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及其意义

管季超0712

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及其意义

蔡方鹿

一

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与陆九渊兄弟之间的思想分歧而“会归于一”，邀请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等到信州铅山鹅湖寺相会，讨论学术问题，就“为学之方”等展开辩论，史称“鹅湖之会”。朱陆双方的分歧主要表现在，朱熹侧重于“道问学”，先博后约，通过泛观博览反归之约来认识天理，陆氏以之为“支离”；陆九渊主张“尊德性”，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忽视知识积累，以求顿悟，直指人心，朱氏认为“太简”。如此双方形成治学方法之争。

鹅湖之会距今834年，时间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的五月底至六月上旬约十余日。　　

参加的人物主要有：朱熹（1130－1200），时年46岁；陆九龄（1132－1180），时年44

岁；陆九渊（1139－1192），时年37岁；吕祖谦（1137－1181），时年39岁。

鹅湖之会的地点是位于闽赣官道旁的铅山鹅湖寺。淳熙二年（1175）四月初，吕祖谦由浙江金华往福建，与朱熹相聚于寒泉精舍。二人研读周敦颐、程氏兄弟及张载之书，相聚四十余日，取周、程、张之书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的内容，共编《近思录》一书。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

　　 五月十六日，朱熹师友一行送吕祖谦往鹅湖。五月底到。陆九渊与其兄陆九龄也应吕祖谦的约请，来鹅湖与朱熹相会。此即为中国哲学史上有名的朱陆鹅湖之会。

朱陆理学思想之间的矛盾是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展开的,而焦点集中在是否以心为宇宙本体。朱熹以心与理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理是本体,心不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陆九渊则以心与理为一, 心为宇宙本体，以心统贯主体与客体。朱熹认为理是产生万物根源,心具众理而应万物,故主张即事穷理,通过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的积累,最终达到豁然贯通，掌握天理；陆九渊则认为心涵万物,心即众理而成宇宙,故主张先立乎大，掌握宇宙最高法则，主张离事自悟，内求于心。朱熹认为理在物（气）中,一理散为万殊,物物各具其理,而主张即事即物，穷究其理,注重讲学读书,泛观博览；陆九渊则认为理在吾心,吾心即理,吾心即是宇宙,良知良心所固有,故主张发明本心,注重反身而求的“养心”,反对一味讲学读书,认为讲学是向外驰骛,戕害本心,流于支离,只有存心养心的内心自我悟求,才能见心明理,达于易简。陆九渊批评朱熹说: “最大害事，名为讲学，其实乃物欲之大者。所谓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质之懿者，乃使之困心疲力，而小人乃以济恶行私。……然近来讲学，大率病此。”（《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月版，第67页，卷五，《与徐子宜（一）》）认为读书讲学为病，而主张内求本心。针对朱熹理学的讲学读书，泛观博览,陆九渊提出自己心学的简易工夫：“《易》赞乾坤之简易,曰:‘易知易从,有亲有功,可久可大。’然则学无二事，无二道，根本苟立,保养不替，自然日新。所谓可久可大者,不出简易而已。”（《陆九渊集》第64页，卷五，《与高应朝》）强调简易，认为讲学不过获得闻见之知，而于求本心则有害。他说：“大抵学者各倚其资质闻见，病状虽复多端，要为戕贼其本心，则一而已。”（同上注，第64－65页）以求人之本心为最高原则，其工夫是简易；批评读书讲学是舍本求末，是支离。可见，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彼此不合。形成理学思潮中的两大派。

为了调和朱陆之间的矛盾，当时与朱熹、张栻齐名，同为“东南三贤”或“乾淳三先生”的理学中浙东婺学学派代表吕祖谦出面约请朱熹和陆九渊兄弟到鹅湖寺进行会讲,希望通过讨论争辩,达到朱陆两家思想的统一,即“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陆九渊集》第491页，卷三十六，《年谱》）。吕祖谦与朱子友情深厚，又是陆九渊考进士时的考官，与朱陆两人的关系都不错。故借机约请陆氏兄弟在鹅湖寺与朱熹相会讲学，希望能够调和双方。

但是在鹅湖之会上，朱陆双方各持己见，并赋诗明志。首先，陆九渊之兄陆九龄将自己的诗作《鹅湖示同志》进行诵读:“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蓁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陆九渊集》第427页，卷三十四，《语录上》）指出古圣人相传之道心，即是人从孩提之时就具有的良善之本心。强调发明本心,尊我德性,确立自我主体是根本；如果忽视这个基础,而把精力放在古人的传注之学上,就会荆棘丛生阻塞正道；刻意追求精微反转被隐没，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虽然朱熹和陆氏均反对汉唐传注之学而提倡义理，但朱熹对陆氏的心学倾向表示不满。所以当陆九龄此诗只读到第四句时，朱熹就对吕祖谦说：子寿（陆九龄）早已上了子静（陆九渊）船了。接着朱熹就和陆九龄展开辩论。但陆九渊却插话说：“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诗”。于是陆九渊就把自己和陆九龄的诗读了出来：“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陆九渊集》第301页，卷二十五，《鹅湖和教授兄韵》）以为人见墓墟则兴哀心，见宗庙则起敬心，皆出自然,若欲下学上达，须发明此心即本心方是正途。尽管涓流可以汇成大江，小块的石头可以垒成泰山和华山那样高。但如果把注意力放在点滴积累而忽视立乎其大，就会沉溺于支离事业而与世沉浮,不免于伪。显然认为他自己的发明本心是博大悠久的易简功夫,而讥讽朱熹的即物穷理为终究沉沦的支离事业，是伪学。这说明他认为朱熹的“支离”，不仅在于方法上的繁复，而且在于没有找到道德价值的真正渊源——人之本心。陆氏兄弟的这两首诗表现出朱熹理学与陆氏心学的两个基本矛盾：陆氏主“心即理”，强调吾心千古不磨，这与朱熹所主“性即理”、理一分殊的思想相矛盾,以及发明本心与即物穷理的矛盾。

二陆主张“易简工夫”，是以确认先天心性为前提的。其所谓“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和“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的诗句，都是表明先确立“心”本体，以心为一切道德价值根源的观点，主张由“明心”而扩展到读书问学。二陆把“心”当作人生代代相传、永不磨灭的道德本体，认为千古圣人只是以心相传，不用传之文字，所以陆九渊更欲与朱熹相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陆九渊集》第491页，卷三十六，《年谱》）。陆九渊认为尧舜之前无书可读却人人知礼教，如今的我们书籍无数，前人成果汗牛充栋，却个个人欲横流，愚昧无知，心性修养不过关看再多的书又如何？由此他认为书是次心才是主，所以他认为书当读但应用心去读，书贵精而不贵泛，重自我领悟而轻注解。这种对心的重视的思想到明代被王阳明发扬光大，世称阳明心学，亦明显表示反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读书穷理，而主张致心之良知。尽管这次鹅湖之会朱陆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使双方的分歧更加明白，更加了解对方的观点。

三年后，朱子乃和陆九龄诗云：“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85页，卷四，《鹅湖寺和陆子寿》）认为新知从旧学中来，旧学新知一贯相承。从诗中可以看出，朱熹主张读书穷理可以培养新知，他担心只讲“发明本心”，会使人否认人的存在及社会历史，从而陷入虚无的状态。批评陆学“脱略文字，直趋本根”（《朱熹集》第2291页，卷四十七，《答吕子约（十五）》）的立言不依据文字的为学方法，强调圣人之道存于经典、孔孟之籍，虽然天理与文字相比，更为重要，但离开了文字，道也不能自传。朱熹说：

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须，人言相发，皆不可以一日而废焉者也。盖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则其大伦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万世，则其精微曲折之际，非托于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朱熹集》第4066页，卷七十八，《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

朱熹此文作于淳熙三年（1176）六月，是在鹅湖之会后朱熹对陆氏观点的回应。他批评了陆氏心学不立文字，专求本心的治学倾向。指出陆氏心学之本体乃不依文字而立，这种“先立乎其大”的原则忽视了平时的即物而穷其理的工夫，最终无所得。朱熹云：“自伏羲以降，列圣继作，至于孔子，然后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备。天下后世之人自非生知之圣，则必由是以穷其理，然后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终之，固未有饱食安坐、无所猷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同上注）既然天下后世之人并非生而知之的圣人，就须学而知之，通过后天的学习而穷其理，致知力行以终之，而有所得。如果陷于陆氏的简易工夫，整天饱食静坐、无所事之，是不可能有所知、有所得的。朱熹主张“读书求道之不可已而尽心”（同上注，第4067页），通过读书求道来尽心，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求道，而把尽心建立在读书求道的基础上，这恰可以看作朱熹对鹅湖之会上二陆所主张的心本体思想，以及陆九渊提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这一问题的回应。说明鹅湖之会及会后，朱陆双方都已开始意识到，在工夫问题背后，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关于本体问题的分歧，工夫论与本体论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二

朱陆鹅湖之会的意义表现在，通过理学思潮内部闽学和江西学两大派的辩论，使双方的思想分歧和学派特点得以显露，这是宋代理学思潮中不同流派的同中之异，异中有同。在深入讨论理学之不同学术观点问题及与其他学术派别的相互论辩中促进了理学和宋代学术的发展。这在理学和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鹅湖之会时，陆九渊用诗将自己观点与朱熹思想的区别表达出来：“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陆九渊集》第427页，卷三十四，《语录上》）朱熹闻诗变色，对陆九渊把陆学的发明本心称之为易简工夫而悠久远大，把朱学的格物穷理视为支离事业而浮沉于世这种概括表示不满。据参加鹅湖之会的朱亨道称：“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陆九渊集》第491页，卷三十六，《年谱》)这基本上把朱陆双方在“教人”之法即治学方法上的分歧表达出来，但朱亨道对陆学的流弊却有所回护。因为陆九渊教人发明人之本心，却并未教人博览，教人博览不是陆学的特点。尽管鹅湖之会后，陆九渊受朱熹批评的影响，其废弃读书讲论的立场已有所松动，但也未曾提出教人博览。故通过鹅湖之会表现出来的朱陆治学方法上的分歧，不仅没有“会归于一”，反而使朱学重读书穷理，博而后约的治学方法与陆学重发明本心，轻视读书积累知识，不讲格物穷理，崇尚心悟的方法论之间的分歧更为明显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对于通过双方论辩而促进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朱熹对陆学的简易工夫提出批评。《语类》载：“问：‘欲求大本以总括天下万事。’曰：‘江西便有这个议论。须是穷得理多，然后有贯通处。今理会得一分，便得一分受用；理会得二分，便得二分受用。若一以贯之，尽未在。陆子静要尽扫去，从简易。某尝说，且如

做饭：也须趁柴理会米，无道理合下便要简易。’”（《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3月版，第2784页，卷一百一十五)认为陆学以求本心来囊括天下万事的思想，扫去一切穷理之事，这种简易工夫不可能得到对理的认识。可见陆学的简易工夫与其“求大本”的心本论思想相联系，其本体论与方法论是相互沟通的。由此朱熹批评陆学谈空说妙，崇尚心悟，“不肯就实”的治学方法，指出陆学对于圣贤精义皆不暇深考，而乐于简易，以“悟”之一字惑人，最终不可入尧舜之道。而主张教人专以主敬、穷理为主。朱熹对陆九渊简易工夫的批评，正是他对鹅湖之会陆氏观点的进一步清算。

　　朱陆之争起于鹅湖之会，因鹅湖之会而使两家分歧公开化。鹅湖之会上朱陆的分歧表现为所谓“尊德性”还是“道问学”的区别，这看来是个为学方法的问题，实际上它涉及到朱陆双方在本体论、心性论和认识论等方面存在着基本的思想差异。黄宗羲对朱陆双方的分歧评述说：

　　    先生（指陆九渊）之学，以尊德性为宗，谓“先立乎其大，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夺。夫苟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同时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谓“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从事于覃思，是师心之用也”。两家之意见既不同……于是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考二先生之生平自治，先生之尊德性，何尝不加功于学古笃行；紫阳之道问学，何尝不致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学者之入门各有先后。曰“此其所以异耳”。……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无有背于圣人。矧夫晚年又志同道合乎？。（《宋元学案》卷五十八，《象山学案》）

他指出，所谓“尊德性”与“道问学”，只是理学教人入门先后之不同，朱陆只是各有所侧重，而不忽视对方。不能把二者截然分开。认为朱陆在各自强调一面的同时，又兼顾另一面，所以不能把朱陆之间的分歧过分夸大。指出朱陆“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都以孔孟思想为宗，发挥新儒家的心性义理之学。即使双方意见有所不同，也不过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并无违背圣人之教，况且晚年朱陆又归于志同道合。把朱陆双方思想的差异和相同之处作了表述。

通过朱陆鹅湖之会而表现出来的学术纷争来探讨理学内部两大流派的相同相异之处，是一个有意义值得探讨的课题。对把握理学的发展演变的趋势和脉络有重要价值。

从宋明理学思潮发展演变的脉络看，心学是对道学的补充。如果说，程朱道学产生的原因是为了批佛老，重振儒家伦理，把代表儒家伦理的理(或道)作为宇宙本体和最高原则的话，那么，陆王心学产生的原因则在于“正人心”，以解决理学确立和流行后，人们不按天理办事，使“道问学”脱离“尊德性”而流于形式的问题。于是陆王心学着重从主体上寻求思想理论(义理)的来源和根据，以心为最高原则，打破超越主体之上的“天理论”一统学术界的局面。正因为陆王从主体上寻求思想理论的来源和根据，故对读书讲论不甚重视，忽视知识，内求于心。这与朱学重知识积累，主张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的治学方法迥异。方法论上的认识差异源于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思想分歧，最终在于是否承认心的本原地位。陆王以心为本，不盲从旧权威，把儒家经典和儒家圣贤的权威置于心的最高权威之下；朱熹以天理为本，否定心的本原地位，以等同于天理的圣人之道为最高权威，而圣人之道载于经典之中，故重视道、圣人、经典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以心认识天理为主要目的，心只是认识论范畴，而不是本体范畴。这是朱熹与陆王之学的原则区别。由于有了这个区别，形成了朱熹与陆王心学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思想差异。探讨这些差异，弄清朱熹与陆王心学的异同，及各自思想的特点，对于客观地把握朱熹在宋明理学史上的地位，及朱学与心学分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1、朱陆之同。以天理为本，这是朱陆双方的共同之处，区别只是在是否另以心为本。陆九渊在以心为本的同时，仍坚持理充塞宇宙，为万物之本的思想，只不过把心、理合一，主体与本体融为一体。就其与心同一的理为宇宙之本体而言，陆九渊“充塞宇宙，无非此理”(《陆九渊集》第423页，卷三十四，《语录上》)的思想与朱熹的天理论存在着相同之处。

    在义利之辨上，朱陆也具有相同的理学价值观。以此朱陆均与功利学派相异。朱熹在义利观上强调“学无浅深，并要辨义利”，提出以义制利、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在这个问题上，陆九渊亦提倡重义轻利的价值观，通过反佛，否定私利。指出：“某尝以义利二字判儒释，又曰公私，其实即义利也。”(《陆九渊集》第17页，卷二，《与王顺伯（一）》)淳熙八年（1181）春二月，陆九渊访朱熹于南康。朱熹亲率同僚诸生迎接，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席。于是陆九渊乃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提出“以义利判君子小人”。朱熹听后备加赞扬，诸生也有听得流涕感动者。朱熹当场离席言日：“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陆九渊集》第492页，卷三十六，《年谱》)这表明朱陆虽学术有异，但在义利之辨上却具有相同的价值观。

    2、朱陆之异。陆氏心学虽以天理充塞宇宙，为万物存在的根据，但又提出“心即理”的命题，以心为宇宙本体，这是与朱学的最大差异所在。如果混淆这个区别，即是抹煞了理学史上陆学与朱学的划分，亦与思想史的事实不符。朱陆之间的其他差别，往往与此差异相关。如果说，朱熹在解决本体理与主体心之间的关系时，主要把心作为一个认识论范畴，强调理本体超越主体的性质，心能够认识与反映理，但却不是与理等同的宇宙本体的话，那么，陆九渊则是强调本体理与主体心的合而为一，主体即本体，心是宇宙本原，理具有主观精神的性质，而不是独立于心之外的客观精神实体。这即是陆九渊“心即理”命题的涵义，也是他与朱熹思想的区别所在。他说：“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陆九渊集》第4－5页，卷一，《与曾宅之》)认为心理归一，不容有二。并指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第273页，卷二十二，《杂说》)这种心学宇宙观与朱熹只以理(道、太极)为宇宙本体，明确反对以心为宇宙本体的思想大异，成为陆学与朱学之间相互区别的原则界限。

    与此有关，陆氏心学只承认有一个心的世界，不重视形而上下之分，不讲体用之别，专就心上说，故其哲学体系中没有气的地位。这与朱熹以气为构物材料的理本气末思想有异，并遭到朱熹的批评：“陆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把许多粗恶底气都把做心之妙理。”(《朱子语类》第2977页，卷一百二十四)虽然陆九渊讲“心即理”，但朱熹认为其理与气无别，理不成其为理，所以“心即理”的结果是心不合于理，流入佛教心理分离的弊病。他说：“儒释之异，正为吾以心与理为一，而彼以心与理为二耳。然近世一种学问，虽说心与理一，而不察乎气禀物欲之私，故其发亦不合理，却与释氏同病。”(《朱熹集》第2873页，卷五十六，《答郑子上（十四）》)指出陆学虽讲心与理一，但不讲气，把气当作了理，最终其心与理不合。可见是否讲气，是朱陆哲学的重要区别。

    朱陆之争由朱陆之异所引起，双方的鹅湖治学方法之争辩在学术文化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当时学术思想的发展，使得双方的观点进一步明确，各自在考虑对方批评的基础上，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思想，由此促进了理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