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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4 23:12: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楼主| 发表于 2016-1-14 23:13:46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08:47:22 | 显示全部楼层
温儒敏:说说北大中文系的“系格”

——《北大中文系百年图史》序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建校之后时运多蹇,一度濒于停办,到1910年,才正式开办“分科大学”,也就是本科。全校7个分科,其中“文科”属下设“中国文门”,为一级教学机构。这就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前身。若追溯源头,从京师大学堂建立之时,就有供全校选修的“中国文学门”,但那只是一类课程,还不是教学机构。“中国文门”作为一个教学机构成立,意味着中国语言文学开始成为独立的学科,这件事很重要,带有标志性。所以要记住北大中文系的生日,就是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开学典礼那一天——1910年3月31日。
       我们编好这本书,北大中文系已经100岁了。为一个系专门编一本历史,有点“小题大做”。不过,有时“小题”也可以作为个案,以斑见豹的。何况在北大,中文系是举足轻重的文科大系,在全国也算是一个人文科学的重镇。她的100年,可能浓缩中国学界一个世纪。研究晚近学术史、文化史或者教育史,绕不开北大中文系。我们相信,梳理总结北大中文系的历史,是一件有意思有价值的事。
       100年的历史,说长不长,但太多风风雨雨,太多曲折坎坷了。当我们埋头那堆积如山布满尘灰的档案旧刊,尽量回到历史现场时,对“百年艰辛”这个词真有了血肉的感受。人们心目中的大学往往就是“象牙塔”,但北大不是这样的,北大中文系的100年也不是这样的。20世纪的中国充满战争、动乱与灾难,远没有足够的条件去培植一个“象牙塔”。解放前40年是战乱频仍,解放后60年两段,前半段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后半段开头好一点,但随后就是市场化带来的学术焦躁。北大及其中文系的成长有太多“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要静下心来享受学问的乐趣是很奢侈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北大及其中文系又是历史的宠儿,历史之母给了很多机会让他们在社会变革的舞台上表演,他们也的确为现代中国命运的转变贡献过智慧与心血。有些海外学者研究北大的历史,很难理解我们曾经有过的那种喧嚣和苦难,他们可能更多是从“他者”的立场去议论评说。但是世界上又恐怕很少大学能和北大这样,与民族荣辱与共、对整个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而不止是学术影响。北大及其中文系有两个传统,一是关注和参与社会的传统,另一是学术自由的传统。我们清理北大中文系的历史,主要还是从教学与科研的角度,是一条学术史、教学史的主线,功夫下在这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两个传统往往纠结缠绕,不刻意去剥离,也许更接近真实。
       回顾北大中文系100年的历程,化繁为简,大致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段落:第一段,五四时期,国文系在新文化运动中光芒四射,中西学术仍处在激烈碰撞的时期,还有就是“废门改系”,教学模式的初步建立。第二段,二、三十年代,注意协调西方学术方法与中国传统固有的学术方法的关系,力促教学与研究往现代化的方向转换,教学格局与课程体系形成,产生一批高水准的专著,也培养了许多功底扎实的学者。第三段,西南联大时期,和清华中文系合作,挺过艰难的战争,维护了一批“读书种子”;第四段,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清华、燕京和中山等几所大学中文系与北大中文系合并,一时名家林立,成为学术界的“巨无霸”,是鼎盛时期,学科建设对全国有辐射性影响。尽管五十年代如此艰难动荡,还是培养出一批学术骨干。第五段,“文革”时期,也是北大中文系受到摧残的“非常时期”。第六段八十年代前期,有难得的思想解放氛围,无论教学还是科研,都达到良好的水平,是中文系又一个兴盛期。第七段,九十年代以降,市场经济大踏步前来,学术与学科的规模扩大,中文系守正创新,积极应对挑战,用流行语言来说,也有“新的机遇”。
       百年中文系,五四时期的社会贡献与影响最大,二、三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前期,是做学问与人才培养最下功夫,而且成效也最显的时期。当然,这只是粗略的印象,其实每一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条件与环境,都有人在努力做学问,即使在严酷的“文革”时期,工农兵学员中也出了一些优秀的人才。中文系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包括几代学人的学术经历,都折射出特定时代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潮的嬗变景观。北大中文系走过许多泥淖与弯路,她的历史图景中也有过不光彩的暗影,但那种自由、严谨、求实的学风,那代代薪传的“系格”,始终没有中断或放弃。
       所谓“系格”是什么?北大中文系的传统何在?魅力何在?这是我们治史过程中常常思考的。这好像感觉得到,是一种实有,却又难于具体表述。“系格”是由某种主导性的氛围长期熏陶而成,是一种生生不息的风气与习惯,一种共识与游戏规则。这里说说我们所理解的北大中文系的“系格”,主要两方面。
        一是思想活跃,学风自由,环境宽容。北大中文系历来人才济济,每一阶段都拥有许多名家大师,中文系靠他们出名。为何有这么多大师名家汇聚?不见得都是北大自身培养的,相当一部分是吸引进来,或者合并过来的。不过大多数都还愿意来,冲着北大中文系的牌子以及它自由的学风来,有吸引力。北大中文系以学风自由闻名,有人可能觉得 “很难搞”,其实是弥足珍贵的传统。这里不是没有纷争,矛盾不见得比别的单位少,但她自己能够调和、消解、转化,这不简单。回想五四前后国文系“章门学派”与新派的分歧,即“文白之争”,其激烈程度往往被后来掩盖了。但这里有游戏规则,有共同点,就是尊重学术,尊重自由。只要学术上有专长或特色,能成一家之言,无论其在思想上是何主张,甚至性格上生活上不无可议,都可以上中文系的讲台。有许多回忆文字都说五四之后“新派”占上风,但其对手“章门学派”的学术理路也延续下来,并成为主流:事实上“新派”也多少接纳并融汇了它对手的路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这就是宽容大度的学术襟怀。
       我对必要的宽容很有一些体验。前些年我担任系学术委员会主席,委员会成员大都是来自5个不同学科的老先生,学科的“性格”和各自的理路很不同的,开会也往往有激烈的争论,有时甚至面红耳赤的,但终究不伤和气,很少有“一言堂”或者“武大郎开店”的现象。实在说服不了别人,甚至矛盾很难解开了,那也给别人一点空间,大不了就是“君子之交”罢了。北大中文系教员多,专业多,历史积累下的矛盾也不少,但极少闹得剑拔弩张的,大家也不愿在这些方面消耗精力。这些年实行科研成果量化管理,系里有条例,事实上很少靠条例来“制约”人,把人逼到墙角的事情是没有的。这种风气,能让大家比较放松,也比较适合做学问。三、四十年代乃至建国后,中文系多经磨难,在特定时空中也出现过荒唐事,但总的来看,始终是人才荟萃,思路活跃,这跟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风气是互为因果的。这种自由宽容的风气或“系格”,是极为重要的资源,应好好利用和发扬。办好一个系,尤其是文科系,非得努力营造这种好的空气不可,这比任何“硬件”都更要紧。
       当然,在宽松、自由的另一面,又还有严谨求实的风尚。前面讲到,不同的观点、理路完全可以在这里并存,但有个前提:必须有真才实学,做学问要严谨认真。否则,在中文系很难待下去的。从二、三十到九十年代,都发生过学术上的“二把刀”被学生哄下台的事。中文系的“王牌”学科,如文学史、汉语史、文献学等等,接受传统朴学的影响较深,注重材料,析事论事力求准确有据,一直是主流学风,也是相对稳定的学术“游戏规则”。如果有个别教员学风浮泛,乐于“做秀”,即使被外面传媒弄得名气很大,在系里也不见得就有市场。所以这个“系格”,在宏放自由之外还要严谨,两者相辅相成,蔚成风气。讲求严谨,也就是讲求学术上的尊严,这方面理应从传统中发掘精神资源。当前,在比较浮躁功利的社会风气之中,做到这一点似乎是越来越难了。惟其如此,严谨的学风更显得宝贵,更要大加彰扬。
      第二方面是教学。北大中文系的办学理念并没有清晰的表达,但感觉得到,这里注重为学生打厚实的基础,然后放手让他们各自寻路发展,而不是常见的那种教给学生怎样做,总希望他们今后能照章办事。中文系的学业比较轻松,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拿到毕业证不难,真正上路并不容易。中文系培养了人才众多,他们发展的路向宽广,不止是学术圈子,做各行业的都有,而且都可以做得不错。100年来,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本科生有7000多名,硕士生1200多名,博士生800多名,量不算大,现在很多学校扩招几年也就赶上这个规模了。但这里比较接近精英教育,注重基础扎实,眼界开阔,发展的余地与后劲就可能比较大。我们在整理历届毕业生名册时,很多熟悉的名字让人眼睛一亮:原来有这么多中文系毕业生成为各个学科的骨干、带头人或者顶尖的学者,还有就是在其他领域做出显著成绩的人物,所谓人才培养的“成功率”比重是很大的。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形成的北大研究所制度,培养研究生的模式很注重因材施教,出来不少杰出的学者,其经验值得现在借鉴。
      另外,有意思的是,北大中文系的旁听生、访问学者、进修生数量巨大,甚至超过本科生。这在其他学校少见。旁听生有不少认真学习,学出名堂的。如作家沈从文、丁玲等,都是来国文系旁听的常客,听来听去,有大受用,逐渐成学者名流,甚至站到北大讲台上当教授了。这种对旁听生来者不拒的风气北大历来都有,如今再度兴盛。至于进修教师与访问学者,光是1978到2009年,中文系就接纳过1840多人。现今全国多数大学中文系的学术骨干和一些学术名家、学科带头人,当年都曾经在北大中文系访学或进修。这也是北大中文系人才培养不可忽视的的实绩。
      多年前我为中文系招生小册子写过一句话,想要表达北大中文系的教学特色,颇费思量,那句话是:“中文系魅力何在?在传统深厚,在思想活跃,在学风纯正,更在于其办学理念:不搞急功近利的职业培训,而是力图让学生学会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打下厚实的基础,使整体素质包括人格精神都有健全的发展。”前面几句说的是学问,后面说的主要是教学,其实也都包含一种学术精神,一种“系格”。在编这本系史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这种办学理念有其特色,难宁可贵。
       一本史书的完成,会有一些过滤,过滤了的历史总是比较“干净“的。北大中文系虽是学术高地,许多学人羡慕的地方,却也并非完全 “干净土”,她有她的矛盾和问题,有负面的东西,——本书没有刻意去回避这些历史的负面。而到今整个社会大变局,许多原来意象不到的新问题和老问题纠缠一起,成为发展的困扰。面对市场化大潮,身处传统价值崩溃的浮躁年代,北大中文系能否做到守正创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编这本系史,回顾中文系100年的历程,我们对“困扰”的感触格外强烈,惟其如此,也就格外珍视中文系的“系格”。
        本书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史事述要”。从中文系100年历史中选取93个“史事”,包括重要的事件、人物传略、代表性著述、教学的变革,等等,诸如“废门改系”、“吴梅的戏剧史研究”、“系主任胡适”、“从红楼、文史楼到五院”,等等,都以专题的方式叙说评述。可以说这些都是北大中文系历史长廊中一些闪亮的“景点”,以点带面,可以比较深入了解她的精神气度。后一部分 “编年叙录”,是以年表方式编写的《北大中文系100年纪事》,下的功夫也最多。“纪事”逐年记载北大中文系的大事要事,以获得史的连贯了解。专题的“史事述要”所不能顾及的更多史事,这里也有简略的叙写。这前后两部分可以采取互文阅读。
       全书采取“图史”的方式,前半部分穿插安排有近300幅资料图片,相当一部分是首次发表,很珍贵。“图史”不光为生动好看,也是让读者可以更直观地进入历史现场,激发想象,感受氛围。
       编这部图史,围绕教学与科研这条线,理清在系科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倾向、教研模式的变迁及其得失,以此概览北大中文系的学术变迁,也可以从一侧面探究中文学科近百年的流变脉络。
        历史不好写,尤其是近代学术史,尘埃尚未落定,评价也人言言殊,何况又是牵涉北大,历来争议最多的地方。书中所述名家,多系当代之人,偶一不慎,即缪误丛生。有许多具体事件的评述也可能引起不同的意见,牵扯到这样那样的关系。还有就是材料缺乏,特别是近半个世纪的档案资料,保存反而不比上个世纪初的完整。十多年前成立一个什么机构,现在的说法就可能彼此不一样了。但我们还是努力了,希望能尽量从学术的立场,用史实与史识说话。
促使我们大胆动笔的还有一个原因:北大已经过了110岁生日,可是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历史,各院系的历史更是罕见。 如果总盼望“公家”来修史,难度更大,很可能就是一种专讲平衡讲“关系”的历史,那是很难反映真相的。我们编这部“图史”,真的是为了引起更多有心的史家关注,往后能有更全面更细致的系史出来。这本书肯定有很多遗漏和不足,好在有了一个框架,大家就有了话题,可以围绕它来批评、议论和补充了。
编就这部书时,感到历史的沧桑,一种传统的厚重感和延续感,也感到当下整个人文学科面临挑战的紧迫。当然也有学术的自豪和自信,前辈学人毕竟给留下了“系格”,留下那么丰富的遗产。情不自禁就会认真思索:
         我们应当并且能够做点什么?
          2010年3月9日于京西蓝旗营寓所
(《北大中文系百年图史》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09:15:52 | 显示全部楼层
                              《教师之友网》创始人管季超致北大中文系李铎教授信
李铎先生

          新年好!

          感谢《北大中文论坛》管理方的信任,聘任我为【语文教育】栏目版主。

          我对本版的定位和版主工作的职责是这样理解的:

1,在遵守国家现行法律,特别是有关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版主应该宽容地对待网络言论,不轻易删帖;

2,本栏目是专门讨论有关大、中、小学中文教育问题的专栏,建议网友尽量将话题集中到‘语文教育’问题上。与‘语文教育’有关联的问题,也可以适当涉及,但离得太远可能也不太好;


3,任何一个好的网站,都不可能只有原创帖,而没有与网站主题有关的适量转帖。所以,我们应该鼓励网友将有关大、中、小学中文教育的重要文章转荐到本栏目;

4,微信公众号兴起之后,网站论坛便现颓势,普遍人气下降。我们应该鼓励网友多发原创好帖,拉动人气,提升论坛影响力。版主应该以【加精华】【帖题高亮】【提升帖子】等形式鼓励原创好帖。

5,限于学力,版主不可能熟悉大、中、小学中文教育的所有问题。因此,版主在进行网管操作时应该审慎行事,不对复杂的学术问题轻率地发表意见!

      希望本版网友多关注本栏目的建设,多转荐精萃文章,多上传原创好帖,多参与话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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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中文论坛》【专题讨论区】《语文教育》栏目版主管季超。2016.1.13.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09:18:3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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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10:40:40 | 显示全部楼层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一辈子的道路,决定于语文
此文为作者在华东师范大学“百年语文的历史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说


     110年前,具体说是光绪29年(1903)11月,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在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时,在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的同时,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之所以刻意凸显“中国文辞”,不是基于文学兴趣,而是担心西学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此立场曾被批得“体无完肤”,今天看来颇有预见性。


     1、阅读与写作课:国外高校是抹不掉的必修课,我们还在由大学“自作主张”


     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我曾谈及:“‘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前一句好说,后一句很伤人,这其实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


      教育部在启动此次新高考改革时,已明确宣布取消中学的文理分科。但至于今后大学是否要开设“大一国文”或“大学语文”,教育部不敢硬性规定,任凭各大学自作主张。相比之下,台湾教育界目前还在坚持6个学分的“大一国文”,显得弥足珍贵。


     记得4年前,在上海哈佛中心成立会上,与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交流各自的心得与困惑,我谈及“大一国文”的没落以及大学生写作能力的下降,对方很惊讶,因对他们来说,“阅读与写作”是必修课,抹不掉的。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生都很重要。而这种能力的习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政治课或通识课所能取代的。


     学习本国语言与文学,应该是很美妙的享受。同时,此课程牵涉甚广——语文知识、文学趣味、文化建设、道德人心、意识形态,乃至“国际关系”等。最后一点是我的即兴发挥,起源于一件小事。


    多年前,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很悲伤地告诉我,日本的中学国文课本将删去鲁迅的《故乡》,理由是国文不该收外国人的作品。表面上争的是“译作”算不算“国文”,背后则是国民心态;长远看,此举多少会影响日后的中日关系。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是收译作的,除了承认现代汉语受外来词汇及表达方式的深刻影响,还显示了国人的开放心态及国际视野。


     2、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


     我从16岁开始教书,最初教小学及初中的语文课,后来在大学主讲文学史。记得“文革”时知青下乡,若被请去教书,十有八九是从语文教起——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因为校长们觉得,凡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只要满腔热情且肯用心,都能教好语文课。换句话说,语文很重要,但教语文课的门槛很低,完全可以“无师自通”。


     4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基础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当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不管教的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不太容易了。但即便如此,高中的语文课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依旧注重自由自在的阅读,没有那么多“先修课程”的限制,也不太讲究“循序渐进”。面对浩如烟海的名著或名篇,你愿意跳着读、倒着读,甚至反着读,问题都不大。这也是大学里的“文学教育”不太被重视的原因——“专业性”不强,缺几节课,不会衔接不上。


     可这正是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数学或物理就算了,因为相关知识你已经掌握了。另外,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别的课程若非做专门研究,大都毕业就搁下,惟有研习本国语文,是“活到老,学到老”。


     语文教学的门槛很低,堂奥却极深。原因是,这门课的教与学,确实是“急不得也么哥”,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需要时间与耐心。现代社会“知识大爆炸”,学生需要修习的科目很多,不可能只读“四书五经”;但贪多求快,道听途说,压缩饼干式的教学,对于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损害尤其明显。因此,如何在沉潜把玩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值得读书人认真思考。


     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学好。《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据叶圣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称,叶老从不给他们讲授写作方法,只要求多读书;书读多了,有感觉,于是落笔为文。文章写多了,自然冷暖自知,写作能力逐渐提升。叶老这思路,跟欧阳修的说法很接近。


     3、我特别担心慕课风行的结果。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


     为何先说“学”,再说“教”?因本国语文的学习,很大程度靠学生自觉。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这门课上表现特别突出。教师能做的,主要是调动阅读热情,再略为引点方向。若学生没兴趣,即便老师你终日口吐莲花,也是不管用的。十年前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小说欣赏》(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我在“前言”中称:“除了母语教学、人文内涵、艺术技巧等,我们更关注‘阅读快感’——读小说,如果味同嚼蜡,那将是极大的失败。”其实,不仅是选修课,语文课本都得考虑学生的阅读趣味。记得小时候新学期开学,最期待的就是领到语文课本,然后抢先阅读,半懂不懂,但非常愉快。


     说到语文学习的乐趣,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阅读快感:一是诉诸直觉,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是含英咀华,来得迟,去得也迟。“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二者并不截然对立。我只是强调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发现的目光”。发现什么?发现表面上平淡无奇的字里行间所蕴涵着的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而这种“发现”的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长期的训练与培育。这方面,任课教师的“精彩演出”与“因势利导”,都很重要。


     在拙作《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的“开场白”中,我提及大物理学家费恩曼如何精心准备,投入极大热情,把物理学讲得出神入化,让人着迷,当时借用《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里的一段话:“对费恩曼来讲,演讲大厅是一个剧院,演讲就是一次表演,既要负责情节和形象,又要负责场面和烟火。不论听众是什么样的人,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他的同事也好、普通民众也好,他都真正能做到谈吐自如。”不一定是学术大师,任何一个好老师,每堂课都是一次精心准备的演出,既充满激情,又不可重复。


     如承认讲课是一门艺术,课堂即舞台,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状态。去年我在《文汇报》发文章,承认慕课(MOOC,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在普及教育、传播知识方面的巨大优势,同时又称:从事文学教育多年,深知“面对面”的重要性。打个比喻,这更像是在干“农活儿”,得看天时地利人和,很难“多快好省”。这“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的妙喻,不是我的发明,其实来自叶圣陶、吕叔湘二位老前辈。我特别担心慕课风行的结果,使得第一线的语文教师偷懒或丧失信心,自觉地降格为某名校名师的助教。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时刻与之交流与对话,这课才能讲好。只顾摆弄精美的PPT,视在场的学生为“无物”,这不是成功的教学,也不是称职的教师。


    4、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


    关于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的文学教育,我说过两句话:一是请读无用之书,二是中文系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现在看来,有必要增加第三句,那就是:语文学习与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先说第一句,那是答记者问时说的。我谈到提倡读书的三个维度,其中包括“多读无用之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中国人的阅读,过于讲求“立竿见影”了。在校期间,按照课程规定阅读;出了校门,根据工作需要看书。与考试或就业无关的书籍,一概斥为“无用”,最典型的莫过于搁置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等。而在我看来,所谓“精英式的阅读”,正是指这些一时没有实际用途,但对养成人生经验、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有意义的作品。


     第二句则是在北大中文系2012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当然,念博士,走专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


     这就说到了第三句。引述章太炎“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似乎有点高攀;那就退一步,说说普通大学生的学习状态。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中学毕业生,通过高考的选拔,走到一起来了;可实际上,他们的学习能力及生活经验千差万别。一般来说,大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学业水平高,眼界也开阔,乡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第一年明显学得很吃力,第二年挺住,第三、四年就能渐入佳境——其智力及潜能若得到很好的激发,日后的发展往往更令人期待。如果读的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其对于生活的领悟,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对于幸福与苦难的深切体会,将成为学习的重要助力。


    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多难兴邦,逆境励志,家境贫寒或从小地方走出来的大学生,完全不必自卑。


    5、大学生一定要学会表达。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


     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单讲认真读书不够,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这里的表达,包括书面与口头。几年前,我写《训练、才情与舞台》,谈及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倾听与提问,其中有这么几句:“作为学者,除沉潜把玩、著书立说外,还得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听众阐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


     中国大学没有开设演讲课程,很多学者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具体的论述容或不准确,但强调口头表达的重要性,我想八九不离十。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大学生在一起开会,你明显感觉到大陆学生普遍有才气,但不太会说话——或表达不清,或离题发挥,或时间掌握不好。这与我们的课堂教学倾向于演讲而不是讨论有关。实行小班教学,落实导修课,要求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并记分数,若干年后,这一偏颇才有可能纠正过来。相对于其他课程来说,语文课最有可能先走一步。


     我博士刚毕业那阵子,曾被老先生夸奖“会写文章”。当初还觉得挺委屈的,因为,比起“思想深刻”或“功底扎实”来,这“会写文章”不算专业评价,更像是雕虫小技。教了30年书,逐渐体会此中甘苦。我终于明白,作为学者,会不会写文章,确实是个“事”——而且是不小的事。最近10年,我撰写了若干关于“现代中国述学文体”的论文,一半是学术史研究,一半则为了教学需要。不说成为大学者,即便只是完成博士或硕士论文,也都不是“动手动脚找东西”,或引进最新潮的理论,就能手到擒来的。


     在一个专业化时代,谈“读书”与“写作”,显得特别小儿科。或许正因此,当大学老师的大都不太愿意接触此类话题。既然没有翅膀,若想渡江,就得靠舟楫。不管小学中学大学,对于老师来说,给学生提供渡江的“舟楫”,乃天经地义——虽然境界及方法不同。在北京大学的专题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讲论会上,每当循例点评学生的论文时,我不仅挑毛病、补资料、谈理论,更设身处地帮他们想,这篇文章还可以怎么做。学生告诉我,这个时候他们最受益。


    说到底,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人文学科,就是培养擅长阅读、思考与表达的读书人。只讲“专业知识”不够,还必须“能说会写”——这标准其实不低,不信你试试看。


                                                                                                         文章转载自【文汇教育】



发表于 2016-1-20 19:48:5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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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2 03:24:1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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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3 15:40:2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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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3 18:15:57 | 显示全部楼层
语文教育研究所:让北大介入基础教育
2015-12-30

       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今年再次被评为优秀科研机构,这是语文所成立10年来三次被评优,三连冠,在北大200多个科研单位中是很突出的。北大社科部将展示优秀科研机构的成果。如下是有关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的部分。转帖于此,以感谢多年来支持语文所工作的各界朋友。

      2014年暑期的一天,北大图书馆南配楼。来自全国多省市的200多位中小学语文骨干教师济济一堂,聚精会神听温儒敏教授关于语文课改的报告,会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报告间歇,有来自四川的一位老教师问温教授:印象中北大都是做高端研究的,为何对基层的教育如此关心而且又那么了解?温教授答曰:基础教育直接关系国计民生,就是“高端”,北大当然应当介入。温教授还说,我们到边远地区和农村的学校听课调查,看到一线老师很辛苦,不容易,要给他们一些帮助。听课的学员很感动,都说来北大进修,真是不虚此行。

      从2009年开始,温儒敏领衔的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和继续教育部合作,承担教育部“国培”计划,专门培训中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参加过面授以及网络培训的教师来自全国,至今总数已达20多万人。北大“国培”不同于一般的培训办班,特别注意结合一线教学实际,尽可能解决一些问题;充分利用北大文科的教学资源,让学员开阔视野,制定职业发展规划,养成读书和研修的习惯,从根本上提升教学水平。北大“国培”发明了“工作坊”的方式,每位学员带着问题积极参与,事后组成各种各样以读书研讨为主的研修小组,也叫“取暖团”,使研修常态化。北大“国培”的模式得到一线老师的欢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媒体都有过专门报道。从2014年开始,语文所又和相关的专业培训机构合作,举办系列专题论坛,内容包括阅读教学、写作教学、高考语文研究、语文教师职业规划,等等,在全国中小学语文界产生极大影响。北大语文所已成为语文教育的一面旗帜,一个开放的平台,在相当程度上引领着全国中小学的语文教育改革。语文所蔡可研究员说:这正是北大语文所的“初衷”,当初成立语文所,目的就是 “为社会做事,为国家献策,让北大介入基础教育,对语文教育起到学术引领的作用”。



      如今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的“名气”很大,很多中学生都从教科书(语文所编写)上知道这个北大语文所的“大名”,也由此很实际地“接触”到北大,无形中拓展了北大的影响力。但人们未必知道,北大语文所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尝试从事教育实验的民间性机构,一无编制,二无国家经费,三无办公场所,至今只是个虚体。  2003年成立之初,条件极其艰苦,只从校友那里得到少量捐赠的活动经费,借中关园一间私人的书房充当办公室,只有一位兼职秘书,没有专职人员,聘请的研究人员全是兼职的学术“义工”。这些来自校内外的“义工”也不简单,很多是“大牌”教授和著名学者,包括蒋绍愚、陆俭明、钱理群、曹文轩、徐中玉、巢宗祺、王宁等,他们中很多都已经退休,心甘情愿来语文所助阵;经常参与研究所活动的十几位中青学者,包括孔庆东、蔡可、汪锋、程翔、张彬福,等等,几乎都是“自带干粮”来“干活”的。共同的教育理想让大家聚集到语文所这个“学术共同体”内,不计报酬,默默做事,回馈社会。

      语文所“成名”之后,也有某些商业机构主动联系,想利用语文所的资源“赚钱”。可是都被婉拒了。后来语文所举办一些论坛和研修活动,也大都是非赢利的。语文所不愿意卷进市场,希望能尽量减少干扰,相对超越一点,保持“民间”学术的特色与角度,更安静地做学问,做教育实验。这样的“角色”正是现在比较少而又必须有的。

      语文所用许多精力培训一线语文教师,这是很实际的工作,但和一般培训机构不同,语文所更看重长远目标,希望从“根部”做工作,切实推进语文教育改革。这“根部”的工作包括两方面,一是学术推进,二是人才培养。

      语文是综合性学科,社会关注度高,经常都被卷入舆论漩涡,不断遭受各种批评。其实语文学科也有自身的科学性要求,只不过基础性的研究不够,整个学科的学术支撑仍然比较薄弱。这些年北大语文所在语文教育的学术推进方面竭尽其力,从五各方面做了一些扎实的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

      一是围绕语文教育开展多种专题研究,这些研究都成形论文、调查报告或专著等,如《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一、二集)》、《语文课改百问》、《语文课程标准解读》,其中对高考语文改革的建言被《光明日报》写成内参上报教育部相关部门。温儒敏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刊发表的关于高考改革的系列文章,受到国家考试中心和一些省市相关机构的重视,部分建议被采纳,作为政策性规定。语文所近年连续对语文中考、高考试题的评析,都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对高考、中考命题科学化的提升起到作用。如下是语文所承担的研究课题。

高考语文命题研究
语言学与中学语文教学研究
高考作文研究
校本与网络教研结合研究
义务教育阶段4年级语文监测工具的开发研究
语文课程中的语言教育研究(国家语委项目)
语文教师培训模式研究
民国语文教育史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现代语文教科书与文学教育研究
教师远程培训绩效研究(教育部重点)

      二是实施课改的系列调查。语文所坚持做学问不尚空谈,注重调查研究。几年来实施9项关于语文课改及高考改革等方面的大型调查项目,包括语文教师现状、教学的状况及问题、课改选修课实施情况、学生阅读能力、教材编写状况等。这些调查都是由语文所在全国招标。调查成果已经成书《语文课改调查报告》出版,为语文课程改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三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从2007年到2010年,由温儒敏担任“课标”修订组召集人,联合课标组巢宗祺、王宁(他们也都是北大语文所兼职研究员)等众多专家,经过多项大面积的调查,以及数十次会议等形式的研讨,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项复杂的工作。2011年“标准”已作为国家的政策性文件由教育部正式颁布,凡是语文教学、评价考试以及课程改革,按规定都必须遵照该“标准”。

      四是教材的编写。这是语文教育的重要环节,也是影响巨大的基础性的工作,对学术性、科学性要求及高,语文所始终把教材编写作为科研工作重头戏来做。2003年前后,语文所动员了北大文科15位教授,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编写高中语文教科书(包括必修课与选修课,袁行霈主编,温儒敏执行主编)。这套教材的使用面占全国的70%。2012年初,教育部又聘任温儒敏为全国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的“统编”本的总主编,语文所理所当然也就参与这项非常复杂、艰难而又意义重大的工程。目前这套新教材正在编写中。

      五是大学语文。除了基础教育,大学语文的教育也纳入北大语文所的研究视野。多年来,语文组织编写多套新型的大学语文教材,包括被教育部指定推荐的《高等语文》(江苏教育版),以及《中国语文》(重庆版、北大版)、《大学语文读本》(西安交大版)、《中外文学导读》(外研社版),等等。其中《高等语文》的编写出版,曾引起关于大学语文困境与路向的广泛讨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都有过报道,推动了大学语文教学的改革。

      与科研并行而且互补的,是教学和人才培养。北大语文所虽然是虚体机构,但参与语文所活动的很多教授都在利用各自的学术优势,“跨学科”培养语文教育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语文所成立至今,已经指导完成语文教育方向的硕士论文4篇,博士论文4篇,还有1位博士后。语文教育已经成为北大中文学科一个富于特色的发展方向。

      北大语文所活跃了中文学科的教研氛围,给学科发展带有理论刺激和动力,形成许多新的课题,北大中文系的一些年轻教师也陆续参与到语文所的活动中来。汉语语言学专业的老师过去很少关注中小学语文,现在也有了兴趣,逐步介入。古代汉语的蒋绍愚、现代汉语的陆俭明、语言学的汪锋、古文献的漆永祥等老师,都参与中小学语文教师培训,有的就通过和一线语文教师的接触,发现了语言学的问题与新的研究课题。如汪锋就写出《语言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这样有学理建树又接“地气”的论文。蔡可副教授是研究现代文学的,通过到江西、四川的农村和城市中学“蹲点”,了解了语文课改之后的许多新问题,其课改调研报告及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论文、起草的数个“国培”政策文件,都受好评。

      北大语文所的发展影响了全国语文教育研究的格局。原先,我国语文基础教育研究包括语文教育研究大多由师范院校承当,如北京师范大学,就曾被公认为语文基础教育研究的“领头羊”,但这些年受学术生产管理体制的制约,加上学风浮泛,师范院校纷纷放弃或者忽略师范特色而转为向综合大学发展,基础教育研究成为“小儿科”,不再受重视。而北大语文所却“逆势而上”,致力于基础教育研究,在这方面“渐入佳境”,实力逐渐增强,影响也逐步扩大。如“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全国语文统编教材的编写,这样一些重大的委托项目,都有北大语文所参与;教育部在全国推动“国培”计划,北大是语文领域唯一入选这项工程的综合性大学;在“高难度”的高考改革项目中,北大语文所也参与了某些“顶层设计”。北大语文所已经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语文教育科研机构之一,在语文教育界起到引领作用。紧随北大语文所之后,全国已有十多所师范大学陆续成立语文教育研究所(中心),语文教育研究重新得到重视。

      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的工作成绩表明,人文学科可以也应该和应用学科一样,适当参与中国的社会改革,特别是要关注那些以往学术界较少关注而社会影响面极大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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