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不同的理由,依据不同的理论传统。这是2015年西方思想界的一个新动向。 年初,左翼政治哲学家沃尔泽在《异议》杂志发表《伊斯兰主义与左派》,批评左翼知识分子漠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暴虐现象,采取无批判的同情态度,放弃了自己理应坚持的启蒙主义传统及其基本价值。在沃尔泽看来,这背后的一个原因是左派格外害怕被指责为患有“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这是右派的标志。 “伊斯兰恐惧症是宗教不宽容甚至仇恨的一种形态”,这当然是错误的。它混淆伊斯兰宗教与其极端主义和狂热分子之间的区别,是误解和歪曲当代穆斯林的一种固执偏见病症。然而,避免偏见的良好愿望并不能成为回避正当批评的理由。否则,“伊斯兰恐惧症”就成为一个借口,只要一触碰伊斯兰问题就会被谴责为种族主义。但我们可以做出“完全正当的批评,不只对伊斯兰狂热分子,而且也可以对伊斯兰教本身——就如同对于任何宗教一样”。而大多数左派陷入了“对伊斯兰恐惧症的恐惧”。沃尔泽的文章引发了丰富的辩论,《洞察力》(Fathom)杂志还为此组织了专题讨论。 几个月之后,更为激进的左翼明星知识分子齐泽克发出了更为激进的声音:扔掉这样一种禁忌——“任何对伊斯兰右派的批判都是‘伊斯兰恐惧症’的证据”,他坦言“受够了许多西方自由左派担心被认作犯有伊斯兰恐惧症的那种病态恐惧”,这是道德受虐狂的表现。这篇发表在“In These Times”网站的文章,题为《作为巴黎袭击的后果,左派必须皈依其激进的西方根基》,从中可以听到齐泽克几乎咆哮般的打破“禁忌”的呼吁。他不仅不怕被视为“伊斯兰恐惧症”患者,而且不怕涉嫌“欧洲中心主义”。如果移民的文化与西欧的人权和平等价值观念相抵触,就不能过于放任宽容,要受到最低限度的规范与规则的约束,包括“宗教自由、保护面对群体压力的个人自由、女性权利等等”。只有在这些限制下,才能坚持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宽容。他也不怕被误解为“文化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因为将“欧洲解放的遗产”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错误的禁忌。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与地方宗教、文化和传统的多样性情投意合,“文化多元性的面具是靠实际上的全球资本的普遍主义来维系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西方文化价值(包括平等主义、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和福利国家,等等),“经由批判性的阐释,恰恰能够用作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武器”。齐泽克近来的一系列言论在左翼阵营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会改变以往左翼政治的某些取向吗,或者会被当作“叛教者”驱逐? 奥巴马的政治遗产 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尚未结束,从年初开始对其政治遗产的讨论就陆续不绝。《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在1月隆重推出“奥巴马历史项目”,其网络版发布了五十三位历史学家对“奥巴马的历史遗产”问卷调查的全部回应,并以“封面故事”在纸质版中分八个专题摘录了部分调查内容。“二十年之后人们将如何看待奥巴马及其行政当局?”回应者包括一批美国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个别其他领域的学者。 奥巴马是第一位入主白宫的黑人总统,几乎所有回应者都注意到这一事实的历史意义与象征意义。学者一致认为“奥巴马医保”的胜利将被铭记;也有很多人预言美国经济的复苏在未来会获得更高的评价;在他执政时期,美国未出现大规模战争和恐怖袭击,这获得了不少肯定,但为此采取的安全监控措施以及在国外使用无人机轰炸的决策也招致许多非议。自由派学者大多赞赏奥巴马任期内美国更接近“彩虹国家”的理想(推进种族多元与文化多元的融合发展、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但对社会经济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感到担忧。部分保守派的学者严厉批评奥巴马强化行政权力的倾向。外交方面引起的分歧较为严重。伊朗核问题谈判的进展、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获得了许多肯定,但美国的中东战略以及对中国的政策则受到一些负面评价。多数学者承认,奥巴马是言辞卓越而极富感染力的政治人物,但也都看到他竞选时期展现的理想主义气质已经褪色,在执政后转向了实用主义,使许多年轻选民感到最初的期望被辜负。奥巴马以承诺“改变”开启他的总统生涯,但最终他达成的只是在延续中修复,而不是转折性的变革。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在9、10月号刊出“奥巴马的世界”专辑,包括九篇文章,从国际战略的多个方面总结评估奥巴马的遗产。在美国思想界的辩论中,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常常被保守派或“鹰派”人士指责为“软弱”、“退却主义”或者走向了新孤立主义,这正在导致“全球失序”,也终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针对这种流行的批判,杂志主编罗斯(Gideon Rose)做出了回应。在题为《奥巴马做对了什么:保持冷静并继续自由秩序》一文中,他对奥巴马的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