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世纪转型期的湖北散文研究·导论作者：区别
漫卷史书，惟楚有才。楚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地位，历来为湖北称耀。无论是先民神话、《诗经》二风（《周南》《召南》），老庄散文、屈宋辞赋、唐诗宋词、明清散文，共同构铸了楚文学辉煌的历史世界。由此可见，湖北散文在血缘上曾有过极其辉煌的历史渊源及身家显赫的文学家族。仅仅是屈子涉水化莲这一维，便足以渲染成为民族文化的主色调而彪炳千秋。 对于“散文”这一形态本身较为模糊的文学样式的界定，学界各家历来均持异见，虽然已有各位大家的高论言说，但是中国散文理论的体系建构依然处于尚未体系化、理性化、范式化的存在。有鉴于当下存在的情状，考虑到将散文梳理成为全方位、理论化的文本样式存在的难度和问题，本书所观照的湖北散文，仅以新时期以来学界基本认定的“纯散文”为主要研究对象，并未将报告文学、杂文以及各类文学小品容纳其中，作为观照对象。当然，我们也殷切期望，未来的时日能有机会对于曾经震撼全国的湖北报告文学以及相关创作进行系统的研究与讨论，以填补湖北文学研究实际存在的某些缺失与忽视。 一 中国当代散文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容，走过近半个世纪的坎坷历程。文学发展的动态过程必然伴随着历史、时代、社会的源流脉络获得同步发展。因此，从纵向的、发展的角度考察新时期湖北散文的发展态势，厘清来龙去脉，对整个中国散文史的建构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历时的统照下，湖北散文的演进过程呈现出以下三个阶段的基本理路。湖北散文始终以沉寂之姿努力地寻求新的发展前景，它的艺术生命力在创作队伍、作品数量、审美拓展上顺应了时代需求，形成了色彩纷呈的局面。 （一）传承阶段：集团意识的散文调式 湖北散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阶段，同全国的散文形态一样，打上了鲜明的时代与意识形态的烙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来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意识放大到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与体裁，战争时期特定的政治意识泛化为建设性的文化意识。在那种以“左”为文学宗旨、以“左”为文学审美圭臬的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与文学创作氛围中，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呈现出一种趋同性——颂歌体——的模式。散文创作的题材选取主要以“国家大事”、“人民战争”、“建设气象”为首选，散文艺术构思与审美意象多以诗化抒情为基调，审美格调趋于格式化。散文三大家——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成为时代散文的标准范式。散文“诗化”、“形散神不散”成为重要的创作原则，过度地适应政治功利的要求，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追求意境形成了对于散文艺术探索的拘囿和规避。“形散神不散”的模式化倾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桎梏了散文艺术的创新性探索与散文审美创造力的提升，导致了散文问题内在的封闭性、审美层次的简单化与创作的模式化。 1966年之前的十七年期间，湖北散文同样以“颂歌式”的写作——讴歌新时代、新社会、新气象、新人物、新事件为主调。散文创作者“走遍了天涯海角，”也走遍了矿山、车间、水库、工地、鱼米之乡，经济作物的田野，自然它也走遍了学校，机关、街头巷尾 [1] ”，去找寻新国家的新鲜事，用以歌颂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新生活景象。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主要代表有碧野等。碧野的散文代表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时代散文创作的水平，堪与三大散文家杨朔、秦牧、刘白羽媲美，因而常被学界归于“杨朔式”——政治抒情散文之列。作为一个与时代同步的作家，碧野反映边疆风貌的散文集在当时十分引人注目，《天山景区记》、《边疆的春天》、《边疆风貌》、《在塔里木盆地上》等作品享誉一时。在新时期以后，碧野仍有《长江，母亲的河流》、《神农架之行》等作品问世，创作上强盛的生命力展现了他在当代散文史上的独特价值 1956年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散文界也呼吁散文复兴，提倡美文。“双百方针”的提出使禁锢已久的知识分子如沐春风，散文多样化的审美意识开始复苏，散文繁荣的外部条件基本形成。复兴五四以来的散文传统，创作新时代的“美文”成为作家的共识。在全国重振散文意识，提高散文艺术格调的环境下，国内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散文作品，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许钦文的《鉴湖风景如画》、方令孺的《在山阴道上》、丰子恺的《庐山面目》等佳作。这一时期湖北作家的散文作品值得称道的有白桦的《洛阳灯火》、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记》、碧野的《天水景物记》、徐迟的《归来》、聂绀弩的《天安门》等，为当时的散文审美与鉴赏起到了示范的作用。1956年出版的《散文小品选》中，湖北散文写作也成为这一风景中独特而重要色系。但是，散文的繁荣时间非常短暂，仅仅一年之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抑制了散文创作的活力，接踵而至的大跃进使得浮夸之风直接影响了散文，导致散文写作远离现在生活与存在，散文创作重新为意识形态所笼罩、遮蔽，成为意识形态和时代的工具。“尽管这一时期散文作品满纸豪言壮语，光芒万丈，却始终掩盖不了其中的苍白肤浅、浮夸空洞的实质，因为缺乏艺术的生命力” [2] 16。 1966——197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使得中国大陆个体人性遭遇了史无前例的的摧残，作家殒命，文脉断裂。以京剧“革命样板戏”为代表的“戏剧”创作，将建国以来文学的政治抒情热推到极致，完全驱逐了散文经典的抒情、性灵之魂。作家的散文创作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文革对知识分子造成的生命及精神的创伤，人类在苦难之后挽悼、怀旧的审美心理，促成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由“伤痕”到“反思”的发展轨迹。新时期湖北散文也难免历经这一过程。文革结束后，湖北老一代文学家，纷纷从伤痛中沉静下来，奏响回归者的心声，展开了对文革悲剧的血泪控诉。胡风的《关于鲁迅的杂文》、聂绀弩的等，继承鲁迅的传统，对民族劣根性的激烈批评，展示了其作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战斗者、批评家铮铮侠骨；聂绀弩的散文《我与杂文》、《故乡、故乡的语言儿歌之类》中对过往对月与文学的回忆，显示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赤子情怀；此外以“七月”诗人而光耀中国文坛的曾卓与绿原的散文，以艺术的笔调，真挚的感情，倾诉历经苦难与残酷的人生处境之后对温情与爱意的热爱。 随着文革的阴影渐渐退却，新时代多元自由的景象的到来，文学艺术渐渐走向了相对自由创作、发展的轨道，逐渐呈现多元的态势。新时期的湖北散文，反思1949之后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将个人的经历与国家情感、民族运命结合进行思考，抒写个体存在与精神情感，怀旧的、性灵的散文开始出现。田野这位有着不寻常的个人经历的老作家，文革后致力于散文创作，连续出版了《相思曲》（1979）、《海行记》（1982）、《挂在树梢上的风筝》（1987）等散文集，成为湖北散文老生代创作的重镇。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社会意识形态宽松的环境中，文学艺术创作的多元性开始显现，形成了一个散文创作的高潮。在就是年代的散文高潮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文化散文”。“文化散文”正是由湖北散文中坚的王维洲率先提出“文化散文”的概念，并身体力行地进行文化散文的创作。“文化散文”拓展了散文创作的空间，增强了散文的历史文化蕴含与历史时间的纵深感，延长了散文的时效性，增添了散文创作的新的维度。《千佛洞夜话》、《少林寺秋游闲话》、《三峡猿声》、《仙佛寺香火》、《张家界的山、月、梦》鄱阳日出》等等作品都显示了文化由意识形态化走向多元化的散文观念的转变，成为90年代文化散文热先行者。 （二）调整阶段：新旧美学传统的较量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条件影响下，文学呈现向内转的姿态。创作者个性意识的复归，以及读者的世俗化期待，市场的销售效应都影响到了散文的创作，散文写作在题材、写作方法和审美取向、艺术呈现等方面显现出纷繁之姿。90年代以来的湖北散文也展开了它的“扩容”之态。胡发云虽然以小说创作为主，但他的视野一直在关注着人、人的生命、人的存在与人的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这些与人类息息相关的问题，其散文写作总是从生命个体的存在状态中找到思想的阐释的最佳平台和情感宣泄的最佳方式，他总是在奋力地去寻找现代人灵魂翔升与安妥之地，他的《老傻》、《想爱你到老》、《邂逅死亡》等都是大陆散文的上佳之作。作为湖北散文主力军的徐鲁和华姿，也在90年代完成了各自的创作转身。徐鲁从青春的歌吟转向书斋的沉思，写出了富于哲学沉思和文化彰显的散文随笔，《剑桥的书香》、《黄叶村读书记》、《重返经典阅读之乡》、《书房斜阳》等，都是他阅读与深思的流溢。华姿将对宗教的虔诚之心植入哲理式的思考，写出了许多表达宗教与爱的主题散文。散文新作《花满朝圣路》、《两代人的热爱》、《在爱中学会爱》等散文集，在充满追问与诗情的行文中，在宗教和哲学的氛围里，抒写着自然之爱、女性之爱和宗教之爱，表达着作者生命的欢欣和创痛。任蒙则倾心于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取得丰硕的成果，并摘取了孙犁、冰心散文奖等全国性散文奖项，出版了《任蒙散文选》等多部散文专集。 进入90年代的实际转型时期以后，湖北散文不乏求索与拓荒的先锋姿态。刘继明的散文作品以注重知识与思想含量见长，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对“写作”本身（包括文学、文坛、写作）进行清理与思考，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对社会和时代进行剖析批判。张执浩的散文集《时光练习簿》被指认为“先锋散文”或“新生代散文”。对张执浩而言，散文可以更为直接地表达个体心性，是一种敞开自我的写作，他的散文作品清晰地映现了自己的身影、体验、记忆与感情。当年的湖北诗歌“三野”之一的野夫，新世纪之后走入了散文，并在台湾出版了《江上的母亲》等散文集。野夫的散文是大陆散文第一个反思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等“革命”运动的作品，当“革命”以运动的方式消灭一个社会阶层，桎梏与剥夺个人的物质与精神的所有一切的时候，恐怖就成为如影随形的噩梦。他的《父亲的战争》、《别梦依稀咒逝川》、《地主之殇》、、《江上的母亲》、《生于末世运偏消》、《尘世挽歌》等，出版之前就深受各方好评，广为流传。 新时期以来主要从事散文创作的沉河、王芸、席星筌、谭岩等人，在散文创作方面都卓有成就，他们的散文作品被誉为开拓散文新视界的新散文。沉河的散文集《在细草间》，把自己对生命个体、文学创作的理解和梦想投注到字里行间，尝试着将其对生命、生活和社会的思考纳入到一种对于现实的观照之中。王芸的散文《经历着异常美丽》、《接近风的深情表达》、《怀旧的水潦濡湿琴声》、《期待的草叶蒙蔽了眼睛》用敏锐的思绪触及对生命、爱与情感、生活，主体的意识往往透过灵动的文字得到延伸。著有等。席星筌立足于乡土散文的创作，其散文集《记忆与游走》将乡土情结浓厚地凝聚在他的笔端，他的质朴为多样化的文学样式提供自足的一维。而谭岩这位散落在民间的“文学穗粒”，有时更像一位隐士，勤奋的笔耕写出了大量历史文化散文与乡土散文，出有散文集《行走在人间》。 （三）转换阶段：多元审美的孕育与发展 湖北散文写作中，专职从事散文创作的人数并不是大多数，学者、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在他们的“正业”之余，写作了大量的散文和随笔作品。这些在多个文学艺术领域卓有成就佳作的作家，以他们的深厚艺术修养、丰富的学识、智性与文化意蕴介入散文创作，为湖北乃至大陆散文的创作带来的新的、深邃的文化内涵。 学者散文往往以其独特的内容显示着作者的生命价值、人格力量、思想光辉映照散文，将哲思与著述、教授、生活相关联，俯拾即是的点点滴滴化作散文的篇章，给人以启迪与欣赏。他们以博大的襟怀、执着的精神，通过散文创作，承担起理想追求、文化建构的启蒙担当。湖北的学者散文中，有我们的先辈长者王先霈、李先坤、张永健、涂怀章、易中天、於可训等教授学者，也有我们同辈的聂运伟、刘川鄂、彭富春、李晖、蔚蓝、梁艳萍、魏天真、麦琪等人。王先霈教授的《佛语哲思》睿智、豁达中蕴含着哲学反思，逍遥、飘逸而不失温润、敦厚，随笔所选择的都是经过时光之流淘洗之后留存下来的佛学经典，因而有着厚重的书卷气息、历史笔墨与文化意蕴，与阅读者在品茗谈笑之间，共同领悟探讨个中微言大义，获得超凡脱俗的神会。在彭富春的散文中，我们除了可以读到他对哲学与智慧的探究，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还可以见出他对家乡故土的深情，对父母兄弟的亲情，对家园的依恋和眷顾。彭富春的文字中浸润着沉潜的情愫与缜密的思维，他将激情反复淘洗，沉淀下的是对人生的透澈了悟。聂运伟曾经以“三耳”为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散文，生命进程中的际遇化为存在的思考，工友的笑脸和旅途的感悟，以及过往的沉浮作为人生的况味流入笔底，铸就散文的一笔一章。刘川鄂的随笔灵动而诗意，文学的理想与生活的存在都是他要写作的内容，从文学到体育，看到的是人的存在，思考的是人的精神的提升和理想的境界如何达致实现。魏天真的散文以她特有的明锐和笔调，写出了学界女子的困惑与遐思，幽默睿智透出些许困惑与无奈的惆怅，灵动的笔墨给人以清新而厚重的遐想。学者散文随笔以学人的敏识与体悟游走于文学、求真、传道的人生存在，在诗意地栖居与审视的追问中行走。历史感和哲思性，力求在历史散文中找寻史与文的统一。 湖北的小说家散文创作者中不乏当代名家的身影，方方、池莉、刘醒龙、陈应松、邓一光、胡发云、李建纲、彭建新、叶大春、黄宏猷、鄢国培、叶梅、岳恒寿、杨书案、刘富道等等。小说作家的散文数量颇丰，风格各异，为湖北散文的天空增添了亮丽的星云。方方的的散文散文集《当代名家散文随笔系列——雅兴》、《阅读武汉》、《到庐山看老别墅》、《汉口的沧桑往事》注重历史感和哲思性，力求在历史散文中找寻史与文的统一。池莉散文的散文以自传体为主，着眼于描写武汉小市民的生活状态，表达对存在世界的生命的关注珍爱，其散文主要有《怎么爱你也不够》、《真实的日子》、《给你一轮新太阳》、《老武汉》等。刘醒龙的散文集《女儿是父亲前世栽下的玫瑰》是他在女儿成长童年的记事，女儿亮丽的眼睛、新鲜的生命给了父亲新的生命感悟。刘醒龙的散文还有《一滴水有多深》、《性感美国》，《与欲望无关》，《过去是一种深刻》，《听笛》，《城市两章》，《高山仰止》。乡村是陈应松散文写作的精神支点和精神家园，也是他创作找到的富矿，他在这个矿藏里挖掘，写出了大量可圈可点的作品，彰显了人性的良知对底层被遗忘、被损害的人与世界的关注，笔底升腾的是人道的呐喊与批判的诉求。陈应松的散文主要有《世纪末偷想》、《在拇指上耕田》、《小镇逝水录》等。 湖北诗人的散文创作里，主要有曾卓、绿原、刘益善、谢克强、车延高、羊翠、管用和、张执浩、阿毛等人的的散章。诗与文在他们的创作中，互补互溶，将散文的诗性表达显现给读者。其中主要有刘益善的《玛瑙石》、《红帽子黄帽子》、《野菊花》，谢克强的《缘韵》、《断章》、《远山近水》，张执浩的《时光练习本》、阿毛的《旋转的镜面》、《影像的火车》、《石头的激情》、《苹果的法则》等。车延高的长篇散文《醉眼看李白》，是九十年代以来长篇散文创作的湖北风。当周晓枫、张锐锋、钟鸣、宁肯、祝勇、残雪、老愚、杨献平、玄武等人以讲叙者的尝试将长篇散文带入文学视野的时候，湖北散文仍然基本停滞于传统的写作方法上，篇幅短小，抒情写实。车延高的散文，从某种意义上，打破的湖北未有长篇散文的现状，从《醉眼看李白》中，可以见出诗人对诗人的解读、领悟、观照与探究。诗人在文坛上往往以他的诗作而扬名，诗后行于文，他们游走于在“诗”与“散文”的世界，有机融合了诗歌的表现技巧和散文描写要素，大胆吸收两种文体的特质，营造出散文的超拔和灵性之美。 与小说、诗歌的成就与受宠程度相比，新时期以来湖北散文的尴尬处境是人所共知的。湖北新时期的文学景象也是如此。作为文学大省的湖北，小说创作可谓“树树皆秋色”，然而“名家众多，大家何在” [3] ，一直存在着被人戏称“慢半拍”的现象。湖北的纯散文更是在这种尴尬的狭缝里畸形的喘息，它甚至从来没有获得过报告文学那样轰动的社会效应。但是它的周围仍然簇拥着大批偏爱它的作家和学者。尽管冷落寂寞，尽管只有少许的评奖，在当今这个缺乏耐心的浮躁时代，纯散文举步为难但仍不失希望的寻找着自足发展的新走向。 女性散文被划分为特殊群体展露于广袤的文学星空由来已久。如果非要为新时期的女性散文找到它的独立标识或者是文本权威的话，重感性、求精致一直是女性散文寻求的审美规范。而女性散文打上当代人深深的情感特征烙印走向个人化独语的倾向，恰恰在最显性的层面彰示了时代的风向标，预示了新一期散文美学规范的酝酿阶段的到来。散文不再集中反映某一人文传统，荫凉在某一集团意识形态的审美宗教下，而以一种世纪末华丽转身的姿态，昭示了新一轮价值崩溃、混乱和危机的时代开放、多元、复杂的价值体系和审美规范的激活与运行。90年代以来，湖北的女性散文创作主体大多更为纯粹地吐露个体于形形色色的生存境遇中所体验的小感触、小痛苦和小满足，有意无意的渲染一种附庸风雅的个人乐趣。叶倾城与麦琪是小女人散文的突出代表，她们善于表达在日常感受、时尚细节、风情遐思等现代都市文化中的种种情状，以独特的敏感、精致、优雅赢得许多年轻读者的喜爱。 暂不必深究当代散文这种多元的价值取向是否流于表面而缺乏深刻的当代性必备的精神内质。仅从形态上观照湖北新时期的散文发展动态，可以发现大量的纯散文在更广阔的文化的后花园寻找发展空间。此间，值得关注的还有周翼南源于其诗画合一的人生写照散文集《人物·山水·猫》、《从东方到西方》，以及袁毅走出书斋关注最朴实人们的草根情怀的抒写。另外，进入90年代以来，传统意义上客观的记录和叙述行旅见闻的行走散文，或曰“游记”，不再满足于将沿途散文见闻、景点风光、史传逸事粗糙揉合，而是将行走旅程中的见闻感触切入到自然和心灵之中，慧眼独具地以现代人的自由视角，表达人与自然或人与人之间的广泛联系，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穿透力。这一类散文里比较突出的有李建纲的散文集《斯德哥尔摩之旅》、范春歌的散文集《天歌难再》、罗时汉的散文集《孤云独去》、《一意孤行》、《孤帆远影》等。还有一种独具湖北特色的主题散文，近年来也受到普遍的关注，即一以古老三峡为探究对象的系列散文。三峡的风土人情在他们笔下变得绚烂多彩，富有情趣；三峡的青山秀水在他们的笔下变得旖旎多姿，充满魅力。如甘茂华诗歌般的鄂西风情，李华章浓郁的溆浦情结，杜鸿的三峡怀想，温新阶的乡村抒写，还有元辰(袁国新)和符号(符利民)的散文等等，这些三峡的歌者用他们的灵魂和作品来拥抱三峡，建构了“三峡文学”独特的人文风景。 二 从横向的、总体的角度考察新时期湖北散文的审美特点，对整个当代中国散文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湖北散文的艺术风貌，与湖北的地缘特征、历史机遇、人文传统是分不开的。于是，在共时性的视域概观湖北散文，总结其艺术建树与贡献，揭示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误区，这种静态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世纪转型时期， 散文从多侧面、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着自然、社会、人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肯定“人”的地位，更深层次地进入对于人的、人类的、人性的前途、命运的思考，对于人的、人类的、人性的 历史、现实、未来的求索。世纪转型时期， 散文不再是单一地反映时代精神，应和 政治需求，阐释权利话语，或者只是表现自我，倾诉心底波澜，而是呈现着多元 整合的审美态势。新时期湖北 散文的审美态势也是如此，其间渗透着的哲思、智性与闲暇让读者从不同的维度去解悟它的真谛，寻求其美的内涵而获得艺术的享受。 哲思·文化 世纪转型时期， 散文以独特的主体感悟力求重新认识 历史、社会、人生、自然。深重的 历史意识，鲜明的审美取向，热切的心灵呼唤熔铸了 散文不同于以往又有别于其他 文学样式的精神品格，直逼当下社会存在的人的心理、人的生存、人的权利和人的义务的哲学思考，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揭示存在，探索真理，使 散文更富有生活实在性和哲理深刻性，强调普遍的永恒的情感和精神，展示了深邃的哲思美。当 散文家以其知性的理思进入 散文创作，着意于浩淼宇宙存在的探索，着意于人类生命 历史是追寻，着意于现实生活的叩问，从而益愈趋近人类灵魂的特殊领域，他的思索就不仅仅属于个体，也属于人类整体。人正因为会思考，人才成为宇宙间最丰富、最美丽的生物 散文的哲思美，是浸融于 散文艺术中的哲学思考，是对于存在世界的发现和真理的追索，也是 散文艺术的升华。哲理以思索的形式进入 散文文本，以本真的生命体验，以深邃的精神创造，以特殊的艺术魅力来表达创作主体对于世界、人生、艺术的执著追求，敏锐感悟，并视艺术化为生活、求知、处世的真理，使 阅读——接受者在美的欣赏中感悟世界的奥秘，人生的真谛，自然而然地接受 散文家的审美情感，并与之同构。 湖北的哲思散文主要体现在学者散文以及历史文化散文中。这一类人多数是知识分子或者是追求文化人格的代表。例如学者王先霈的《佛语哲思》散文集由宗教的根本意蕴——终极关怀出发，寻找生命的意义和真谛。王先霈引导读者遍看释迦牟尼、历代高僧、普通僧人之辈的死，让我们体悟到尽管人类的生命有限，然而只要能够达到“个人和群体的融合、个人和人类的融合，个人和宇宙的融合，这样也就有了不朽”（《生死事大》）。彭富春的散文集《漫游者说》以本真的生命体验，以特殊的艺术魅力来表达了主体对智慧的探求，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因为“希望自己的语言能够成为箴言，成为格言，它具有闪电般的力量，撕毁黑夜的幕帐”，彭富春踏上了寻找智慧之光的漫游者之路，在人生的旅途不停跋涉，从不止步。“也许我是走在一条漫游者的路上，从江汉平原到珞珈山，从珞珈山到北京城，又到德意志大地。我有时在白昼中行走，有时在黑夜中摸索。道路有宽有窄。它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它也会形成一个圆圈，甚至会变成一条死胡同。我的漫游试图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一条无人走过的路。”从这些饱蘸真诚纯粹的情怀的笔触，我们分明见证了一个普通人的思想的成长经历和逐步逼近真理的艰难奋斗过程。任蒙的历史散文始终将“我”置于历史之间，切进历史人物进行感性的、审美的、艺术的解读，在人的命运、人的历史、人的文化之间追问，对人的关怀与追逐成为了任蒙的历史散文的主线。《凭吊赤壁古战场》，面对赤壁江水，他暇思：“假如那场激战不是在那个严冬，而是发生在我们现在到来的这种春意弥漫的时日，自北方而来的曹军战士，看到这山，这江，这田野，也许他们战死时会增添一分对人世的留恋。”徜徉在历史中的任蒙，诗兴与审美并重，于历史文化散文中展示了自己的个性。谭岩的《我们的遗址》不仅表达了对人的关怀，更表现出他对儒家精神遗产的高度重视、对魂灵和价值的苦苦追求、对已逝的“士”和“伊”的无限怀想之情。 智性·现实 文学从来就是一种智性的表达，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世纪转型时期的文学更多的回归到现实世界，展开对当下社会生活批判与沉思。散文的创作主体凭借内心世界深深介入种种冲突，从而激起无限波澜来打发日子、寻觅理性、诠释人生。通过现实与心中理想的碰撞，产生回声，表现他们对人生命运的深情关注，体味跋涉在人生旅途中的独特感悟。 文学关注现实，旨在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回答社会问题，文学与现实的紧密关系维系着文学得以恒久的生命能量。社会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文学成为了从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的创造性活动，社会生活为文学提供了营养之源，同时也是文学产品陈列的舞台。现实世界使文学摆脱偏安主体心灵一隅的处境，从自慰的文学、博物馆文学的走向智性的文学、大众的文学。真正的人生哲学在现实里，而真正的审美意趣在智性里，现实与智性的结合恰恰顺延了哲思的边缘，搭起了走向审美的虹桥。审美只能是人生的节日，在节日之余，在熙熙攘攘的生命尘嚣里，心灵与生活的契合，智性与现实的火花，才孕育出符合当代社会语境的文学精品。 世纪转型时期湖北散文的走向突出的体现了散文回归现实、抒发个体生命体验，重新找回个人价值的时代风尚。其中，小女人散文让自我充分渗入日常生活领域。在阐释细碎日常体验的过程中，升华了个体感受中的微观世界，放大了微妙错乱的小情绪。这一类散文往往细腻、精致、零距离贴近生活肌理，恰恰是这种细致、深入的观察与诉说，抓住了读者的敏感神经，使读者获得感官上的阅读乐趣。值得一提的是，通常被人们视为自恋的、自闭的小女人散文对现实的关注，局限于个体狭隘的乐趣，带有庸俗的将生活贵族化的气息。虽然后现代对人的推崇，以摆脱政治集团话语、还原人本身为时代指向标。所以，这些魅力无穷的带着人间烟火气息的女性散文，如果能够少一些虚幻，在思想性的维度上增加可读性，将获得超越性的升力。而一部分关注平民，抒发草根情怀的散文，正是将敏锐的目光凝注于那些奔走在城市大街小巷的朴实的人们，抒发着他们平凡生活的酸甜苦辣。这类走出书斋、触摸底层的散文写作者，与湖北地域文学中小说流行“写实”的风尚悄然遇合，与一般的底层写作不同，这类作品的视角比较开阔，虽然多少缺乏底层的深刻体验，但在艺术性与思想性方面高于底层抒写，笔触纹理间折射出智性的光辉。还有一些从诗画中寻找人生意趣的散文，无疑是智性与人生结合的典型写照。又如一些行走的歌者所吟咏的游记散文，这类游记散文将个体情感倾注在对象之中，诉说的目的不再是单纯的经历复述，更多的在于个体精神的智性升华，品山川美景优美之余引发人们思考更多的问题，加深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再比如湖北一批小说家的散板，湖北小说有写实主义的创作倾向，大批的作家立足本土，发挥个体优势而登堂入室，进入知名作家的行列。这些跨界创作散文的写作者，在其行文中队湖北地域特色的人情世故的描摹与思考，处处绽放怀抱现实、睿智生存的光芒。 散文作家对现实的关注，通过智性的表达，发掘他人所没看到的东西，完成自我期待和价值判断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迎合了普通读者的审美需求。可以说，这些散文将现实人生拉上艺术的舞台，将耳熟能详的社会现象逻辑化，理出所以然来，使现实人生闪耀着理性的光辉。我们在关注历史、解释文化，苦于形而上的高度不可企及时，不妨回到对当下存在世界的关注和解释，同样可以相遇智慧的火花。无所谓现实残酷、理想光明，在这些智性光辉的掩映下，现实变成了充满意味的游乐场，时间百态，全部跳跃在沧桑之外。 闲暇·审美 闲暇是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年前就提出的美学范畴。亚里士多德由审美出发思考闲暇，在亚氏看来，“哲学的智慧适用于闲暇时期”。孕育了优游性的闲暇是艺术创造的必要条件，也是艺术产生的社会根源。有闲暇，才会有纯粹的艺术创造，也才有纯粹的艺术 鉴赏和艺术享受。“人的本性谋求的不仅是能够胜任劳作，而且是能够安然享受闲暇……闲暇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亚里多德《 政治学》）当代德国哲学家约瑟夫.皮珀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闲暇是文化的基础。”可以说，“闲暇是一种包容着智慧、中庸、愉悦诸文化因素的高尚的精神生活，是把特定 历史时间的真善美溶为一体的自由境界”， [4] “许多伟大的真知灼见的获得，往往正是处在闲暇之时。在我们的灵魂静静开放的此时此刻，就在这短暂的片刻之中，我们掌握了理解‘整个世界及其最深邃之本质’的契机。” [5] 。就世纪转型时期的 散文而言，闲暇之美集中地体现于作者可以从自由地撷取世界、现实、人生的一景，在对象化的过程中昭彰主体，在审美愉悦时用心于智慧。不仅可以从自己身上看到对象，而且也在对象中间找到自己，达到审美的无目的的合目性。它更富有生活实在性和思想性，更强调一种普遍的永恒的情感和精神。浸透于 散文中的往往是人生的悟识，智慧的凝聚，理性的追索和心身的愉悦。 闲暇“是一种投入于真实世界中，听闻、观看及沉思默想等能力的表现。”闲暇美，是世纪转型时期湖北散文向纵深拓展的方向，是审美散文建构规范不可忽视的精神内质。体现闲暇这一审美特质的散文，集中在一批先锋散文、新散文及诗人散章中。“闲暇的态度不是干预，而是自我开放，不是攫取，而是释放，把自己释放出去，达到忘情的地步，好比安然入眠的境界。” [6] 具有闲暇美的散文有王先霈的《佛语哲思》、王芸的《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取一个温柔的名字》、刘继明的《武汉的文人》、谭岩的《望断南飞雁》、张执浩的先锋散文、席星荃的乡土散文、沉河的散文……这些 散文也从多个侧面展示了自由的灵魂对情、理、爱、欲的感知、体验和思索，他不凭于外物，而是一切由己的心灵，既有鸿鹄大志“论道经邦”，又从心灵深处细秘思虑，求自由、平等、博爱于人间，觅真情、智慧、宽厚在笔下，表达出深刻的人类内在意识和精神旨向。这种浸透着“闲暇”的审美态势，是 散文的此在。 “要达到闲暇的境界并非依赖极端的努力，而是某种‘引开’的行为（但是这种‘引开’的行为却要比极端的积极努力还困难。这种行为会更困难，主要因为它不容易主宰，全然的努力状况比放松和超然的状况更容易企及得多，即使放松和超然不必付出什么努力。这听来似乎有些矛盾，但事实却是如此，闲暇是一种人性的状况，同时也是一种超人的状况” [7] 。可以说，新世纪散文还没有完全达到审美意义上的闲暇的境界。散文作家对于现世尤其对于低层的关注不够，即使关注了，其中的疼痛又过于诗意化了，散文所描摹的“痛苦”更多的现出一种创作的乌托邦的幻象。“缩短每个人的劳动时间，使一切人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来参加跟整个社会有关的理论和实际工作”（《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到那时创作主体才能以一种直面的姿态去释疑真相与苦难，将生活的本真从生命躯体中剥离出来，用以表现自己对描写对象至乃整个人类社会和宇宙的认识，“闲暇”的自由王国才得以建立。我们期待那一天。 三 这本论著致力于世纪转型时期湖北散文形态研究，试图通过个人专论的形式，主要以散文文本的视角探讨散文创作者的审美特性与艺术蕴涵，继而由文本语境向个体生命情致生发，系统的对散文的当下写作存在进行个案分析与透视：湖北的散文写作者究竟是怎样的一些思想者、探索者与行动者；散文作品与大陆散文创作的整体态势是如何同步平行，又是怎样游离的。这种从微观的角度入手把握宏观发展趋势的研究路径，是梳理散文史纲、探索散文理论发展规律的必备之路。源于这种对地域性文学发展进行总结论述的可能性与局限性，本书所作的章节划分，在尽量避免杂乱的基础上难免陷于执著，因此本书的章节安排旨在寻求一种条理性而非刻意增加归纳的难度。散文的庞杂分类历来是学界对其进行研究的一大阻滞，本书纳入编内的审视对象仅限于湖北的纯散文创作，这也是散文范畴论研究中，散文文体逐渐剔除杂类、净化文体，不断强化自身独特性、自觉发展性的当代散文概念寻求安放之地的建设性要求。 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底色。对本土的关注，对地域特色的关注，一直是中国文学易于忽视的一维。我们在讨论“世纪转型时期湖北散文”的命题时，恰恰提请且在一定程度上愈合了新世纪文学研究的这一缺失，强调了地域文化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我们期待着，在全球化的今天，在眼观宏旨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去路上，有更多立足于行政地理领域的文学整体观照，相信在这种区域定格的重视下，各区域比肩行进，全面的文学整合才能在严格规范的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而散文这一文类的史论与理论建构对这一环的依赖尤甚。另外，在当今体制化的文学格局里，不同区域内的作家对所属体制的认同感，总是冥冥中影响着自身的创作，无论这一体制的干扰强还是弱，这都说明在中国的文化机制内，对地域性文学形态的细致整合，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其现实意义的。犹如一个创作个人对某一流派或者社团的归属，或者说是某一个个体对群体的崇拜，个体之杰总是在群体之雄的肩膀上，更容易立足。我们期待在湖北这块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沃土上，作家群体之雄肃然崛起，个体之杰傲立群雄。
[1] 茅盾.反应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1960年7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人民文学，1960，（8）．
[2] 袁咏麟.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 刘川鄂，梁艳萍：华文文学巡礼⑧•湖北篇：在俗世中扬起沉重之翅——名家众多,大家何在? [N].羊城晚报， 2005（3）
[4] 邹贤敏.闲暇与觉识一亚里多德美学思想拾遗［J］.湖北大学学报
[5] 约瑟夫·皮珀.闲暇：文化的基础［M］刘森尧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6] 约瑟夫·皮珀.闲暇：文化的基础［M］刘森尧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7] 约瑟夫·皮珀.闲暇：文化的基础［M］刘森尧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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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4 17: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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