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形象之“中国式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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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形象之“中国式嫁接”

张丽钧

　  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文章，在选入课本时被编者们做了一番令人大跌眼镜的改动。

　　在安徒生的童话《丑小鸭》中，作者写鸭妈妈孵“丑小鸭”都孵得“不耐烦”了，她看着这个“丑陋的大个子”，觉得他“不正常”;当他的兄弟姐妹们都对他喊“让猫抓走你吧，你这个丑八怪”的时候，鸭妈妈终于下决心驱逐他了，她说:“你最好走得远远的吧!”显然，在大师的笔下，鸭妈妈并不是一个死心塌地地爱着自己孵出的这个“异类”的伟大母亲。而我们的教材根本无视原作对鸭妈妈这一角色的定位，一厢情愿地改写成了“丑小鸭来到世界上，除了鸭妈妈疼爱他，谁都欺负他……丑小鸭感到非常孤单，就钻出篱笆，离开了家。”

　　欧·亨利的小说《二十年以后》，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吉米和鲍勃是一对好朋友，年轻的时候，他们曾做过一个“几近荒唐”的约定——二十年之后，两个有着不同人生理想的人重新回到他们分手的地方。结果，两人都如约前来。此时的吉米成了一名巡警，而鲍勃成了一名罪犯。夜色中，吉米借着鲍勃点烟时的微弱火光认出了那张“通缉犯的脸”，却又因“不便亲自动手”，暂时离开了现场，接着便派一名便衣警察前来将鲍勃捉拿归案。作者借便衣警察的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二十年)可以把一个好人变成坏人。”在原文中，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描写吉米巡查街道时的盛气凌人、趾高气扬。面对冒着生命危险辗转从西部来到纽约赴约且死心认定了朋友“最最忠诚、最最可靠”的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吉米的心没有被打动，职业的冷酷战胜了内心的怜恤，他不动声色地拿下了这个通缉犯。然而，这篇文章被选入《语文》课本时，编者一厢情愿地去掉了作者笔下那些有损巡警光辉形象的笔墨，将原文中的“不便亲自动手”毅然改成了“不忍亲自动手”，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编者将那句“(二十年)可以把一个好人变成坏人”不假思索地贴到了鲍勃一个人的脸上。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按照“警察抓坏蛋”的模式来处理这篇课文，只有一个叫熊芳芳的老师不甘心这样的讲解，她将欧·亨利的原作搬到了课堂上，她跟孩子们这样说:“欧·亨利怀着悲悯的心，同情着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失丧的人’。两个人都是在人世间奔走的时候一不小心跑丢了一些东西的孩子。就好像你跑丢了帽子，而我跑丢了鞋子;吉米丢掉的是一颗纯真本色的心，他的心不再柔软，而鲍勃丢掉的是一些道德标准和美善的原则。”

　　“无知者无畏”，这句话简直就像是为那些自作聪明的教材改编者们预备的。他们无力、无能、无心走进文学大师的内心世界，却敢于举起刀斧，恣意斫斩大师的作品。他们几近跋扈地抛弃了人的复杂性，将作者笔下血肉丰满的形象风干成一句大而无当的口号。为了捍卫“母亲”这一高大形象，就盲目提升鸭妈妈的思想境界，让她成为一个爱心无限、境界超拔的伟大母亲;为了捍卫“警察”这一光辉形象，就“好心”删除了原作中有关他抖威风、耍警棍的描写。我们教材的改编者们似乎总企图在孩子心中刻下这样一句警示语:这个世界，非黑即白，中间的“灰色地带”根本不存在。

　　长期以来，我们都太过迷恋“脸谱式人物”了。“脸谱式人物”的大行其道，小而言之，是“思维惰性”的罪证;大而言之，是“强暴生活”的供词。而从小就被“脸谱式人物”浸染的孩子，思维品质会在不知不觉中钝化、异化、蜕化。孩子在建立其价值体系的过程中，不幸以一些高度扭曲的人物形象做人生参照，他们在懵懂的“坚信”之后，会报复性地“怀疑”，而“怀疑”的结果，很可能是让他们丧失理性地连洗澡水带孩子一同泼将出去。

　　安徒生、欧·亨利们，为人类栽种了那么多美丽的树，幸运的人们，只需老实地移来，即可安享福荫了;但我们偏偏不肯，不识闲的手，一定要费力不讨好地搞一次“嫁接”，似乎不这样做，就枉担了“编者”的大名。叶开博士尖锐地指出，我们的语文教育，“喂给了孩子太多的垃圾”。可悲的是，那些垃圾的制造者们，不知道自己呕心沥血制造的竟是垃圾。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