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功能与陷阱

管季超0712

语言的功能与陷阱   王 蒙

语言的功能与陷阱

语言的头几个功能大家都知道。一是表达的功能；二是交流的功能，是一种交际的手段；三是记忆的功能，历史最终是靠语言记载下来的（当然也有物质的负载，但文物如果没有语言，它就不能成为历史）。这些我都不讲了，我从第四个功能开始讲。
语言的第四个功能是它还有一种发展、构建、延伸、自我审视、自我检验和调整的功能。我杜撰了一个词，叫做“种树定律”。什么意思呢？语言是人造出来的，就好比人种了一棵树，这棵树自己会生长，它会遮蔽这个人，会帮助这个人，它也会自我检验，会有所调整。语言出现以后，有一种生长和变化的能动性，任何一个语言结构、任何一个思想命题本身都是可以组合和变化的。
周谷城老师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是北京一解放，他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这时候毛主席踌躇满志，告诉周谷城，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啊。这话说得对，你看革命失败了多少次，现在成功了。毛主席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一切反动派的规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是人民的规律。”我就一直研究这个问题，反动派那个好理解，但人民这个呢，我想如果我是语录的撰写者，我就会写：“斗争，胜利，再斗争，再胜利，直至彻底的胜利，这是人民的规律。”但其实人民一上来很难胜利，办不成事，往往是先失败，最后才是胜利。楚汉战争也是这样，项羽一直胜利，刘邦一直失败，但最后刘邦胜利了。毛泽东深有体会，就是无数次失败之后才是胜利。估计周谷城这时和毛主席的关系还比较亲近，说话比较随便，就说，可是成功也是失败之母啊。毛主席就问怎么讲，周谷城说成功的人容易骄傲，容易腐化，所以成功之后很可能带来失败。这时候周谷城觉出毛主席的神色“不甚愉悦”，赶紧又补充了一句：“主席例外！主席例外！”但毛主席还是认真地思索了一下，我想当时毛主席还是谦虚的，他大喝一声：“你讲得好！你讲得对！”所以我就想，“失败是成功之母”可以有多种组合。“失败是成功之母”，而周谷城的命题是“成功是失败之母”；还可以是“失败是失败之母”，一次失败，你不总结经验教训，下来就是更大的失败；“成功是成功之母”，这也有可能啊，小成功之后是大成功，积小胜成大胜。据说下棋是讲究“成功是成功之母”的，就是你每一步都占点小小的先。象棋里俩人拼一个子儿，本来你是后发，现在就变成了先发，一点儿一点儿，最后把对方完全控制住。还有一种可能，成功与成功、成功与失败、失败与失败，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谁也不是母，谁也不是子。所以语言的文字稍微调换一下，会产生出许多思想。
语言还会自我调整。如果我们研究中国的成语就会发现，有的成语在流通的过程中不断地变，以至于失去了原意。比如成语故事里“争先恐后”本来是指一个人患得患失，赶马车又争先又恐后，是说人私心杂念多、患得患失。可现在说争先恐后是指踊跃、积极向上。“焦头烂额”现在是形容一个人很忙碌。原来是说，有一家的柴火和烟囱挨得很近，因为烟囱太直，火苗又密，于是手底下的人就建议把柴火搬走，把烟囱修成弯的，让火星出不来，否则会有火灾的危险。后来这家真的闹了火灾，原来提建议的人没得到奖赏，救火的人反而得到了奖赏，因为救火的人焦头烂额了。可现在这个成语变成了忙碌的意思，是指日理万机或工作不好做。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我们平常说的“以讹传讹”实际上是语言的一种自我检验和自我调整。“以讹传讹”符合老百姓的心理需要、认识水平。这些成语的意思都没有原来的好，我刚才举的“争先恐后”和“焦头烂额”，原来的故事多么可爱、多么富有智慧，但后来变得很肤浅。
上世纪60年代，冰心老师曾在《北京晚报》上写文章，想纠正一些成语，她的文章影响很大。比如她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原诗不是这样，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比起“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对人生某种境遇的理解上没有老百姓理解得准确。当然作为诗还是山重水复好听。所以我就发现，语言在流通过程中常常会走样，这谁也没有办法。这也就是我说的“种树定律”，这树要怎么长，你不可能完全掌握它。
下面讲第五个功能，就是语言的审美功能。语言在各种审美功能中起一种解说和表达的作用。听音乐和说话是两回事。听音乐你觉得好听，说明你已经有很好的音乐欣赏水平了。但我们俗人总是要求你在听完音乐后能说出几句话来。说这段音乐它的主题讲的是命运，它的第二主题是对命运的挑战，进入第三乐章以后表达的是激烈的搏斗，又进入什么什么乐章后，表达的是喜悦，是人民的欢乐，等等。讲老实话，这种解说对于你欣赏音乐未必有多大好处，但是有了这种解说后，这音乐你就听得放心一点儿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听懂了，我明白了。
我们看一张画，原来画上画的是一棵白菜，没什么特别的。但现在给你一个解说，说这个线条如何、明暗如何、三维空间的表现如何，说这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是对人生的肯定，是对当时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一种反叛，表达了乐观，表达了青春的力量，表达了作者朴素的、高尚的人生理念，而又是大众化的、和白菜一样的、美好的情操。这样一来你也很放心，很高兴。
所以我说，用语言来解释其他审美功能，就好比用硬通货来换软通货。在没有得到语言以前，你对审美的感受是不可兑换的，但被语言解释以后，它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最喜欢有语言的解释。相对而言，外国人只要对语言有感觉就行。我在国外曾被邀请参加文学作品朗诵会，没有翻译，各念各的，西班牙文就念西班牙文，英文就念英文，印度尼西亚文就念印度尼西亚文，中文就念中文，韩文就念韩文，每人朗诵一段，但中国人就受不了。
世界上有许多事物是通过语言的描绘以后才给人一种美感的。比如我们对月亮的美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床前明月光”、“明月几时有”、“呼作白玉盘”、“碧海青天夜夜心”、“月光如水”。再比如“雨”，美好的感觉多来自“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帘外雨潺潺”、“红楼隔雨相望冷”、“山色空蒙雨亦奇”等等。
现在我要杜撰第二个定律——“修辞定律”。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就是一种修辞。有了修辞，文化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薛蟠最大的区别就在“修辞”上。贾宝玉能做很雅的诗，而薛蟠的诗呢，恶搞！阿Q最令人痛惜的就是向吴妈求爱没有成功，因为他缺少语言的审美能力，他没有修辞。他平常不跟人家说，突然有一天就跪在吴妈面前：“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多么恐怖嘛。相反，如果他先给吴妈背一首徐志摩的诗，说“吴妈，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也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多好啊。如果他懂英语呢，就说“My sweetheart，I need you, come on!”然后吴妈回答，“Why not!”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想阿Q起码能过上3个月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语言的魅力就有这么大，语言改变命运，语言决定成败，语言决定品质。
语言的第六个功能是政治功能。语言的政治功能首先是激发动员。到现在为止，我认为《共产党宣言》是写得最好的抒情散文，它那种激发动员的力量太大了。季米特洛夫在国会纵火案的审判中说：“在未来的斗争中，不做铁锤就做铁砧。”就是说，你不去斗争，就要挨斗。伽利略弥留时还说，“可是，地球还是在转动。”这种正义、正气都很能鼓动人心。我们钦佩文天祥，除了他的事迹，还有《正气歌》。我们佩服岳飞，和岳飞的《满江红》分不开，尽管有人考证说《满江红》是伪造的。可就是伪造，它也伪造得好啊，中国伪造的诗都能伪造出岳飞的气魄来。
此外语言还有妥协、折中的功用。有许多政治谈判到最后就变成了选择词汇的斗争。比如《中美上海公报》中说“美国承认，海峡两岸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说“承认”，但不用“recognize”，而用“acknowledge”，既可以当承认讲，也可以当知道讲，还可以当获悉讲。美国人最会搞这一套。
最精彩的是政治家在处于不利地位时用语言“解困”。毛主席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来解释中苏分歧。林彪事件中毛主席说“天要下雨鸟要飞，娘要嫁人，随他去吧”。这也绝了，这几句话什么都没解决，可你听了觉着放心，还很幽默。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如我最佩服的拉姆斯菲尔德。记者问他，你们到底能不能肯定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回答：“Reports that say that something hasn't happened are always interesting to me, because as we know,  there are known knowns, there are things we know we know. We also know there are known unknowns,  that is to say we know there are some things we do not know. But there are also unknown unknowns-the ones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我们所不知道的，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当年的记者俱乐部把“文理不通奖”授给了拉姆斯菲尔德。可是我个人越读这段越佩服，我准备把它当名人名言给记下来，它对人的认识论的启发太大了。
语言的第七个功能是心理调节功能。美国短篇小说家约翰·契佛的女儿在他死后写过一个关于他的回忆录。她在前言里说，“在我小时候，遇到不高兴的事时，我父亲就告诉我说你可以跪下来祈祷。后来我又大了一点儿，我父亲告诉我说，如果你有不高兴的事，你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她说：“我现在遇到了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离开了我的父亲，所以我要把我所知道的我父亲的事写下来。”她通过书写，心情得到很大的抚慰，获得了健康。作家通过书写，把悲观、绝望、空虚、痛苦都“贩卖”给了读者，但他自己未必过得那么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歌德。歌德写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影响非常大，德国很多失恋的青年自杀了，有些人自杀时完全是用他小说里描写的那种方式。但是歌德并没有自杀，而且活得还很长。契诃夫的小说《苦恼》讲一个马车夫死了儿子，没人倾诉，只好跟一匹老马说。在这个意义上，我始终认为文学是一个有利于心理健康的东西。
语言的第八个功能是哲学和神学功能。我们感觉上达不到的东西有时候用语言就能达到。比如“无限”，在感觉上你是达不到无限的，你能感觉到的都是有限的，但是构建反义词的规律使我们在面对许多许多的“有限”之后，能在脑子里产生出一个词来，这个词就是无限。还有 “永恒”、“终极”、“最高”、“最大”、“辽阔”等等。世界上很多民族相信某些语言有神性。比如“泰山石敢当”、“南无阿弥陀佛”等。语言可以带给你形而上的观念，语言有现实中没有的抽象和无限。
语言的第九个功能是游戏功能。这是我要杜撰的第三个定律，就是 “快乐定律”。侯宝林有个相声里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很普通，但是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这是后现代，太超前了。其实这话原来是“您吃葡萄就吐葡萄皮儿，您不吃不吐葡萄皮儿”，侯宝林把它荒谬化了、“去功能化”了，他说的不是你吃葡萄的方法，只是念着好玩儿，没有意义。
在我的子女那一代小的时候，他们最喜欢讲的一个歌谣是：“一个小孩儿写大字，写，写不了，了，了不起，起，起不来，来，来上学，学，学文化，画，画图画，图，图书馆，管，管不着，着，着火了，火，火车头，头，打你一个大锛儿头。”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也是“去功能”，但是大家都喜欢讲这句话，就是好玩儿，有时候说一些话就是为了好玩儿。
现在的儿童也讲一些童谣，我觉得很好玩儿。他们很喜欢拿李白开玩笑，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中有一个就是“李白唱歌不给钱，叫人扑通推下船”。可能这船上有卡拉OK厅吧，他到那儿唱歌不给钱，就让人给推下来了。还有一个：“日照香炉生紫烟，李白来到烤鸭店。口水直下三千尺，摸摸口袋没有钱。”这都是跟我外孙学的。小孩儿就爱说这些，它有一种游戏的功能。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一个小孩子要受到很多压力，父母要教育他，老师要教育他，班长要教育他，少先队要教育他，每天都要受教育，他只有说这些胡话的时候亵渎一下，精神放松一下，如果连这点儿放松都没有，从小就得得“躁郁症”了。
语言的游戏功能中还有一条是编码解码。有一本叫《圣经密码》的书，通过分析认为《圣经》对一切事件都有预言，包括几次中东战争。把语言当密码来解的还有现在对《红楼梦》的研究。刘心武在美国讲《红楼梦》，连夏志清都去听，他不一定信，就是听着好玩儿。这就比那种“去功能”的亵渎和废话又高级一步。
我再讲语言的陷阱。就是我杜撰的第四个定律——“不准确定律”。和人生跟世界相比，我们最丰富的语言仍然是不够丰富的。当我们说“人”、“老师”、“白颜色”、“可恶”、“我爱你”的时候，不知道漏掉了多少东西。我们说一个老师的时候，说他是“好老师”、“坏老师”、“笨老师”，“漂亮老师”、“丑老师”、“表面上漂亮实际丑的老师”、“表面上丑实际很吸引人的老师”、“头发黑的老师”、“褐色头发的老师”、“染了头发的老师”，这些我们全都得省略掉。你说得越多，丢掉的也越多，不可能把什么东西都说出来，所以它是不准确的，这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言”、“意”、“文”之间是错位的，常常不可能你想的是什么，就能说出什么。古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孔子讲“述而不作”，就是只说不写，因为写就更离开了说的环境、语气、针对性，就更令人觉得遗憾。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讲出来的并不永恒，并不准确。所以我们还讲“得意忘言”或者“得言忘意”等等。李白的诗《嘲鲁儒》说“问以经济策，茫如堕烟雾”。仅仅靠你掌握的那些话语的财富，你无法把这个世界讲清楚。古话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说明我们对语言的有限性是深深理解的。
语言有时是脱离实际的。屠格涅夫的《罗亭》说罗亭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想了很多大道理，但却不敢爱自己心爱的姑娘。语言也常超出实际。大跃进时有个很有名的歌谣：“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说这是农民写的，绝对不是，这是记者写的。农民要是写诗，他起码要弄成个顺口溜。“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这像农民的话；“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这就已经不像农民的话了，太豪迈了；“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然后突然变成３个字“我来了”，还不押韵。这不是农民的诗。
语言会控制人的思维。比如中国人从小就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望月思乡，这不是人的本能，这是语言的控制。外国人看见月亮不会思乡，望月思乡，只有中国人才有。
语言的陷阱还有一点：荒谬的语言有时比正确的语言还有魅力，“荒谬化”是语言的一个极大的诱惑。正确的语言太“一般”。比如我对大家讲，每天要吃饭要喝水要睡觉，这有什么意义啊。如果我说，我们吃什么饭？根本就不需要吃饭！只有庸人才吃饭！只有动物性的人才吃饭！只知道吃饭和动物有什么区别！我们从今天起再也不需要吃饭了！即使我讲的施行不了，但是能给你们留下相当深的印象，你能感到一种刺激啊。说睡觉，睡什么觉啊？世界革命还没成功睡什么觉！全世界无产阶级还没有解放，谁睡觉？混蛋才睡觉！立刻就有振聋发聩的作用，高屋建瓴啊，势如破竹啊。我们想一想，经常是荒谬的语言，它的威势、它的魅力，超过正常的、平凡的、合理的语言。世界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事。荒谬化是人非常难以克服的一个诱惑。
（根据《书城》刊登稿及杜斐然整理稿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