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黄永玉的写作另类狂放 蔑视一切文学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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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黄永玉的写作另类狂放 蔑视一切文学成规
2014年07月02日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韩少功

也许恰恰是这种文体开放性，成全了他泥石流一般的记忆释放和情感奔腾，百科全书式的认识布局。“故乡思维”可说是他的天机自供。

有些朋友说，他们从杂志上读到了黄永玉的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朱雀城》。我听后略有一点担心，因为《收获》是个双月刊，间隔周期长，历时五年才连载完这个长篇，读者如果读得断断续续，感觉可能有些零碎。我在杂志上读过它，后来把单行本连贯地读一次，两轮读后感有相当的反差。

有关争议可能与这种反差不无关系。有人说，黄先生写得不怎么专业，甚至写得不像小说。还有人承认他不乏精彩笔墨，但整体上如何评价，好像找不到感觉，找不到方法。我能理解这些人的非议。比如小说里有时候一下冒出几十个人名，叫读者如何记得住？有时候冒出一大段关于西方哲学的议论，插入乡野生活场景是否有些生硬？……可以肯定，一个二流作家也能把这些局部处理得更“专业”，但这个作品独特而丰富的生命质感，还有巨大的艺术创造能量，却是众多一流作家也难以企及的。作者天马行空，无法无天，撒手撒脚，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投入了一种另类的、狂放的、高傲的、藐视一切文学成规的写作，大概一开始就没把“专业”太当回事。

小说写得像回忆录，跟着时间走，长藤结瓜或说十八扯的方式，并无一个核心事件，更缺乏整体的戏剧化结构。在很多人看来，小说得有情节链的起承转合，就像主持人英达先生演过的那些话剧和影视片。其实这只是欧洲小说传统的一部分。欧洲小说主流从史诗、悲剧等表演艺术脱胎而来，焦点结构是其普遍特征，以至胡适先生留学西洋后，用西方标准来看中国小说，觉得除了一部《红楼梦》，其他三部古典名著都算不上“小说”。但钱穆先生强调中西方的情况很不一样，比如说中国发明纸张最早，因此最大的文学遗产是散文而不是戏剧。《史记》中的本纪和列传已有生动的小说元素，但通常不被归入小说。《四库全书》中的“小说”类文本，绝大部分更像散文。如同俄国人从不区分小说与散文，只区分“散文”与“韵文”，就主流小说传统而言，我们不妨说，西方是“后戏剧”的，中国则是“后散文”的，黄先生这部《清明上河图》式的多焦点长卷，与“后戏剧”当然有相当距离，却差不多是“后散文”的延续和再现，甚至是某种散文化小说的国标正统。我们不必用洋教条来削足适履。

也许恰恰是这种文体开放性，成全了他泥石流一般的记忆释放和情感奔腾，百科全书式的认识布局。“故乡思维”可说是他的天机自供。这不仅表现在他好用方言，重视民俗和野史，更表现在观察角度与情感焦点“土”得掉渣，固守老湘西的不散之魂。王伯、隆庆、狗狗以及一条狗深山避难的故事曾让我热泪盈眶。这一段足可拍出一部好电影。王伯身为女仆，“豹子一般的女人”，对小主人狗狗的深厚母爱，与“阶级主义”的左翼逻辑似乎无法对接。她与猎户隆庆超越性爱的大情大义，穷乡僻壤的“柏拉图之恋”，与“欲望主义”的右翼潮流似乎也无法对接。但这一幕偏偏就是发生了，因根植于特定的伦理、气质、精神、价值观、潜规则而显得合情合理，一步步逼出了读者的震惊与心碎。相比之下，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共分裂……那些远方的“仿西方”运动超出“故乡思维”之外，便常常成了这本书里稀薄的远景，外来的袭扰。这与湘西人有什么关系吗？如果我们注意到作品中出现过很多杀人场景，注意到作者常常将其前因后果闪了过去，似乎不愿过多着墨，就不难知道湘西并不是世外桃源，同样卷入了二十世纪中国再生的剧烈阵痛。“故乡思维”忘情的缅怀、痛惜、倾诉、呼号，连同它不时的迟疑和沉默，恰好体现了两个时代之间对话的难度，构成了百年悲情的全部丰富性，包括对接和错位，包括显影和遮蔽，包括能对焦的和难以对焦的各种如烟往事。

作者的文字造型力非同寻常，常常只用几十字或几百字，就勾画出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足以让众多时尚作家汗颜。这一长列争奇斗异的人物群像，或贵或贱，或老或少，或洋或土，或汉或苗，大多处于一种天真与剽悍、质朴与高雅、英雄气与无厘头的奇异混合，很难纳入意识形态的识别图谱。对于我们这些读惯了巴金、茅盾、张爱玲的读者来说，多少有点“文艺腔”的人来说，构成了智商和经验的一次巨大挑战。我相信这些都出于作者顺手拈来，不算什么难事。湘西话是西南官话的一部分，属于中国第二大方言体系。古代“黔中郡”的府治就设在湘西沅陵。在更早的时候这里叫“夜郎国”，曾引出一句“夜郎自大”的成语。为什么会“自大”？因为哪怕是依《史记》里的零星记载，夜郎国也曾是一个外贸大国，借酋水和沅水的航利之便，相当于有了当时的“高速公路”，外通缅甸、印度、波斯、西亚等地，内接巴蜀和中原，出现过经济繁荣和文化汇聚的一时之盛，以至在石刻画里，在古人笔记里，由东南亚大象列队的物流景象也常在这里出没。在里耶、高庙等地晚近的考古新发现，足以使人们对这一片土地重新审视，也一定有助于读者理解这本书中的湘西，理解那些偏居南方一角的山民，何以从不缺乏追番逐洋的开放风格，居然一直具有问鼎天下的家国关怀——莫非是先人的一脉遗风未绝？显然，黄氏“故乡思维”从这里生长出来，根系深远，基因强劲，时值国门大开国运丕变，承载一个古老文明最顽强的坚守和最艰难的演进，不能不留下一只特别的故事。

黄先生喜欢打趣，不愿意太正经，乐为“浪荡汉子”，但读过这部作品的人想必都能看出，他内心深处其实温暖而柔软，对故乡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一山一水都心怀悲切，是一个隐藏很深的情怀党，与其顽皮捣乱的表面形象形成了精神张力。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因一本《百年孤独》享誉全球，我更愿把黄先生这本书看作《百年悲悯》。即便我预感这本书面临翻译的重重困难——有作者自己的原因，更有东西方文化相互包容的时代障碍，但在我心目中，就总体而言这部作品已是堪比《百年孤独》的一大文学收获。

（此文是根据一次讨论会发言记录稿调整充实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