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讲法或真实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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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讲法或真实的可能

李 云

　　■主持人的话
　　刚刚传来消息，余华以《第七天》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3年度杰出作家。微博上的相关议论基本上持续了《第七天》出版以来的路数。“江郎才尽”、“蜀中无大将”之类的感性批评似乎并不能揭示问题的本质所在。我们知道余华遭遇到了讲述的困境，却很难以有效的方式将这种困境“讲述”出来。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面对中国当下的现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陷入到了一种“讲述”的尴尬之中。指责谁谁谁意义都不大，理清并正视这其中的纠缠其实更为重要。李云的文章可视作这方面的尝试。　　

　　——特约主持人  杨庆祥

现实的讲法或真实的可能

李  云

　　2013年，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一经推出就迅速卷入舆论的旋涡，小说通过一个在火灾中意外死去的底层人物游走于阴间和阳间的寻访和记忆，贯穿起贫富差距、阶层分化、蚁族、强拆、冤假错案、袭警、农民工卖肾等一系列现实事件。作品出版后，相当一部分读者表达了对《第七天》的极度失望，称其不过为“新闻串烧”，其中韩寒的一则有影射嫌疑的微博被反复援引作为代表观点：“现在觉得好的小说应更加纯粹，描述每一种世界之广大，探寻每一枚人心之复杂，要贴着现实，但不能黏着现实，要控制自己的叙述而不是一味控诉，小说里的人物是你穿透世界的面具，而不是批判制度的道具，更不是承载段子的玩具。不能把大量时事评论和社会热点放置其中，那些都是杂文新闻和微博论坛要做的事。”也有一部分读者赞赏其直面和批判现实的勇气，比如陈俊明回应道：“很多人批评《第七天》像新闻的部分，其实正是这个作品里特别重要的真实的文学细节，这些活生生的生活，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它才能跨越时间、国界，没有这样的真实，《第七天》就失去色彩了。”
　　不难发现，争议的核心其实源于这部小说与新闻热点的大量重合，这种重合一方面引发了对某种惯常的“文学性”期待的落空，另一方面则被认为是当代文学回归现实书写趋势下作家转而关注当下的尝试和努力。进一步讲，这依然涉及到对“文学”的不同认识和理解，小说如何呈现现实，真实与虚构的距离和界限等被持续辩驳的诸多问题，正如王德威所说：“小说原为虚构，是不必当真的文字书写。但在写实主义的大纛下，小说赫然成为政教机构争取发言权力的所在，或个人与社会相互定义、命名的场域。由此产生的文本内外的互动和抵牾，信仰和禁忌，为一个世纪的文学史铺陈出一则又一则惊心动魄的故事。”事实上，在借助网络媒体和社交平台，以“个人/民间”视角和名义呈现现实已成为日常生活习见景观的今日，小说如何将自身区别于各种芜杂的叙述，维持和发掘再现现实的独特优势和复杂向度，应该是《第七天》遭遇指责的一根导火索。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近期以《第七天》为代表的当代小说究竟讲述了怎样的“中国故事”？在这样的讲述中，写作者凸显了何种动机和策略？当这些动机和策略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和回应时，我们又该如何检视其中的问题？
　　荒诞现实与景观中国
　　如果说“历史”一直是中国文学在特殊年代和语境之下折射现实的借镜，那么，当禁忌渐次隐匿，“现实”自身则被推至前台，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时代”、“社会”、“当下”、“现实”几乎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年度关键词，亦构成了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普遍共识。
　　除了余华，贾平凹、阎连科等人也陆续在当年推出新作，贾平凹的《带灯》自述受现实中的一位乡政府女干部的短信启发，塑造了一位负责维稳工作的某镇综合治理办公室的女干部形象，内容包括乡村纠纷、上访、干部腐败等敏感事件，被认为在“直击基层现实”。毫无疑问，这些作品和《第七天》都有异曲同工之处，即都在透过自己所理解的现实讲述当下的“中国故事”，并且和余华一样，每位作家都在强调自己创作的“真实性”，余华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我们的生活是由很多因素构成的，发生在自己和亲友身上的事，发生在自己居住地方的事，发生在新闻里听到看到的事等等，它们包围了我们，不需要去收集，因为它们每天都是活生生跑到我们跟前来，除非视而不见，否则你想躲都无法躲开。我写下的是我们的生活。”贾平凹强调：“我在选取《带灯》素材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考虑，一方面我所用的材料必须都是真实的，从生活中长出来的东西，而不是在房间里面道听途说或者编造的东西。另一方面，我选取这些写作材料要有中国文化的特点，这里面呈现的国情、民情，已经是一种以文化为背景的。”阎连科强调荒诞有时恰恰也是无数真实的生活片段连接起来的。比如，我听某个地方的村民说，他们区政府的领导，不少人都在监狱里待过。这不是作为笑话来说的，而是想说，现在有的基层干部成了什么样子。也就是这些真实的生活片段，成了我的故事的一部分。”
　　作为读者，我们丝毫不会怀疑作家表现现实的真诚，因为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对作家所讲述的这些“中国故事”的熟知程度，这些事件当然的确曾经发生过或正在进行当中，不过，吊诡在于，我们又情不自禁地感知到某种困惑，因为检视自身，在每个人正在进行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又很难有这么多集中和激烈的盛传于网络的形形色色的“事件”，我们通常认为他们似乎都发生在“别处”，因为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类似门罗小说里那些过着普通、平淡、无聊生活的人们。也就是说，在这里，罅隙产生了，那些呈现在小说中戏剧性的政治事件突然具有了某种“奇观效应”。对此，有评论者尖锐地指出：“而当余华说，他‘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因为中国的疼痛，也是我个人的疼痛’，我想他太过自信了，因为他以为自己面对的只是异邦人天真好奇的眼睛，就像那些呼啸于世界各地的‘到此一游’者，匆匆忙忙地代表着中国。”这样的批评未尝没有合理之处，尤其当我们看到马尔克斯作为一个共通的思想资源，频繁地被作家们提及的时候。
　　马尔克斯的启示
　　1982年，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虚构的马孔多镇，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人们在他写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中，常被引导到这个既神奇又真实的独特地方，在这些杰作中不禁令人联想到威廉·福克纳。他与福克纳相同，让那些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重复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表现他们——或是充满戏剧性的场合，或是荒诞复杂的环境，这种离奇与错综复杂的描写，只有在荒唐的想象与疯狂的现实相结合时才能做到。”对试图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来讲，马尔克斯被命名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一直是一种可资借鉴的有效范式，时隔30年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多少受惠于这种范式。
　　余华也不例外，在读者将《第七天》和《百年孤独》进行比较时，他回应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写了很多当时哥伦比亚报纸上的事件和话题，他说他走到街上，就有读者对他说：你写得太真实了。《第七天》不能和《百年孤独》比，人家写下的是100年的孤独，我只是写下7天的孤独，而且人家的 100年只用了20多万字，我的7天花费了13万字。我深感惭愧。”余华特别指出，马尔克斯借用报纸上的事件和话题使《百年孤独》达到“太真实”的效果，这似乎是借马尔克斯进行自我说明。众所周知，马尔克斯本人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说法并不认可，他说：“看上去是魔幻的东西，实际上是拉美现实的特征。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对属于其他文化的读者来说似乎是神奇的事情，而对我们来讲则是每天的现实。”《第七天》的腰封上特别印有余华的一句话：“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
　　阎连科则更进一步，在马尔克斯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以证明其笔下所写不仅指向表面的现实，甚至比现实更真实：“其实今天面对现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把握方法。而我，有些不太识相，经常会让很多人不愉快。我就认为今天的中国现实，不是能用现实主义来表达的，在很多人那里，现实主义被认为是无边的现实主义，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我们不能把现实主义扩大到无边无际的高楼、大山和大海，现实主义是有它发展和相对稳定的模式的，是有它的写作方法的。你无边，那就不是现实主义了。不要以为马尔克斯开玩笑说‘我的才是现实主义’，难道感觉不到马尔克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否定吗？对我来说，至少所谓的‘神实主义’，给我一个重新认识生活、认识文学的出口。”“我所说的神实主义基于的是内因果。内因果只考虑内部的合理性，而不考虑表面上的合理性和原因。内因果是神实主义的核心……比如小说里要建造无数楼房，一群人戴着军功章齐步走，楼房就起来了。为了几天就能建造机场，需要把一个山头弄平，这些人首先抛下多少血淋淋的断指。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些情节称之为荒诞，是简单化。”
　　作家们的辩解和阐释如出一辙，以某种“类似于拉丁美洲的孤独”来剖白自己的良苦用心，反映现实的难度亦可想而知，一部与“现实”相关的作品无论如何也难逃读者对于“真实”的检视和苛求。我们或许应该放弃那种认为作家因实现创作野心而将中国以荒诞方式置于外国读者凝视之下的揣测，转而进一步探讨这些小说所暴露出来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作家坚持小说所反映的都是言之凿凿的确实并试图以此来达到批判现实的目的，那么何以并未产生振聋发聩的力度，反而适得其反、饱受质疑？
　　对表象的激情
　　电影《私人订制》上映之后，冯小刚表示：“《顽主》才是冯小刚《私人订制》这种模式的祖师爷。”对此，《顽主》导演米家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冯小刚多次表达《私人订制》让他赖以自豪的，是他认为此片至少讽刺了权力。恰好我也参与了关于《私人订制》的讨论，数周前一位周刊记者让我评价今年的几部电影，我认为郭敬明的《小时代》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消费主义压抑批判性力量的政治文化的嫡生子，它充分体现了‘中国新青年的不革命性’，而冯小刚的《私人订制》则是‘讽刺了权力，讨好了权力者’，恰好是对《顽主》这种电影模式的背叛。”有意思的是，《私人订制》在某种程度上和《第七天》等作品可谓殊途同归，在小品串烧式地影射了种种社会现实之后，片尾深沉的表白反而引来观众的阵阵讪笑，对此，米家山的评论正中核心。
　　齐泽克在分析当今的意识形态时反复使用了“对实在界的激情”、“对表象的激情”这样的说法，他说“对实在界的激情”就是“对权力的肮脏、淫荡黑暗面的认同，就是以英雄般的姿势，对权力的肮脏、淫荡黑暗面的完全接纳”。它是英雄般的态度——“总要有人从事这个卑鄙的勾当，让我们来吧！”它是拒绝在结果中识别自己的美丽灵魂的镜反。我们总是被作家、导演所堆砌的“真实叙述”包围着，总是被暗示通过这些“真实叙述”，能够抵达这个社会最终的真相。但是，某种扁平化、同质化的底层塑造，悲剧总是预设于腐败政府/弱势人群的二元对立模式之上，各式各样的媒体渲染不时提醒我们，这些“真实叙述”其实是作家有意无意为我们提供的类似于“不含咖啡因的咖啡，闻起来还是喝起来，都与真正的咖啡无异，却不是真正的咖啡”。无论如何被强调为“真正的现实”，它们却仍然只是“虚拟的现实”：“提供了现实，但又剥离了现实之为现实的实体，剥离了实在界的坚硬的抵抗之核”。
　　这样讲，或许对作家有些残酷，但是如果仅仅满足于在文学世界中扮演网络大V的角色，警醒无疑是必要的。如何突破经验和立场的限制，穿透包裹世界的重重幻象，对现实做出更为可靠和有效的判断，进而真正地表现所处的时代，应该是每个有良知的作家当下紧迫而严肃的工作。

来源：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