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醒民：我的“六不主义”和“三不政策”

管季超0712

李醒民：我的“六不主义”和“三不政策”  

             一、我为什么从来不“乱”发表论文？         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至今，在三十多年的学术研究历练中，我经过蹒跚学步、初入学门、暗中摸索、四顾迷茫、彷徨失措、歧路徘徊、潜心琢磨、逐渐憬悟、豁然开朗、胸中有数、水到渠成、不断开拓、深入堂奥、出神入化等百味杂陈的过程，步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学术胜景中自由徜徉，“从心所欲，不逾矩”。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鉴于国内学术界学风浇漓、学术失范、学人异化的混乱状况，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人生定位，我把自己多年的学术体验和人生感悟略加回顾、总结，并和盘托出。在“我的‘六不主义’”（《自由交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12页）一文中，我直言无隐提出“六不主义”即不当官浪虚名，不下海赚大钱，不开会耗时间，不结派费精力，不应景写文章，不出国混饭吃。在“不把不合理的‘规章’当回事”（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2卷（2000），第3期，第7~8页）一文中，我又直言谠议“三不政策”——不申请课题，不申请评奖，（在无“资格”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境况下）不招收硕士研究生——以此作为自己恪守的戒律。
        回首自己走过的道路，我敢于妄言问心无愧，兑现了以上承诺。我之所以能在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社会转型期，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学术的竞技场和思想的休憩园中自由地驰骋、诗意地栖居，全在于我有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六不主义”和“三不政策”。在这里，我还想回顾和总结一下我本人发表（以及撰写）学术论文（或文章）的“四不原则”或“四项基本原则”，愿与志同道合者分享，愿与有识之士交流，并欢迎学人不吝批评、指点迷津。
        一“不”曰：绝不趋时应景发表论文。或许是先天生性所致，或许是后天颖悟所得，我这个人有点强脾气或曰倔性格。诚如我在1968年的一首诗中所云：“生性殊倔强，羞学如磬腰。门寒志愈坚，身微气益豪。岂慕阳关道，惟钟独木桥。纵然坠激流，犹喜浪滔滔。”不用说，多年的风云变幻、浪起潮落，也使我深知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时髦无须赶，热闹切莫凑。尽管趋之若骛者能捞取学术之外的诸多实惠，但是趋时应景之作毕竟是短命的，甚至误人子弟、贻害社会。蜂屯蚁聚地追随大溜，大轰大嗡地出尽风头，既浪费自己的学术生命，说不定尘埃落定之后，还会被方家贻笑，被世人唾骂，落得个自取其辱的下场——何必如此自作自受呢。幸运的是，自从斗胆阑入学门，我“素来卓立不同流，兴至戏与强权牛”，未敢应际顺时舞文弄墨，从不随波逐流率尔操觚。因此，面对已经发表的数百篇论文，自觉对得起学术界，对得起自己的学术良心。
        二“不”曰：绝不轻易应约发表论文。随着研究的进展和学术水平的提高，我发表的论著在学术产生较大影响，于是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有时也主动约稿。在这种情况下，我从来没有有求必应，仓促成文，敷衍了事。对于自己不感兴趣，或者不在自己研究或关注范围的选题，我坦然谢绝。对于没有下工夫研究、胸无成竹的问题，我一概婉拒。对于在限定时间内估计无法完成的题目，决不贸然应允。正因为这样，我虽然不敢倡言所发表的论文篇篇都是鸿篇，所出版的专著本本都是巨帙，但是不管怎样，总是多少有新想法或新材料的，是经得起时间检验和历史考验的。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把我的处女作《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纳入“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哲学”书系，出版第三版（第一版和第二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83年11月和1984年6月出版），就是最好不过的明证。
        三“不”曰：绝不用金钱开路买发表权。我牢记著名（名副其实）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首先我没有钱付给自己作品的出版。……其次，即使我能设法弄来钱，我也不想付给它，因为我认为，从社会的观点看，迫使一本书以这种方式问世，不是正派的行为，我的工作是写书，而世界必须以正当的方式接受它。”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坚持不以金钱开道买出版权。为了践行自己这一信条，这十多年来，我一直未向本行内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和《科学、技术与辩证法》投稿。即使该杂志编辑向我约稿并声明不收费，我也没有应允，因为这样便把我置于与其他作者不平等的地位。我不能接受这种“特权”——不收我的钱而收不挣钱的研究生的发表费，我于心何忍？为此，自然会招致很大损失，甚至不得不吞下苦果：我的著作《论狭义相对论的创立》1984年9月完稿，1994年7月出版；《科学的革命》1985年3月完稿，1989年9月出版；《理性的沉思——论彭加勒的科学思想与哲学思想》1986年11月完稿，1992年10月出版；《理性的光华——哲人科学家奥斯特瓦尔德》1988年6月完稿，1993年12月出版。至今还有《独钓寒江雪》、《科学的历史和哲学》、《人与科学》已经写就或编就多年，还躺在书柜里睡大觉，一时无法面世。我不想惯出版商的坏毛病，我能耐下性子等待——迪昂说得好：“逻辑是永恒的，因为它能够忍耐。”况且，我的论著不是应景之作，绝不会沦为明日黄花。我始终相信，中国出版界并非全被惟利是图的出版商充斥，也有勇于承担历史使命和文化积累责任的出版家。
        四“不”曰：绝不在他人论文上署名。我向来是一个人独自研究自己感兴趣、自己认为有意义的问题，一向是一个人署名发表论文。我没有在别人的论文上署过名，也没有让熟人、朋友、学生搭我的便车。我一直认为，相互搭车或投桃报李式的伪署名是学术上不诚实的表现，甚至是一种欺骗行为，是贻害学术的。我从来没有在我的研究生的论文上署名，也没有网开一面，让他们在我的论文上署名。现在，许多导师无论是否参与研究和撰写，无一例外地在自己研究生的论文上署名，这似乎已成惯例或潜规则；有些研究生在答辩前难以完成所要求的发表论文数目，导师便“慷慨”地把研究生的名字署上，以保驾研究生过关。表面看来这是帮研究生的忙，而从长远看是祸害研究生：败坏他们的学风，使他们养成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的坏习惯。作为导师，我向做导师的人发出呼吁：没有实质性地参与研究生论文的研究或撰写过程，请不要在研究生的论文上署名，也不让研究生在自己的论文上署名。
        二、我为什么从来不申请课题？
        谁都知道，现在学术界的“生态环境”很不利于学术：僵化的量化考核制独霸一方，课题一票否决制和项目化生存风靡域中。你若没有从官方弄来课题或项目，你不仅无钱报销各种研究费用（包括给自己发工资——一些单位或部门研究人员的部分工资是从课题费支出的），而且每逢考核肯定不合格：轻则不给你晋级（不管你成果多大、水平多高，就是不准你实至名归），重则丢饭碗走人。相形之下，只要你能设法弄来课题，把钱打入本单位的账号，不仅可以住高档酒店、海吃海喝，而且还能以各种名目（奖励、提成、变相报销等）中饱私囊，更能顺利戴上教授、博导之类的桂冠，甚或或加官进禄，尽管你没有像样的学术成果，也没有够格的学术水准。
        既然能弄来课题“好处”多多，诱惑大大的有，可是自从1980年代初步入学界以来，在3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从未申请官方课题。也许有人会问：原因何在？
        其一，我的研究兴趣和关注问题与课题发布者的意图往往对不上号。我是从事纯粹学术性或“无用”的理论性研究的，对应用性问题缺乏兴趣，而现在的招标课题多数是要有“用处”的。即使剩下的理论课题，也与我的旨趣不大合拍，况且其中还有部分假问题。我研究的问题，既不属于庙堂话语的范畴，也不符合时髦热点的旋律，往往处于大溜之外，而且研究结果不时与传统观点和教条观念唱反调。这样不入时的研究题目，人家怎么会批准呢？所以，我只有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之处，“独钓寒江雪”了。
        其二，课题设定时限太短，我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结题。现在招标或申请的课题，有一年半载的，至多也不过三五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我根本无法完成一个有分量的研究。从我的学术经历看，除了某些枝节性的问题用时较少外，稍微像样的题目，两个三五年也不够。我研究批判学派超过25年；而科学文化、科学论研究贯穿在我的学术生涯的始终，至今还在继续；即使研究爱因斯坦思想这个比较单纯的问题，前后也断断续续持续将近20年，现在也不能说完全抛在脑后了。我觉得，作为学人，能固守一两个学科或领域，在一生能把一两个、两三个至多三五个问题弄清楚，就很不简单、很不容易了。为了申请课题，把自己的研究肢解得七零八落，或者只知道围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来转去，小打小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没有自己驻守的“根据地”，怎么能搞好学术研究呢？
        其三，不符合我的研究规律。我研究问题，有时单刀直入，有时齐头并进，有时深入堂奥，有时中途转向，忽紧忽慢，有张有弛，完全是按学术研究的规律进行，按我的思维逻辑和突发灵感行事。有人家的课题，就只能局限于人家设定的范围，按人家的章程和日程办事，不能越雷池一步，也没有时间和精力跨越界限或改换门庭——恩准者也不会恩赐你这样做。这样，自己就没有固有的专注领域、迷恋的兴趣焦点和长远的研究计划，更不可能跟随灵感的即时闪现迅速转移阵地，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其四，我既无能又无法填写申请表。现在的课题申请表，要求填写诸多内容，但是格式大同小异。一般都要说明预期成果和实施步骤：预期成果必须写得头头是道、纲举目张，实施步骤必须列得一板一眼、步线行针。总而言之，务必讲得既天花乱坠，又天衣无缝，以便打动审批人，收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之效。遗憾的是，我无能亦无法做到这一点。我研究一个学术问题，起初只有大致的范围、混沌的轮廓、模糊的观念，根本不晓得将来会取得何种成果，也不清楚何年何月会进展到何种地步。我只知道先收集资料，接着研读文献；经过多年基本备齐材料之后，再从头到尾通读并熟悉它们，反复思考，此时心里多少有点眉目，方才敢于操觚染翰；即使走到这一步，我只明白要写什么论题，大体写多少章，至于各章写多少节，每节写什么，还要等写到此处，看完素材才能大略确定。要求在着手研究之前就那样搭建空中楼阁，我没有这个能耐，更没有凭空吹嘘的本领。
        其五，我不愿意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填申请表就够费事的：得挖空心思、绞尽脑汁，还得投其所好、句斟字酌，不用说颇费精力，颇耗时间。填好后还得四处奔波，找推荐者写评语，跑行政部门签名盖章。若申请到手，总算多少有点安慰；申请不到，岂不是竹篮打水，白忙活一场。我哪有多余的时间供人浪费？我能眼看有限的生命被人损耗？干脆一刀两断，一了百了，不申请课题了。这样既省心，又能把宝贵的时间完全用到学术研究上，我何乐而不为？
        据知情人透露，为申请课题成功，五花八门的不正之风乘虚而入，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大行其道。有些申请者或申请单位事先打点恩准者，事后双方利益均沾，甚至不惜使出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我相信有良心的当事人会逐渐披露其中的黑幕）。这种肮脏勾当为正直者所不齿，我怎能昧着良心去干？
        遗憾的是，中国目前的研究经费，全部掌握在官方的基金会或政府部门手中，清一色的申请批准模式，让你毫无选择的余地。在这种境况下，我只好退避三舍，对申请课题“敬而远之”。不用说，这样与现行规章和体制不合辙的举动，名目繁多的实惠肯定是没有了，说不定还会遭到惩罚呢。对于“软的”实惠，我的应对措施很简单：“钟鼓馔玉可有无，浮名虚誉任去留。”对于“硬的”惩罚，我更不在乎，依然故我：“不把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当回事”，或者“把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当回事”。2008年教授定级，按我的学术贡献和学术水平以及资历，我最有条件晋升，也理应实至名归。但是，本单位以我没有课题为由，蛮横无理地剥夺我的参评资格。其实，我哪看得上二级教授（我申请的是一级，在申请表写有“没有一级，二级也将就”的戏词）？！我当机立断，提交一纸提前退休申请，弄得有关当权者十分意外和尴尬。这正应了我的一首“述怀”诗：“素来卓立不同流，兴至戏与强权牛。独善其身分内事，兼济天下岂敢丢。”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诸多科学理论，就是在体制外靠业余研究取得的。他深有体会地说：“如果一个人不必靠从事科学研究来维持生计，那么科学研究才是绝妙的工作。一个人用来维持生计的工作，应该是他确信有能力从事的工作。只有在我们不对其他人负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科学事业中找到乐趣。”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只有一心一意，沉酣其中，别无旁骛，不改其乐，才能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幸运的是，我有编辑一职谋生。更加值得庆幸的是，我在没有一个课题资助的情况下，还是出版了18本著作，发表了300余篇论文——没有官方课题反倒硕果累累，赢得读者口碑载道。而今，我还将我行我素，依照我1996年6月29日写下的座右铭行事：“哲学不是敲门砖和摇钱树，因此我鄙弃政治化的官样文章和商业化的文字包装。远离喧嚣的尘世，躲开浮躁的人海，拒绝时尚的诱惑，保持心灵的高度宁静和绝对自由，为哲学而哲学，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按自己的思维逻辑和突发灵感在观念世界里倘徉——这才是自由思想者诗意的栖居和孤独的美。”
       三、我为什么从来不申请评奖？
        现今的学界，你总得有几个“桂冠”戴在头上，其中奖项当然是首屈一指的了。有这样的“光环”闪耀，你欲谋职有岗位虚席以待，你要职称能顺利上榜，你想高升会一帆风顺。反正只要有奖项，就好像有护身符一样，一好百好，一通百通。反之，没有弄到一两个奖项，那就凄惨了——什么好处也没有你的份，甚至成为你的学术“污点”，处处受到上司或科研管理部门歧视，动辄被列入“另册”。此话说得也许有点言过其实，可也是绝对八九不离十。
        我致力于学术研究凡三十余年，前前后后出版18部著作，发表300多篇论文。窃以为质量很可以，水平满够格，赢得国内学人交口称许，国外学人引用评论。可是，我至今头上并没有什么桂冠和光环。我想原因倒十分简单：要获得奖项，请奖人首先必须向各种评奖组织（各种名堂的委员会、政府机构、学术部门和团体等）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表格，递交相关材料，然后才能参与评比，而我从来不向评奖委员会申请，向来也没有申请评奖的欲望和热情。
        我为什么不申请评奖呢？从外部讲，有这么几个缘由。
        一是手续啰唆。欲申请评奖，需要填相关表格，需要寄书刊和评审费（不收取费用者不多见），需要跑腿找名家和官员签名盖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时间对我来说相当宝贵，我哪有闲工夫干这些没有学术意义的琐碎事情。况且，八字还没一撇，先要掏腰包交钱。即使公家报销，我也不愿意如此做派（我一向就是这么做的）。用纳税人的血汗钱为自己请奖，我总觉得有些别扭。
        二是缺乏程序公正和评审公正。相当一些评奖组织或评审者与被评者合二而一：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或者是小圈子内的哥们投桃报李；或者是唯亲是视，关系第一，学术第二；或者是权威或官员事先授意，左右评审；或者早已内定，评奖只是走过场；或暗箱操作，蒙人耳目。申请这样的奖项，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三是无合理的评奖标准。没有合理的学术标准，怎么能评出公认的高水平的论著。或者表面看来有标准，而并不认真执行，岂非形同虚设。天知道，这样的评奖组织能评出什么好结果来。
        四是无权威性。有些评奖组织，毫无权威性——或是依托的单位没有学术资质，或是评审人没有学术水平。有些评奖组织根本不是出自学界，而是某些单位或团体为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或为某种眼前利益而刻意炒作，纠集一帮人，越俎代庖，狐假虎威。没有权威性的评奖组织焉能评出权威性的学术论著？
        五是不正之风侵袭到请奖和评奖之中。有笼络名人或官员，事先打招呼的；有动用各种关系，四处游说的；有请客送礼，拉拉扯扯的；有为争奖项，不择手段的；凡所应有，无所不有。这样令人作呕的做法，只能令我鄙而弃之。
        我为什么从来不申请评奖呢？内心的缘由才是最根本的缘由。这就是，我不愿意为此浪费时间，更不愿意为此扰乱我宁静的心绪。申请评奖的过程，是要耗费许多时间的。我心系学术，心在学术，不舍得为申请评奖无谓地耗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实则是耗费有限的生命。尤其是，由于学术研究是我的人生追求，是我的生命意义之所在，并成为我的生活形式或生命的存在方式，因此我的心境向来是淡泊宁静的，而申请评奖的过程有可能干扰我平素的恬适和快意。
        正是出于上述客观缘由和主观缘由，我一直把不申请评奖作为我的“三不政策”之一——其他两“不”是不申请课题，（在无“资格”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境况下）不招收硕士研究生。可以告慰自己良心的是，我始终恪守这一戒律，没有食言。
        有的读者看到这里，也许会犯嘀咕：你是得不到奖，才说这些大话的，分明是酸葡萄心理作怪。我要说：我自信我的论著是有学术水平和生命力的，我1983年出版的《激动人心的年代》，在26年之后能够出版第3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纳入《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哲学》丛书出版）就是明证。我才不管那葡萄是酸的还是甜的呢，更不会害“相思病”（朝思暮想得奖）和“红眼病”（眼红人家得奖）的。不过，我猜想，那葡萄肯定甜丝丝的——要不学人怎么会争先恐后、趋之若骛呢？不管怎样，我依然故我：我过去没有任何大小奖项的光环，至今亦不跂望获得官方什么桂冠，只要学人和读者有口碑就行了。我觉得，国奖部奖莫若学人的“心奖”（心服口服，交口称誉），金杯银杯不如学界的“心碑”（在心目中树立的纪念碑）。
        话说回来，现在的诸多评奖，都是急就章式的，立竿就想马上见影。专著出版或论文发表还不到一年半载，至多也不过三两年，就计入可以参与评奖的范围之内。没有经过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考验，你能识别哪些是名副其实的创新之作？学术垃圾或学术泡沫，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平庸的或水平一般的论著，也比较容易鉴别。但是，真正有学术水平、有独创性的成果，并不是当下就一目了然的，而需要数年、数十年乃至百年的大浪淘沙，方能“吹尽狂沙始到金”。心气浮躁，急功近利，能行吗？说实在的，在学术泡沫漫天飞、学术垃圾遍地堆的年代，要在熙熙攘攘的假冒伪劣和水货中挑出货真价实的东西也着实困难。何况许多评奖组织向来就没有一切从学术出发的旨趣、视野、水准和耐心——它们之所以大张旗鼓、大轰大嗡，闹得沸反盈天，无非是力图制造轰动效应，而不是默不作声地促进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作者注：本文是三篇短文合在一起的）
        （原载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33卷（2011）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