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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亮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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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6 01:24:33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刘亮程论
何英

内容提要  刘亮程是当代具有独特审美风格和文体意义的重要作家,从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到长篇小说《虚土》、《凿空》,可以分析得出一条清晰的脉络:从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童年创伤性记忆到一个笃信万物平等、万物有灵的具有神秘主义思维倾向的作家,再到一位以边缘、弱小视角观察世界的文化乡愁者,刘亮程的文学及文化实践在文学语言、地方性知识及传统文化的维护等多个层面凸显出后现代语境中的价值和意义。

刘亮程的文本总是能引发读者的无穷想象、评论家的无从定义;讫今为止,找不到一篇公认能全面深入评论刘亮程文本的权威评论,而网上的草根评论家沸反盈天的贴子中,倒有星星点点的思想碎片;他的文学拥有强烈而独特的禅意和虚静之美,这在当代作家中甚至是绝无仅有;没有哪个作家会像刘亮程那样,在后现代语境里不掩饰自己“万物有灵”的类萨满的形象和话语;他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思维成就了他的文学语言,他的文学语言,区别于延续演进至当代的欧化翻译语对汉语的冲击以及毛文体至当代与新闻网络语汇语式融合的流行,体现出中国古代白话文在民间的自然接续者的独特魅力。总之,刘亮程是一位具有丰富阐释空间、综合挑战评论家理论视野及悟性灵根的作家。本文拟从刘亮程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思维特点入手,分析他童年创伤性记忆与其万物平等、万物有灵观念产生的联系;正是在这一情感基础上,形成了刘亮程以边缘、弱小的视角和身份观察考量世界的思维方式;他执着于乡村、地方性知识及传统文化,在他的写作及文化实践活动中表现出一位作家在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化乡愁、文化焦虑和文化自觉;他的文学语言,体现出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的特点,而万物平等、万物有灵的思维以及文化乡愁等情感都得以文学语言的现实呈现在文本中。
一  神秘主义倾向的思维
刘亮程的写作凸显出一直在自己的文学路上前行的姿态。上世纪末,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被一些有识之士发现,人们发出一片惊呼,在中国还有这样的作家。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呢,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论争之后,知识分子反思得出,那场论争其实是人道主义立场之上针对文革的一场要求自由尊严、解放思想的权利之争,是中国人创伤之后奋起直追的焦虑情怀,八十年代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时代,沿续下来的仍是为信仰而活,仍需要新的理想之神,人道主义为文革之后的心灵废墟提供了简单、明了又富有价值魅力的符号。到九十年代,全面的现代化进程和全面的市场经济,在全球化浪潮、全球资本一体化、文化全球化、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以资源掠夺式开发带来的一系列连琐反映及忧虑,在后现代解构风潮中,当年的启蒙阵营已分化为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自由主义通过与昔日盟友的论争,特别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而获得明确的意识形态身份。①在这样的九十年代,刘亮程以一个与世界无关的农民形象出现了。他以最传统却反而最另类、最单纯反而最复杂、最现实又最虚无的形象令中国文坛新鲜,原来我们自己还能生长出非转基因、无污染的好作物。
刘亮程看似与九十年代的思想学术背景无关,其实他仍然在历史中,被历史所塑造。二十世纪具有怀疑主义色彩的各种思潮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九十年代思想界开始反思启蒙理性本身,原来人的理性并非启蒙描绘得那样一片光明,理性一旦虚妄与无限膨胀,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人不再那样伟大,人心中不可克服的幽暗使得人变得渺小和可悲。”②摩罗感叹说:“人文主义者对于人和人性的礼赞、信赖,越来越显得不真实,显得苍白无力。人根本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意气风发,灿烂辉煌,也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具有决定自己命运的道德能力和理性能力。……”③人道主义并不是一剂崇高的万能药,它也不能像宗教一样深刻解决人们的信仰危机,不能提供最后的、超越性关怀。约翰·卡洛尔在分析人道主义衰落时,指出它未能回应人们在一生中那些严峻的时刻无法逃避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我活着为什么?我死后又到哪里去?④
人道主义思潮在中国落潮,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语境下,刘亮程一反八十年代以来,“大写的人”的人本主义,以万物平等、甚至万物有灵的文学书写亮相,所有的文字都在解决:我从哪里来、我活着为什么?我死后又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有人在他的作品中读出哲学家的意味,刘亮程曾被冠以“乡村哲学家”的称谓,论者从他的文字里感到了一种或几种哲学上的意味。中国哲学的古老命题如:有与无,动与静,空以及禅意,等等,在刘亮程的文字中,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造成了一种玄之又玄的美学风格。
也有人说刘亮程的文字像个乡村“无赖”,摩罗也曾称自己是“无赖”:一个既没有上帝、也没有“人”可以依赖的精神彷徨者,一个灵魂空虚的人。作为同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经历过文革、经历过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到了九十年代,一波一波的后现代思潮冲击着曾经的启蒙价值观,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成了知识分子隐性的心理结构。刘亮程和摩罗都体味到那种精神无所依托的“无赖”感。不同的是,刘亮程是脚踩大地的农夫,文化相对主义与他万物平等、万物有灵的齐物观融和到一起,他的价值虚无仍然可寄托到乡村家园意识上。由此一来,九十年代末,刘亮程从偏远的新疆走到全国,靠独树一职的散文奠定了自己的文学地位。

不能确定,是成为作家以后他有意识地训练培养自己成为一个万物有灵的神秘主义者,还是他天生有着神秘主义的倾向,就像一些神秘主义者宣称的那样,能理解动物、植物的语汇和行为。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虚土》、《凿空》里,凡是写到动物、植物常有惊人之笔,人们通常概括为他的观察力和想像力,刘亮程本人对此从不以为然,他会狡黠地告诉你,他能通达这些动物、植物的灵。他早年写《通驴性的人》,人们以为这是以驴抒己的手法,其实刘亮程后来把这一理念更深入地进行到他的写作中:他从来不是通过种种手法辗转到达动物、植物,他和它们不分你我,他没有矫情、低劣的第二手、第三手的比喻和象征,他能够直接以那些动物、植物为本体,并直达所要表达的物象。他曾写过一篇专门写《灵》的散文,“灵在世界不占地方。人的心给灵一个地方,灵会进来居住。不给灵就在风里。人得自己有灵,才能跟万物的灵往来。”
“当你坐在芦苇丛中,和一棵芦苇面对面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芦苇是一个生命,是可以与己在心灵深处交流,“作家就是要通过这样一种交流达到神性,他不仅是呈现了一个植物,而且要在这个植物上发现神性,发现他的生命”。⑤ 这种“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可以说在他的文本中随处可见。
在《一个人的村庄》里,有一篇写到自己童年的散文《桥断了》,那是童年所受创伤的投射。黑夜里断掉的桥,让他在梦里奔突般地焦虑、恐惧,如何到达河的对岸,是直到醒来仍然无法摆脱的没有着落。这个熟悉的梦境一再出现,像刘亮程人生的一个固有情节,纵然以后人生获得了成功,这个梦中的情节也已烙印在意识中。成人以后,在白天被忘却的黑夜断桥,在梦里将他的无意识如山般呈现:八岁的时候,父亲永远地离开了他们,这种童年的缺失,渐渐成为人生的缺失,无法过桥的焦虑、恐惧一直在以各种变形,一再出现在刘亮程的文本中。他也曾写过一篇怀念父亲的散文《先父》。那年他38岁,他写道父亲37岁的亡故,令他产生了自己到这个年龄不知该怎么往下活的恐慌,没有人在前面为他趟路,没有父亲在前面引领他,他感到了生命的空茫和缺失。母亲艰难拉扯他们五兄妹的记忆,尤其父亲受冤迫害致轻生的惨痛经验,使他认定自己人生的残缺,这种童年期心理的不满足感几乎决定了他的一生,决定了他对时间、对生命与时间不依不饶的探究与辩析,也决定了刘亮程的文学气质与风格。⑥
从《一个人的村庄》到《虚土》,再到《凿空》,刘亮程的写作一直在与时间作战,也一直在与时间缠绕,但其实再往深处推究,时间只是载体,时间的背后隐藏的还是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存在追问。活着靠时间衡量,父亲的时间已无法衡量,父亲进入永恒之境,刘亮程有几篇散文写道过对父亲时间的冥想,父亲走失了,或者在地下挖洞找路,他设想父亲会在来年春天,从一棵青草上面冒出头来,设想父亲在老奇台穿着新衣新鞋,只是父亲再也不认识他,他也认不出来父亲,父亲化为青草,化为尘土、空气还原到虚土庄,再被我们呼吸,甚至父亲早已转世……,这些表现,都与童年丧父的创伤之维有关,更与父亲缺失的童年生活有关:在《虚土》里,作者完整地呈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他孤孤单单地长大,与树叶尘土玩,兄弟姐妹在母亲腹中时还彼此相联,出来后一个远离了另一个,妹妹在苹果花后面,独自用树叶缝自己的嫁衣,……,母亲的不幸和艰难被他看在眼里,像一片绝望的阴影覆盖在童年的上空,一个孩子变得早熟、懂事、寡言、内向,他比别人更早更深地体会到无依无靠的含义,体会到自己作为母亲的负担的自责,这种自责心理慢慢演化为自虐,他愿意自己是不快乐的,因为快乐是对可怜的母亲的讽刺。这与他以后的文字中经常浮现出一种自虐的美是相联系的。在被孤单、忧郁浸透的空气里,他发现一株青草的可亲,发现身处荒野的安全,青草、小动物、风、树叶、尘土、云朵……所有这些自然物象不会伤害他,在它们中间他怡然自得,他把它们视为伙伴,他以看自己的可怜之心看到了青草的可怜,小动物的可怜,看到风的变幻无常,看到树叶的顺应,看到尘土的卑微,也看到云朵的自由……,他被世界遗弃的心理在自然得到拣拾,自然接纳了一颗孤单恐惧的心灵。
童年的创伤性记忆奠定了刘亮程成为一个万物有灵论者的情感基础。如果说一开始他还只是亲近自然物,因童年的经历和记忆成就了他写作的基调,后来的刘亮程就在以一个自觉的万物有灵论者,有意识地强化训练自己超现实的感应能力。他曾随着全国的气功热练习过气功,打坐几个小时的经历,让刘亮程体验到灵魂出窍的玄妙,这与刘亮程的文字总能有接天连地的“玄”有关,听起来很玄虚,像迷信一样不真实,但事实可能就是,别人的大脑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地方,刘亮程借助静坐达到了,否则无法解释刘亮程的文学为什么总有一股玄机、禅意在里面,美国“垮掉的一代”借助大麻致幻,刘亮程用中国方式解决了人为致幻的意识难题。

二  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
刘亮程当然不是一个真的与世界无关的农民,实际上在他的散文被人们发现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整个学界都在经历语言学的转向,人们意识到语言不是思维的结果,而是思维的直接现实。刘亮程敏感地发现了语言的意义,在选择使用他的文学的基本工具上,他是有着深入的想法和比较的:“我比较喜欢我早期那种混沌的状态,有模糊的写作方向。我早期的作品中句号很多。每一句都在结束。句与句之间也没有多余的连接和交代。一句话就是一个世界。我那时自信多大的事都能放在一句话里,下一句必定别开天地。”⑦
我喜欢那种盲目的悟性。没有任何目的地思考一些事情。我的散文中几乎没有成语,少有现成的词语,绝没有这些年来遍布媒体的流行词语。成语早被人用旧。流行词语太不可靠。在这种语音环境中,我只有选择用自己的口语写作。⑧正是他的文学语言导致了他的独特的文体特征的形成。当然,作为一种思维的现实,刘亮程的文学语言是与他的神秘主义倾向、他的文化乡愁思想是分不开的。
在这里,有必要回溯一下中国自现代文学以来的语言。晚清的新知识者倡导白话文,尽管初衷是维新启蒙,但一个客观事实是它成了中国现代汉语的新声,晚清到五四“言文合一”的提倡有白话化、欧化、拼音化三种思路。1912年成立的民国政府,法律保障提倡白话文,教材用白话文编写,以后的五四白话文运动,将白话文的理论和实践更进一步,因此有论者指出:中国现代汉语是在清末民初之际,由报人、作家、政论家、国家共同完成的。近现代语言变革乃是为新文学立法。进入当代,1955年相继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汉语规范化会议,对周立波方言文学的批评,使文学作品中方言土语的运用受到不同程度的规训。“从语言维度进行考察,普通话写作无疑是当代文学确立的标志。”⑨
白话文运动以来的汉语运用,显然存在着两大主流语言方式,一种是清末民初以来,翻译带来的语义层面新名词层出、语法欧化的所谓现代性语言沿革,至当代与经济学、物理学等科学领域词汇、语法的进一步融合呈愈演愈烈的趋势,这种语言以近科学的逻辑性、清晰化、条理化为特征;另一种语言是毛文体的政论文为模本的后继演变,到当代与新闻媒体、网络语汇渐趋糅合的快节奏、判断式、消费化、戏谑化的风格语言,这两大主流语言方式,时有交叉,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同化、影响了当代文学语言的走向。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中国还存在一些较少受到新文化运动以来断裂过的汉语影响的人,刘亮程绝对算一个民间的、自然接续古代白话文思维特点者;他的短句式,几乎每句话后面是一个句号,叙述从头开始,似乎连天接地、有时也没头没脑;没有我们习惯的主谓宾的完整表述,他的句子很少主语,主语很多时候都省略,他要求你全神投入不得偷懒,如果你漏掉一句,必定漏掉这一句的信息,以及与后面潜在的联系,最直接的后果是:你可能不知正在看的这一句的主语是谁?基本不用形容词,这是朴素、古典的汉语源头上的表征,从来不用关联词,他的文本里找不到因为、所以,甚至、但是、如果之类的西方色彩浓厚的近科学的词汇,及组成的句式。这些接近古中国化的语文特征,区别于受西方影响的那种逻辑的、清晰的、不断修饰、定义的语言,我们看明清时的文人笔记,甚至更早一些的古文,理解常常是靠上下文的语境,主语总是模糊的,庄子的散文,想像恢弘、上天入地,也常常是主语缺位,这种行文方式极大地调动了读者的参与度,如果在观读的时候不能最大限度地投入作者的叙述,将无法理解作者的行文。刘亮程曾说,“庄子、屈原、《山海经》、唐诗宋词、明清笔记,还有翻译过来的一些西方经典,都影响了我。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庄子,那是我年轻时读得最多一本书,虽一知半解,那种气息我能感觉到。能心领神会。”⑩
从这一点上来说,声称受庄子影响最大的刘亮程,可能正是接受了庄子这种天地混沌一体的行文风格。也所以刘亮程的文本总是引发无穷多义的理解,他的每一句话都呈现开放的动态,整个文本便通向无数个方向,并尽可能远地伸向远方。他的玄虚、滞留于一事一物的耐心,他与万物通灵的细微知觉,都使他的文学具有了谜一样的质地,仿佛驱灵的巫师被他物的灵所附体,刘亮程常常能发出非己的声音。他以一只虫子看到一只虫子的死、他像一朵花看到另一朵花的微笑,他不无羡慕地知道驴的风流快活、马的梦想和野心……,像它们的邻居一样发现它们,也发现自己,这些动物、植物借刘亮程以本来进入本来。最高境界的文学创作,也许恰如被灵附体的巫师作法,一整套的法器、乐舞以及仪式化的场面,而这一切跟文学天然有着亲缘关系,刘亮程用他的文学法器,以我们难以探究的神秘方式,通到自然、天地之灵,这使他的文字常常笼罩在空灵的氛围里,灵无所不在,他的文学也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你无法用死的器具去仗量它,它可以从别的方向逃逸,但也有可能突然地与你不期而遇,你捂不住它,它有自己的性格和气味。刘亮程的文学是多义、多方向的,它像有机论者所说的有机体,你在阐释它的过程中它却在不断变异,而刘亮程本人又像文学上的仿生学者,他能模仿生物体的智慧和心理,拿来己用,创造出跨物界的类似于萨满通灵般的文字。
李陀曾评价汪曾祺的语言,“在把现代汉语从毛文体解放出来这样重大历史转变中,做了一名先行者,一名头雁”。刘亮程的语言在当代文学中也有类似意义,这从全国中学、大学语文教材及地方教辅读物将他的散文入选可以证明,他的汉语语文使用确实具有了卓越的意义。“真是很少读到这么朴素、沉静而又博大丰富的文字了”(李锐语)。而南帆则发现了促使刘亮程写出这样文字的原因:多数作家写不出这样的散文,我们没有悠然地徘徊于生活外部的眼光。
显然,始终会有一些作家的写作胶着于诗意,以梦的方式构筑文学。“自现代文学以来,中国的小说创作始终有“散”的一脉存在,以小说的散文化特征闻名的作家有郁达夫、废名、沈从文、萧红、汪曾祺等人,进入当代,贾平凹的短篇小说集《商州初录》、钟阿城的系列短篇《遍地风流》、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白色鸟》等都是散文化小说的代表,”汪曾祺在为《小城无故事》作的序中,甚至评价何立伟在“用写诗的方法写小说”。⑾无独有偶,刘亮程的长篇小说《虚土》,就是在以诗的方法写小说。“写《虚土》时,我又回到了写诗歌的状态。”《虚土》是刘亮程的长篇处女作。书面世后即引起国内媒体、学院等多个层面的关注,《文艺报》、《文学报》、《中华读书报》及各大网站的文化频道先后就此书展开评介,关于该小说的文体不符合人们习见的小说规范、甚至颠覆了读者的阅读经验和接受极限而引起争议,有评论家认为《虚土》仍然是一部大散文,也有评论家则肯定《虚土》存在内在的小说结构及脉络,“是一篇隐性的小说”⑿李陀曾撰文指出,汪曾祺小说的“散”及其对“为文无法”、“文理自然”的追求,反映了一种对汉语特性的深刻认识。刘亮程的《虚土》实际上具有相同的诣趣:它的结构是一部诗,不依赖于逻辑、不置重于因果关系、不调动安排和制作的笔墨,一切如行云流水,是一种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的古典美。这种诗的结构更体现在:几乎每件事后文都有呼应,……,像诗歌的回旋,而被重复的事件就像诗的意象,它在情感需要的地方反复出现,起到了一种前呼后应、不断渲染、纵深,使作者要表达的情绪达到高潮,而小说的旨趣亦随之清晰可辨。⒀
正如曾经宣称:愿意在章法外接受失败,不想到章法内取得成功的沈从文,在遭遇了多次退稿信之后,明白“我的方向是已转入了更不为人欢迎的路上”;萧红、废名等以散文化名世的作家,后来也都开始将自己过“散”的风格向小说的规范靠拢,刘亮程在接下来的长篇《凿空》里,有意识地加重对情节故事的经营,这部写南疆村落当下现实的小说入选2010年《亚洲周刊》十大小说,并在北京召开研讨会,评论家们对他呈现的南疆生活现实感到新奇,更对他在文本中不放弃地对“声音”的玄想不解:这就是刘亮程,即使在最激烈的生活和矛盾面前,都不能将他的诣趣集中在讲一个宏大主题故事上。“我喜欢在一种悠长平淡的生活中,让人性之美,像花开一样,徐徐展开,缓缓呈现。这也是我自己的写作方式和我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吧。”⒁可以说,正是刘亮程的语言方式形成了其散文化小说的风格。
有所缺失的童年决定了他万物平等的世界观,以一颗万物有灵论者的平等心看待世界时,他早已学会“无分别心”;对万物的悲悯使他总是站在边缘、弱小的视角,越来越深入和清晰的体认进一步强化,他开始有意识地讲述地方性知识、对即将失去的传统文化表现出伤感和忧虑,由此,一个后现代语境里的文化乡愁者出现了。

三  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化乡愁
当下中国,遭遇着文化焦虑和社会治理危机的双重困扰,……,但单纯的经济诉求无法给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共同体提供意义,提供一个持续奋斗的精神价值。……,而现实中传统文化曾经最重要的社会认同功能却急剧衰减。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下,每天都有许多原先可以维系微观社区互动的地方性知识被挤压成碎片,散落甚至消失。⒂刘亮程用自己的写作见证并悼挽了那些可以维系微观社区互动的地方性知识,是怎样在时间的流程里被挤压成碎片的。他的写作显然是与城市无关的写作,文化乡愁、文化焦虑和文化自觉是他的话语体系下,一个作家所能做的对历史的重新建构。
《一个人的村庄》和《虚土》可以看作是刘亮程的文化乡愁的表现之作。从《一个人的村庄》到《凿空》,他的关键词之一都是“乡村”。他想像并建构的乡村是怎样的呢,“是自古老的诗经、庄子、楚辞、汉赋、唐宋诗词以及山水国画营造出的一处“世外”家园。……,乡村山水中有我们的性情和自在,……,中国的乡村属于精神的,诗意的,农村是现实的。……,农人自治,无官员介入。中华文化保存到现在,是因为乡村是稳定的。朝代更替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一成不变的乡村生活。文人太喜欢国家治权之外的乡土。”“只是现在的农村肯定不是以前的乡村了。乡村早已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而存在。我的那些文字也许复活了一种乡村的精神记忆。”⒃刘亮程很清楚,他并没有将城乡简单地对立起来,他说,“城市是非常适合人生活的第二家园,它是为人的身体所建。但是它不考虑人的心灵。这样的地方不能作为故乡。至少在文化和精神上不能作为人的故乡。”⒄由此,一个执着于精神乡村的作家建立起自己的精神系谱,也正是基于此,他挽惜那些曾经为乡村所固有的物事的消失,看到乡村不但在面貌、更在道德、情感、精神上脱离过去秩序的失序,而这一切正如他在《虚土》中写道的:“我在远方哭我听不见、我流血我觉不出痛、我的死亡我看不见、”他感到一种时间进程中的溃败和虚无。   
一百年来,中国的变革和转型都呈激进态势,往往以牺牲自己的传统为代价,而百年来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则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对立推至更深层面,也许只有到“大国崛起”、 “中国危胁世界”的那一天,我们才能以一种自信的理性将传统文化中应该传承的传承下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缺少对地方性话语的关注和重视,至当代,用经济发展来解决一切问题的GDP主义更是成了主流权威话语,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是该到了将区域性叙事融入主流话语及其他国粹主义话语中的时候了。因为区域性历史叙事具有维系微观社区的互动以及由此载负的精神感召力。
现代性的开端,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化批判者们,其实自身都深刻浸淫于传统并得益于传统文化,如鲁迅。那一代的社会精英大都有着保种图存的国族焦虑,他们的激进言论毋宁说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矫枉过正。而现今的传统文化批判者们,既没有了传统文化的切身体验,又无视历史语境,在前理解里已将传统文化一概取排斥的态度,将传统文化定义为僵死的、概念化、脸谱化的去地方化历史叙事几乎席卷主流思潮。⒅
    正是在这种几乎席卷主流思潮的语境中,《凿空》可以看作是如此语境下的一种文化焦虑的折射,刘亮程在2001年写了一部南疆的书,取名叫《库车行》,后来这部书的素材也成了长篇小说《凿空》的背景材料。在写《库车行》的时候,他发现当时库车人口40万,有4万头毛驴。每当巴扎日,有上万头驴车聚集在大河滩上,非常壮观。他说:我们都在讲保护文化,保护文物,驴和驴车就是一种活态文化和文物。不要等到一种文化成死文化了,进博物馆了,我们才去保护它。我们应该保护活态文化,两千多年都过去了,我们仅仅是二三十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古老的事物从我们身边消失掉,总觉得是一种遗憾吧。这里的4万头毛驴,和家家都有的驴车,造就了一个完整的手工业产业。驴需要钉驴掌,驴车上有铁件,所以铁匠铺一年到头,铁活不断。驴车需要皮具,养活了一些做驴拥子做套具的皮匠。还有打制驴车的木匠,等等。这个手工业链条就靠这几万头毛驴在维系。毛驴早在两千多年前,鸠摩罗什时代,就是遍布龟兹的代步工具。驴车也是那个时代就有了。驴和驴车是我们祖先坐过的车,它们历经几千年依然鲜活地存在着,这是一个奇迹。”⒆当他讲起毛驴和驴车,以及围绕驴所产生的手工业链条的时候,他是津津有味的,他对地方性知识和传统的热爱和维护体现了他始终如一的边缘性、地方性视角。
《一个人的村庄》如果说是抒写了汉文化意义上的乡村挽歌,《库车行》、《凿空》则将写作范围扩大到新疆的南部,维吾尔族的聚居区,在那里,他发现了不同于汉文化的异质文化,并从地方性视角看到新疆整体文化的多元并蓄,“在新疆下雪的日子,至少有5种语言在说这场雪。……,阳光明媚的早晨,太阳这个词会出现在不同的语言里,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锡伯语,尽管发音不一,但太阳的内涵相同。”⒇也看到文化冲突。在新疆,现代性的问题体现得更为复杂,《凿空》在现代性所带来的文化焦虑之外,同时隐喻了民族文化间的冲突和融合。刘亮程在一步一步扩大自己写作的领地,也在一步一步清晰他作为一个地方性知识、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和表述者的立场和内涵。也正是在自己的文学及文化实践中,刘亮程体现出他在文化政治层面上的诉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悲悯使他不能继续看着不平不公不义不对的事情仍在发生。 “《凿空》呈现了我在新疆这么多年绕不过去的一种现实。我必须要针对这种现实,说出我所说,写出我所思。”他同时看到,即使在南疆,固有的乡村传统也在不知不觉中泯灭、消失,他感到了《一个人村庄》式的挽惜和忧虑,他的文化乡愁又一次浸润在了南疆的巴扎和村落中。在这些绕不过去的现实面前,他更发现了现代化的不平等,现代化对农民的歧视:“当时库车县借助石油开发,县政府财政收入由几千万陡长到几个亿。新县城很快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与它相邻的老城还保持着那种相对落后、破烂、贫穷的状况。新县城为了干净,出台了一项措施,不让毛驴车进县城。驴和驴车只能绕着县城转。”刘亮程的平等观受到了挑战,他为老城的人、毛驴和驴车看到了不平等,这个细节折射出现代化和传统、城与乡的冲突,折射出他对乡村脱序的全貌、农民底层身份的焦虑和悲悯。
而刘亮程的文化自觉则反映在他近年来所做的一些文化实践:我们做地方文化、民俗文化、民间文化。在做地方文化的过程中,发现新疆好多地方的历史文化,基本上还是原生态的形式存在于民间。一些当地的历史、文化、民俗等等,从来都没有完整地记录整理过。在当地采访、挖掘的过程中,发现了好多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是在做一些补救工作。如果再不下去记录一些东西,去搜集、整理、挖掘一些东西,有些东西可能就永远消失了。随着一代人的去世,就把一个地方完整的故事带走了,下一代人,只能靠上一代人的口传留下一点点记忆。过上两三代人,可能就传得没影了。“谁也无法阻挡毛驴和驴车从这个世界消失,这是一个工业机器时代,那些有生命的代步工具,必将会被没有生命的机器所替代,这是没有办法的。”“但一个作家能说什么?我觉得,作家的可贵之处,就是他用自己的感同身受和想象,向读者说出这个世界的冷暖,说出这个时代的世态炎凉,说出生活的好与坏,说出快乐、忧伤、不幸与幸福。”
刘亮程作为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一步步地获得了自己的文化自觉:那就是力所能及地作一个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和保护人,也正是在自己的写作和社会实践中,他深切地体会到,传统文化及地方性知识,是一个民族的象征符号。在当下这样一个全球一体化加速、社会日益碎片化的时期,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正该起到终级价值关怀、维系族群心理认同,保持共同记忆等重要作用的时候。


①见许纪霖等《启蒙的自我瓦解: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总论》,吉林出版集团公司二00七年版,8—19页。
②见《读书》2010年第8期,《走向国家祭台之路(上)——从摩罗的转向看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第81页。
③见摩罗:《谛听天国的神秘声音》,载《因幸福而哭泣》,中国工人出版社二00二年版。
④见约翰卡洛尔:《西方文化的衰落:人文主义复探》,序,叶安宁译,新星出版社二00七年版。
⑤⑦⑧⑩⒃⒄出自张春梅与刘亮程的访谈。
⑥见拙作《刘亮程的时间》,《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4期。
⑨见《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曹万生《现代文学语言研究的突破与经典的当代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年会侧记》。
⑾见《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曾利君《中国现代散文化小说:在褒贬中成长》。
⑿见范玲《静穆的精神家园》。
⒀见拙作《〈虚土〉的七个方向》,《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
⒁⒆⒇见《黄山与刘亮程的访谈》
⒂⒅见《读书》2010年第11期,杨晓民《全球化时代的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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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26 01:26:07 | 只看该作者
刘亮程的时间
何英
刘亮程是当代作家中对时间有着深刻而独特体验的一位。他所有的作品都在诉说着人类的时间感:《一个人的村庄》似乎是一曲乡村挽歌,其实质却附着在对时间难解难分的带有哲学意味的思考上;《虚土》正如《追忆似水年华》一般,这部由失忆与梦境组成的长篇又一次聚焦在时间上,文体的模糊丝毫不影响他对时间思考的推进和深化;新近完成的长篇《凿空》,以写实的态度创建了一个位于新疆南疆的村庄,这个村庄几十年的生活秘密被刘亮程窥知,他将对时间的凝视赋予每一件事物:时间如何经过砍土镘,经过拖拉机、经过清真寺的喊唤、经过一个人挖地洞的听觉,经过西汽东输工程……;他还有一篇专门谈及时间的文章,叫《新疆时间》(《天涯2005年第4期》)。在这篇文章中,他将自己人生的时间分为黄沙梁时间、虚土时间和新疆时间。作为一个中国乡村文化的固守者,一个多少有些保守的怀旧派,刘亮程却在时间观上与普鲁斯特、乔依斯达成了某种共识:他们都将自己的作品聚焦在时间上,后两者作为现代艺术的代表作家表达了艺术在时间和历中的过程中摆脱线性发展束缚的愿望,乔依斯甚至极端地将时间在空间中无限延拓。刘亮程也将他的时间贯注在空间中:黄沙梁的时间比任何时间都要慢多少年;《虚土》的时间在虚土上成为永恒;新疆时间作为中国惟一另外的时间所蕴含的人文、历史、政治等内涵……。
作家通常都会代表人类表达自己对于生命与时间的关系,在时间面前,生命是短暂而脆弱的,是渺小而偶然的。刘亮程显然对此尤为敏感。他的书写非常集中地、直接地谈到了时间、永恒,而这一切最终指向死亡。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既以时间为本体又为对象的基调。还在写《一个人的村庄》时,他刚三十出头,正当青年,就以一种看似空虚戏谑、平静温和的口吻写到了各种生命的终结。在他将近四十岁的时候,他开始明确地写到死,有一篇散文叫《我的死》。后来的《虚土》更是将他对时间的观察、考量、感悟、冥想,深入、细微到意识最深层面,创造了一种刘亮程时间:时间是一个坑,是一根木头,是一个墙洞,而永恒的时间就如树叶尘土。时间从来没有如此具体又抽象,感性又玄妙。如果说《一个人的村庄》中的时间,还大多体现为一种物理时间,它往往以混沌的农民时间的面目出现,但意义确切。到《虚土》时,刘亮程已将物理时间进一步心理化,梦幻化,精神化,并在小说的最后,提出了永恒时间的存在。人们会说那是上帝时间,但在刘亮程看来,那是树叶尘土的时间。《虚土》的最后一章结尾,就是四个字:树叶尘土。正是树叶尘土表现了他的永恒时间的意蕴。他将自己对时间的执着追问贯穿到底,贯穿人、动物及所有生命的一生,显示出作为一个时间书写者的彻底。这彻底更体现在他诗意的语言所建起的一座座纪念碑或墓碑——写作与死亡紧密联系。作为生命的必死性,作为时间痕迹和记忆的承载者,他总是在逝去的时间中力图留下些什么。
众所周知,散文这种文体是无法将作者掩藏起来的,为什么从青年时代起,刘亮程就开始过早地考虑时间对世间万物的经过,就一再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一生,会产生那么强烈的时间焦虑呢。
在他的散文《先父》中,刘亮程明白无误地诉说着对时间的恐惧和对生命的悲悯。在这一篇绰念过早逝去的父亲的文章中,刘亮程写到父亲37岁的亡故,令他产生了自己到这个年龄不知该怎么往下活的恐慌,没有人在前面为他趟路,没有父亲在前面引领他,他感到了生命的空茫和缺失。八岁丧父的童年以及此后一生父亲位置的空缺,母亲艰难拉扯他们五兄妹的记忆,尤其父亲受冤迫害致轻生的惨痛经验,使他认定自己人生的残缺,这种童年期心理的不满足感几乎决定了他的一生,决定了他对时间、对生命与时间不依不饶的探究与辩析,也决定了刘亮程的文学气质与风格。
黄沙梁时间
《一个人的村庄》是刘亮程的黄沙梁时间期。在这一时期里,刘亮程奠定了他作为一个时间书写者的最初基调。乡村时间的缓慢、沉滞,使他分明地看到黄沙梁时间比任何时间都要慢多少年;农民被土地、作物限制的一生、牲畜被人役使又役使人的一生,草木春生夏长秋亡的一生,都是这样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单调重复却有规律。时间也由此成了可明确感知的时间,人们根据庄稼的种收来理解和使用时间。正是在这种时间里,刘亮程深刻地理解了黄沙梁时间,“天不为哪个人单独黑一次,亮一次。”“我们能看见的仅仅是:锨刃一天天变薄变短了,锨把一年年变细了。仿佛什么东西没完没了地经过这些闲置不动的农具,造成磨砾和损失。”理解了中国乡村几千年的时间,“村庄就是一艘漂浮在时光中的大船……”“一代又一代的人的一生熟透在时间里,浩浩荡荡,无边无际。谁是最后的收获者呢?谁目睹了生命的大荒芜……。”理解了中国人积淀在记忆中的时间,“生时在村里跑跑叫叫,死了被人抬出去,埋在沙梁上。多少年后又变成尘土被风刮进村里,落在房顶、树梢、草垛上,也落在谁的饭锅饭碗里,成为佐料和食物。”也由此理解了人类在时间中的命运。“你总是身不由己来到一生中的一些日子,这些日子一天比一天远离你。”他看到黄沙梁作为乡村的最后命运,作为中国农村的缩影,农村在现代化道路上被城市兼并同化乃至消亡的命运莫不如此,无可阻挡。正如他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写道:“一朵云下的黄沙梁,也是时间的浮云一朵。吹散它的风藏在岁月中。”
在这种大命运下的个人命运呢。“而我,正在世上苦度最后的几十个春秋。面朝黄土,没有叫声。”“其实人的一生也像一株庄稼,熟透了也就死了。”“我也仅有一辈子,冯四的戏唱完时,我的一生也快完蛋了,谁也带不走谁的秘密。”  刘亮程对生命的悲悯由此生出,但这种悲悯又是建立在一种通达的心理色彩上的:在人的可悲命运之前,狗的一辈子、驴的一辈子、马的一辈子、牛的一辈子,一朵花、一粒虫、一颗种子、一片树叶的命运都已经被我们看见,人正和世间万物一样,加入到宇宙循环往复的洪流中。“……,我们都把死亡看成是一件美事,我们活着是因为还没有资格去死。”作为生命的一种,人对自己时间的终结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起码现在:“我一辈子的一堵墙,还没垒好,透着阳光和风。”但死是人的本能,刘亮程通过他艺术的书写,将人类的死亡本能呈现出来,显示出齐物论的公平与豁达精神。
刘亮程所看到的黄沙梁时间像旷野一般,一生的时间像旷野一般敞开,过去未来混沌不分。过去是那无限伸向远方的起点,未来是无限伸向远方的终点,站在今天的人恰如站在一片旷野中,像新疆的大戈壁一样荒凉或杂草丛生,远远近近连成一片,苍苍茫茫的时间面目被我们看见。中国作家没有自己可傍依的宗教资源,刘亮程是一个视乡土为宗教的作家,他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时间信仰:时间被我们恐惧,敬畏,如同我们敬畏冥冥中的祖先神灵。但刘亮程的乡土宗教又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建立在儒家宗法制观念上的儒教,他将一切的社会、历史、人,推远、虚化,将时间还原为自己。时间不是别的作家用来建构一个故事、一段家族历史、一幅时代画面的时间,在这里,时间不是被利用的而是时间本身,表现出一种完全无功利的精神时间的特征。
刘亮程的写作直接面对时间,在时间的零度上展开,一个人赤手空拳地面对时间。所以,很多时候他令人觉得抽象:人们放下所有的正事,忙着看来完全没有意义的闲事情,《一个人的村庄》里的人都在忙着各自的闲事,忙得煞有介事、认认真真。冯四是这样的人的典型,一个老光棍,什么都不经营,每天站在房顶望天,别人用来种地丰收娶妻生子的一生,被他用来观察、体悟时间本身。他甚至最后得出自己的时间结论,当然是刘亮程借冯四之口表达的时间结论。正是在冯四这个人的一生中,透露出刘亮程带有虚无色彩的时间观:如果你看到了时间的流逝、看到了时间的永恒,看到了时间对生命的残酷和戏弄,放弃时间是对付时间的另一个策略,相比于人们干出各种丰功伟绩与时间对抗,不作为也是一种策略。正如他写道:“有的人骑快马狂奔而去,好像有非常伟大的事业在前面等着他,可是,许多年之 后,你再看看,骑快马狂奔的人和坐在牛背上慢悠悠赶路的人,一样老态龙钟回到村庄里,他们衰老的速度是一样的,时间才不管谁跑得多快多慢呢。”“我有一村庄,已经足够了。当这个村庄局限我的一生时,小小的地球正在局限着整个人类。”也正是在这种表达策略中,道家的宁静逍遥成为人生的另一种宗教资源。
虚土时间
《虚土》是《一个人的村庄》的梦幻升级和深化。刘亮程试图写一部村庄的传记,一个古老而恒久的村庄梦。这部诗性长篇,再次将刘亮程对时间的思考带入玄学色彩的哲学思辨中。他缠来饶去的对时间的絮语有时甚至将读者激怒。《虚土》第一段的第一节就是:“我在慢慢认出度过我一生的那个人” 。类似的小节标题还有:“我正一遍遍经历谁的童年”,有一节叫“把时间绊了一跤”,专门、集中地谈到时间: “就是我们这些人,在拖延时间,我们年轻时被时间拖着跑,老了我们用跑瘸的一条腿拖住时间。用望瞎了的一双眼拖住时间。……,所以我们看见的全是过去。”“我们只有在时光中等候时光。”“反正时间被绊了一跤,一个爬扑子倒在虚土里。它再爬起来前走时,已经多少年过去,我们把好多事都干完了,觉也睡够了。别处的时光已经走得没影。我们这一块远远落在后面。”“时间在丢失时间。”“丝线般细密的阳光,从树枝、墙根、人的脸上丝丝缕缕抽走时,满世界的声响。天塌下来一样。”“当我们老得啃不动骨头,时间也已老得啃不动我们。”还有的时间是这样被表达的:“每年都有一两个人留在去年”、“夜晚是一架黑车”;有一节叫《墙洞》,写的也是时间,他将墙洞隐喻为时间的界限,生死的界限。
他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他在物象的能指间任意跳跃、转换的本领非同一般,没有一点诗歌训练的读者会被他哈萨克谎言歌一般的言说方式弄晕——你不知他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哪些是实指哪些又是虚指。大多数情况下,他将真假虚实搅成了一锅粥,但这一锅粥是透明的,可以高高扬起透明的丝线而不至断裂,他的诗人的穿透力使他可以达到透明的境界,他像古代的巫师一样力图与时间发生交感反应,他的时间在空间中通达宇宙,他将中国古典诗学的美感充分发挥:文学是宇宙原理的显现。中国人的哲学本是物我两忘、物我不分的,万物都有粘连,万物都有说不清的象外之意。这也是为什么分析刘亮程你很难动用一种确定的理论资源,你用了一种,你会发现你所选用的例证似乎也可以做别的议题的例证,你选来选去又发现所有的话语都不是单一指向的,所有的话语都在使万物沾连起来,你无法分离出它们,它们溶为一体,试图回到古老的一体化哲学当中,又似乎别有用心另有深意。这些效果的达成依赖于他语言的诗性特征,人们看《一个人的村庄》第一遍和第二遍、第三遍感觉都不一样,像剥洋葱一样,意义的丰富和开放性使刘亮程的文学甚至需要二度、三度阐释。
对比于黄沙梁时间,虚土时间是一个虚时间。时间的恍惚、时间的虚实置换、时间的虚构性、时间的不确定,都使虚土时间呈现出扑朔迷离的面容,恍若置身一个人类村庄的长梦中。但其实虚土时间虚则虚矣,仍然是黄沙梁时间的延续和深化。如:“而在这里,时光耐心地把最缓慢的东西都等齐了,连跑得最慢的蜗牛,都没有落在时光后面。”“有些东西跑得快,我们放狗出去把它追回来。有些东西走得比我们慢,我们叫墙立着等它们,叫树长着等它们。我们最大的本事,就是能让跑得快的走得慢的都和我们在一起。”整个虚土时间可以看作是作者在《我的死》当中写道的:我正一步步走近的那一场死亡或许不是我的。在那一刻我会看见我不认账的一个身体正渐渐死去。这一句话的扩大版。在虚土时间中,作者正是在不承认死亡的前提下,将一切虚化了,作者对自己渐渐死去的身体不认账,所以才会有《虚土》中“我在慢慢认出度过我一生的那个人”、 “我正一遍遍经历谁的童年”这样的虚时间观。
刘亮程在《虚土》中创造了一种自己的永恒时间,也就是树叶尘土的时间,也是他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关于“永恒”的解释:“所谓永恒,就是消磨一件事物的时间完了,但这件事物还在。时间再没有时间。”的继续。这个永恒时间依然没有脱离人世、人的眼睛,树叶尘土依然与人有着前世今生的联系。这就是刘亮程的永恒时间观,似乎依然是一种主观时间、心理时间,但其最终指向是精神的,是一种精神时间:时间再没有时间的时候,树叶尘土还在,树叶尘土的精神与时间一起达到永恒。刘亮程的精神时间带着他对人世的无限柔情和眷恋,对世间万物的关照,体现出悲悯中的惮意。
新疆时间
长篇小说《凿空》似乎表现的是一种新疆时间。在此之前,他在一篇散文《新疆时间》中,集中谈论过这种比北京时间晚两个小时的时间。“新疆一直存在着两个时间,维吾尔族人习惯用新疆时间,汉族人用北京时间。一般单位开会,通知上都标明北京或新疆时间,不然人们到会的时间就会差两小时。”“我们和内地的接触和联系,一直存在着时间障碍。有人说,新疆的落后主要是天亮得太晚了,别人上班时我们还在睡大觉。” “我在他身上,看到了那种和胡杨一样古老而结实的东西。一种特殊的只有在新疆时间里活出来的年龄。”
可以说,到新疆时间时,刘亮程将他的黄沙梁时间、虚土时间进行了综合的体认:黄沙梁时间也好,虚土时间也好,都是他新疆时间的产物和表现。“此刻刮过南疆的一场大风,并不晚于一千年前的那场风,也不比一百年后那场风早。在新疆的缓慢时间里,它们同时到达。”这种文学修辞上的夸张表达道出了新疆时间的本质:缓慢、荒远。“一场风压在一场风上面,在每一场风中,所有时间被翻动。”这也是他置身新疆几十年所感知、领悟到的一种感性时间。他在这种感性时间中看到了一种带有永恒意义的情感和记忆,他固执地将此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试图为人类留住那些古老的东西,即使古老的东西在今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他也力图用自己的笔挽留住一些,起码他自己要坚持住那些内心的、永久的诗意:“尽管我平常用北京时间起床睡觉,上下班,吃饭,约会朋友。我死亡时,我会把一直使用的时间倒回两小时,回到我们的时间,我自己的时间。一种黄沙中的时间。尘土和绿叶中的时间。”尘土和绿叶中的时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时间呢,我想它大概就是一种乡村时间,一种千年来积淀在我们血液中的记忆,一种古老的农业文明的时间。这时间已被刘亮程精神化,成为中国乡村精神的容器。他怀着对乡村宗教般的情感和虔诚,也对这盛载着乡村精神的时间容器敬若神灵,他在这容器里看见中国农业民族的古老智慧,看见他们的人生哲学,看见这些正在缓慢风化但永远会有人有所保留的一切。这时间容器所盛载的一切,因为它的历史,因为它正在消亡的命运,呈现出挽歌般的诗意。
新疆时间毕竟不同于黄沙梁时间、虚土时间。它的不同在于,新疆时间作为维吾尔人使用的时间的古老性与永久性。这种时间的历史感、人文内涵等被刘亮程挖掘出来,他在《凿空》中描述了这个被维吾尔村庄所感知的时间。
新疆时间除了缓慢、沉滞之外,还有由此与东部时间的“快”所带来的不平衡。西汽东输工程令阿不旦村庄(《凿空》)的人们惊喜,他们等待了多年的砍土镘终于找到活儿干了,他们确信挖输油管道除了砍土镘还能有谁。两千多年来他们手里的坎土曼曾经遇到过两次大活,一次是信仰佛教时期,砍土镘修佛寺凿佛窟,忙个不停,这个活干了一千多年。后来伊斯兰教来了,砍土镘毁佛寺建清真寺,这样又忙了几百年。现代化的到来让坎土曼没有了活路,西汽东输工程来了,一个挖几千公里油气管沟的活让坎土镘看到了希望。但是当人们扛着砍土镘赶来,看到的却是挖掘机怪兽一般把他们的活全干完了。挖石油的事情与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村子被凿空。在剩下的时间里,除了天上落土,还有更永恒的永恒吗?正如刘亮程在《新疆时间》中所说的,“在新疆的时间里,剩下的事情就是天上落土。”
还有一些时间也是属于新疆的,他在《新疆时间》中写了这样一件事:“听当地人说,原子弹爆炸后留下的钢架、电线,后来被附近农民当废品拆去卖了,几个农民因此死亡。卖掉的废钢铁又流通到哪里,谁也说不清了,也许再炼成钢铁,卖到喀什、乌鲁木齐,甚至西安北京,都说不上。这个过程中核辐射会越来越小,小到人觉察不出来,小到跟原子弹没有关系。只是爆炸后接下来的漫长年月,属于新疆时间。”
在新疆时间中,刘亮程的人性关怀变得更直接、更广泛,甚至带着文化批判的意味,这在他的文学中是不多见的。对比于黄沙梁时间、虚土时间的虚无色彩,刘亮程正是在新疆时间中逼近了我们迫近的生存真相。
结语
按照凡蒂莫后现代性美学理论:文艺作品正是作为一种记忆和痕迹的承载者,作为发自过去的语言信息的承载者,跨越时间地、从充满死人声音的过去、从属于那个过去的传统向观众诉说,就像纪念碑或墓碑,不是为了击败时间,而只是为了在时间中忍受。就如埃及的金字塔,是为了向将来的人传递一种痕迹和记忆。这种与死亡的联系为我们界定了诗意词汇那种脆弱、实质上虚无主义的本质。①凡蒂莫认为:艺术作品是后现代、后形而上学时代真理出现的地方或场所,这种后形而上学真理永远无法从一种稳定的、客观的、可证实的知识角度来加以思考,而且这种真理必定是脆弱的、非中心的真理。凡蒂莫在缅怀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时说:存在的真理……只能在回忆的形式中出现。……,诗人则是通过诗意语言的纪念碑性使真理产生作用的那一类人。②
刘亮程正是这一类人。他纪念碑或墓碑性质的文学让我们看到了存在的真理。尽管这真理可能是一种脆弱的、非中心的。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科技理性时代,一个电子媒介统领天下、崇拜图像的时代,他力图将人们的情感和记忆,带回遥远的中国乡村的过去的努力可见一斑。表现出凡蒂莫等美学家所认定的艺术的纯正品性,他对时间带有哲学意味的思辨贯注要他文学的诗性品质中,呈现出艺术与哲学与情感紧密溶为一体的深遂动人的特质。他因为黄沙梁时间、虚土时间和新疆时间的提出,成为当代作家中惟一一位既以时间为书写本体又为对象的时间书写集大成者。一个人一生的时间被他充满感情地抚摸,一个地方前世今生的时间被他发现。他让我们看见时间的面容,建立起了自己的时间地图。在这个本雅明称之为艺术作品的“气味”消失的时代,他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独一无二性和真实性,最本真最原创地将他的时间世界带给读者。他所呈现的世界,以那无限伸向远方的“气味”令人沉迷。
①、②:《西方美学通史》朱立元张德兴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七卷836、8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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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26 01:26:52 | 只看该作者
刘亮程研究十年综述
·                                 ·                                 李垣璋
  自1999年《天涯》杂志推出“刘亮程散文专辑”以来,刘亮程散文经历了一个由“一夜成名”并红极一时到逐渐冷却的过程,但刘亮程散文的研究却逐年深入。本文就1999年—2008年这十年来笔者所能找到的关于刘亮程的研究论文从内涵研究、内容题材研究、语言风格研究、创作方法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并对近年来才出现的刘亮程小说的研究也作了初步探讨。
   1998年4月,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结集出版,但并未引起多大反响。1999年,《天涯》杂志在第5期隆重推出刘亮程散文专辑,不惜篇幅一气发了17个版面,并请来著名作家李锐、蒋子丹、方方、李陀、南帆等发文助威,使刘亮程一夜成名。2000年初,《大家》、《北京文学》、《散文选刊》等著名刊物相继推出刘亮程的散文,《南方周末》、《文汇报》等知名报刊亦对刘亮程的散文给予了高度评价,著名学者林贤治也在《书屋》杂志刊登长文《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其中对刘亮程大为赞赏,称其为“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位散文家”,使刘亮程在中国思想界声名鹊起。其后,中国官方也开始瞩目刘亮程,2001年4月授予他第二届“冯牧文学奖”。
  其他报刊和网上也先后出现了对刘亮程散文的研究批评,褒贬不一,气氛非常热烈,形成了著名的刘亮程散文热。2002年3月,新疆人民出版社汇集报刊和网上的这些批评文章出版了《乡村哲学的神话——“刘亮程现象”的反响与争鸣》一书。其后,刘亮程散文热逐渐消退,但是关于刘亮程的研究却没有停止,每年都有不少关于刘亮程的论文发表,并且这些论文较之刘亮程散文热时期的批评更加专业与深入。本文拟就1999年—2008年这十年来笔者所能找到的关于刘亮程的研究作一个简要的论述。
  
  一、后工业化社会的乡村哲学——刘亮程散文的“哲学”研究
  
  (一)刘亮程“乡村哲学”的内涵研究
  刘亮程散文最先引起人们关注的是他的“哲学”,这在1999年《天涯》第5期“刘亮程专辑”之后的“推荐与研讨”中蒋子丹就已经提到刘亮程不为他人和前人的知识观念所囚,身边小事皆可入文,村中动静皆可成诗的散文是“一种哲学,是发现的哲学,是悲怀和乐世的哲学,是生命大彻大悟顶天立地的哲学。”[1]之后,林贤治在他的《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中再次提到这种哲学,说“这是‘乡土哲学’;是一种生活态度,就像盐溶解在水里一样,散布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地方。”[2]到了牧歌,干脆直呼刘亮程为“乡村‘哲学家’”。2001年1月《一个人的村庄》再版的时候封面上已经印上了“后工业化社会的乡村哲学”的标签。刘亮程的“哲学”成为刘亮程研究最引人注目之处。
  但是,刘亮程的这种所谓“哲学”却是意义模糊的,很少有人准确地对这种哲学作一个说明,每个人眼中的“哲学”各不相同。但大致看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天人合一的原始思维
  所谓“原始思维”,即与任何思维的最基本定律背道而驰,它不像我们的(逻辑)思维所做的那样去认识、判断和推理,却专门注意事物的神秘原因[3]。李晓华在他的《原始思维•诗意地栖居•现代焦虑》中认为,刘亮程散文的最大特色在于有意无意地以‘原始思维’方式,嫁接原始意境,营造神秘氛围,产生出特殊的张力美感[4]55,认为,“刘亮程的‘独步’,是一方面启动了原始思维,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识到这是现代社会。或者说只是敏锐地发现了现代社会中残存的原逻辑思维,从而真实地书写了比现实更为真实的‘村庄’。”[4]56
  “天人合一”是原始思维的一种方式,刘亮程散文恰恰有意无意地素朴地发掘了这种潜藏于人们思维中的原逻辑[4]56。这方面有很多人进行了或深或浅的论述。如李维鼎在《“逃跑者”的“自审”与“自恋”》中写道,“刘亮程以‘生存本身’为书,在他的心目中,万物皆灵,人应该通过认识‘人之外’来认识人自己。”[5]张国龙在《关于村庄的非诗情画意的“诗意”写作姿态及其他——刘亮程散文论》中将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和庄子的《齐物论》联系起来,说:“刘亮程散文不管落笔何处,似乎都无意把人作为审视的唯一重心,而是把人/物,或者说所有存在于大地(黄沙梁)上的一切一视同仁,没有孰轻孰重孰尊孰卑。这种‘齐物论’色彩始终在他笔端流淌,弥漫在字里行间。”[6]摩罗在他的《生命意识的焦虑——评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中也认为刘亮程这种众生平等、万物一体的意识特别强烈,“他把什么东西都看成和自己是一体的。”[7]潘禾婴则把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从拟人化的修辞格方面进行理解,认为刘亮程以拟人的修辞格为动物灌注了生动的内涵,使生命彼此相依,泯灭了人畜间的不平等[8]。周鸿和刘敏慧的论文《灵魂的领地——刘亮程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阅读札记》也认为刘亮程在对他“一个人的村庄”及精神家园的长期寻求中,获得了一种观察和追求自然的方式,即人在和大自然万物的和谐中体会真、善、美,从而把握村庄和自然界里最真实也最具稳定性的精神内核,并以朴素简单的文字表达他对这个人畜共居的村庄和土地的感激,对自然万物的尊敬和理解[9]。
  当然,也有人不赞同这种“天人合一”的说法,例如余杰就说将他的文字与“天人合一”等传统儒家的观念联结起来完全背离了刘亮程作品的精神实质——与其说刘亮程在写一个封闭的村庄,不如说他在凸显一颗无忧无虑的心灵,刘亮程的文字想说的,其实是一种当代人所匮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10]93。但这样的反对意见并不很多。
  2.“命”的纠缠
  林贤治在他的《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中就已指出刘亮程的散文中“始终有一种‘命’的纠缠,这种纠缠便构成了哲学,决定着他的散文内容,甚至写法。”[2]在刘亮程的散文中,几乎很少有不谈“命”的,不但谈人的命,还有马的命、狗的命、牛的命、驴的命、小虫子的命、歪脖树的命……和“命”的这种纠缠使刘亮程的散文触角伸向了时间、空间、死亡、苦难、孤独、荒凉、焦虑等命题,同时也使他的散文走向了一种较高的境界,让他能在文章中去除功名利禄、虚妄浮躁等各种炽情,走入一种纯情的、本真的澄明状态。
  摩罗在《生命意识的焦虑——评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中将这种纠缠称为“生命意识”,并将其分为三种情形[7]:一是“生命的整体性和关联性”,即刘亮程“天人合一”的原始思维观念;二是“生命的伤痛与荒凉”,其中包括“生命的脆弱与限制”、“生命和时间的关系”、“生命的荒凉”。首先,摩罗称在刘亮程散文中相对于生命的强大他更关注于生命的脆弱与弱小,比如在《寒风吹彻》中自己冻伤的腿,冻死的老者,最终没有熬过那个冬天的姑妈……这样的叙述中饱含着作者博大无边的悲悯情怀。如张国龙所说:“他时常以博大的悲悯情怀面对他们(它们),给予他们(它们)人性的审视和怜恤。他会怜惜地扯一把草喂一匹垂死的老马;他不忍心把一头被自己使唤老的牲口再卖给别人使唤;他能理解一只鸟的孤独(《孤独的声音》);他小心翼翼地探询野兔营生的小路,慨叹它们生命存在的艰难、卑微(《野兔的路》);他会为一只虫子卑微的命运揪心(《三只虫》);他甚至对一只老鼠抱以令人不可思议的同情,认为一只偷吃人类粮食的老鼠也应该有一个好收成;他会冥想一片飘零于风中的叶子的命运(《风把人刮歪》);他会对一朵花微笑;他能听懂沉埋在地下的草根的生命悸动(《最大的事情》)。”[6]其次,“生命和时间的关系”更是刘亮程关注的重点。韩子勇就说“刘亮程的全部写作是关于时间的写作。”[11]摩罗则以为刘亮程对时间敏感,实际上表现了一个作家意识深处对人生短暂,对人的生命面对死亡时无可奈何的一种哀怜一种悲悯。湖南师范大学2006级硕士研究生毛刚妮在他的学位论文中也对刘亮程散文中的生命和时间的关系作了详细的论述,他指出在刘亮程的散文中没有具体年份的影子,我们看到的只是大块的时间或模糊了具体背景的时间。他认为刘亮程在寻找与追怀一种“鲜活如我们古老的血液”、“永远不旧的东西”。而正是刘亮程的这种对时间的认识使他选择了时间刻痕较小,远离社会生活的村庄写作。村庄的完全封闭是刘亮程有意为之的,刘亮程刻意让时间模糊,从而去完成他心中的“一个人的村庄”。[12]再次,“荒凉”也是刘亮程散文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刘亮程自己就曾说“生活单调得像篇翻不过去的枯涩课文,硬逼着我将它记熟、背会、印在脑海灵魂里。除了荒凉这唯一的读物,我的目光无处可栖。”(《一个人的村庄•黄沙梁》)“刘亮程深深知道乡村偏僻闭塞的缺陷,不惜以“荒凉”一词描述因为闭塞和孤独所遭遇的煎熬和绝望。在他看来,这种闭塞和孤独使生命残缺甚至凋谢。”[7]三是“生命的恐惧与焦虑”,其中包括“存在的恐惧”与“生命意义的焦虑”。对于“存在的恐惧”刘亮程在散文中没有回避,在很多篇章里他写到了人的疾病、衰老和死亡,写出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助,这使得刘亮程的散文带有了一定的悲剧色彩[12]。而对于“生命意义的焦虑”,摩罗认为表达生命意义的焦虑已经成为刘亮程写作的基本视角之一[7]。“他从来没有像有些评论者认为的那样,安守于一个封闭村庄的日常生活。他希望自己的存在比肉体更加广大,比日常生活更加深远,比寿命更加长久,比村庄更加丰富。他渴望看见自己在世界留下痕迹,对世界产生影响。他常常拿着铁锨在村头东挖西铲,让一棵草、一抔土因为他的力量而改变。他把这个叫做‘找个理由活下去’。这个理由是什么?就是与世界广泛而又深远的联系,就是生命的价值与意义。”[7]
  (二)刘亮程“乡村哲学”的反现代性研究
  牧歌在《乡村“哲学家”刘亮程》中提到“乡村哲学”有反现代性的一面,这种反现代性有进步意义[10]71。刘亮程散文中对工业文明反叛的“经典文本”就是《城市牛哞》,这篇散文被包括李锐、林贤治、牧歌等在内的无数人引用,以确证刘亮程散文的反现代性。但是有更多的人对此表示不屑。如余杰就说“有人把刘亮程的散文作为一曲对抗工业文明的“田园牧歌”来看待……在我看来,这些评论完全背离了刘亮程作品的精神实质。”[10]93谢宗玉在《解读刘亮程》一文中也十分中肯地指出批评家把刘亮程的《城市牛哞》当作一篇反工业文明的战斗檄文是轻浅和大众化的,尤其指出被批评家称道不已的那几句“我是从装满牛的车厢中跳出来的那一个。是冲断缰绳跑出来的那一个。是挣脱屠刀昂着鲜红的血脖子远走他乡的那一个”其实是文章的败笔,应该删去,认为这种口号式的东西不是真正属于刘亮程自己的[10]135-139。
  
  因此,如果说刘亮程散文确实有反现代文明的因子的话,我们也应该以陈协在《刘亮程的意义——以〈城市牛哞〉为例的解读》中所持的态度来对待:“作家无意要将乡村与城市作绝然地对立,因为‘城市与乡村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两者之间真正区别在于‘城市不断产生新东西,不断出现,不断消失,一些东西还没来得及留意它便永远消失了’,‘但人的心灵却总是怀想那些渐渐远去的、已经消失的事物’。”[14]刘亮程的“反现代工业文明”只是有感于城市生活方式的功利需要对所存在的事物的自然生命过程的漠视与无情剥夺。因此,刘亮程的“反现代工业文明”是温和的、自然的。
  
  二、人畜共住的村庄——刘亮程散文内容和题材研究
  
  刘亮程散文除他的“哲学”外,另一个大的特色就是他的内容和题材基本上都是关于黄沙梁这个村庄的。内容和题材的单一并没有妨碍刘亮程的创作。用刘亮程自己的话说:“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在一根木头旁呆二十年,我同样会知道世间的许多道理。更何况我生活在黄沙梁这么大的一个村庄里。我肯定会知道的更多一些。”(《一个人的村庄•只有故土》)因此,那只老死窝中的狗,那只下了蛋藏起来孵小鸡的黑母鸡,那场刮过原野的风,那片东飘西荡的云……这些都成为刘亮程笔下的内容。
  在鲍尔吉•原野和丁宗皓的一次《关于“新乡村主义”的对话》中,刘亮程被称为“新乡村主义”的代表。并且在这次谈话中鲍尔吉•原野提出了新乡村主义的三个特征:“其一,全面呈现乡村的美,再现和揭示人与自然以及和在这个关系中生成的乡土文化的共生关系。其二写作状态的封闭性。新乡村主义割断了乡村和外界的联系,呈现与赞美乡村社会中的经验世界,因此琐屑和细腻是其另一特点。其三,将乡土诗意化,使之还原乡土生活本身。” [10]144鲍尔吉•原野的这三个特征或者说标准几乎就是为刘亮程散文量身定做的。刘亮程的散文充分再现和揭示了乡村中人与动物、植物的和谐关系,正如周立民在《刘亮程的村庄——谈刘亮程的散文》中所说的:“刘亮程的写作扯开了对乡村世界的幕布,以另外一种风景丰富了我们对乡村世界的认识,并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促动我们对家园的概念进行重新确认。从他的文字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宁静的和谐,是人与土地的和谐,人与生物的和谐,是人与人的和谐,这种内心的满足和宁静对于焦躁的现代人来说是弥足珍贵甚至求之不得的。”[14]刘亮程的散文也仅限于黄沙梁这个村庄的人和事,他自己就说“每一个作家都在寻找一种方式进入世界。我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首先是从一个村庄开始的。” 对于他来说,“这个村庄,不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处所,是他终生所要表达和描述的对象,它更多的代表着他的生命与写作方式,是作家在内心深处不断构筑和丰富的一片灵魂领地。”[15]在这个人畜共住的村庄中,那些“灰鸟、虫子、老狗、胡杨树、逃跑的马、挣断缰绳的牛,和那唯一的一边闲逛一边在内心琢磨的扛着铁锨的人构成了一个独特而又无限的生命空间。”[15]
  但是,很多人并不看好刘亮程的这种内容和题材狭窄的创作前景,认为进入城市的刘亮程将面临失去创作素材和创作活力的危险。也有人认为刘亮程的对土地的感情虽然绝对是真诚的,但也许正是这种对土地对乡村的绝对真诚与信仰的原因,使刘亮程丧失了对土地对乡村的批判性反思。如张立国在《乡村哲学的神话》中就说“刘亮程的散文里只有对人性的简单化白描,人性的复杂与丑恶在他笔下完全消失了。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作家在试图逼近中国农村落后地区的真实境况时,不可能只是一味地赞美而缺乏必要的批判和反思。”[10]3-4陈枫在《矫情时代的散文秀》中也认为刘亮程把生存、苦难和农村诗意化了,他逃离了生活现场的残酷,在逼近中国农村落后地区的真实境况时,只是一味进行想象性的赞美而缺乏必要的批判与反思。这种“质疑之勇气和不从之姿态的沦陷显现了刘亮程人文关怀的阳痿和写作良知的缺失。”[16]
  倒是单正平在《亮程散文》中说了句公道话:“葡萄牙作家佩索阿,终其一生,不过写的是他在里斯本当职员的时候对周围事物的观察和感悟,内容好像单调贫乏极致。但他思考的独特和深刻,很少有人能企及,因此也成了现代文学中的经典。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写什么实在是他自己的事情。”[10]90
  
  三、裹挟着泥土气和牛粪味的诗性语言——刘亮程散文语言风格研究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刘亮程散文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之所以能使读者眼前一亮并兴味盎然地阅读,除了作品本身具有深厚的思想意蕴,能给人启迪和遐想之外,更得益于他魅力十足、风格别样的语言风格。刘亮程是驾驭语言的高手,他可以娴熟地、随心所欲地运用语言去表达他想表达的一切。他的散文语言与众不同,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风格:或细腻,或粗犷;或雅致,或俚俗;或庄重,或谐谑;或自嘲,或调侃。恰如行云流水,令人赏心悦目。
  谢宗玉在《解读刘亮程》中说“写诗的刘亮程已把文字练得就像在清澈和河水里淘洗过一样,他的文字常常让你读得心尖尖像被针尖尖在挑,甚至他还能利用文字的魔力,使一些平庸的篇章披上浮华的外衣,让人们去叫好。”[10]135-139孙政在《名作欣赏》发表的《哲理与诗性的开掘——刘亮程系列散文〈风中的院门〉解析》中也说:“刘亮程在散文语言的运作上的确也与众不同——这种语言,如果用一些评论者的话来说,那就是‘一种没有被城市文明覆盖或污染的浑金璞玉般’的语言,是一种‘可以穿越几代人而不消损的情绪性和情感性’的语言,因此而使其散文独具魅力。”[17]
  张治安、吴孝成在他们的《裹挟着泥土气和牛粪味的诗性语言——刘亮程散文的语言风格研究》中将刘亮程的语言风格分为五种[18]。第一为“白描式语言”,具有粗线条、快流动、抓特点、重简笔的特征。刘亮程的散文语言以白描式为主,所以不仅准确畅达,而且简洁利落。这一点玄武在他的《新疆农民刘亮程》中也从白话的角度提到过,认为刘亮程的文字是自白话文运动以来毛泽东之后最白话的一个[10]111。第二为“独白式语言”,这种方法最能揭示心灵的奥秘所在,是一种近乎心理描写的方法。但刘亮程的独白又不是纯粹的心理描写。因为他的独白,往往眼前有一个观照物存在。这个观照物很具体、很实在。有时是一只虫、一朵花,有时是一头驴、一把锨、一截木头、一个院门或一座长夜中死寂的村庄。刘亮程爱琢磨它们,挖掘它们,赋予它们生命的思考,喋喋不休地告诉人们。这种近乎痴迷的、物我难分的内心独白,使刘亮程的散文格外诱人。不仅新奇,而且深刻。表现了刘亮程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自然观。第三为“调侃式语言”。他散文中的调侃式语言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自嘲,他的自嘲,并非鄙视自己,作践自己,而是在于说明自己这个“人”与其他世间之物没有高下之分、尊卑之别。对“人”这个所谓的万物灵长进行调侃,目的即在于此。它表达了一种“齐物”观,一种对自然万物生存状态的深刻思考,透出的是机智。二是“他嘲”,实际上是对“人”这个生命群体的调侃、嘲弄。第四为“俚俗式语言”。刘亮程的散文中,不乏粗鲁甚至是卑俗的语言,但却不是肮脏、下流的语言,可谓俗而不淫,俗而有致。这些农民的、口语式的语言使他的散文朴实生动,极富生活和泥土气息。第五为“精警式语言”。刘亮程是以写诗起步的,因而他的散文语言也具有诗一般的韵味,精警透辟,意味深长。他自己也说:“我努力让自己像写诗一样写每一篇散文,觉得自己还是个诗人。”(《风中的院门•对于一个村庄的认识——答青年诗人北野问》)
  当然,也有对刘亮程散文语言进行批驳的,如蒋泥在《沙漠深深无花果》中批评刘亮程在行文过程中就有许多看似圆润,其实很不周详,往往经不住推敲的句子[10]23。
  四、走向最富深刻的内部——刘亮程散文创作方法研究
  或许刘亮程给中国文学最大的贡献并不是他的几册漂亮的散文,而是他散文的写作方法。在这方面也有众多人进行了深浅不一的研究和探索,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不为功利的写作
  同为散文作家的谢宗玉在《解读刘亮程》中对刘亮程的创作方法有深刻的领会,他说,“别以为刘亮程是获得了一个村庄才获得了如此丰美的文字,其实是刘亮程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不含任何功利意义的思考后,才有他的文章……不为功利的写作是最容易打动人的写作……由于摒弃了功利,以一副乐天安命的心情扎根生存的土壤,以一个活人纯粹的好奇去关注身边细琐的事物,刘亮程进入了一个与别人不同的崭新天地。”[10]134
  2.细致的观察和体悟
  单正平在《亮程散文》中说刘亮程散文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他能于日常生活最平淡处,最常见的现象中,发现诗意而引出哲思[10]88。李伟通过对刘亮程散文创作的分析,建议大家细致观察、用心体悟以捕捉日常生活与哲学观念的相似点[19]。李有亮在《重新擦亮我们的眼睛——刘亮程散文创作的启示》中倡导大家“重新发现了这个世界原本就有的丰富与生动”。为达到这个目的,他还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要警惕书本知识对我们的蒙蔽,避免创作中的经验复制问题,不要失去了自己对世界的第一感受;其次,警惕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意义”对我们的蒙蔽,重新体悟生活的表象,“使石头成为石头”。再次,反对技术写作,崇尚真实体验,贴近依附在事物之上的内心感觉和想象,从而穿越遮蔽自我灵魂的迷障[20]。
  3. 回到最富深刻的内部
  刘亮程自己曾说:“我生活,说出我生活的全部感觉。这就是我的文学……对我而言,真实生活是从我开始的,我自己的感受最有意义。”“在我的写作过程中,许多东西都能影响我。但最终影响了我,使我成为现在将来的刘亮程的,肯定是这片土地,和我扎根其上的全部生活。”谢宗玉也指出,“很多人以为刘亮程给人的震撼是他的文字和他文章的切入点,其实这只是人们的一种误读……真正打动人的东西还是他对生命和万物的独特体验。”[10]134钟文华在《写作要回到最富深刻的内部》通过对刘亮程创作的分析,认为写作有时需要朝回走,即回到自己的生活和生命的深处,回到所呈现的事物的本身,只有这样作家才能对自己的语言和生存方式有着更牢固的信心,从而听从内心的召唤,真诚地、确切地把引起自己兴趣和感动的东西保存下来。总之,写作要回到自己最深刻的内部,这样从细节和人性中生长出来的文学才是最有力量的![21]
  
  五、从其他角度对刘亮程散文的分析
  
  随着刘亮程散文研究的不断深入,出现了各种角度对刘亮程散文分析的文章,有从宗教情怀角度进行探究的,有从原始崇拜意识进行挖掘的,也有用文本细读的方法细致分析的,更有将刘亮程散文和其他散文家进行比较研究的,不一而足。
  王小岚的《灵魂于何处安居——刘亮程散文的宗教情怀》通过分析“是什么力量促使刘亮程如此执著地将生命滞留在一个小小的黄沙梁,在那儿一遍又一遍地寻找并拼写自己生命的全部意义”后认为,刘亮程是出于对死亡本义的深刻洞察和对安居自我灵魂的强烈渴望,才将“黄沙梁”这样一个小小村庄作为自己心灵定居的地方的,而这正是一种深潜于文字底部的无比虔诚的宗教情怀。刘亮程将踏上“返回”故乡的路作为某种类似宗教仪式的洗礼,并从中感受永恒和安全[22]。
  陈静的《高亢的驴鸣——论刘亮程散文中的“驴崇拜”意识》通过对刘亮程的散文《通旅性的人》和《龟兹驴志》等文章的分析,认为刘亮程对驴的感情也由喜爱、赞美上升到崇拜。刘亮程以这种驴崇拜的方式表现一种普遍意义——揭示现代人被异化的生存困境,即通过驴与人对照,以驴的自在自得烛照现代人日渐萎缩、空洞、物化的生存现状。刘亮程散文中的“驴崇拜”意识实质是对生存本身的关怀,他的散文一方面深刻揭示了社会意识形态遮蔽下主体异化的真实图景,另一方面运用这种迥异于其他作家的叙事策略,着力表现边陲异质文化的生机和活力,为古老的汉民族传统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从而为现代人心灵的归宿提供一种新的可能。亢奋的驴鸣无论是被他誉为“对世界的警告”,还是转变成“佛经的诵唱,清真寺的喊唤”,它都是“生命的鸣叫。”[23]
  李伟的《从刘亮程的〈城市牛哞〉看新散文相似思维模式》,运用创造心理学家阿瑞提的人类艺术创造的三个基本模式对《城市牛哞》思维方式的进行分析,发现新散文创作过程一般有三个环节,那就是:找到触发点;展开相似联想、通过相似比较发现同一与差异;形成认识而实现思想换位。作者最后认为,散文,作为一种创造性文体,主要突出这种相似思维模式[24]。
  
  六、刘亮程小说的批评
  
  刘亮程在2000年12月再版了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后,2001年至2003年又先后出版了散文集《风中的院门》、《正午田野》和《库车行》。2006年1月出版了他的首部长篇小说《虚土》。批评界除对他的散文有大量批评外,对他的小说也偶有批评。目前能找见的有何英的《虚土的七个方向》和李红霞的《此岸荒野的梦境——关于刘亮程的长篇小说〈虚土〉》。何英认为《虚土》在内容上是一个本能的直觉世界,作者完全摒弃了用文化符码来写小说的常规可能性,呈现的是一个直觉所能达到的感觉天地。它的哲学意味是体悟式的,蕴藏在感性事件和情节之中。在文体上《虚土》也成为一部挑战小说观念、重树中国式小说气质和美学风格的作品。认为《虚土》带来的阅读奇遇和震撼可将刘亮程推至一个全新甚至他自己都不可复制的新境界[25]。而李红霞认为《虚土》作品弥漫着生命的隐痛和寒冷的情绪:个体的孤单无措、对生命意义的焦灼、对虚无的徒劳抵挡,比起《一个人的村庄》来,更为强烈。在通过对虚土的生存、童年、梦想等关键词分析后认为刘亮程对卑微渺小生命的关爱和对人类罪性的洞察,使他“即使没有皈依某种既成的终极信仰,也必定会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与最高存在取得联系和对话”[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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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26 01:27:58 | 只看该作者
刘亮程:我喜欢写被我视若平常的事物


■刘亮程 符二

时间:2012年8月14日—16日
地点:新疆·乌鲁木齐
我从昆明起飞,经停兰州中川机场,一路向西飞往乌鲁木齐,空中飞行时间长达五个半小时,行程近万里。采访刘亮程可真不容易!以致走出航站大楼,看到往来戴着花帽的维吾尔族同胞,而傍晚七点的阳光明晃晃照在地面上,有一瞬间我还以为我来到了外国。
刘亮程委托新疆作家刘慧敏前来接我。她是位活泼的汉族女性,大约30出头,很爱笑,妙语连珠。不过很显然,她对认路不怎么在行。我们驾着一辆白色雪佛兰在乌鲁木齐的街头开了整整两个多小时,问了四五起路人,最后才磕磕绊绊找到和刘亮程会面的饭店。
刘亮程早期以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蜚声文坛。他写树根、土墙、一截木头,写驴马、猫狗、两窝蚂蚁。他写风把影子刮歪,日头把人晒老,雪年复一年在雪落过的地方落下,岁月在荒芜的村庄天天年年流逝……素朴悠远的笔法,使他被目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实际上他的写作之所以成功,关键就在于他寻求和探索到了激活事物的一条神秘途径。
刘亮程后来转向小说写作,文本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不过最好的创作也许正是模糊的、混沌的、无视规则与边界的。《虚土》和《凿空》都是这样的写法。刘亮程的文字实际上非常感性绚丽。这种气质的文字,既能最大限度地成全小说,也能最大限度地损毁小说。当然归根结底,一切都在作家的运筹帷幄之中。
我在乌鲁木齐待了三天,每天跟刘亮程见面。他开一部雷诺汽车,载着我在乌市转悠,招待我吃手抓饭和烤羊肉串。他还建议我最好将回程的机票改签,随他们一起深入牧区。这是一次较为有趣和特别的采访经历,除了第一天我们面对面坐下来谈了几个话题,其余两天我和我的访谈对象根本不因为文学而谈论文学。我的录音笔随时处于记录状态,我不记得我们谈过些什么。但在后来整理的过程中,发现它带给我巨大的惊喜。
刘亮程后来告诉我,这是他最好的访谈。
2012年8月16日,新疆乌鲁木齐
  
第一天:2012814

符  二:谈谈最近的写作动向。
刘亮程:在写一部跟新疆历史有关的小说,故事发生在公元1000年前后,那个节点正好是新疆伊斯兰教和佛教交锋最激烈的时期。

符  二:那是在北宋时期。
刘亮程:是。那是新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于阗佛国和喀喇汗王朝经过近百年的宗教战争,最终伊斯兰教取得了胜利。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冲突,但战争和冲突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关注的是声音和语言。
这本小说名叫《捎话》。讲的是一个懂得几十种语言的捎话人的故事。因为战争,书信往来困难,只有动用民间的这种捎话人,把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个人的话,长途跋涉捎到另外一个地方传给别人。

符  二:捎的过程中会不会像我们玩的传话游戏一样,最后传得相去甚远,甚至面目全非?
刘亮程:会的。因为语言在捎的过程中都会变。语言是最不可靠的。写成书面的东西可能相对可靠一点,但是靠口传是绝对不可靠的。语言在走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方式。在向别人转述的时候,因为语词的关系,还牵扯到翻译的问题,可能将一种东西变为另外一种东西。我们汉语有一句话,叫做“话经三张嘴,长虫也长腿”,这就是传话过程中语言的走形。传到远处的话大都面目全非。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预计得两年时间能写完吧。

符  二:动笔了吗?
刘亮程:已经写了一部分了。感觉写作的过程也是一次长途捎话,从遥远的先人那里把话接过来,捎给现在以后的人。只是不知道那些接话的人都是谁。

符  二:现在透露,难道不担心两年后还没完成,却已被他人抢先拿去写了吗?
刘亮程:没关系。也不可能。
我就是把故事全部告诉别人,别人写出来也是另外的一个故事。作家是一种最不老实的捎话人,他不安分于现实。同一句话在一百个作家那里有一百种说法。同一个故事自然会被写成一百个故事。
符  二:从一开始,您就在气定神闲地书写村庄,书写新疆大地上所有发生的一切,最后赢取了声名和读者。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关于新疆的题材比较讨巧吗?
刘亮程:我从来不写新疆的传奇,从来不猎奇式地写新疆题材。新疆是我的家乡。家乡无传奇,看啥都是视若平常。我喜欢写已经被我视若平常的事物。因为只有这样的事物我才是熟悉的,我才能够把握和呈现它。当我书写时,那些被我看旧的事物又是多么的新鲜如初。

符  二:刚才说到新的写作方向,您是否想要突破和颠覆此前的自己?
刘亮程: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超越自己,颠覆自己。问题是你超越自己要干什么。我超越别人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超越自己?

符  二:但很多作家都在为读者改变。
刘亮程:但很多作家改来改去多是在原地转圈。只是在变花样。
我们应该相信个人超越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作家只能不断地完善自己。
但是读者往往对作家的完善视而不见。读者不欣赏你的成熟。读者欣赏的是你最初的那种冲动,你最初展示给他的那种内心的盲目的、茫然的、不知所措的冲动。作家茫然不觉时已经把最好的作品给了读者。读者还想要更好的。有时候作家和读者是相互偏离的。作家常常想要把活儿越干越好,每一部作品都打造成一个精品,而读者不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你在这个玉雕作品上再多动一刀,少动一刀,读者对这个视而不见。他要的可能还是你最初给他的那些。但你没有了。或者变化了。

符  二:这也不能责怪读者。
刘亮程:不是。它是两种愿望和追求,不一样。读者的阅读愿望和作家的写作愿望是两回事,所以可以互不理睬。读者可以不理睬作家,你写得再好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可以选择去读别的新作家。作家也一样,他也在选择读者。

符  二:那您认为写作的过程包不包括读者的阅读?
刘亮程:不包括。写作独立于阅读之外。阅读是跟一部作品的相遇。

符  二:我想知道,当初写《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您知道它是好的东西吗?
刘亮程:我当然知道它是好东西。写的时候就觉得好得不得了。

符  二:那如果没有读者的回应与认可呢?
刘亮程:那也没关系。你要相信,好的东西,即便再放多少年,它依然会被人看到。当然一部作品被这么广泛地阅读之后,它可能会被更多的人挖掘出更多的意义来,这部分是靠阅读完成的。
但是首先这部作品要能经得起读者的阅读。其实一部好作品,它面对的不是一代人的阅读。一代人把它看熟悉了,下一代人来看仍然是新鲜的。就像《一个人的村庄》,我相信就是再过两三代人,他们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仍然认为这些文字是新鲜的。他不会因为他的爷爷已经读烦了,他会觉得烦。
作家不需要过多地为读者着想。当然你要写一部畅销书,首先考虑的肯定是读者群,你的读者是谁,你在为谁而写作。但我不考虑这些。我不知道我的读者是谁,我就是想为我的读者去写,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就不想它。《一个人的村庄》就是在漫长的十年时间里,一篇一篇去写完的。在写的过程中,也没考虑什么读者群,只是把它写完而已。我不是一个畅销书作家,我的书就卖几万本。当然《一个人的村庄》卖到了几十万本,我不知道这几十万的读者都是谁,是些什么人群。我的写作一直是一种盲目的写作,不知道自己能写到什么程度,但是我知道一旦我开了头,那个文字里的世界会自己动,会自己完成。
所以每一次写作,都是在一种茫然的醒悟中开始,同样在一种茫然的醒悟中结束。

符  二:那是一种混沌的状态。
刘亮程:我本来就喜欢这样一种混沌的状态。

符  二:如果这次写作不成功,您现在在做着什么?
刘亮程:可以干别的呀。我小时候学过许多手艺,编制、木工、种地,随便干一件都活得好好的。

符  二:感到满足吗?
刘亮程: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嘛。一个种地的刘亮程和一个写书的刘亮程,我都可以满足。

符  二:再成功的作品也不可能达到那种极致的完美,所以我想知道,您觉得自己的作品缺陷在哪儿?
刘亮程:缺陷很多。我记得刚开始文学写作的时候,我是一个很不自信的写作者。我看那些优秀的文学,觉得我这辈子可能永远都写不了这么好。所以一开始就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多么出色的作家,一篇一篇去写。只是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我把好多自己的缺点规避了。

符  二:比如说?
刘亮程:这我说不清楚。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缺点或者软肋,他只是不把这个示给别人。文学就是美饰。“文”就是花纹嘛,作家靠自己的花纹可以把自己的缺陷掩盖起来。或者他天然就懂得去绕开自己的缺点,呈现自己的所长。再或者说,他有办法让缺点成为特点。我的许多缺点其实都变成特点了。你不觉得我的文字很有特点吗?

符  二:把不好的隐藏起来。
刘亮程:不用隐藏,他只呈现他能够呈现的。他不去碰他碰不动的东西。他不用鸡蛋去碰石头,他用石头去碰鸡蛋。一个成功的作家,他天然知道选择去做自己能做好的事。什么叫好?就是干了自己能干好的事就叫好,而不是干了自己干不好的事情,那样好事情也干坏。

符  二:传统的小说是有情节有故事的,线性的,指向明确的。但是您的两部小说,仿佛只能完整地存在于小说本身之中,不可转述,无法概括。我想问的是,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小说?
刘亮程:也有读者读《凿空》以后,觉得不知道顺着哪个线索去读,觉得很难读下去。但是也有读进去的人,就说这部小说好得不得了。不是有两种读者吗?那这部书就是写给能读下去的那些读者的。

符  二:您是否有一种野心,想要成为新疆的马尔克斯,或者退一步,成为新疆的代言人?
刘亮程:我是一个闲人,不操心去成为什么。我觉得像我这样,一旦进入写作的状态,感觉来了的时候,我是完全自信的,无论我写到哪个地方,都能石头开花。
我们常说作家写作要有灵感。作家是把写作灵感变成常态的人。一旦他坐在那儿开始写作的时候,他就会进入这种写作状态,要不然一个人一天天坐在那儿等灵感,等到何时才能写出一部作品?

符  二:现在是您写作最好的时候吗?
刘亮程:不是。我写作状态最好是写《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那时候更纯粹。《一个人的村庄》大家认可的文学价值可能也更高。因为《一个人的村庄》太完整。尽管是由一篇一篇散文构造的,但是我塑造的刘二这个人物非常成功。一个乡间闲人。它是我青年时期的成熟作品。我在乡下思考了那么多,写了那么多年的诗歌,有这样一个漫长的准备时期。到城市来,远远地眺望自己的家乡,完成了一个人对家乡的回望。它是我的处女作,是我的元气之作。一个人的元气之作里有很强的那种灵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到现在,有人说我无法超越《一个人的村庄》。我说对的,我不需要超越它。但我会绕过它,写出另外一部书。

符  二:有什么特别的写作习惯吗?读者总是期待那些出乎他们意外的东西。
刘亮程:一般都是早晨或下午抽点时间写写东西,有时候不写,就是打开电脑看一看那些文字,还在那儿躺着。就是时刻关照它,跟它不要断了联系。有时候好久不写,也打开看一看,看看里面那些写了一半的文字。我是一个写作很慢的人,“慢”也是闲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时间都是被慢人拖延住的。

符  二:人们将您誉为“乡村哲学家”,怎么看待这个称呼?
刘亮程:什么乡村哲学家,乡村每个人都是哲学家。到村里面去,那些老头偶尔说一两句话,你会觉得像是天人语。人家琢磨了一辈子,说几句话,当然够你琢磨一阵子。我记得小时候,我很懒,我一不干活,一闲着,我后父就说:“人站一站也老呢,你为啥不动一动呢?”说我为啥不干活,站在那儿闲着也会老的,为啥不去干干活?最后我把这句话写到书里面了。写到书里面的时候我是这样理解的:既然人动一动也会老,我为啥不站着?忙着也会老,我为啥不闲着?既然都是这样,那选择闲肯定更好嘛。

符  二:同一般人比较起来,觉得自己观察事物的方式、对待生活的态度有何与众不同之处?
刘亮程:我关注生活,其实我是在关注时间。人在时间中的衰老和年轻,希望和失望,痛苦和快乐。人在时光中的无边流浪。
符  二:您很痴迷于这个东西。
刘亮程:是很痴迷。我在《一个人的村庄》里面写到,一根木头在时光中开裂,一根木头经过几十年的岁月在某个墙角慢慢地腐朽掉。在这个过程中,时间成为了一个关注的焦点。伴随时间的这些人和事物,反而成了配角。

符  二:每次下笔就算面对的是一头驴,一棵草,您都从不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这是否出于天然的对事物的理解?
刘亮程:你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理解,它是一种沟通。任何事物,包括一个土块,一个石头,你只要安静下来,有跟它沟通的愿望的时候,它就能沟通。
这种沟通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物理上的那种沟通,作家本身从事的是一种精神事业,他在书写人类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和其他事物的精神相遇。我把它称之为“相遇”。当我告诉你我能都看懂一棵树的时候,你可能不相信。我看到路边的一棵树,跟它对视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能看懂它,我能知道它为什么长成这样,我能知道树的某一根枝条为什么在这里发生了弯曲,它的树干为什么朝这边斜了。我完全知道一棵树在什么样的生活中活成了这样。而且,我也能看到树在看我。相互看。

符  二:这难道不是常识或知识所致?
刘亮程:这不是,是交流。你会感动。有时候看到树的某个地方突然弯了一下,你会感动,就像看到一个人受了挫折一样。这种感动就是一种交流。
我崇尚萨满教的万物有灵。萨满认为,每一个事物,不管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事物,都是有灵的。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作家的宗教。在作家眼里,所有事物都应该是有灵的。我们不跟它交流或者说我们不能跟它交流,是因为我们光有“心”没有“灵”。

符二:怎么讲?
刘亮程:我们所说的心灵,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肉身的“心”,一部分是精神的“灵”,这个“心”必须是有灵的,才叫“心灵”。很多人是光有“心”而没有“灵”,这个就不能叫“心灵”,只能叫“心”。
作家是那种有心灵的人。有心灵的人,他的“灵”就可以跟其他事物的“灵”去相遇、去交流、去对话。可以感知彼此的存在。什么叫文学?最好的文学就是靠作家的心灵,让你的文字在事物中自由穿行。你的文字到达一根木头的时候,这根木头是有灵的;到达一片树叶的时候,这片树叶是有灵的。你的文字所到之处,整个世界,灵光闪闪。在作家写作过程中,不是一片死寂。没有死的东西。在作家眼里,那些死东西,作家靠自己的“灵”,可以把它激活,让它变成活的。写作就是一个作家激活事物的能力。在你的作品中,这个东西你写得活灵活现,你把它的神写出来了,证明你就跟它的“灵”产生交流了。或者它原本的“灵”被你激活了,发现了,它跟你交流了。

符  二:我注意到您的作品,用词颇为精准,句型很是简明。对语言有什幺追求?
刘亮程:我对语言的感觉非常好,非常敏感,就像一个天才的音乐人对音符的感觉一样,有一点点不好都听不下去。我的阅读和写作也是这样。我读过一些作家的东西,别人说这个小说很好,但我接受不了他的语言。那种粗的语言,不讲究,砖头一样硬邦邦地在堆砌故事,在生造事物,我受不了。写作也是这样,我觉得某个字不合适,我都没法写下去。

符  二:所以写下的每一句话,都那么感性却又明晰。
刘亮程:我们古汉语中,语言自身的逻辑非常清晰,不需要那么多的成分,疙疙瘩瘩挤在一起。
你看明清笔记,多简洁呀。他们叙述一个事物的时候,无论场景复原,还是情态的描述,都一句话就能到位。现在的翻译语言,漫长的句式,一个句子读完以后不知道中心在哪儿。我发现好多小说作家,都是受翻译语言的影响,他们的句子很长,句子中塞入了过多的内容。相对而言,我的语言还是短的。接近古汉语。我对词语的这种要求,对语言的这种苛刻,再加上我有十多年的诗歌写作经历,还有在西北地区受当地口语的影响——西北人说话都是短句,语言中缺少成分,说半句话——你在民间话语中很少听到一个完整的话,好多人只说半句话。说半句话就懂了,为什么要说一个完整的句子?写作也是这样。半句话说完的,就没必要说一句。最好的句子是半句。半句说完一个事。

符  二:但是有些作家都会担心读者看不懂他们写什么。
刘亮程:不自信的作家都是怕别人不懂。自信的作家都是自言自语,不管别人懂不懂。自言自语就是一种最好的状态。眼睛朝天,说地上的事情。整个《一个人的村庄》,就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

符  二:身为作家,觉得自己的最好品质是什么?
刘亮程:不知道。还有待于你来发现,告诉我。


第二天:815

符  二:谈一下您所理解的文学。
刘亮程:有些作家把文学当成了讲故事,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去讲。有些作家把文学当成了说道理。还有一些作家,像农民一样在写作,面朝土地,像农民刨土一样去刨土地上的那些故事。这些笨重的作家。文学需要这样去做吗?

符  二:文学需要怎样去做?
刘亮程:文学需要引领我们从沉重的生活中抬起头来,朝上仰望。我发现许多作家没有这种意识,他们在讲述一个大地上的故事时,心和目光都是向着大地的,没有一种朝天上仰望的自觉。所以他们的故事从土地中刨出来,最后再还到土地中。
文学是引领我们朝天空飞翔的。在大地上获得翅膀,朝天上飞翔。

符  二:您的作品做到了吗?
刘亮程:我觉得我的作品是这样。我喜欢那些有灵性的文字,三言两语中你就可以感觉到她的语言抬起头来,朝上引领,朝一个不知道的存在去引领,它是有灵的,飞起来了。她用现实中的一点点材料,或者用生活中一个小故事做助跑,就可以朝天飞翔。我欣赏这样的文字。
一些作家是耗费了大地上那么多的材料,最终却没有飞起来,让一个沉重的故事沉重地砸在大地上。当然,这也是文学,爬行动物的文学。
我个人喜欢那种飞翔的文字,喜欢精灵古怪的、长翅膀的文字。从厚实的土地上,带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带着人的梦想,失望与希望,痛苦与快乐,带着人世间所有所有的一切,朝天空飞翔。我梦想的是这样的一种文字。它应该承载大地上的一切,但是朝着一个最高存在去飞升。作家应该有这样一种朝上飞升的能力。我喜欢的是一种梦一样的文学。如果我的每一部作品都变成了一个梦,存在于文字中,我觉得它是成功的。


第三天:816日·上午

符  二:好了,可以开始了。
刘亮程:我刚才说什么了?

符  二:您说知识如果不是让人变得世故,就会让人变得智慧。
刘亮程:对。一个作家需要突破知识障碍。什么是知识障碍你知道吗?知识在障碍我们进一步地了解事物……

符  二:知识难道不是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事物?
刘亮程:不是,它是障碍而不是帮助。因为人类的知道是局限于知识层面的。在古代,我们的科学知识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人们已经建立了一整套认识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核心就是用心灵感受、感应。后来有了科学知识,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手段了解事物,比如我们对大自然中最常见的风、雨、雷、电等等都有了这样一种科学的分析和定性。比如一棵草,我们通过书本上的知识可以知道,这棵草是属于什么科,它是一年生还是两年生,它的种子是怎么传播的,它的花期、生长期,等等。我们通过这些知识就可以认识一棵草,但是恰好是这部分知识,使我们见到真草的时候不认识它。我们认识的只是一个知识层面的草,但草是有生命的。当你放下知识,放下通过知识描述的这棵草,用你的眼睛去看这棵草,用你的耳朵去听这棵草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一个完全超越知识层面的生命。如果我们仅限于知识告诉我们的这棵草,那我们跟一棵草其实就已经错过了。
作家在体验任何事物的时候,都应该把这个事物原先的知识和经验放下,去重新感受它,感验它,让它全新的出现在你的文字中。

符  二:您一直是这样吗?
刘亮程:我会在经验中看到未经验的东西。我对事物的这种注视总是处在一种欢喜状态。这种欢喜它就像初次见面的感觉。一棵草,我认识它、知道它的名字,从小它就在我的家园旁边生长,但是这个秋天我再次遇到它的时候,我仍然欢喜地看着它,仿佛初次见面,其实已认识多年,草和人都到了秋天,籽粒满满的,枝干壮壮的,草看我亦如初,能不欢喜吗。

符  二:这真是特别好的说法。不过,您是不是有选择性的关注乡村中那些诗意的、美好的事物,从而回避了那些庸常的、粗俗的方面?
刘亮程:我关注的是乡村时间中那些不变的东西,我不关心变的东西。我没有写到改革开放,没有写到新农村建设,没有写到城镇化。我对建国以来历次的政治运动没有投入过一点笔墨,我不关注这些东西。因为相对于漫长的时间和历史来说,这些东西都是短的,瞬间的。
在人类这样的一个变革时期,我关注的是这些乡村事物中一成不变的东西,一切东西都在变,但是有一点没有变,就是我们的心灵那个轴心部分,它一直没有变。我们这一块心灵没有参与到新中国解放,没有参与“土改”,没有参与“三反五反”,没有参与“文革”,也没有参与改革开放。它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跟我们祖先的心灵保持着某种一致性。不要以为任何大的政治运动,都可以触及到人心灵的最深处。不会的。人心灵最深处的那一点点东西是不动的,它没有变化,我关注的恰好是这一点点不动的东西。它构成了永恒。它让我们人在历经多少磨难之后,在历经许多不可抗拒的天灾和人为灾难之后,仍然能够保持人的原貌,仍然能够恢复人的尊严,仍然能够去过一种正常的、平常的、地久天长的生活,就是这一点点心灵在起作用。

符  二:怎么看待像博尔赫斯这样的书斋型作家?
刘亮程:博尔赫斯也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但我认为博尔赫斯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家。他对自己世界的构建还是处在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或者说处在一种敞开的状态。
什么叫文学的完成?我个人认为,一部文学作品,不论长与短,它只要完成了一种精神故乡意义,这部作品就算完成了。

符  二:像福克纳那样吗,一生都在写他的小镇?
刘亮程:不单单指这样写一个小镇、一个小村庄。这样的作品太多了。就是读者在阅读他的时候,感觉他建立起来了一种完整的精神谱系,让读者的心灵可以安放其中。哪怕空间很小,哪怕这样的书写是一个村庄、一个城市的一个角落,甚至是一片树叶。

符  二:您建立起来了吗?
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建立起来了。它有一种故乡意义。
从故乡意义来说,那“锄禾日当午”当然也是有故乡意义的,“明月出天山”也是有故乡意义的。建立起故乡意义的文学作品,无论在中国文学史还是在世界文学史上,其实都不是太多。

符  二:承认您的作品中有隐喻吗?
刘亮程:我不知道什么叫做隐喻。有一个评论家,把我作品当中的许多词,“月亮”,“星星”,“梦”,全都抽离出来,分析她的隐喻。

符  二:您不认可?
刘亮程:我不认识隐喻。

符  二:到处都是隐喻。文学就是隐喻。您的写作怎么能脱离开隐喻?
刘亮程:我呈现的是事物本身。我写草的时候,这棵草就是自然界的一棵草,经过我的心灵感受之后呈现给大家的。

符  二:既是途径心灵,您如何还能还原它?
刘亮程:我觉得我们对自然的书写,从《诗经》、唐宋诗词到现在,一直是利用式的,自然是我们的象征物,或者说自然是我们的隐喻体,我们通过对自然的隐喻来书写我们的内心,抒发我们的内心。这当然没什么问题。但是,在我们的文字中,自然也应该是自然本身。
至少在我的《一个人的村庄》中,我努力使这些自然之物还原本真。也可以这样说,我通过我的书写,把这些自然之物从我们的隐喻系统、象征体系中解救出来,让草木还原到草木中,还原到土地上。草木就是草木,它不需要为我们的情感去做隐喻体、做象征体。它是它自己,它有它自己的欢喜,有自己的风姿,有自己的生命过程。
读者在这样的一棵草上会发现更多。我的心灵是单独的,干净的,跟一棵草在对话。我看到的草就是草,不是隐喻体系中的草,不是一个象征物。
符  二:但是经过了文字的书写,要知道,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修辞。
刘亮程:写作是一种修辞。但是写作者更多的是要把修辞忘记。

符  二:所以您的写作更不是寓言化的写作。
刘亮程:当然,你用这样的思维去呈现出来的一个自然世界,它更有隐喻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寓言性。因为事物有它的外延意义。

符  二:如此看来,说您的写作质朴就不准确。就像陶渊明一样,我们说他的诗文平和冲淡,实际上,我认为他的文字非常华丽绚烂。
刘亮程:当我书写一件事物的时候,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句子,都有无限的外延性。

符  二:这种延展是平面的,发散的,还是向上或纵深的?
刘亮程:它同时是向上、向下、向四面八方的。你要仔细读一读我的《虚土》,你会发现我所有句子的指向都是多向的。我不喜欢指向明确的句子。每一个句子都有无数个远方,读者阅读的时候会迷茫和欢喜:它像花开一样,芬芳四溢。有一缕花香到了天上,有一缕到了地下,其他的朝四面八方扩散。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句子都是一朵花的花开。
我写过10年的诗歌。诗歌追求语言的弹性,追求词语的外延意义。这种文字在《虚土》中达到了一种极致。《虚土》写作是我个人语言的一次盛开。

符  二:所以你是很华丽的写作。不,也许又不能这么说。
刘亮程:朴素又华丽。

符  二:安静的、从容的、缓慢的爆发出来的能量,同时又是最大的。
刘亮程:我不喜欢“爆发”这个词,太硬了,太强暴。我喜欢缓慢地进入。让事物感觉不到你的时候,你已经进入了事物。


第三天:816日·下午

符  二:我有一个问题,您的两部小说,写法上跟我们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人物、情节都不同。西方有“诗体小说”的命名,您的小说是否可以给它一个新的说法,比如叫它“散文体小说”?
刘亮程:暂时还不能。它就是长篇。或者你把它叫做长散文也可以。

符  二:说它是长散文,反过来又会颠覆我们“散文”的概念。
刘亮程:其实我的《虚土》就是一部长散文。当时我没有想把它当成小说去发表。出版社说这应该归到小说里面去,我也没提异议。大家按照散文去阅读,可能效果更好。因为你把它当成小说的时候,小说经验就在起作用。

符  二:我们当做散文去阅读,散文经验同样也在起作用。
刘亮程:当你把它当成散文的时候,你的心境就慢下来了,你不会去追求故事了。你的阅读就是另外的一种心态。

符  二:我知道有一些作家,写了多年的散文或诗歌之后转向小说创作,因为小说比散文或诗更具读者市场,而您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
刘亮程:很自然而然吧。《一个人的村庄》之后我写了第一部小说《虚土》,当时也没打算要把《虚土》写成小说,或者说一开始构思的时候它是一个完整的小说故事,按照我原先的创意,它应该是一个场面比较宏大的移民小说,因为我的家族在60年代闹饥荒的时候就从甘肃酒泉逃荒到新疆,又从新疆乌鲁木齐到一个县上,然后到一个村庄,最终扎根在准噶尔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庄上,到那个小村庄其实已经走到天尽头了。前面是一望无尽的准噶尔沙漠,后面是很稀落的几个小村庄,县城都在百里之外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村庄,无路可走的停下,开始了生活。我父亲以前是教书匠,然后带着我们全家,把我们变成农民,开始了一种农民的生活。
其实这样的故事在新疆非常之多,我就想写这样的一个移民故事。但是写着写着,我对这样的故事一点没兴趣了。我写《虚土》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人生中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样的阶段对男人来说,是一个很惶恐的年龄段,因为接下来就是步入老年,回头是青年,有人生的那种空茫感,悬空的感觉。假如人生是一个坡的话,你的生命差不多就已经到坡顶上了。《虚土》整个是以一个五岁孩子的视觉来写作,但它写的又是一个人进入中年的这种惶恐、空茫、恍惚,尤其这样的感觉你把它设置在新疆这样的一个荒天野地之中,设置在一种渺无边际的自然之中,它可能又沾染了新疆的味道,新疆的气息。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虚土》这部书。
一开始当小说写,后来写着写着,不像小说,像散文,也不像散文,它是诗。我写《虚土》的过程中,充分享受到了一个诗人的写作激情。因为我早年写诗,一直觉得没有一个机会,让我畅快淋漓地去写一首长诗。我在沙湾工作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首两万行的长诗,写到一半我辞掉工作,到乌鲁木齐打工了。后来这部诗,一段一段被我写进散文中,变成了《一个人的村庄》的片段。但是写《虚土》,我又回到了我的诗歌时代,那种对天地间万事万物的感知,那种一个人蹲在某个角落里对时间、时空和人世间的这种想象。我觉得这种状态,就是一个诗人的状态,而不是一个小说家或者散文家的状态。所以《虚土》对于我个人来说,是我的一部长诗,是对我个人的生命有纪念意义的一部长诗。

符  二:我想知道,您写《凿空》之前做了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因为《凿空》是一个发生在地底下的故事,是在黑暗中、摸索中、未知中的挖凿。我想换做是我,我肯定画一张精细的地图,像地下迷宫一样,将张旺财和玉素甫在什么地方相遇,将地道的走势诸如此类,标示得清清楚楚。
刘亮程:我对那个村庄清清楚楚。这个洞要挖到哪儿,挖到第几排房子,这个村庄有一条主线穿过巷子,有哪几条巷子,我清清楚楚。写的时候,它不会跑乱。在挖的时候人物有他的方向,我也有方向。我不能把他指错了。

符  二:有没有想过这部小说因为节奏太慢,或许会让读者产生难以为继之感?
刘亮程:是慢。《凿空》是散点式结构。它符合乡村生活的散漫。适合散漫地去看。我不喜欢写极端的东西,我不喜欢把人物的命运,放在一个自己构划的严丝合缝的故事中,去压榨人性。我认为所有极端的描写都是压榨人性,他把人性放在一个他设置的叙述机器当中,靠节奏、靠故事的推动操控人物的命运,压榨人性。我不喜欢这样。
我喜欢把人物放在一个相对松散、自然的环境中,让人性缓慢去盛开。这是我的一种写作原则。我认为人性在常态下的盛开可能才是最真实的。

符  二:您的写作属于第四类写作吗?也即我们常说的“非虚构”?
刘亮程:文学的本质就是虚构。

符  二:散文呢?
刘亮程:散文也一样。

符  二:我们说小说的本质是虚构,但没说散文也是虚构。
刘亮程:你既然认为散文是文学,那它就是虚构的。《一个人的村庄》是虚构的。任何一种写作,哪怕它是写自己的真人真事,它也是虚构的,它首先要把自己的第一人称虚构出来。当我开始写散文时,文章中的第一人称“我”,其实已经脱离开了自己,整个状态已经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写作是一种状态,它不同于生活状态。作家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候,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学人物。那种情绪已经是文学化的。尽管里面有一些故事是现实的,是真实的,但是它被这种情绪推动的时候,整个故事是虚构的,是飘起来的。像神仙一样。神仙看起来是地上的人,但是把他放到云上,他就成为了虚构的人,变成神仙了。文学写作也是这样的。

符  二:“非虚构”是一个伪命题吗?
刘亮程:非虚构是文学向新闻通讯的投靠。作家丧失了虚构能力之后,他会向非虚构投靠,他认为现实的力量更强大。他认为我去找一个现实的题材,我去书写现实更有震撼力、更真实。这恰好是作家犯的一个错误。作家丧失了虚构的能力,失去了对世界的想象。你去看《南方周末》,每一篇文章都是非虚构。每一个事件都非常震撼人。这不是作家干的活,这是记者干的活。作家干什么?作家是从现实事件结束处开始写作。


符  二:我们引入这一概念,认为真实的写作就是“非虚构”,但是我们越来越忽略了:第四类写作最本质的特征是强调写作行为的独立,强调不依附任何写作因素之外的写作。我想,或许我们的评论家们在这个理解上有些问题。
刘亮程:文学是虚构的,但不是虚无缥缈的,它跟大地、跟自己的血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最高的虚构必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大地在支撑,是大地上的花开,大地上的云来云往,风起风落。但是现在这种情况,虚幻的东西太多了,提出这样的一个“非虚构”理念,也是在矫正这些东西。

符  二:最后我想问一个黑暗的问题:如何看待死亡?
刘亮程:死是生的一部分。生的时候人已经在死,死亡并不是最后发生的,人一出生的时候死亡就已经发生了。

符  二:在时间中最后发生的是什么?
刘亮程:最后发生的只是我们跟死亡的一次完整见面。


简介:刘亮程,中国作家,新疆人,有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长篇小说《虚土》、《凿空》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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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26 01:28:43 | 只看该作者
原文地址:【转载】韩少功&刘亮程:植根于大地的写作作者:守拙
来源:文艺报 | 时间:2012-09-13 | 浏览次数:45
对话:韩少功 刘亮程 主持:阎晶明
  阎晶明: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如何和他的创作真正能够结合起来,别人也能从中得到启示,这是今天座谈的主要议题和目的。如今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仍然不少,他们或是根据自己的童年记忆、电视报纸的听闻,或是亲身走上三五天的采风等各类方式得出一些结论,写下一些作品。可我觉得这远远不够。你们二位,韩少功长期生活居住在乡间,刘亮程就是从乡土中走出来的作家,因此在这方面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刘亮程:我十分欣赏少功老师的这种生活。他很早就创建了自己的写作模式,正当事业的高峰期,悄然隐退,回乡务农,把自己还给生活了。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好。很多作家最终都没法把自己还给生活,他们被固定到某一种岗位上,选择自己不想过但又迫不得已去过的一种生活。归乡13年了,少功选择的这种生活方式是放下的方式。当时我听说他的这个决定时心里很羡慕,我都很难做到这一点。尽管我一直没有真正地去工作过,只是一个闲人,总是游离于乡村和城市之间。但少功是完全放下了,谈谈你的这种放下的生活吧。
  韩少功:当时就是有一种危机感。我发觉自己的写作开始有些勉强,不再是那种喷涌而出的状态。用我原来的比喻说,真正的写作就像谈恋爱。它自然而然地来,毫不费力,滔滔不绝。而职业化的写作,勉强去写就像三陪,虚情假意,挤眉弄眼,非得要写成什么,好去赚它一笔。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个问题已很严重,我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但我与亮程所选择的方式有些区别。我的选择是农耕式的,待在一个地方,守住一亩三分地,埋头苦刨。而他是属于游牧式的,格局和眼界较宽,从现实到远古,从汉族到其他少数民族,一直在不停地发散,像牧人一样不断拓展新的牧区。
  南方的天很小,山很多,它不是那种大天大地。南方的乡村就好比在山洞中,人口稀少,里面定居是几十代不变的那群人,他们身上也有很多积淀下的东西,而且他们也是生活在如今这个社会现实之下,最底层的,自认为是最卑贱的下等人。和他们相处,比我在文人圈、知识圈里面得到的信息多得多。与同业者打交道,你读的那几本书我也读过,你所说的那几条微博我也知道,因此这种交流效率低,信息差异较小。当然,对走出圈外的交流,你也不能太功利。如果仅仅是为了写一部小说去采访他们,那样做效果也不见得很好,实际上也不如你的期望那么高。事实上,惟有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共处才能给你滋养,回头看,不经意的收获往往是最好的收获。
  阎晶明:当时的您是想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是从创作的角度考虑才做出这个选择?
  韩少功:兼而有之吧。作家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作家。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能把生活变成写作的一部分。在城市中过了30多年,生活有点单调。我记得尼采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要想使你的生命变得长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就要使生命处于轻度的危险中”。这就是说你要有一种轻度的压力,适度的陌生感和适度的冒险感。改革开放后,我们都是受益者。在城市中大多数人都已住上三室两厅,四室一厅,享受舒适的生活。生活环境也是全球化格局下的标准模式。沙发,全世界的沙发都这样;浴缸,全世界的浴缸也差不到哪儿去。这样一来,生活本身的差异性会流失很多。而且随着舒适度的增加,对于生活的记忆也会变少。日子突然变得很短,一眨眼又是一年了。其实不是时间太快,是我们脑子里留下的东西少了。对于作家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当时的我没有更好的办法,我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壮志或是野心,说要跑到世界某个特别危险的地方,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去冒险,这也不大可能。所以我想至少要在现实允许的情况下,打破生活旧的格局,比方说恢复体力劳动。我觉得长期地离开体力劳动,离开自然是十分病态的事情。对城市人来说,自然就是阳台上的几盆花。这在人类历史中并不是常态化的现象,它只是几百年间发生的一个特殊情况。长时间地待在一个同质化的圈子里,所接触者都是教授、评论家、记者一类,也不是一种健康的状态。
  我去的是湖南汨罗县,是我当知青的地方。我曾在那里当了6年知青,在县城又干了4年,总共10年的时间。我在那里最有利的条件是我懂当地方言。南方不同于北方,方言五花八门,更难懂。如果你连当地人说什么都不懂,没有两三年的工夫你根本进入不了他们的圈子,他们生活中最核心的层面。一旦你过了语言这一关,他们可以和你开玩笑,相互之间不需要过分的客气,有时候我甚至还可以骂他们,管管他们的私事,真正变成他们中间的一分子。这种状态不能说给了我多少帮助,但它至少恢复了我对生活的感觉,让我增进了不少知识,加深了对其他阶层人的了解,对他们的思维意识、文化传统、审美趣味常常会有新的惊讶。在同质化的圈子里这种惊讶感很少。虽然大家在一起会斗斗嘴,开开心,但你不会惊讶。
  阎晶明:您去到那里时《马桥词典》已经出版了。这本书的特点是用一种故事的语言对乡村的生活方式、方言、历史、伦理关系等方面的细节化阐释。当您再次回到乡村时,您是想试图去寻找更新的东西,还是您认为这里面仍有您认识不到的东西?
  韩少功:我倒没有具体的规划和设计,只是觉得换一种生活方式,至少在两个维度都会有收获。一个是社会维度,一个是个人维度。生活方式、自然环境的改变肯定会为你的个人命运增添新的色彩,就好比一棵草,从一块水土移植到另一块水土,肯定会长得不一样。在社会维度方面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关心社会、关心他人生存方式的人,你会有很多新的发现,特别是对底层社会的发现。但是这两种新的体验到底会结出怎样的果子,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实上,像我今年所写的长篇,就和方言没有什么关系,和地域文化没有什么关系。
  阎晶明:您说的是您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么?它和你目前的生活状态有什么关系?
  韩少功:肯定是有关系的,但不一定是直接的关系。生活给了我很多启发,用最常用的词来说,就是给我充电、补血、提供资源。在另一些我不知觉的方面,比如说心态的调整,也可能有影响。我家出门就是山,有时候很长时间也见不到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也许会疑问,这个世界需要文学吗?如果我还要写作,那么写作对我的意义又是什么?等等。你会在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质疑自己,以此来调整自己的某些观念和心态。你会觉得文坛很遥远,某些社会事件很遥远,曾经重要的一些东西突然变得不太重要,于是你有更多的时间去面对生活的另一面,比如关于天关于地的问题也会浮现出来。
  有人说我是农民,我说那可不对,我顶多算是一个“伪农民”。劳动对我来说是享受,而非负担。劳动的过程是主动的,愉快的,不受强迫的。当然也有辛苦的时候。山区的公共服务系统比较脆弱,一场大雨就可能损毁道路,还有电力、电话、电视的网线,好几天里你如同退回到古代,生活上很麻烦。乡下虫子多呀,下雨天要排涝,晴天要抗旱等。我们想种些蔬菜,又不愿打农药,只有戴着老花镜去捉虫子。到下雨天就不能出去下地了,时间可以用来读书写作。在乡下你才理解古代文人所说的“晴耕雨读”的境界。其实,也有不少作家在乡下生活过。还有一些画家也会选择去乡下。这可能与文学和美术的个体化生产方式有关,而戏剧、舞蹈、电视等方面的生产似乎就不行了。作家们的采风、挂职也可以下乡,当然也有作用。但说实话,采风基本上是旅游,是农家乐,太皮毛化了。挂职也大多是形象工程。以前我在湖南和海南都挂过职,但戳在那个官位上,你很少能听到真话和实情,别人把你当领导,只是简单汇报,大凡都是一些数据。当然,我不是反对采风和挂职,这些也是可以的,聊胜于无吧。但以这种方式介入生活,其力度肯定会比亮程要小得多。像亮程这种工作室,就我这几天观察的来看,它既不是政府部门,也不是社会团体或商业机构,有体制的弹性,便于与社会的各个层面交往。亮程到哪里都有朋友,与民众都走得很近。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不错的状态。
  阎晶明:文学和生活确实是不可分割的。很多作家处于生活的夹层当中,他们对社会大众的心态、矛盾不了解,包括对自然、历史,就像您说的那样,都处于不清晰的状态,大量的信息把作家的思维切碎了。在新疆,像刘亮程这样的作家的成长过程既特殊又有代表性。他的特殊在于现在的“60后”作家大多是科班出身,大学中文系毕业便成为专业作家。而他纯粹是草根作家。而且我发现,在新疆有很多像刘亮程这样的作家,虽没有取得像他这样的成就,但成长路径大抵相同。
  韩少功:历史上,优秀的作家其实大部分是业余向专业过渡的模式,比如20世纪大家耳熟能详的契诃夫、海明威,以及中国的鲁迅等。现在的问题之一正好就是业余作家的消失和难产。一个是生存竞争,一个是流行文化,把人们的业余生活也打劫了。优秀业余作家的脱颖而出越来越难。如今北上广这些地方,从业者忙得像机器一样,没有读书的时间。每天工作8小时,而且路途上来回奔波还得三四个小时,总共十几个小时,使他们疲于奔命,与文化的惟一勾连,差不多就是地铁或者公交车上每人手里的一部手机,看看微博什么的。想想我们的年轻时代,虽然生活很苦,但晚上借一盏煤油灯微弱的光,也依然把书读得津津有味,抄得兴致勃勃,在现在看来有点近乎奢侈。在另一方面,现在的写作生产开始呈现精英化、都市化、职业化。硕士和博士满地走,从大学出来直接进入文化的要害部门,成为职业化的生产主力,操控报纸版面和电视时段。业余作家是从工人、农民、医生、海盗经历中慢慢成长出来的,是漫长怀胎后的分娩,而现在的很多职业写手是直接克隆,是缺乏母血的速成高产,是山寨化的大跃进。有一次,一个孩子拿一个U盘,说韩老师请您看看我的作品。我以为是散文或短篇小说,打开一看竟然是7个长篇。有一个是写明朝的,有一个是写唐朝的,有一个是写火星人的。我问他怎么写那么多,他说我们同学写这么多的很多呀,不止我一个。想想也不奇怪,他们这些在电脑屏幕前长大的人,所有关于社会、历史以及人生的知识皆从电脑上来,写作便成了一种完全技术化的面壁虚构。但我们的商业体制正在鼓励这种东西,正在用这种东西训练读者,杂志一发可能就是几十万份。低体验的写作,与低体验的阅读,正在互相造就和互相繁殖,形成一种机制,一种利润可观的产业。这是一个新时代带来的新现象,我们绕不过去的现实。总之,现在一些专家在抱怨民众不读书,但反过来想,文学本身是不是也有问题?为什么文学不再有那种鲜活的能量,不再有吸引民众的魅力?这个缺钙和缺血的问题,该如何去破解?
  阎晶明:是不是请刘亮程说说自己的想法。
  刘亮程:有记者问我在新疆写作和在其他地方写作有什么不同。我没在其他地方生活过,但我想无论在哪儿,生活提供给一个作家的资源都足够他去写了,不见得非要住在新疆这么遥远的地方。但新疆确实给人提供了不一样的环境。它的干燥、辽阔、偏远、地广人稀,以及多民族的文化生活背景,又都显得它与别处不同。新疆是一个末梢地区,它离汉文化远,离其他文化更远,任何一种思想文化到达这个地方都变弱了。相反自然的势力更大。在这片土地上你更能感受到天地带给你的东西,草木风雨带给你的东西,这些反而能被一个人更真切地感受到。
  新疆的特殊环境更容易野生出一些作家。10多年前李娟出现时我曾用了一个词“野生”。当时的李娟十六七岁,小女孩刚从山里出来,也不敢正眼看人,拿着写在方格作业本上的稿子来《西部》编辑部投稿。我正好编散文,一看就说散文写得很好呀,同事看了也说好,又怀疑这么个小女孩怎么写出如此成熟的东西,是不是抄的。我说绝对不是抄的,她找谁抄去,中国文学中没有这种东西供她去抄。这种东西只能是野生出来的,你看看李娟的生活,她随着母亲跟随阿尔泰山区的哈萨克族人四季转场,哈萨克人转到哪儿,她们就在哪儿驻足,帐篷支在那儿卖一些哈萨克人日常生活所用的百货。就是那样的生活,李娟度过了她的整个青春期。走过一个又一个山沟,踩着牛羊脚印,找到一个又一个哈萨克人的毡房,把东西卖给他们。她在寂寞的成长中单独地感受了一种生活,单独地想了一些事情。然后用文字单独地呈现出来。
  看新疆作家的作品都有一种单独的感觉。仿佛作家被单独地放在地老天荒中去独立面对整个自然与人世。有“孤悬”的意味。《一个人的村庄》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我写了一个在天地间无所事事的闲人。之所以塑造这样一个人物,是因为我的童年太忙了。我从很小就开始干活,还不具备劳动能力的时候就开始打柴,割草,喂猪,家里编织的活儿都是我干。编筐、织毛衣,还做皮匠木匠活。从我童年到青年,我们家搬过四五次家。盖房子,一个房子一盖就是一个夏天,整个过程我都在劳动。忙忙碌碌,没有闲下来过。一个忙坏了的人,选择写了一个闲人,不干活的人,一个整天背着手在村前村后闲逛的人。《一个人的村庄》写的就是一个闲人。他从繁忙的大地上抬起头来,从千年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中直起腰来,看天上的事,看草木的事,关心一阵风的事。
  《一个人的村庄》里的主人公刘二,每天最大的两件事就是早晨迎接太阳升起,他认为此时此刻天地间最大的事就是太阳升起来了,而不是你醒了开始做饭劳动。太阳出来这么大的事没人关心,你想太阳不出来你能干活吗,人们都是大事不关心,小事瞎忙活。于是刘二代表全村人站在村东边,微笑地迎接太阳出来,然后,太阳一升上天,他就不管了,开始背着手在村子里闲转。等到下午,他又代表全村人目送太阳落下。他认为这一天下来天地间最重要的事是落日,那么大的一件事发生了村里没人管,该吃饭的吃饭,该睡觉的睡觉。别人不管的事情,他要管。所以说《一个人的村庄》里的闲人是闲到极致了。刘二到人家门口,从来不推门,而是等风把院门刮开,他进去后风又把门关上。闲人不动手,动手非闲人。在村里刘二也是顺风走路,没风就不走动。刮西风时朝东走,西风停了等风向转换时再回来,要是风向不转就在东边待着呗,反正没事干。《一个人的村庄》写了一个彻底的闲人,他和村子里的春种秋收没有关系。无论是文学中还是现实中的农民永远都是忙忙碌碌的,从未闲过。我想一村子的忙人总该养得起一个闲人吧,我就要当这个闲人。不然人类的忙忙碌碌有何用。这本书写了一个闲到底的人,也算圆了我的闲人梦。
  《一个人的村庄》是在乌鲁木齐写的,那时我在报社打工当编辑,这本书写了近10年,后来变成一个专业作家,算是真的闲下来了。几年闲着闲着,老觉得自己跟生活没有关系了。后来就开始做一些文化项目,也是不断地在下面走、看,看到一些地方文化建设一塌糊涂。乌鲁木齐市的文化广场上就造了一片帆,离海最远的城市到处都是帆。我们从几年前开始着手研究地方文化,介入地方文化建设,小有成就。我们做了“和文化论坛”,希望为新疆文化治疆提供一个新思路。
  新疆很干燥。对一个作家,气候有时候起作用。不知你发现没有,新疆作家身上都有一种干燥的气质。大家到新疆来,都喜欢带点干货回去。葡萄干、杏干、巴丹木。新疆文学也是干货。从周涛的散文,董立勃的小说,新疆诗人的诗歌,你都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干爽。新疆的民间语言方格也是干燥的。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的灵魂是干燥的,干燥的灵魂是好的。” 我的思维和语言肯定受新疆环境的影响。不知不觉中你会说出这样的话。这些都容易形成一个作家的语言方式和看事物的视觉。我记得我写《凿空》,在库车待了好长时间。一年去好几次。我和维族人在一块聊天,彻夜喝酒。前半夜我不懂维语,后半夜我说的全是维语。第二天早晨又全忘了。那样的生活要一直延续下去,我完全可以听懂他们说话。但听懂仅仅是一个方面,仅仅懂得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不够的。更多的生活是可以看懂的,或者靠鼻子也可以嗅懂,甚至我是一个瞎子的话靠听觉触觉我也能懂。生活不只有语言交流一条路径。我记得刚开始在库车游走时,我随行带着一个翻译。后来我一个人在那里走。我觉得不需要翻译了。碰到一个老大爷,我走到他身边递支烟,他对我笑笑。不用说什么话,就像坐在自己老父亲身边,他的今生今世全在我的脑海中。他布满皱纹的脸,那样的苦笑,那样看你,或者你看他的眼神,有什么啊。
  韩少功:就像谈恋爱。一个眼神就行,表白是次要的方式。
  刘亮程:对。在生活中走走看看,你会觉得你已经在其中生活了多少年多少代了。没有一点是你不懂的,它和你全无隔膜。另一个民族的生活,它和你父辈的生活,兄弟姐妹的生活和村里人的生活有什么区别?我写的只是人间某个角落的生活,没有民族之分。我曾说过一句大话,即使我离开人间100年再回来,我依然能懂得大地上的事情。我能看懂春种秋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人的痛苦和快乐,看懂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我听得懂风声,鸟叫。知道风从哪儿刮起,在哪儿停住。我知道村子里一年刮几场西风,东风下雨还是西风下雨。老人都知道,但很多作家不知道。我发现好多人一打开电视就看国际新闻,不看国内新闻,不看他身边的新闻。看那些远在天边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事,家乡那么多事他不了解。懂得家乡的知识,懂得家乡的学问是最重要的。好多作家恰好忽略了这一点,他们把家乡架空了,去体验别处的生活,别处的情感。按照别处的思维遥远地想象人们的生活。
  我觉得新疆的各民族经典对我的滋养很重要。20多岁时我也不屑于看新疆的东西,光知道我国有两大史诗《江格尔》和《玛纳斯》在新疆,但不去看。那个年代我们都忙着读翻译文学,来不及看脚下的事。30岁以后我开始慢慢读新疆的东西,其他语种的东西。最近我在写一部关于11世纪左右,发生在新疆喀喇汗王朝和于阗国长达100年的宗教战争的小说。写那样一本书,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了解是很困难的,我们汉史中对那段的记载是空白的。其他的文史资料也是片段的。怎样去了解这段历史,于是我读到了《突厥语大词典》。多年前这本书翻译过来时我就读过一遍,觉得写得非常好。所以在着手写长篇时,我认真重读,一个词一个词地看。通过这本书我看懂了那个年代。
  去年我给喀什师大的维吾尔族教师讲课,我说我来到了《突厥语大辞典》的作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喀什噶里的故乡,走在他曾经走过的土路上,呼吸他曾经呼吸过的空气,眼见他所描述过的这些生活,就像碰到了一个老熟人一样。我跟这个地方是息息相通的。当我读懂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时我已经跟这个城市有了联系,我若是读不懂它,哪怕是在这里生活百年依然和它毫无瓜葛。在新疆生活这么多年,我觉得我的气息和它是连接的相通的,我看到这个地方的现实,通过历史的学习,把我的情感和祖先衔接在一块。
  在新疆来回走,写作,做文化,一晃就已是这么多年。像少功老师所说,这也是一个从内心世界走向新疆现实的过程。一个人的村庄是个人的乌有之乡,但随着在新疆的游走和观察,不知不觉中与一个地方的现实相遇。以前我觉得我可以游离在生活之外,做一个旁观者,一个审视者。可当我开始写《凿空》时,现实扑面而来,你躲不过去,你必须面对它的现实去说话。
  阎晶明:在《一个人的村庄》里,你从一个闲人的角度去描述你的体验,你的生活。在文学上它创造了一种风格,读者在新奇的同时也深感震撼。但现在你说要把心放在更大视野之上,放眼全疆,这种思想认识无疑是更广阔了。这在你的创作上是否会产生转型?
  刘亮程:讲一下长篇小说《虚土》。写它时我40多岁,正值人生的迷茫期,不知道40岁之后是怎样。我写的是个人的惶恐感和个人的虚无感、孤悬感。写了一个5岁的孩子,在一个早晨突然睁开眼睛,看见一个村庄全部的生活,看见那些15岁的人在过着他的少年,25岁的人过着他的青年,40岁的人在过着他的中年,60岁的人在过着他的老年。甚至出生和死亡都被别人过掉了。那部小说没有过多的故事,全是微细节。
  原本我是想借《虚土》写出我们家的移民历史。在荒天野地里建造一个新的村庄。可后来我对这么写没兴趣,所以就从一个早晨开始,从一个5岁的孩子写起。移民背景也隐隐约约地穿插在故事里。《虚土》写了一个人的百年花开,他的一生在一个早晨完全盛开。这样写着,我发现早年诗歌的感觉又回来了。把从前没过完的诗瘾又续上了。《虚土》是我个人的一部长诗。
  阎晶明:你提出的牧游文化,是你的文化抱负的展现吗?你想做的这个项目最后想实现什么目的呢?
  刘亮程:先从游牧说起吧。我们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相纠结。在盛唐诗歌里,李白即游牧精神的代表。李白出生在西域,他拥有一种与农耕文化截然不同的情怀。而那个时期的杜甫和他是不同的,杜甫则代表着农耕精神。曾经盛开过的游牧文明在逐渐往边疆退缩。但像李娟的作品,恰好表现了中国文学中少见的游牧精神。这是我们的游牧民族传承下来的一种精神,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对待生老病死的态度都不一样。李娟的文字里有一种简单的快乐。李娟书写的是她在阿勒泰地区和牧民们过的一种非常艰辛和简单的生活,一年挣不了多少钱,每天坐在商店里等待哈萨克人来买东西。一到晚上,尤其是冬天,房子四处透风,要忙着补漏洞。炉子一灭,房子就成了冰窖。那样的生活要让另一个作家去写很可能就成诉苦了,但李娟一句抱怨也没有,全是快乐。她写她妹妹的恋爱。小女孩寂寞地长到18岁,寂寞地有了一场恋爱。又像一场风一样过去,没有果实。包括李娟自己,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一个人待在大山里,一个女孩的青春就这样被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被那些骑马的人过来过去看见。没有爱情。但她充满快乐。她从少数民族的生活中获得了快乐,一种和我们不一样的对待生活的态度。
  这就是游牧精神。它在游牧民族的作家中时有出现,但因为语言传播途经的问题不被我们看见。新疆有一个哈萨克族作家朱马拜·比拉勒,我读过他的长篇小说。他的文章里就有游牧精神。《天涯》杂志刊载过他的文章,我推荐过几篇。但这样的东西让内地的读者阅读是有障碍的,它和我们的生活有隔膜感,它太远。像李娟这样的作家也是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才把她的文章带到了更多的读者面前。哪怕现在,你也不能说李娟的文字完全被人接受了。它的销量依然有限,只有几万本。
  阎晶明:谈谈你的“牧游”是如何构想的?
  刘亮程:所谓“牧游”就是把游牧倒过来读,有一种对游牧文明回望和挽留的意味。我们中华文明自古以来都是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所纠结,只是农耕文明最终成为主导,游牧退缩到边疆山区。我们提出了“牧游”的观念,把所有的牧业文化变成一种旅游资源。新疆每一个山沟、牧场都是好景区,游客都可以去,而这些地方没有变成景区,没有被拦起来收门票,但却是那样的吸引人,有牧民在生活,有羊群在游走,有白云,有毡房。新疆现有的景区,牧民和景区的冲突每年都有,再怎么补助牧民始终觉得不满意,你把人家的牧场直接圈起来收费,又不充分考虑牧民利益,人家当然不愿意。而我们创始的牧游是没有门票的旅游,政府出点资把牧民培训好,让每条山沟都变成景区。
  牧游的最大意义是促进族群之间的交往。通过牧游,把内地游客导入到牧民家。牧游是到牧民家过日子的旅游。是走亲戚式的旅游。去深刻地体验在中国大地上还有游牧族群在生活,惟有这样,你才能知道中国不光是汉人的,它同时也是放牧的哈萨克人和打馕的维吾尔族人,是四季游牧的蒙古族等诸多民族的。这才是完整的中国。
  韩少功:原来我们认为农业很落后,牧业更落后。一般意义上的进步主义观念,就是阶梯式的把牧业农业化,再把农业工业化。其实,这种想法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已遇到很大的障碍。联合国最近把食品质量和安全列为人类五大危险之一。现在我们反过来想,也许原来的农牧工协调比例其实是正确的,它有利于人类的食品安全和生存质量。世界上眼下的趋势,是农牧产品价格在不断上升,工业品价格在不断下降。人类可能需要重新认识农牧业的真正价值,包括经济价值之外的精神文化价值。
    (本次谈话由邓梦园根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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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26 01:29:14 | 只看该作者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2年10月29日08:01 李伯勇
  9月12日,《文艺报》以大篇幅刊载了韩少功与刘亮程的对话《植根于大地的写作》,他们围绕“大地写作”展开对话,并用心“倾听”。我对“大地写作”话题的持续关注,不仅基于我自己的乡土书写,基于对这两位作家写作的基本熟悉,也基于新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新时期文学发展到今天,重新讨论“大地写作”的现实感,以及大地写作自身的现实感。
  “现实感”的第一个层面,就是探究作家与大地的关系——大地写作的精神向度。韩少功“长期生活居住在乡间”,刘亮程则是“从乡土走出的”,南北两位作家正好成了相关的例子。韩、刘属于植根大地的写作。
  一
  毫无疑问,乡土离“大地”最近,在城市化人心浮躁的今天,乡土就是大地,植根乡土就是植根大地,大地是人类的源泉,谈大地写作不能不谈到乡土。韩少功有知青经历和乡土写作经历,由此作“内心的呼唤”,13年前决意回到湖南汨罗县,他当年做知青的地方。“我的选择是农耕式的,待在一个地方,守住一亩三分地,埋头苦创。”他只是提到职业化写作的苦衷,虽没有细说,其实还包含他在中心城市现代生活的复杂感受。应该说,正是在海南城市,韩少功完成了由一个乡土作家到学者型现代作家的过渡,频频参与了学府讲坛上的现代公共话题,这后者构成了他由城返乡的精神背景,他新的写作基础和方向的自我把握。
  当年出去的跟现在回来的是同一个人,却是两副面孔。他退隐山乡的君子自白,表明他虽置身乡土,但跟乡土不再是血肉心灵交融的联系。因此,他乡居生活的重心在于他个人修养(对抗现代繁嚣和增加相关知识),某种程度表明他对抗城市文明的一种政治姿态。他对乡村是感受性、体验性、实验性的,“乡村”是他现代思想的一个切入口,或一个比照。13年他虽在乡村,也看到了乡村的许多细部,但始终没有能动地深入到乡村的内部——变动中的乡村灵魂,对乡村——大地由历史演变产生的内在颤动缺乏真切的感受。当年有人对他的“归隐”做了大肆渲染,放大他归隐的意义,他对此是认可的,客观上还做了一定的配合。仿佛是一个事关现代流向富有指标性的文化事件似的,当时对此作派我就有些不以为然。如此事态决定了他保持着在城里形成的、俯瞰式的“现代关怀”,重返乡间对乡间风物有着诸般挑选,而不是全身心沉浸于乡土——大地(他虽然也涉及到了诸如乡村大雨断电一类现实)。因而,他只是换了一种生活方式,置身乡间而继续深化其“现代思考”(比如“三人对话”结束时他的着眼点仍是思想学术意义上的“进步主义观念”,仍是“联合国”、“人类食品安全和生存质量”的宏观课题)。这与刘亮程的大地写作很不一样,仍是疏隔型,也可称为外注型,即把一个外在的主题注入乡土的腠理当中,是不是属于那一种“学者型写作”呢?
  韩少功的精神成长和成熟决定了他与乡土持续地处在一种相隔情状。
  其实,他跟乡土相隔在他的早年生活经历和乡土写作中已有所显示。早先他在乡村6年县城4年,是集体形式的知青,这就决定了他对乡村生活有一定的体察和体验,但未能进入乡村的深处或底部。那么,又如何理解他早年写的《西望茅草地》《爸爸爸》《归去来兮》和他在《我的根》的“文学寻根”名言,以及他的《马桥词典》?须知,这在当时有个“国民性批判”——民族性格发现和重铸这一文学思潮,而他对主流时代精神及其变化有着敏锐的感觉,而且能迅捷地内化为自己的写作主题,熟悉的生活——“乡土及其人事”就成了他写作的佐料。简言之,他是“由外而内”,“外注型”的,《爸爸爸》是当时文学思潮(国民性批判)的产物,“文学寻根”也未能深入到乡村——大地的内在形态,而停留在与直接乡土生存即根性生存相疏离的文化(外在)形态,当时他意识到了文化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之重要构成的趋势,却没有持续地深入进去。这在当时受到嘉许是应当的,但也反映出当时“文化觉醒”的局限(当时普遍认为乡土是封闭落后的)。《马桥词典》同样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文化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话题的产物,而且借鉴了外国的语典形式,而此著是他归隐汨罗前,在城里写就的(同时期的《白鹿原》因展示乡村——大地活的灵魂而超过了一般的文化定义)。在我看来,此著是一部长篇随笔,倒显现了作者与乡土疏隔的漫不经心和力不从心。
  但《马桥词典》及他的写作同样昭示了他文学植根大地的一个方向一种姿态,大地写作的一个层面。
  在对话中提及有关《马桥词典》的特点:用一种故事的语言对乡村的生活方式、方言、历史、伦理关系等方面的细节化阐释,但是,“当您再次回到乡村时,您是想试图去寻找更新的东西,还是您认为这里面仍有您认识不到的东西?”这里提示了两种不同的精神向度,一就是《马桥词典》已体现了一个地方的乡村文化形态,二就是这次长住乡村是不是想寻找与《马桥词典》不同的“更新的东西”,或在《马桥词典》中已出现但被作者所忽视的东西。这实际上还揭示了韩少功跟乡土事实上的隔膜状态。韩少功说:“我倒没有具体的规划和设计,只是觉得换一种生活方式”,在社会维度和个人维度上“有收获”。他继续着眼于诸如社会维度和个人维度的现代性主题,也就成为他在乡土“寻找更新的东西”——乡村深入即大地深入的阻碍。换言之,于乡土“寻找更新的东西”,韩并没有强烈地感觉到,他欠缺一种植根乡土本能的精神律动。果然,乡土只是给他“充电、补血、提供资源”,调整他的(城市人)心态,乡土给他提供功能性作用,而继续进行的写作可以与乡土无关。如他所说,“像我今年所写的长篇,就和方言没有什么关系,和地域文化没有什么关系。”身处熟悉的乡土却明确要摆脱地域文化的影响,也许成了他不想在城里继续的文学实践。
  而这正是刘亮程所具备的。刘亮程在大地写作上亮出了另一种精神向度,也就是“内发型”大地写作。这方面刘亮程谈得比较内在、准确和从容。
  二
  不同于“天很小山很多”的南方乡土,刘亮程长期沉浸于新疆这片广漠的乡土,当然也远离文坛中心——政治文化中心,没有那种“社会—文学主潮引导创新”的压力和诱惑,“它的干燥、辽阔、偏远、地广人稀,以及多民族的文化生活背景,又显得它与别处不同……任何一种思想文化到达这个地方都变弱了。相反自然的势力更大。在这片土地上你更能感受到天地带给你的东西,草木风雨带给你的东西,这些反而能被一个人更真切地感受到。”因而他的《一个人的村庄》,同样是散文,在当时赶风趋浪的文坛是个寂寞而独特的存在。他也像他所关注的新疆年轻作家李娟说的那样,“在寂寞的成长中单独地感受一种生活,单独地想了一些事情。然后用文字单独地呈现出来。”这样的写作,心灵和思想更接近大地,“仿佛作家被单独地放在地老天荒中去独立面对整个自然与人世。有‘孤悬’的意味。”还写出了新疆(大地)的干爽味和游牧精神。它属于另一种写作路子或叫写作姿态,而那种“外注型”的大地写作肯定抵达不了这样的思想艺术境界。将刘亮程这样的介入生活方式与那种采风和挂职相比,韩少功肯定了前者。其实,他自己的退隐方式,其介入生活的力度,也逊于刘亮程这样的乡土——大地知觉(认知)。
  10年前我读了他的《一个人的村庄》,认为在乡土的广度、深度和细部上都充溢着生命感,大地——乡土上的人,牲畜和庄稼消失了一茬又一茬,甚至城市也可能消失,但大地乡土仍在,这就是永恒的力量,就是永恒。“我没骑马奔跑过,我保持着自己的速度……另一些年月人们回过头,朝相反的方面跑,我仍旧慢慢悠悠,远远地走在他的前头。”这类句子只能从乡土的内里流淌出来。在新疆(大地)这样的广漠之地,作家的气息和大地是连接的相通的,通过“历史的学习,把我的情感和祖先衔接在一块”。有人则通过“历史的学习”而把乡村(大地)道具化、客体化、异我化,认知的分野也是明显的。刘亮程们的大地写作,是原发性写作,他们有着真切的生命感悟历史感悟大地感悟,因而又是洞察性顿悟性从容性写作,这样的“洞察”、“顿悟”和“从容”是原发的、内在的,从干燥土里长出来的。
  更使人身心一动的,是刘亮程一句“随着在新疆的游走和观察,不知不觉中与一个地方的现实相遇”。我以为这是大地写作精神高度的一个指标。
  与现实相遇正是大地写作的归宿,大地写作的价值所在。至此,在经过细心耐心地与乡土打成一气,作家精气神的触觉延伸到乡土的天空和土地,环境和心灵,神性和人心,历史和现实,这个地方的现实就不再囿于一隅,而是与现代都市——全人类相连相通,是新疆的这一个,也是大地的这一个,人类的这一个。这样的现实是实在的、细密的、生活的,也是升华的、宏大的、精神的。我比先前更加强烈地认定,这种植根大地的写作是能够出真正的大作品的。刘亮程们悉心写的“个人的惶恐感和个人的虚无感、孤悬感”不正与现代人的精神状态——现实相遇吗?他强烈感觉到的“自然力”问题不正是与人类——现实相遇的价值命题?况且他们还写出了这块土地在自然力下的简单却是从容不迫,虽是游牧却是有历史有根——有强大心灵的生活。这在一些“南方乡土”的写作(包括韩少功)里是欠缺的,或者说较为稀薄。对韩少功而言,就存在以全球化现代理性压过或取代乡土(大地)感性的缺陷。
  虽然如刘亮程所说,这类作品对内地读者有阅读障碍,跟内地都市化大众化生活“有隔膜感”,它太远,但同样有一个“原创独创作品创造读者”即文学“化”大众的过程。植根乡土与现实相遇同样有一个作家的主体精神建构问题,这方面,真正植根乡土(大地)的作家优势也是明显的,不过,也存在因作家(包括刘亮程)主体意识不强大而与现实相遇的力度不够的问题。
  应该说,对刘亮程们大地写作的“隔膜”,也与我们功利化的批评状态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批评生态呈功利——劣化之势;我早就察觉,以乡土写作为例,对那些成名早成了一方诸侯的文坛精英,他们的作品一出来,评论界一轰而上慷慨褒评,不惮做过度解释,很快将其归入“引领潮流”的名作经典阵列,仿佛此作品此作家是此类写作的最佳方式最高水平,而对一些沉潜乡土深处独特性原创性又离文坛中心“太远”的作品,评论界就没那个耐心了。这既有时代性浮躁的因素,恐怕也包含批评家“师出有名”的功利考虑,还有着批评家自身大地意识狭隘和偏颇的因素。
  三
  大西北与南方乡土有可比性和不可比性,可是任何地方的乡土大地都有着自性——原乡性(包括自然力),只是作家所感觉到的多寡高下。什么叫乡土自性?就是乡土在自在、自为、自主、本原、自治状态下所彰显的乡土主体性,它当然包括自然力,包括历史的和文化的积淀。同样是乡土的自性,南方以住守(重土轻迁)为显著特点,村居意识较明显,而新疆(北方)以牧游为显著特点,其村庄是流动的,村庄意识较为泛化,更能与广袤大地相重叠。刘亮程笔下的“一个人的村庄”,他笔下的大西北游牧精神,人与自然力的融合,都流露出丰沛的乡土(大地)自性。显然,作家和学者所关注的现代后现代的“热题”并不是衡量大地写作重要的参照指标。被“现代后现代”撵得气喘吁吁的人们(包括作家)对乡土自性已经久违了。乡土传导着大地的基本旋律,因而南北山乡又有共同的一面,这就是长时段、长计划、从容、乐观与和谐。
  又一次发现乡土,文学表现乡土(大地)自性还刚刚开始,乡土(大地)写作“不知不觉中与一个地方的现实相遇”,就是与全球化城市化的“现实”相遇,与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现实”相遇,它也就有着时代张力和活力,有着广阔的前景。
  即便进入了现代化语境,乡土自性及其文学表达是现代化有机的构成。随着生活的展开,人类会意识到“大地”的不可或缺。因而,大地写作仍是生长性的,充满生机。“大地写作三人谈”就呈现了这样的精神流向。
  (李伯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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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26 01:30:24 | 只看该作者
刘亮程:我的文字充满了新疆的气息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文艺报 12年04月06日5版(明 江 )
刘亮程
 
  刘亮程最新的散文集《在新疆》(春风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依然沿袭了《一个人的村庄》的风格,这位种过地、放过羊的土生土长的新疆作家,笔下的故乡感动着每个读过他文字的人,其多篇散文选入全国中学及大学语文课本。去年,他的小说《凿空》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10年十大小说。从诗歌到散文再到小说,新疆始终在刘亮程的关注和讲述中,他所有的文字都与他所生存过的土地有关。
  刘亮程说自己的长相“既像维吾尔人,又像哈萨克和蒙古人”,自己的目光是“一种新疆人的目光,中亚人的目光,也是汉史中时常描述的‘窥中原’的目光”。作为新疆作协副主席的刘亮程,如今正在从事有关新疆文化整理发掘的工作,在与他的对话中,可以感觉到,新疆那片土地的文化、历史,深深融入了他的血液。
  记者:您的最新散文结集叫《在新疆》,可以说,新疆对内地的读者来说,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这里有不同的民族和民族文化,新疆对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刘亮程:《在新疆》是《一个人的村庄》后的散文结集。我以前很少谈新疆。新疆是我的家乡,对我而言,她就像空气一样、像阳光和雨水一样,你怎么去谈它?那种对家乡的情感,远非一个爱可以表达,它更丰富更复杂,百感交集,悲欣交集。《一个人的村庄》写的是我家乡的小村庄,从文学意义上说,这个小村庄也许更大。从自己童年的小村庄,写到整个新疆,家乡随着年龄在变大、扩张。但再不会大过新疆。当我书写家乡新疆时,我知道她也是其他人的家乡,是许多不同语言不同民族的人们的共同家乡。当我用汉语书写自己对新疆的情感时,我知道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等诸多民族的语言也在表达对同一块土地的感受。这正是新疆的丰富与博大。
  记者:很多人生活在自己的家乡,但可能反而忽视了自己生活的家乡,也不关心它的文化存在,为什么您对新疆有这么深厚的感情,这么关注新疆的文化意象?
  刘亮程:我在新疆出生长大。写《一个人的村庄》时我没有提及新疆,我认为文学是超越地域、民族和文化的。但写《在新疆》时,我有了一个新疆人的感觉,新疆给我的东西太多:长相、口音、眼光、走路架势和语言方式,等等。我在区文联工作那会儿,经常有人推开办公室门,用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向我打听某个人或某件事,我大概能听明白,但只能用汉语回答,他们听我说汉语,就笑了,他们把我当成本民族的人了。的确,我长得既像维吾尔人,又像哈萨克人和蒙古人,还有点像回族人。我不知道自己为啥长成这样了,是风吹的,还是太阳晒的,或者是这里的饮食、空气、气味让我变成了这样?这个地方在不知不觉中让我的文字和生命都充满了她的气息。
  新疆还给了我一个看中国的视角。是站在西北角上看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我看到的中国,或许比一个内地人眼中的更大更丰富。因为我知道除了长江黄河,我们还有塔里木河、伊犁河、额尔齐斯河。在泰山庐山之外,还有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除了《诗经》、唐宋诗词,我们还有英雄史诗《江格尔》《玛纳斯》、十二木卡姆诗歌等等。这些伟大河山,千古文字,一样在养育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人们常说,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这不仅仅是到新疆看到了地域上的中国之大,更重要的是这片广袤地域的厚重文化丰富和壮大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觉得非常重要。我理解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应该是由中华各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共同参与、塑造的“精神家园”,这就需要我们了解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汇聚成大新疆文化。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不能没有边疆文化精神。只有充分理解了中华各民族的文化精神,我们才能建立起一个“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而事实上我们对边疆的文化重视还不够。
  比如我们的中学语文教材中,一直没有收入三大史诗的章节,也没有收入木卡姆诗歌,这是一个缺憾。这几年我们工作室在做江格尔文化,有幸深入了解了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我和团队的同仁,都被这部伟大史诗深深吸引和感动,她就产生在我们生活的土地上,多少年来我们忙着阅读和追捧来自遥远地方的世界文学,却忽视了身边的这部伟大著作。我们正在改编出版少儿版《江格尔故事》,十万行的《江格尔》史诗中,有数不尽的适合孩子阅读的美妙故事,她是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
  记者:您的书中专门有一章描写古龟兹地区,非常有趣,您当初是因为什么对这个地区感兴趣的?
  刘亮程:《在新疆》的第二辑“半路上的库车”和第四辑“月光”都在写龟兹-库车这个地方。我的长篇小说《凿空》也是以龟兹为背景展开的。我从2001年开始关注龟兹-库车地区。起初是受一家出版社委托,写一部有关新疆老城的书,我选择了库车。当时库车人口40万,有4万头毛驴。库车大巴扎在龟兹河床上,河水从一旁的渠道引走,整个宽阔的大河滩成了天然的大巴扎。每当巴扎日,有上万辆驴车聚集在那个大河滩上,非常壮观。
  当时我对库车老城的兴趣,就是这里的4万头毛驴,和家家都有的驴车,它们造就了一个完整的手工业产业。因为驴需要钉驴掌,驴车上有铁件,所以铁匠铺一年到头铁活不断。驴车需要皮具,养活了一些做驴拥子做套具的皮匠。还有打制驴车的木匠,等等。这个手工业链条就靠这几万头毛驴在维系。
  驴和驴车在内地早就不见了,在北疆农村也少见了。其实毛驴早在两千年前的鸠摩罗什时代,就是遍布龟兹的代步工具。驴车也是那个时代就有了。驴车是我们老祖先坐的车,历经几千年依然鲜活地存在着,这真是一个奇迹。
  我知道好多游客去库车,可能是奔着苏巴什故城去的,奔着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拉佛窟去的。但是,他们一到老城,看到满街的驴车和手工业作坊,都会停下脚步,仿佛一下回到了几个世纪以前,都想坐坐驴车,这是我们花多少钱都做不出来的景观,却要费很大劲把它破坏掉。这太可惜了。两千多年都过去了,我们仅仅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就让很多古老的事物从我们身边消失掉,总觉得是一种遗憾吧。我们都在讲保护文化,保护文物,驴和驴车就是一种活态文化和文物。驴车文化完全可以申遗。不要等到一种文化成死文化了,进博物馆了,我们才去保护它。我们应该保护活态文化,已经被我们祖先延续了几千年,作为一种生活形态传承下来的文化,更有价值。
  记者:您的书里写村庄、旧城、沙漠、佛窟、月亮,写树、牛、马、驴、狗、老鼠,更写了铁匠、放牧人、画师、商人、居民等各式各样的人,甚至有一章专门写了不同的小偷,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是什么触动了您的写作?
  刘亮程:我喜欢气息这个词,作家写羊,文字中就要有羊的气息。写草木,就要有草木气息。我写的是在新疆,文字必然弥漫新疆气息。有气息的文字是活的。我崇尚万物有灵。作家得自己有灵,方能跟万物的灵交流。这便是灵气。我喜欢那些不会改变的旧事物。就像“锄禾日当午”,过去千年了,这首诗歌里的锄头、禾苗、太阳、正午、汗滴、土、辛苦、盘中餐等等,一件都没有消失,原样地保留在诗歌中的大地上。我喜欢慢事物。所谓慢,是我们对待事物或事物对待我们的一种态度:彼此珍惜与挽留。我希望我的文字是慢的,仔细的,是停下来细观慢察的。我喜欢那些停下来不动的句子,事物被文字捕捉到。
  记者:从诗歌到散文到小说,您创作中有什么不同的体会?
  刘亮程:写小说时我感觉自己是一个诗人。诗意是我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无论散文或小说,我呈现的世界诗意弥漫。那是我愿意写的。
  记者:能不能介绍一两本您最近喜爱读的书?
  刘亮程:我正在读有关古代于阗国与喀喇汗王朝的所有书籍,从出土文书、史料,到相关书籍。我一直盯着公元1000年那个点在看,那是于阗佛国灭亡的时间,是西域宗教改变的转折点。我不研究历史,是在浩瀚文史中寻找人们曾经生活的细节。细节就像细胞,可以复活那些过去的生命,可以听到那时候人们的心跳。给死亡的生活一缕气息和温度,这是文学能够做到的。年前重读了《突厥语大词典》,这部书让我看懂公元1000年前后的西域新疆。还读了《巴布尔回忆录》,这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缔造者巴布尔记录的历史,一个人的活历史,近百万字可以让人津津有味读下去。现在是过去生活的另一种延续。理解历史,也是在理解今天。
  记者:可以看出,您对新疆的地方文化研究很深,您怎么看待新疆的大文化格局?
  刘亮程:新疆的地理分布是三山夹两盆,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之间夹塔里木盆地和准葛尔盆地。其大文化格局亦如此,可以概括为三山文化和两盆文化。由南往北,依次为昆仑山文化、天山文化、阿尔泰山文化,以及塔里木盆地文化、准葛尔盆地文化。
  昆仑文化是最早的融合型文化,它对今天新疆的多民族文化发展仍有启示意义。阿尔泰山是养育诸多古代游牧民族的祖山。两千多年来,内地中央政权一直在跟阿尔泰的游牧民族交往,经过漫长的战争与和平,阿尔泰山及阿尔泰语系的诸多民族都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阿尔泰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山之一。目前阿勒泰地区的主要民族有哈萨克族、汉族、蒙古族图瓦人等。在新疆的三山文化中,天山文化尤为特殊,现代考古证明,早在丝绸之路之前,就有一条从西亚通往内地的天山道。也就是天山走廊,它直接连接着河西走廊。这条道路也是后来丝绸之路北部支线的最早雏形。几千年来,天山南北坡承载过很多闻名于世的佛窟佛寺、道观、清真寺。
  新疆的两盆文化中,多年来我们对塔里木盆地文化宣传得比较充分,一直把南疆塔里木文化作为新疆的文化代表。那些沉淀在各绿洲板块的古代文化和传承到现在的民俗文化,都使塔里木绿洲文化成为新疆最有特色的文化之一。塔里木盆地的主要民族有维吾尔族、汉族、蒙古族等。
  天山北坡的准葛尔盆地,是中华农耕文化落地生根发育成熟的地区,这个狭长的绿洲带,起自哈密,从奇台、吉木萨尔、玛纳斯,到沙湾乌苏。目前这一地区主要居住着汉族、回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农业人口。自汉唐以来,中华农耕文化源源不断进入这一地区,留下大量的农耕遗迹。在玛纳斯河下游,上世纪50年代曾发现被当地人称为唐朝渠的灌溉遗迹,清代的渠道遗迹就更多了,许多村庄的名字都跟渠道有关,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子叫太平渠村,村边的清代渠道太平渠遗迹至今还在,还有皇渠村、惠民渠村,都是农耕历史的见证。
  以“三山两盆” 划分新疆的文化板块,是我个人的一己之见。现在新疆各地都在发展自己的地方特色文化。但对新疆文化的总体内涵把握,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混合的地区。让各民族的文化、各种形态的文化都有一个公平的、公正的展示自己的平台。在发展地方文化的过程中,国家意识、中华民族文化意识如何体现,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记者:正如您谈到的,新疆地域辽阔,各种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在这里同时存在,您怎么看待新疆的文化交融状态?
  刘亮程:新疆是东西方古代文明的交汇地,这些文明或文化曾经对古代新疆产生过什么影响,给现在新疆留下了什么,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在古代世界文明中,中华文明是较早到达西域新疆的。自张骞出使西域,随着汉代对西域的统治,中华儒文化进入西域,对西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自汉代唐代,一直到清代新疆建省,以及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源远流长。我们从维吾尔族经典著作《福乐智慧》中,可以看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
  印度佛教文化大概在魏晋时期或更早进入西域,克孜尔千佛洞的早期壁画,都是魏晋时期的。佛教文化前后影响新疆一千多年。自10世纪以后,佛教文化逐渐被另一种更加强势的伊斯兰文化所取代。其间还有萨满教、道教、景教、天教等,都对新疆产生过影响。
  中原儒文化是以一种世俗文化进入新疆的。新疆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隶属中央政权的管辖和受儒文化的影响。儒文化讲和谐、中庸。儒文化一直在西域的各种文化中起着积极的调和作用。在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地区,只有儒文化可以充分调和多民族关系。我们今天的边疆文化建设,仍需要从儒文化中汲取智慧。
  现在新疆的社会生活,仍然是这些古代文明影响的一个结局。那些古老的文化,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现在的生活。
  记者:您一直在从事挖掘、整理新疆地方文化的工作,这是一种什么模式?
  刘亮程:我们成立的文化工作室做地方文化的大概模式是,先组织作家学者,把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民俗等整体性挖掘、梳理,也就是做成一本文化书,把一个地方真实的历史文化,还原给当地,让民众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然后,在挖掘呈现过程中,提炼出有独特价值的文化品牌和理念,做文化塑造。其实这些工作在内地大部分地区早就完成了。新疆好多地方的历史文化及民间故事,基本上还是原生态的形式存在于民间,没有完整地记录整理过。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对少数民族地区游牧文化的保护如何实现?
  刘亮程:我说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我们发现和命名了一条古老宏大的游牧大道:塔玛牧道。
  这是我们在给托里县做地方文化时,由我们工作室作家方如果发现和命名的。塔玛牧道,是指从塔城的塔尔巴哈台山到托里玛依勒山间长达300多公里的游牧转场道路。塔尔巴哈台山是天然的夏牧场,那里冬天雪厚风大,不适合牛羊过冬。所以一到冬天,塔尔巴哈台山的牛羊就要向托里的玛依勒山去转场,玛依勒山区冬天雪小风小,是有名的冬窝子。这样自然的地理状况,成就了一条几千年不变的转场牧道。
  我们知道在西方,游牧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早在100年前就进博物馆了。即使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大草原,也看不到大规模的转场了。在新疆因为县、乡、村的划分,好多原有的牧场被分割,牧道自然隔绝了。但是在塔城盆地,还存有一条完整的被四个县市共用的转场牧道。通过牧道所经地岩画和古墓葬推断,塔玛牧道的固定转场历史有3500年之久。塔玛牧道有可能是世界游牧文明的一个重要起源地。每到春秋转场季节,可以看到连绵不绝牛羊群,走在这条千年大牧道上,一条挨一条的深深羊道,绵延300多公里,每个转场季节有150万头牲畜走过这条牧道。这是游牧文明最后的奇观了。这种景观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了。
  农耕民族是居国,筑城修墙。长城是农耕文明最大的文物遗存。长城的作用就是一个国家的院墙,用以护卫城邦家园。那么,作为和农耕文明历史一样悠久的游牧文明,它的文化遗存是什么?游牧民族是行国,在大地上游牧,不筑城,毡房驮在马背上,四季转场,随水草而居。游牧文明的文化遗存便是牧道。游牧是其生产生活方式,牧道是其最重要的文化遗存。
  塔玛牧道就是这样一条保存完整的游牧大道,那些羊肠小道,有些地方有半米多深,有些地方甚至有一米深。一条挨一条,密密麻麻,每一条羊道都有3500多年的历史。这么巨大的一个文物,扔在草原上、荒山中,我们多少年对它视而不见,不把它当文物。我们对塔玛牧道的挖掘和命名,一个最重要的价值,就是第一次把羊道当文物对待。
  随着各地牧民定居政策的实施,游牧作为牧民的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迟早会从大地上消失。但是,游牧作为一种文化,需要我们去保护。尤其像塔玛牧道这样一条承载着数千年游牧文化,现在依然在使用的古老牧道,我们没理由让它消失。塔玛牧道的文物价值和旅游价值,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
  记者:这本散文集以后,还有什么样的创作打算?
  刘亮程:我正在写一个有关新疆公元10世纪前后历史题材的故事,那是新疆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宗教转换时期。我们只有理解历史,才能理解今天。
  文学艺术是心灵沟通术。优秀的文学不会站在某个民族立场上言说,而是站在人的立场说话。文学能让不同种族、宗教的人们,在一滴水、一棵草、一粒土中找到共同的感情。在对同一缕阳光的热爱中达成理解与共识。在无需翻译的花香鸟语中,敞开我们一样坦诚的心灵。这是我所有的文字所追求的。
  (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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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26 01:31:01 | 只看该作者
刘亮程:土地里“长”出的作家
时间:2012-02-23 13:21   来源:深圳商报
刘亮程(资料图片)
打量刘亮程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他者,一种是自我。

  在别人眼中,他是一个生长在新疆沙湾县黄沙梁的汉人,当过农民,种过地,放过羊,当过乡农机管理员,后来进城当了报社编辑,现在是新疆作协的副主席。1998年他在新疆出版了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后,文坛像发现了一位世外高人,反响热烈,赞誉不断,“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的头衔慷慨而至。作家李锐用博大、朴素而沉静、丰富来形容读到刘亮程散文的感觉。蒋子丹感叹:“刘亮程散文中透出的那种从容优雅的自信,是多少现代人已经久违了、陌生了、熬长了黑夜搔短了白头也找不回的才华。”

  一个远在新疆的作者,只写他生活的那个村庄的生活,却获得文坛和读者一致的认可。这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思索。而刘亮程却没有停下,从诗歌到散文再到小说,新疆一直在他的关注和讲述中。2001年4月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去年,他的小说《凿空》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10年十大小说。

  至于他怎么看自我,刘亮程曾在《新疆时间》一文交待个人底细:“我的长相既像维吾尔人,又像哈萨克和蒙古人。我应该是匈奴人的后裔,据记载,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在汉代多改姓皇姓,我的祖先把什么样的姓氏丢掉,改姓为刘?我的目光肯定是这个地方的。地域的辽远和开阔,使我的眼球朝后凹进去,目光变得深邃而锐利。这是一种新疆人的目光,中亚人的目光,也是汉史中时常描述的‘窥中原’的目光。他看见的事物肯定会不一样。”也许正是这种不一样的目光,带领着我们从寻常熟见的情景中看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刘亮程认为孤独是人性的。在他的作品中,孤独像一种慢慢散发出来的味道,密密地缠上来,从头到脚包裹你,让你无法突围,甚至找不到出口:从早年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到近年的小说《凿空》,刘亮程说他是从写一个人的孤独到写一个地方一个群体的孤独,在读者的心目中,刘亮程成了一个孤独的体验者和享受者。在香港评委的眼中,他的这个孤独是“中国式的”。刘亮程觉得新疆给了他一种脱离时间的可能,一直向后走的可能。他说:”在新疆的漫长时间里,获得了我的目光、口音、味觉、走路的架势和文字。”

  大家都知道深圳和新疆的距离有多远,记者对刘亮程的采访先通过电话,再通过邮箱,然后有了以下的问答。

  故乡在身体里,被我的思念养活

  《文化广场》:能介绍一下你将出版的新书《在新疆》吗?

  刘亮程:《在新疆》是《一个人的村庄》之后的散文结集。是“一个人的新疆生活”。

  《文化广场》:在中国文坛上,作家与故乡的关系非常密切,故乡成了作家的创作源泉,读者跟着贾平凹认识了商州,读莫言知道了高密。从你的笔下了解了黄沙梁。你曾说过故乡不仅是一个人的出生地,还是一个人的生存和精神寄托。现在你住进城里了,跟故乡的关系有没有改变?

  刘亮程:故乡在身体里。小时候它是养育我的怀抱,长大后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像一个婴儿,被我的思念养活。土地会“长”出自己的言说者。

  《文化广场》:现在写新疆的还有一个年轻的作家李娟,在网上你们的作品推荐紧挨着。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她的作品?评价如何?

  刘亮程:她的作品中有一种被我们疏远和遗忘的“游牧精神”。所谓游牧精神,就是边疆精神。它植根于游牧文化,对待自然环境、生老病死,以及贫穷苦难,都有自己不同的观念,它更达观开放。在我们的传统文学中,农耕精神和游牧精神曾经并存过,在唐代,李白的诗歌中就有浓烈的游牧精神,他和同时代杜甫的诗歌多么不同,杜甫的诗歌则是农耕精神的代表。
信仰“万物有神”

  《文化广场》:新疆的作者总能给文坛和读者带来惊喜,当年你的《一个人的村庄》像天降奇兵样,让大家发现了一位世外高人。李娟的作品也给文坛刮来一阵清新之风,被赞为浑然天成。你觉得是不是跟地域有关?一个作者所处的地域对写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亮程:一方水土养一方作家。土地会像长出苞谷和麦子一样,长出自己的言说者。

  《文化广场》:你说过人越老到写小说才越好。五六十岁也不晚。你今年正好是知天命的年龄,以后的创作计划有没有侧重?会不会以写小说为主?诗歌还在写吗?

  刘亮程:我不太在意文体。在我心中,诗歌散文小说是一个东西。我不愿意将它们分太清。

  《文化广场》:当代作家中你喜欢的是谁?你平时的阅读状况是什么样的?像与你同时入选亚洲周刊十大小说的香港的董启章、内地的张炜、韩寒、台湾的施叔青,还有美国的哈金,这些人的作品在你的阅读名单上吗?

  刘亮程:我信仰“万物有神”。记得写《一个人的村庄》时,我可以对花说话,跟草言语,刮过耳旁的风都明白意思。那时候我眼里有神,看啥都神。现在有点神情恍惚。心里还是有神。万物有神应该是一个作家的基本信仰。至于阅读,我不是一个好读者,阅读三心二意,不专注,没耐心,好像很少从头到尾读完过哪部书。所以少谈读书。

  喜欢“中国式的孤独”这个评语

  《文化广场》:你从一个人的写作到成为文坛的热点,这对你的创作心态会产生什么影响?

  刘亮程:就像人对一棵树的赞美不会长进树的年轮。我的心态会随着年龄变化。但不会受人言影响。

  《文化广场》:你说过写作对读者的期待不高,写作要有足够的自信才能支撑。我想问你写作的动力是什么?诉说的欲望,交流的欲望,还是一种自我的实现?

  刘亮程:是我对生活还有异常新鲜的感受,不说出来会头疼。

  《文化广场》:《凿空》入选亚洲周刊评选2001年十大小说,评语介绍说是描写中国式孤独的罕见的作品。并比作是意大利卡尔维诺寓言小说的中国版。你对这个评价如何看?

  刘亮程:“中国式孤独。”我喜欢这个评语。我早期的散文是“一个人的孤独”,《凿空》是一个地方一个群体的孤独。有“孤悬塞外”的味道。孤独是人性的。

  《文化广场》:在你的博客上看到你编的柳条筐。好漂亮,尤其是那个浑然天成的提手。还看到你写的书法,很朴拙。除了写作外,平常还有哪些爱好?

  刘亮程:我的爱好是走路、晒太阳、冥想。都不花钱。喜欢手工活。又不太喜欢动手。写作是一个不爱动手的人的理想工作,所有想法在文字里实现。当然,如果仅冥想而不写成文字,最好。(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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