度日。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中的阿不旦村跟中国任何一个村庄的人都没有区别，区别只是她的名字。

在我的散文或小说中，从来没有写到民族，我只是把所有的人物当人去写，民族是后来的东西，人性中“人”的那部分才是最真实可靠的。在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地区，或许我们都需要放下一些民族的东西，回到真实的人的立场上去相处，去共同生活。

《凿空》写到现在的样子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想呈现的都呈现出来了。对我的家乡来说，我为它的真实生活写了点东西。一个作家不能老是在自己一个人的想象世界中去生活

我们对人心现状无能为力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南疆的兴趣和了解开始于什么时候？

刘亮程：我三十岁前都在北疆生活，之后到乌鲁木齐打工，有机会去南疆了。我觉得南疆小城镇的人们都非常友好善良。记得我第一次去库车时，县上一个退休干部给我做翻译，带着我去做采访。后来我就不让他去了，一个人背着相机在小巷子里转，我也不会说维吾尔语，见到那些维吾尔人打个招呼，身上带着一包烟，蹲在他们中间，一人递一支烟，他抽我也抽。望着他们笑笑，他们也望着你笑笑，后来就觉得我能够看懂他们，不需要翻译。人世间生活是可以用眼睛看懂得，语言有时候不是障碍。我在库车就靠眼睛看懂了这个地方的生活--就像我的父辈过了多少年的生活，我在那里就像跟我的老父亲坐在一块，完全不用再说什么了。

库车麻扎（注：墓地）旁边有个木头市场，经常有些老人坐在那里乞讨，前面铺一个手帕，用土块把四角压着。每当有人放钱，他们就会念诵几句经祝福。我那时候坐在他们中间，穿一件旧衣服，头发很长，风吹着，肯定很落魄的样子。一次一个维吾尔族中年妇女过来，也给了我五毛钱，我就赶快接过来，连声说谢谢。那些老头看看我，也觉得没什么，觉得我得到施惠也是应该的。

《瞭望东方周刊》：阿不旦村里只有一家汉族人，在村里受到少数民族政策对待，相处很融洽。这部分反映的是现实状况还是属于小说创作？

刘亮程：算是很温和的一种小说描写。早年南疆很多村庄都有汉族人，好像是政府为了民族团结或者民族融合搭配进去的，当时政府的想法是对的，汉族人可以带一些先进的农耕技术到少数民族村庄，那些从内地逃荒来的汉族人，确实带来了先进的种植技术，影响了当地的种植业。北疆的许多汉族村庄也有哈萨克或蒙古牧民，到现在都相处的很好。南疆少数民族村庄到九十年代初还有汉人生活，后来基本上都自己迁出来了。现在南疆的村庄里基本是清一色的维吾尔族。我在小说里写的张旺才，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落户阿不旦村的，在村里生儿育女，儿子张金已经是一个地道的阿不旦村的孩子了，一家人一直的阿不旦生活着。我是希望这种生活能够继续下去。

前段时间我的朋友采访了一个南疆维吾尔族和汉族结合的家庭，老人是内地知青，娶了维吾尔族老婆，生了几个孩子，都长大了。以前生活都很好，但这些孩子被东突分子动员，要把汉族老父亲杀了，他们的母亲非常痛苦，每天都担心丈夫的生命，两个女儿很爱父亲，每天就保护父亲。这一家人的故事就足够写一部小说。南疆东突的状况非常严重，因为村一级是难以掌控的，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也许白天下去检查的时候好好的，但是晚上他们说的啥干的啥都不知道。

《瞭望东方周刊》：据你对南疆的了解，当地人大多是一种什么想法？

刘亮程：我个人感觉，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新疆老百姓的国家意识很浓，对政府、对党都非常拥护，九十年代到现在，新疆的城市在发展，贫富差别在加剧。这种差异更多让老百姓看到眼里，时间长了会产生一种不信任的情绪，对抗，再加上东突分子的煽动，民怨很大。我们现在只能靠非常强硬的手段去压，这头压下去那头又起来，短期内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新疆这些年一直是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稳定可以不发展经济，不顾及民生，这是失策的。到头来稳定还是出了问题。经济落后，许多农村的贫穷问题没解决，本来就有民怨，再加上东突分子鼓动，加上民族情结，就更加复杂和严重。东突分子一直把新疆独立作为千年的民族梦想，任何行为都是朝这个愿望努力的，我们要明白这一点。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汉族人在南疆会受到严重的区别对待吗？

刘亮程：我们几千年来对西域民族的统治也是反反复复，中央政权强盛的时候它是归顺的，中央政权一旦出现问题它马上独立，一直是这样若即若离的状态。汉代唐代对西域的统治非常好，因为国家强大，后来到了宋代、明代，这地方几乎就无力顾及了，到了清代又收回来，正式纳入管辖版图。从解放到现在，是新疆历史上非常可贵的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在西域历史上战乱不断，这么长时间的安宁是很难得的。

其实新疆佛教历史比伊斯兰教历史更长，从魏晋时期一直到公元十一世纪左右都信奉佛教，比如龟兹、和田都是有名的佛国。后来伊斯兰靠武力征服了这个地区，也是唐朝安史之乱之后，整个西域无暇顾及，放弃给阿拉伯世界。新疆少数民族的伊斯兰化就是那个时代开始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作品里提到，伊斯兰教取代佛教，是新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改变。

刘亮程：因为这是人心的改变。我们中华文化朝东南扩展都是成功的，那里的少数民族完全接受了儒教，许多已经被汉化了，但是朝西北方向不成功。汉唐以来我们也把儒家文化带向西域，在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中就可以看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但这里离中央政权太远，往往带过来的只是军队，没有及时把文化带来。再加上唐之后对西域失去控制，更强势的伊斯兰文化很快进来。从这之后我们就再也没办法改变这个地方的人心现状，能改变的只是生活了。

在新疆，我的感觉是，年轻人相对宗教意识比较淡，吃喝玩乐无所顾忌，一旦到了四五十岁马上回归，变得判若两人，开始为自己的精神活着。比如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的也有，但离婚率非常高，年轻的时候因为相爱就结婚了，但四五十岁之后离婚的多。宗教中起作用了，信伊斯兰教的一方死了之后是要进麻扎去的，不信伊斯兰教的只能进墓地，埋不到一块。一个要进天堂，另一个去不了，必然要分手。

过于简单的城镇化模式

《瞭望东方周刊》：面对村庄被凿空的事实你是什么心情？

刘亮程：我心情很平静。凡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我们的祖先都告诉我们要平静接受。慌乱也没用。乡村生活就是这样。

《瞭望东方周刊》：可你怎么看乡村会被现代化吞没的趋势？

刘亮程：我们改造乡村现在只有一种模式：城市化。这太单一。以城市为模式改造乡村是否适合？。乡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作为人类的第一家园，是我们祖先经过多少代过习惯、过成熟的一种生活，是上帝给我们的家园。我们现在试图用人类第二家园城市的模式来改造第一家园，想法自然不对。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很多农村改造就是给农民盖两层楼，这方式多么简单啊。农民除了自己的一亩二分地，还有自己的家庭小院，里面种点菜，养几只鸡，养一头猪或者两只羊，一年除土地之外的收入基本就都有了。你看他们人均收入一年几百块，都不可想象怎么生活。他活下来就靠他的小院子。住上水泥房子之后羊往哪里养，鸡往哪里养？我们的新农村设计者，只考虑的是电视机放哪儿、沙发放哪儿、电冰箱放哪，都是城市人的想法。还有些地方搞新农村建设，不让农民种果树，房前屋后都是风景树，菜园里不让种菜，全养花，多荒唐。

我们搞新农村建设，一是资金准备不充分。我个人的理解，这次全国性的新农村建设，就是给十亿中国农民盖个新房子，建设一个新家。以前我们是农业大国，整个国家都是农民在养。农民辛苦一年收千斤粮食，几百斤就要交公粮，养活不种地的人。改革开放到现在，农民付出了几十年，贫穷了几十年，国家该给农民一点回馈了。至少给农民盖个新房子，享受一下我们已经建国60年的新中国的成果。可是，实际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自己掏的钱还是太多，等于搞了场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政府掏了一点钱，农民拿出来几十年的积蓄，还贷了款，搞了新农村建设。在文化上准备就更不充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在乡村。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截然不同，比如我们甘肃老家，家家户户进门都有照壁，之后是正堂，然后两厢分开。家中大人孩子住哪边都有规矩，逢年过节敬献祖先，这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家里既有宗教又有现实生活。这样的环境就是一个小社会，生活是连天接地的，家里长幼有序，儒家文化在管理这个院子。新农村建设不考虑这个，水泥房子里什么都有，但是祖宗灵位没有了，堂屋没有了，这种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能考虑？文化建设就是刷标语吗？中国原有的乡村文化，可能会在这次新农村建设中消失。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你对乡村城镇化持一种悲观态度吗？

刘亮程：不是，我觉得完全可以做的更好。乡村肯定是需要改善的，农民居住条件非常差，就新疆来说，虽然地域辽阔，但适合人居的绿洲面积却不大。南疆的村庄都很拥挤，喀什的高台民居就是千百年来人们在拥挤住居环境中创造的杰作。北疆的汉民最早来的时候都是挖地窝子，稍后住在干打垒的房子里，后来稍好一点住土块房、砖房，但即便如此农民居住条件还是很差。新农村建设说白了就是国家给十亿中国人民盖个新房子，但是不能让农民付出更多的代价。

我上个月刚从陕西延安地区回来，那里比如吴起县、志丹县，也是通过开采石油政府有了钱。但这些钱我看也基本花在了县上，大楼盖了一幢又一幢，空空荡荡的，吴起县光建红军长征广场就花了两个亿。去看新农村建设，我走访了一户从窑洞搬到新农村砖房的人家。当地的政策是每间新房政府补贴5000元，这户人家盖了4间房，拿了20000元补贴，盖4间房子总共花了十几万，还借钱。看看这个新农村之家，是靠政府掏了一点钱，农民拿出了一辈子的积蓄加欠债共同建起来的。一家人几十年来存的那一点点钱都搭在里面，还不够，还要去银行贷款。农民眼睛小，一看国家要给补钱，不要白不要，然后就不舍成本把自己老家底全部搭上，以后的生活在哪儿？不知道。这让农民陷入了二度贫穷。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此热爱乡村，为什么还能忍受在城市生活？

刘亮程：乡村只是我们想象中的理想居所，现在的中国大地上只有农村。乡村可能更适合像我这样有乡村情结的人，作为心灵寄托的地方。她可能更适合我们在城市中怀想它、追忆它，在梦中一遍遍的回去，醒来再在城市里谋生。城市太适合人的身体生活了，交通、住宅、各种物质配送，非常便利。乡村已经变样了，变成了农村。农村越来越不适应人的身体生活。一些农村的污染更甚于城市。尤其春播夏管两季，农药味道让人难以忍受。现在的农村只是看上去很美，住下去很难。但我们人类至少应该有两个住处：城市和乡村。狡兔还有三窟呢。

《瞭望东方周刊》：乡村人也希望更舒适的身体生活啊，城镇化未必是错误的方向。

刘亮程：我并不是排斥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可以移植一些让人身体舒服的因素到乡村庭院里，但是不能把它珍贵的东西全部扔掉。可以改造农村，但是不能取代农村，这是两个思路。现在乡村的下水道、自来水、煤气，都可以一步步改造。但精神层面的东西你要保有。我们光说传承文化，文化是最细节的东西，你把某一个细节给它扔掉，跟它相连的文化链条就断了。比如祭拜祖先，可能在家里就占一个墙角，这是占地方最小的一个东西了，可是我们现在都没有。

关于新疆发展的“刘七条”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看待现在国家要建设喀什经济特区，对新疆的大力建设？

这是一个伟大的决策，早在十年前就应该做了。当国家把目光和精力集中到新疆的时候，我们民族和国家的自信又回到伟大的汉唐时期，我们和祖先想到了一起，甚至面对的困难和机遇都多么相似――当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时候，首先必须要经营好的是西域。我们在东南沿海已经发展这么多年，取得令世界震惊的成就，现在却不得不回过头来经营西域，让新疆崛起。这是必须的抉择。因为我们的作为和出路依然在西域。到现在我们的主要能源通道依然是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指引的方向。这是历史的重合。

新疆工作会议开之前，中央下来一个调查组，我还一直想着会不会找到我，哈哈。我们在新疆这么多年，能够切身处地为政府也为新疆民众着想，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当然最后他们也没找我。不过我在私下场合讲过关于新疆建设的七点提议，跟朋友开玩笑说叫做“刘七条”。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内容是什么？

刘亮程：第一条，让南疆人民免费烧气。新疆是中国的资源大区，没有新疆的资源就没有中国的二十一世纪，这是大家公认的。但是资源所在的南疆地区，人民生活依然贫穷。我们的石油开发已经这么多年了，现在也是利润最高的时候，是有能力让南疆人民免费烧到天然气的。这样做至少有两方面好处，第一是让资源大区的人们享受到资源带来的福利；第二是南疆地区农民普遍穷困，烧不起煤，到现在主要的燃料还是砍伐树木，免费烧气肯定对塔里木盆地自然环境是很好的保护。

第二是让北疆人民免费烧煤。北疆是中国主要煤产地，也存在与南疆一样的问题。

第三是南疆地区“还地于农”。南疆许多地方农民的人均土地是一亩地。新疆的地只能种一茬，一亩地种麦子如果种好了，打上两三麻袋，刚刚够吃。如果种不好，口粮都不够。

另一个情况是，这二三十年来，塔里木盆地、塔里木河两岸大片土地被老板从县上买去开发种棉花。这些老板根本不必靠种棉花来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就是为了在土地上捞更多的利润，但却占有了农民养生糊口的唯一资源。而且大规模的农业开发让地下水位下降很快，很多地方已经找不到淡水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政府穷的时候，比如二十年前，可以卖点土地补贴财政，但现在国家投入力度这么大，政府完全有能力把开发的地收回来还给农民。如果南疆人民人均能拥有五亩地，除了种粮食之外能种一点经济作物，马上能过上很好的生活。这几年政府在农村做了大量工作，花了很多钱和精力，但都是折腾农民这一亩地。今天号召种果树，明天鼓励种棉花，把土地折腾得疲惫不堪，但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增加。还地于农是给农民直接增加可持续收入。这是让农民致富的最简单的办法。

第四是北疆“还草于牧”。北疆这些年也是大片的草场和荒地被政府卖给老板开发。导致和南疆差不多一样的问题。

第五条，在新疆推行平等的民族政策。现在新疆各族人民享受到的政策有差异，有些政策少数民族享受，但汉族享受不到。其实在新疆汉族也是少数民族，相对数量也比较少。这种差异是在制造一种人为的分歧。比如计划生育政策，汉族人只能生一个，少数民族一般工作人员可以生两个，农民就基本没有限制。我希望新疆各族人民都能享受到同样的计划生育政策。

第六是让全疆各族人民享受同等的宗教政策。三十年来新疆发展最快的就是宗教，现在清真寺的数量是两万个，跟学校数量一样多，阿訇的数量是四万个，跟教师一样多。以前一个村最多一个清真寺，现在每个村都有两三个。现在我们是世界上清真寺最密集的地区，包括阿拉伯世界都无法相比。但是另一方面，佛教和其它宗教受到了限制，我们现在对佛教的政策是，只能在原有佛寺基础上建设，新建寺庙基本都不能批。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应该寻求各宗教间的平衡与和谐，对待宗教应该有一种更大更开阔的胸怀。新疆全面开放后，我们必然会面对更多更复杂的文化和宗教问题。我们应该有一种大胸怀。首先，我们政府应该有胸怀平等容纳各种宗教，各种宗教之间也需要有胸怀相互容纳，共同生存，和谐发展。

第七条，在新疆少讲民族，多讲国家。翻看新疆报纸或者打开电视，全部在讲民族，什么“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少数民族”，绕来绕去，就是少讲一个最关键的：无论哪个民族都离不开国家。在新疆这样一个地方最应该淡化民族意识强调国家意识。国家为上。

《瞭望东方周刊》：跟官员在私下场合讲过你的“刘七条”吗？

刘亮程：讲过啊，我们和官员的想法和目的也许不一样。我们是想把事情做得越简单越好，直接让农民脱贫，官员总想着把很多钱花了，做好多项目，间接让农民脱贫。

我们想着国家现在有数千亿要花在新疆，那先给新疆人民分钱啊，这不是最简单的致富方法吗？给每家发两千块钱，至少那些贫困农民就可以过富裕的一年了。但这样肯定不行。今年花完了明年咋办？政府的考虑是对的。用这些钱做项目，大钱做大项目，小钱做小项目。钱都做项目了，农民到最后还是没见到钱。比如我说还地于民、还草于牧，这对政府来讲是最简单的事情，只要拿出钱来把地买回来还给农牧民就可以了。这样简单的事情政府肯定不会去做。太简单了，出效益不出政绩。不管怎么说，这么多钱来了，对新疆人民未来的生活，肯定有很大的改善。但我也担心，这么多的钱，如果用不好，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环境灾难。多少山会被挖空，多少土地被毁坏，多少河流污染。当然，新疆新政府会做好这些的，文人多操心。

《瞭望东方周刊》：你期待通过写作来达到什么功用吗？

刘亮程：没有，我没有这么大的志愿。所有写作可能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写作可以解决所有人的问题，解决不了。

我也不想把我的作品引向狭隘的方向，不希望它的一些主题被误解。我对新疆充满了感恩，新疆是我的父辈的逃荒移民地，却是我的出生地和家乡。我一直在用心感受这个地方。《凿空》也是我“一个人的新疆”，不能代表全部的新疆生活，只是非常局部的一个阿不旦村子的故事。我试图通过这样一个小村庄去理解、去接近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希望人们走近他们平凡的生活。新疆不仅仅是游客眼里的异域风光风情，不仅仅是一场场的欢宴歌舞，还有这些平常人家多年不变的生活。这更需要我们关注。

《瞭望东方周刊》：嗯，最后一个话题，作为读者我很喜欢“拖拉机”一章，里面写到驴、狗、羊对于拖拉机的不同想法，非常精彩。你经常会考虑动物们是怎么想的这件事吗？

刘亮程：我觉得我可以站在任何一种动物的角度想象一件事情，没有任何隔阂。一件事我可以想很久，我用驴的脑子也可以把这个世界想清楚，用羊的也可以。

《凿空》开始构思时，村里的驴和狗这些动物是主人公，本来在南疆村庄，动物的数量就比人多，每家有一两头驴，几只羊，还有鸡。我想写村庄里的动物世界。后来人也进来成了主人公。但村庄的声音世界始终被动物掌控。驴鸣盖过一切，既是后来拖拉机汽车石油大卡车进来，它们的声音都没法跟驴鸣相比，阿不旦的毛驴有一个习惯：听不得比它大的声音。所以这些年来每当一个外来声音进入阿不旦，驴就鸣叫着跟它比高低。

还有狗，它也耳闻目睹见证了村庄的变化。它能做到的就是一成不变。因为再变它也变不成人。安心做狗。那是村里的狗，白天四处觅食，给人看门，受人打骂。晚上人睡着后村庄成了狗的，“一犬吠形，百犬吠声”。那是夜晚的狗，坐在草垛或土堆上，后腿卧地，前腿立起，腰挺直，脖子朝上，嘴朝上，眼睛望着高远处，汪汪地叫，这时候的狗一下变得不一样，从白天的低下生活中脱身而出，它的叫声不再为一口狗食，为一点动静，那是一种纯粹的叫，对着我们不知道的茫茫夜空。

我本来写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但后来因为结构考虑，删掉很多。变成现在的模样。不过，剩下的应该是最好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