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语文的“紧急状态”

管季超0712

中国大学语文的“紧急状态”
刘擎
　　中国的大学语文正处于一种“紧急状态”。我所指的“紧急状态”并不仅仅是——像11月1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所透露的那样——“大学语文”教育已经被严重地“边缘化”，而相关课程的教师倍感挫折和失落。我们都知道，每个教师都可能对自己的专业有过度的偏爱，因而可能夸大设立相关课程的必要性。如果中国语文重要，那么历史不重要吗？哲学不重要吗？国际政治不重要吗？甚至，天体物理学不重要吗（否则，我们怎么能理解“神州6号”）？如果所有这些学科都开出公共必修课，那么学生将不堪负重。所以，我同意课程设置必须有所取舍，甚至有所牺牲。

　　但是，我们可以牺牲中国语文课吗？我认为不能。相反，我建议在中国的每一所大学，“中国语文”应该成为（所有专业）大学生的必修课。在这里，我所诉诸的并不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培育人文精神”等等深刻而久远的理由，虽然我部分地支持这些议论，但我们暂且把这些事关千秋大业的理由搁置一面。在这个据说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我诉诸一个最为“实用”、最为“切近”的理由，那就是，我们大学生的写作处于一种令人羞耻的“紧急状态”。

　　在回国教书之初，曾听到不少同事抱怨“现在的大学生不会写文章”，我并不以为然。在以后的两年里，我阅读过学生各种文体的写作，最多的当然是读书报告和论文。个人的感受是从惊讶、到焦虑、直至麻木。我读到的绝大部分“文本”完全出于同一种的模式——那种刻板、八股到令人窒息的千篇一律的模式。我无法根据学生的文字记住他们的名字，因为那些文字仿佛都是出自同一个匿名者。后来我明白，这其实是一种流行的“写作技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障眼法”，它可以“便利地”将那些似是而非、人云亦云的观点假扮成“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而且表达得煞有介事，像一篇雄文。这种写作已经成为当下大学生作业的“通用模板”。对于任何严肃对待文字的人来说，这是对写作和诚实的双重背叛，这是一种耻辱，这就是我所说的“紧急状态”。

　　如果一个教师认真追究下去，打破那种“障眼法”的保护，会发现仍然有一些同学的确有自己的想法或者观点，但他们实在无力表达。写作对于大多数学生是如此艰难，近乎恐惧，以至于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去借助那种“模板”来行文措词。如果你“逼迫”同学真实表达自己，那么只有一部分学生勉强可以做到清晰，更少的人能写出具有“说服力”的文章。而兼具文采、意蕴和个性风格的优秀文字是极为罕见的。是的，个别写作天才永远存在，他们在任何课程体制下都会存活，但这样的“个别”特例并不能抵消总体性的危机。

　　最为鲜活的、反应学生性情的文字出现在网络论坛的“帖子”和手机短信之中，以谐谑反讽的风格而见长。的确，这也是一种写作能力，但这并不是我们语文教育的成功，而是周星驰的胜利，是“大话文体”的凯旋。虽然我也时常由衷地被同学创造的各种“大话”所感染，但我们都知道，一个社会，一种文明，仅有“大话”是近乎荒诞的。

　　因此，我不同意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的一个观点：因为文学的边缘化是正常的，所以“不必要再让语文教育成为大学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确，我们的时代可以（无奈地）牺牲文学，但我们不能牺牲“中国语文”。因为，在我的理解中，“语文教育”本质上不是为了培养小说家和诗人，而是经由“文学”把握汉语的阅读和写作。我相信，这是仅仅依靠所谓“应用写作”课程无法抵达的目标。

　　今天的社会，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毕业之后选择了“专业不对口”的工作。在这个大趋势下，还有什么课程是必修的呢？母语的写作表达——清晰的表达、真诚的、有说服力的表达、甚至生动的、有感染力的表达——对于胜任任何行业的工作，对于有意义的社会生活本身不都是必须的吗？所以，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将“语文课”（英语）指定为所有本科生的必修课。中国的大学教育如何“与国际接轨”？在语言方面，难道不是应该像其他国家一样高度重视自己的母语（汉语）教育吗？难道把别人的母语（比如英语）视若自己的母语来对待才称得上是“国际接轨”吗？不，我认为这是荒诞的错位，应该叫（套用我曾杜撰的一个短语）“国际接鬼”。

　　即使我们承认，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英语对中国人极为重要，即使我们同意，可以要求一个学生从小学开始直到研究生阶段都必修英语课，那么“中国语文”应该被放在什么位置？反而可以被置于一个可有可无的“选修”地位、甚至被进一步边缘化吗？如果硬要说“语文教育”只是中学阶段的任务，而大学教育的课程不应该承受中学“应试教育”遗留的负担（这似乎是温儒敏教授的另一个观点），那么同样的理由完全可以用来废除大学的英语必修课，废除其它所有仅仅训练记忆力或者考验耐心的公共必修课。

　　那么，是谁、根据什么标准取消大学语文的必修课位置，我们难道不应该要求一个理由吗？

　　（本文的删节版曾刊登于《新京报》，2005-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