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家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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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家论评
   谭旭东
　　文学可以从生理学和地理学的视角来研究和探讨，儿童文学有其特殊的生理和地理。儿童文学的生理学考察的是儿童文学的内部机制、内部结构问题，探索的是儿童文学的本体特色和价值意义生成的可能。比如对儿童文学作家或其作品的解读，对儿童文学具体理论问题的分析和求证，等等，就是对儿童文学生理的具体解剖。儿童文学生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新批评的、形式主义的、原型批评的、叙事学的，甚至本质主义和哲学研究也是有必要的。儿童文学地理学考察的是儿童文学的整体场景，是对儿童文学整体态势和组织性结构的勾勒，其主要研究方法我觉得是现象学的、系统论的、生态学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自然有其生理的特征，也有其地理的特征，但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还没有相对比较成熟的理论建设，尤其在学科话语建设方面还比较薄弱，还没有提供一幅能够顺利进行本体研究的理论图景，更没有在文化研究的视角上开辟一个明亮的窗口。
　　就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家构成而言，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学院派的理论批评家。这类理论批评家主要依托大学教育来建设儿童文学学科，传递儿童文学知识，如赵景深就是最早主编儿童文学教材并在大学开讲儿童文学课程的理论家。当代的学院派理论批评家有蒋风、浦漫汀、黄云生、张美妮、韦苇、吴其南、王泉根、彭斯远、汤锐、方卫平、朱自强、马力、周晓波等，他们立足中文系，在大学文学学科体制内从事儿童文学课程建设、儿童文学学科模式探索和儿童文学本科课程教学和研究生培养。张锦贻、金燕玉虽然不在大学里从教，但她们在社科院里从事专职的学术研究，也可以归于学院派理论批评家里。另一类是作家型理论批评家。他们是作家出身的理论批评家，我们也可以将这类批评家称为“两栖型理论批评家”或“两栖型作家”。如作家金近、陈伯吹、严文井、任大星等都在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方面有过贡献。金近的《童话创作及其他》(1957)是我国较早论述童话创作和童话本体特征的著作，陈伯吹的《作家与儿童文学》(1957)《漫谈儿童电影戏剧与教育》(1957)和《儿童文学简论》(1982)等也是较早研究外国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与教育的著作，此外，圣野著有《诗的散步》(1983)，任大霖著有《儿童小说创作论》(1987)，柯岩著有《柯岩儿童文学论集》(1991)，刘崇善著有《给小孩子的大文学》(1984)《儿童诗初步》(1985)，束沛德著有《儿童文苑漫步》(1995)《守望与期待》(2004)，樊发稼著有《爱的文学》(1989)《樊发稼儿童文学评论集》(1991)《追求儿童文学的永恒》(2000)《回眸与思考》(2002)，金波著有《追寻小精灵：金波儿童文学评论集》(1995)《幼儿的启蒙文学》(2005)，高洪波著有《鹅背驮着的童话：中外儿童文学管窥》(1987)，曹文轩著有《曹文轩儿童文学论集》(1998)，梅子涵著有《儿童小说叙事式论》(1993)，薛贤荣著有《寓言学概论》(1991)，孙建江著有《童话艺术空间论》(1990)《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1995)，班马著有《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构想》(1990)，吴然著有《儿童文学札记》(1990)《幻想之美》(2005)，张之路著有《中国少儿电影史论》(2006)，这些作家在创作的同时，将自己创作的感悟和思考记录下来，同时还参与评论工作，这种创作与理论批评的互动也促进了他们的创作，提升了他们的艺术品位，因此这一批“两栖型作家”艺术整体水平高，也留下了一批堪为经典的作品。目前年轻一代的批评家中尚未出现完全的“学院派”，比较活跃且理论批评具有张力都是创作和批评两栖型的，如彭懿、安武林、李学斌、杨鹏、李东华和谭旭东等，还有台湾的张嘉骅。
　　以上两种类型的理论批评家共同构造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生动场景，为儿童文学走向儿童心灵世界，走向中国文学，走向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第一节  重绘儿童文学地图
　　从上个世纪五四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艺术转型，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到三、四十年代的革命主题，到五、六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和童心主义的合流，再到新时期的“儿童本位”的复归，儿童文学基本上摆脱了政治意识的控制而成为艺术化的创造。如果认真地检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进程，就不难发现这么一个事实：儿童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一部分，尽管涌现了许多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家与作品，尽管儿童文学在参与一代代新人精神塑造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具有一般文化产品所不具备或难以具备的社会价值，但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一直遭受着被遮蔽与误读的命运。
　　就儿童文学在当代的文化处境而言，来自文学外部的忽视和轻看已不为奇，虽然1949年后其外部环境有明显改善，国家领导人多次指示要重视儿童文化和儿童文学，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也开展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发展活动，但由于传统的成人本位论和成人文化中心思维仍然占据着社会各群体的头脑且已成为社会文化深层积弊，儿童文化和儿童文学基本上是作为社会文明的点缀品出现的。最令人气愤和伤心的是，这个最可能建构少儿美好精神世界的文类，遭受了来自文学界三个方面的夹击：一是文学史的误读与遮蔽。翻阅大学通用的几百种现当代文学史教程，几乎没有一家文学史论述与评介过儿童文学，更很少出现过“儿童文学”这个名词，连冰心这样的儿童文学大师也只是被指认为“问题小说”作家。叶圣陶的主要成就也是儿童文学，可文学史却指认他为“农村题材小说”和“教育小说”作家，对他的童话创作成就要么完全忽略，要么一笔带过；而张天翼的《金鸭帝国》《大林和小林》等童话不过为“政治讽刺小说”。在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对儿童文学的误读更是可笑，刘心武的《班主任》、铁凝的《哦，香雪》等本来是儿童小说，则被解读成了政治文化寓言；王安忆走上文坛并最早引起轰动的是她的儿童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但国内最普遍采用的几个文学史版本对王安忆进行介绍和评述时竟然没有提到这部作品；柯岩本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儿童诗诗人，上个世纪50年代发表了《帽子的秘密》《小兵的故事》等脍炙人口的儿童诗，但当代文学史竟然因为她写了《周总理，你在哪里》这样一首诗(被收进语文教材)，而将其定性为“政治抒情诗诗人”。至于当代以来的儿童文学作家则没有谁进入过文学史。事实上，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涌现的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管桦的《小英雄雨来》、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等儿童小说和新时期儿童小说对于少儿精神世界的建构力量非常巨大。80年代郑渊洁的童话和叶永烈的儿童科幻小说的影响也并不比一般的作品小。但各种当代文学史都没有提及上述作家作品，更不用说对其进行论述了。就连拥有儿童文学学科的北师大中文系的《新中国文学史略》都没有论述儿童文学，只是在书后附录的“当代作家小传”和“当代文学大事记”中有过几个儿童文学作家的小传和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全国第一届、第二届儿童文学评奖的记录文字。北大版文学史在论述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作家时，连曹文轩这样身居北大的重量级儿童小说家也没有提及。国内的几个当代诗歌史版本给成千上万个诗人都排了座次，却都没有论及儿童诗和儿童诗诗人。标榜“民间立场”的上海复旦版文学史，连崔健摇滚这样的泛文学文本也被囊括进去了，却没有“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的介绍。[1]值得深思的是，近两年当代文学界关于当代文学史“叙述”与“重写”的讨论非常热烈，但仍然没有人提及儿童文学应该入史。二是学科体制的轻视与忽视。儿童文学一直像“异己”一样被中国文学学科体制所排斥，尽管师范院校担负着培养中小学语文师资的教育职责，但师范大学中文系普遍不开设直接服务于少年儿童(中小学生)的儿童文学课，儿童文学学科几次被贬为“三级学科”，即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下的一个“方向”，以至于偌大一个中国，虽然拥有3.67亿少年儿童，师范大学中文教育却无意顾及少儿的精神成长的需要！[2]中文学科体制对儿童文学的遮蔽和压抑，直接导致了中小学语文教师儿童文学知识的缺失，也导致了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模式的“成人化”，而“成人化”则实际上就是“政治化”、“教条化”，于是，长期以来中小学语文教师无法进行儿童文学知识的传递，小学语文教材和中学语文教材很少见到契合儿童思维和心理的儿童文学作品，而大都是图解成人教育观念和政治意识的“非儿童性”文本。三是文学批评的遮蔽和误读。文学批评界长期以来对儿童文学怀有深深的偏见和误解，一些批评家不了解儿童文学，却爱对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学作家进行无端指摘，如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界和科学界对少儿科幻“伪文学”和“伪科学”的责难，就几乎将日益繁盛且广受少儿喜爱的科幻文学推向了死亡的胡同。郑文光气得精神受损被迫停笔，而叶永烈这样优秀的少儿科幻作家长期得不到重视。如前些日见到《文艺报》上刊有一署名文章指出：“动物形象”是“儿童文学无法承受之重”！认为“动物小说”不属于“幼稚的儿童文学”。[3]其实该文的作者根本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像李子玉、蔺瑾、沈石溪、金曾豪、梁泊等以“动物小说”为主要创作文体的作家在艺术上是自觉皈依儿童文学的，而且他们也自愿加入儿童文学作家行列并以为儿童创作为乐事。中国当代“动物小说”的主要读者是少年儿童，其出版也是少儿社出版，其所享受的文学声誉也是来自儿童文学界的，比如他们获的是儿童文学界的奖，再比如当代文学史并不叙述他们，但儿童文学史却给予他们重要的位置，他们的作品基本上是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界在关注与评介。他们并不像《旷野的呼唤》的作者杰克·伦敦等美国的动物小说作家那样并非是自觉地为儿童写作的。
　　正是在这种逼仄的文化空间里，中国儿童文学的建设者们毅然努力耕耘，在创作与理论批评方面取得了一项又一项重要成果。百年以来，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建设者概有四代：第一代是鲁迅、周作人、郑振铎、茅盾、郭沫若等，他们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不但亲自参与儿童文学创作实践，而且对儿童文学理论都有开拓性的思考，他们对儿童文学的思索缘于对儿童命运的关注和他们的启蒙思维。第二代是陈伯吹、鲁兵等，他们是新中国第一代儿童文学建设者，他们的创作基本上是沿袭前辈作家的“教育主义写作”，在儿童文学理论方面的思考主要是直觉主义的、经验论的。第三代是蒋风、浦漫汀、黄云生、张美妮、韦苇等，他们是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第一代人，主要贡献是开始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整理教研资料、编写教材、选编作品集，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后备力量的培养奠定了基础。第四代是王泉根、吴其南、汤锐、方卫平、班马、彭斯远、刘绪源、马力、朱自强、孙建江、周晓波等，他们是全方面推进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建设的一代，是真正走向学术前台，为儿童文学赢得理论声誉的力量。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大部分走进高校儿童文学教学岗位，致力于儿童文学研究与理论批评，在儿童文学史考察、儿童文学本体论建构、儿童文学比较研究、儿童文学地域研究和儿童文学批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使儿童文学开始拥有了理论批评的话语空间。
　　在上述第四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建设者中，王泉根的学术贡献尤为突出，他以务实坚定的学术勇气和朴学求真的学问精神重绘了儿童文学的地图，开辟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新天地。首先是80年代初对现代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研究和梳理，结出了《周作人与儿童文学》(浙江少儿版，1985)《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上海文艺社，1987)等填补现代文学研究空白的硕果。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他与同时代的儿童理论批评家们一道致力于现代儿童文学研究和整理及儿童文学本体思考和现象研究，收获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广西人民版，1989)《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湖北少儿版，1991)《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湖南少儿版，1992)《人学尺度和审美判断》。90年代中后期，他一方面继续致力于儿童文学思潮研究，一方面对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做了理性梳理，并对世界华文儿童文学创作进行了系统整理，先后编选了《世界华文儿童文学大系》(北京开明版，1996)和《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文论选》(接力版，1996)。以上著作中，《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和《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文论选》这两部编著几乎将中国近百年的儿童文学文论一网打尽，而且每篇文论后附一选编者的“砚边小记”，讲述了文论的背景知识并评价了文论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这两部书为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份最具权威性的参考文献，两者合一块可以说是一部写真式的、感性的、生动的、直观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进入新世纪以来，王泉根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也进入了佳境，在学科话语空间构建、儿童文学学科教育的整体思考方面取得了惊人的突破。其学术著作《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独著，重庆出版社，2000)和《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主编，河北少儿版，2004)的出版，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主潮》是王泉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段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史、论、评”紧密结合，宏观研究和微观透视、文学史研究和作家个案研究、纵向的深入分析和横向的对比分析有机相联，多视角、多层次地审视中国儿童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内在机制和历史发展轨迹，探索了整个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趋向和美学嬗变，勾勒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总体图景，显示出了作者理论和体系建构的能力和一个学者所具有的人文情怀和坚定的学术勇气。该书的上编“发展思潮论”重在以整体面貌从中国社会思想发展和儿童文学创作实绩来廓清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轨迹、审美特质以及各阶段所呈现出的不同时代特征。作者由五四时期先驱者的思想研究出发，看出了“一部儿童文学的全部历史就是从人的发现发生开始的。”然后，从对中国传统儿童文学的考察开始，深入到历史内部，从中国政治结构的特点和世纪初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的转换出发，求证于多方面的文学史料，探索五四时期“儿童观”的转变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论述左翼潮汐与儿童文学“革命范式”、抗战时代与救亡主题的关系，考察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儿童文学在面临新的契机下所呈现的种种不同于现代文学的特质。他以1949年作为基本的时间划分点，看似很平常，但是，从分析的倾向性可以看出，王泉根敏锐地意识到1949年前后儿童文学发展的不同环境、不同特点。基于此，他写出了“十七年儿童文学的政治文化流脉”、“八九十年代儿童文学系统工程的建设”、“90年代儿童文学的整体走向”等章节。但是，不管以什么为考察基点，王泉根认为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文学研究的标准只有一个，即“考察一种文学是不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就是看它是否尊重儿童文学自身的特殊艺术规律，即是否考虑到读者对象——少年儿童成长发展进程中的年龄特征、心理特征、思维特征与接受特征……”。该书的中编“个案研究论”正体现了王泉根这一根本的研究宗旨。该编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上编的史论背后深厚的资料积累，应该说，他的每一个观点都是建立在对作家创作的深入考察和对史论的准确把握之上。正是这长期不懈的积累与发掘，才形成他周密严谨、思想性和历史性融于一炉的理论体系。此编，王泉根的理论分析能力得以充分展示，如他把张天翼的童话归结为“真”、“奇”和“幽默”的结合，十分切中张天翼童话的本质。又如他认为丰子恺散文的童心是“佛心”、“童心”和“诗心”的结合，这不但道出了丰子恺的散文本质，而且也揭示了丰子恺富于诗意的“童心”背后的精神维度和思想支撑点，“丰子恺作品中的童心思想是比较复杂的，可用本真层面、佛教层面及现代意识层面(即西方浪漫主义童心说)这三层来进行把握，而且此童心思想并没有使丰子恺选择消极出世、耽于遗世独立的生活态度。”尤其值是注意的是，他以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亲历者的身份对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们给以了热情关注，与描述现代作家们时的理性、深沉和充满沧桑感不同的是，在论述当代作家时，他带着一股迫切的激动和张扬，挥洒着自己的激情和心声，好像要把自己的生命也融入到文字中，真诚、唯美而又不乏思想家的深度。在评价作家班马时，他的字里行间显然带着欣赏和认同，和班马及新一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与研究者们一样，王泉根自觉地把自己的理论视野定位在“儿童审美、儿童思维、儿童哲学、儿童文化”上，努力实现与儿童心灵的沟通，体现儿童文学的本体意味。当他评论沈石溪“动物小说”、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时，一种对于生命本体的关注和对儿童世界最深层的理解透射出来，他把它们理解为“一种人类生命意义的解读”，是“从自然的、精神的、心理的、原始思维与原生态的角度，关照儿童的(而不是成人的)生命存在状态与生命向力，……从人类整体生命的制高点上，为少年儿童提供生命力奔放与灵魂提升的艺术载体，重在自然人格、生命人格、原始人格的启悟与烛照，使儿童在走向社会人生命的同时葆有自然人生命的基因与力度。”这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对话，是一个学者的灵魂和中国千万个儿童的生命之间的对话，他深入到儿童最初的生命意识中去把握他们的存在方式，使他们不轻易失去最原始的生命力和生命冲动。在论述西南儿童文学时，他的笔墨充满着对西南地域文化和人文蕴涵的迷恋和对西南作家、诗人们甘于寂寞、勇于创新精神的敬意。在下编“观念本体论”中，王泉根以一个理论家的深邃眼光深入儿童心灵的情感分析儿童成长的心理特性和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他首次提出，离开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差异性这个根本点去探讨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容易导致以偏概全的失误，儿童文学应是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三个层次文学的集合体，他认为，“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差异性及其对文学的不同需求决定并制约着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各自具有的本质特征与思想、艺术上的要求。这三个层次的文学都以其作品的文学价值——认识、教育、审美、娱乐等作用，将少年儿童培育引导成为灵肉健全的社会成员为最终目的。”他分别从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文学的美学特质两个角度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一观点已被儿童文学评论界普遍接受，台湾儿童文学研究生招生还以此为题，四川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文学辞典》专门把这一学说列了一个条目为“多层次的儿童文学分类”。他还首先借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来研究儿童原始思维与儿童文学创作思维的同构对应关系，从而为解读儿童文学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最有力的理论依据。他呼吁“高扬儿童文学幽默精神的美学旗帜”，呼吁“共建具有本体精神与学术个性的儿童文学话语空间”，提出儿童文学研究应是独特的学术个性、特殊的本体精神存在空间和哲学立足点的三结合，它们一起形成独特的“儿童文学话语空间”，评论家应该重视儿童文学的“儿童视角”和“儿童性”。这些理论为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和新的课题，丰富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内涵，增加了它的科学性和跨学科性特点。[4]
　　在《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一书中，[5]王泉根等学者以中国新时期社会文化变革和当代文学演进为宏阔背景，对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的观念更新、创作现象、文体建设、地域特色、传媒发展、热门话题、对外交流以及整个儿童文学的美学嬗变与生动气象作了充实具体而又充满理性思维与辨析精神的研究，生动展示了作为素质教育最佳媒体的儿童文学与新时期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与新一代中国少年儿童精神生命成长的互动关系，勾画了20世纪后期中国儿童文学的总体格局。全书规模宏大，共120万字，由50篇专题研究论文和 6篇专题调研报告组成，另有文献存档专辑，记录新时期儿童文学的要事大事、作家队伍及重要评奖等。可以说，该书既是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前沿成果，也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和儿童文学不可不读的专门著作。书中收录了王泉根所著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深层拓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系统工程建设》《20世纪9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走向与世纪沉思》《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峡两岸儿童文学交流》等系列以“20世纪”开头的长篇论文，这些论文强调的是将儿童文学置于世纪的背景中来考察，不仅暗含了其对中国儿童文学进行整体、宏观把握的主张，而且暗含着一种重要的观察、评价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尺度，因而其影响和意义不仅限于文学史研究的范畴，而且推动了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视角和方法的创新，也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学人所推崇的、体现中国文学整体思维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观点不谋而合。
　　特别值得赞许的是，王泉根对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倾注了巨大热情。近年来他在北师大儿童文学教授岗位上，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呼吁政府和社会重视儿童文学，一方面从理论上求证儿童文学学科的合理性和论述儿童文学教学的重要性。[6]其所取得的实绩是有目共睹的：首先实现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博士生招生零的突破，2000年他担任博士生导师并于2001年率先招收了国内第一批儿童文学博士生。其次实现了中国科幻文学研究生招生零的突破，于2003年率先招收了科幻文学的硕士生。再次是于2004年成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并使北师大儿童文学学科重新获得了二级学科的地位，从而打破了国内儿童文学非学科的怪圈。在精心培育儿童文学硕士生、博士生的同时，他还秉着“问题意识、原创思维、中国话语”的学术原则，陆续发表了《儿童观的转变与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三次转型》《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性跨越》《<哈利·波特>的双重解读》《与时俱进的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五代作家》《儿童文学要高扬以善为美的美学大旗》《20世纪下半叶中外儿童文学交流综论》等具有大视野、新视角和新观点的论文，继续在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和学科建设园地里开掘新的学术生长点，铺奠新基石，搭建新的楼宇。
　　第二节  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华章
　　浦漫汀是儿童文学的前辈，她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文学学科的领头人，为我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儿童文学人才的培养和儿童文学学科建设付出了毕生的心血。2004年，一贯支持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出版的河北少儿社出版了《浦漫汀儿童文学论稿》，这是对浦漫汀倾心于儿童文学的执著精神的嘉许，也是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事业的莫大扶助。
　　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取得辉煌的成绩，从创作到出版，到理论批评，都涌现出了一代代人，一批批好作品。不过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在当下势单力薄，与热闹的创作和出版相比，确实显得有些寂寥。浦漫汀的这个集子的出版，确实给人一种兴奋，一种欣慰。因为浦漫汀本人一生的劳作，终于收获了一枚丰硕的红果，而且这也让人看到这么一个事实：任何为儿童文学这一关涉未来一代精神生命健康的事业付出心血的人，都将得到社会的肯定和赞许。所以，浦漫汀的学术生涯，实非个人的性情所为，是使命与责任的担当；浦漫汀的论著的出版，实非个人言说，是一代学人的辛勤和智慧的结晶。
　　作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新人，认真学习浦漫汀的著作，确实非常必要。翻开浦漫汀的《论稿》，确实发现，这是一片充满激情、热血，洋溢才气、智慧的深沉的土地，是一扇给人打开宽广天地的门扉，是理性与感性交织的语言王国，是令人信服令人深思的文字世界。若具体表述《论稿》的学术价值和文学意义，我以为《论稿》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与内涵：
　　一、史的梳理与人格精神
　　治史很难，这几乎是所有学人的看法。做文学研究，特别是要做好理论批评，必先做史料整理。但对文学发展阶段的作家作品、文艺思潮和文学运动作系统的梳理，是需要花很大工夫和精力的，尤其需要研究者要有耐心和韧性，要有耐得住寂寞，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当代学人中，举凡学问扎实、见解精深者，都是从史的梳理开始的，都是首先占有了第一手的文学资料，才获得文学的发言权，才敢于对文学系统的每一个部分作出准确的艺术判断的。读浦漫汀的《论稿》，就发现她很注意儿童文学史料的收集和考证。如《叶圣陶和儿童文学》《刘大白和儿童文学》《刘半农和儿童诗》等篇章，就对五四时期作家的儿童文学追求和创作道路做了精细准确的论述。这些文字，立足于现代文学视野，运用“知识考古学”的原则，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大谱系中寻找儿童文学的在场感和运动轨迹。它们不仅仅是儿童文学研究的成果，对于后来者了解一个特殊的文化时期儿童文学的命运和具有启蒙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特殊文化选择，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对现代文学研究来说，也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儿童文学是处于“被遮蔽”的地位的，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和书写，并没有将儿童文学创作纳入史家视野。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学院流行通用的现代文学史教程基本上没有提“儿童文学”四个字，即使叶圣陶这样曾经创作过《稻草人》的作家，也被误读为“教育小说”作家；像冰心这样的作家，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她的“问题小说”和《繁星》《春水》。事实上，冰心的“问题小说”是少女时代情感体验的初步流露，也是追应时潮的学步之作，而《繁星》《春水》两部诗作也是冰心模仿泰戈尔的小诗习作，其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与《寄小读者》简直无法同日而语！而刘大白、刘半农这样的诗人，文学史家只是在论述成人新诗时才稍有提及，至于他们的儿童诗，人们似乎视而不见。浦先生从史实出发，对这些五四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进行了论述，以铁的证据来反驳文学界长期以来狭隘偏颇的历史书写。这是还历史以真相，还中国文学之全貌。中国文学的创造本来是多方合力的结果，决不是成人中心论者独家经营的产业。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论，对于文学研究永远不过时。
　　在浦漫汀的《论稿》中，以史为本、科学评价的文章处处可见。如《张天翼童话的喜剧风格》《杲向真前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国古代儿童故事大观·序言》《关于中国古代儿童文学》，还有《从古代至建国初期的儿童文学》等长文中，就可以看出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与轨迹。它们至少攻破了“中国古代没有儿童文学”的妄论。2003年一家刊物上刊登了一位儿童文学研究生的书评文章，该文武断地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儿童文学”并以为这是学术创新，这简直闹了一个大笑话！古代有给成人吃的饭，难道就没有给儿童吃的饭？古代有给成人穿的衣服，难道就没有给儿童穿的或做的衣服？古代有给成人读的文字，难道就没有给儿童读的文字或者说难道就没有儿童可读的文字吗？“古代是否有儿童文学”我以为这本身就是不证自明的，如果谁再去论述，就是去证明一个“伪命题”。所谓的“伪命题”，就是没有任何原创性的命题，也就是说，常识性的命题或者无须证明的命题，就是学术上的“伪命题”。我以为，从事儿童文学研究的人，一定要了解一些基本史实，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去搜集资料，去读作品，一定要有从浩荡的文海寻找珍珠的决心和勇气。从这一点上来说，《论稿》确实令人深思，发人深醒。像浦漫汀这样的前辈学人是不轻易下结论的，他们朴实坚进的学问姿态和他们真诚的人格精神是相统一的。
　　二、论的力量与真知灼见
　　《论稿》还有一个令人赞叹的特点，就是论得精辟，论得有理有据，论得让人信服。做理论批评，最怕的就是胡说八道，不看作品，不仔细研究文本就东拉西扯，或用大道理、新名词来掩饰学识的肤浅。有些理论批评给人“空洞无物”的感觉，说到底就是因为论者没有掌握足够的知识资源，对作品不熟悉。我在一次作品讨论会上遇见著名评论家曾镇南，在谈论做文学批评的得失时，曾先生就说过：“写评论，一定要读作品。不认真读作品，就没有发言权！”这确实是理论批评家的箴言！读浦漫汀的长文《安徒生简论》(这也是浦先生原本打算做成专著的成果)，我觉得她的论述思路、方法和角度，都是值得肯定的。从作家的生平、生活道路出发，这种社会学的解读方法虽然现在被许多所谓的“现代年轻学人”嗤之以鼻，但对于安徒生这样经历过复杂的生活体验的作家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将安徒生的作品置于大的社会背景和生存境遇之下来考察，才能真正理解其幻想空间中的现实主义精神要素，才能真正理解安徒生童话艺术为什么能成为传世经典的原因。可以说，没有现实力量的支撑，没有深广的社会生活内涵，就没有安徒生童话艺术的深沉魅力，就没有安徒生童话艺术的世界性。在浦先生的《论稿》中，《安徒生简论》这样的佳作能列举很多。她给许多作家的个人作品集所写的序言，如《喜读长篇童话新作<仙山琼阁>：郭大森童话创作札记》《野生动物世界的无穷魅力：刘先平大自然探险长篇系列小议》《主题：小主人公形象的刻画》《工夫不负有心人：读李凤杰<还你一片蓝天>》《大森林的呼唤：简析田犁的童话》等等，都是从具体内容入手，实事求是地进行主题解读分析，从具体的文字里挖掘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价值，它们是生动的批评，也是亲切的鉴赏，是论、评、赏三者的有机结合。这些论章对于提高一般读者的阅读与鉴赏能力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
　　文学批评界近几年有一种恶习，就是习惯以“技术分析”的方法来肢解作品。有些评论家喜爱套用、照搬西方文艺理论来分析中国作家的作品，结果似乎每一部作品都被赋予了“解构主义”的实践价值，似乎每一位中国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都过于“传统”。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读，是文化幼稚的表现。中国作家作品的民族性是与生俱来的，东方意识和本土情怀是无法回避的。中华民族文化已经融入中国作家内心并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是永远无法消散的气质。浦漫汀在《论稿》中，坚持以民族情怀、东方目光来理解与打量优秀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非常值得我们年轻的评论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这里要特别提及《论稿》中一部分属于比较纯粹的“论”的文章：《素质教育与儿童文学的功能》《儿童文学要发展，理论要上去》《中国儿童读物出版的趋势》《增强精品意识促进儿童文学创作繁荣》《急需重视童年期文学》等五篇。这些论章都与实践结合，与儿童的现实需要结合，抓住一个问题，在破立之间显示出真知灼见。如《素质教育与儿童文学的功能》这篇，浦漫汀重新诠释了儿童文学的功能，特别是对儿童的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意义。儿童文学在未来一代的人格型塑中有着其他文艺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儿童的素质教育中所起到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最近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与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意见书”就重点论及了少儿文艺对于少儿思想品德教育具有重要作用并要求加强少儿文学创作。儿童是未成年人，所谓未成年人，在我看来，即没有完成成长任务的人。因此，儿童文学应该是成长文学，它应该是关注成长，表现成长，有助成长的文学。在《儿童文学要发展，理论要上去》一文中，浦先生提出了四点意见：一是评论要指导创作，二是评论不要只关注小说和童话，还要关注诗歌、散文，三是要从各个侧面多提问题，四是理论要有含金量，同时还要有普及性。这四点意见都有的放矢，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在《中国儿童读物出版的趋势》一文中，浦漫汀介绍了我国儿童读物出版的成就，同时指出了“我们今后的儿童读物的出版，要做到在现有的基础上向更高的档次、品位发展，同时注意它的普及性”。 在《增强精品意识促进儿童文学创作繁荣》一文中，浦漫汀更是高屋建瓴，她认为“精品，在思想内容上，最最关键的问题是必须以主旋律为灵魂。这是儿童文学为社会、为人民、为孩子服务的最集中的表现。”而《急需重视童年期文学》一文也准确地指出儿童文学创作的病灶。当下，少年小说，甚至是“青春文学”盛行，幼儿文学也不乏其人其作，可真正为小学中、高年级孩子写作的却少之又少。可见，浦漫汀并不是“书斋型”的学者，她的忧患意识，她的人文情怀，使得她总是超越书本，超越庸常的见识，去观照生活，去了解世界。这是一种难得的“入世”的生活态度和学问精神。也正是这“入世”的态度，使得她敬业爱岗，始终坚守在儿童文学的园地。
　　三、真情呼唤后继者
　　从与浦漫汀交谈中和，从她的《论稿》里，能读到她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人才的呼唤。她退休以后虽未直接指导研究生，但她还关注北师大的儿童文学硕士生、博士生的学习和成长，在一些场合，她总是语重心长地勉励他们，甚至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就业。从《论稿》中，也能读出浦先生文字背后潜在的深情厚意，读出她对儿童文学的虔诚，读出她对儿童教育事业的执著，读出她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工作的热切期待。
　　当前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确实滞后，老一代的理论工作者都以急切的心情呼唤理论批评新一代的成长。年轻的批评工作者和爱好者本来就缺少理论的功底与批评的才华，更何况受到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影响；年轻的作家尚不能潜心于精品创作，批评家即使有一番热情，也陷入了“无米可炊”的尴尬境地。可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必须得有人来做，中外儿童文学的经典和佳作，如果没有阐释，解读，推广，那么儿童文学的艺术传承就无以为继，儿童教育的状况必将日渐衰微。美国当代批评家乔治·桑塔亚那说过：“每一代人都得重新翻译和重新解释外国名著，以自己的方式再现它们原有的自然面貌，使其永葆人文价值的生命力，能够被人消化吸收。甚至每位读者也都要重新理解本国名著。正是这种对以往所提供的内容的不断消化，才能提供对影响现在与未来的过去的洞察。生动的批评，真正的鉴赏，是我们年复一年从那些一去不复返的人类天才资本中提取的利息。”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确实是事关人类进步的事业。读浦漫汀的《论稿》，更加体会和领悟到了乔治·桑塔亚那话语的意义。
　　最后，愿以浦漫汀的学术精神自勉自励。也愿北师大的儿童文学新一代和其他的年轻同行学习浦漫汀，像浦漫汀这样钟爱儿童，钟爱儿童文学，献身于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儿童文学教育事业！
　　第三节   一段历史的学术还原
　　少儿电影与儿童文学有着同样的成就和命运，在已有的中国电影史里，少儿电影几乎是被遮蔽和忽视的。事实上翻开历史，细读历史的每一个情节，我们就会发现，已有的历史书写忽略了许多惊人的过程和细节。20世纪中国少儿电影就是中国电影事业重要的一部分，它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化的参与，对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精神的建构是不可估量的。2005年12月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张之路所著《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一书，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它填补了少儿电影研究的空白，也还原了一段历史的记忆，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少儿电影人呕心沥血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确证了张之路在少儿电影艺术研究方面的开拓性贡献。
　　作为赵实主编的“百年中国电影研究书系”之一，这部著作显然有其他电影史论著作所无法比拟的意义和特色，它给予读者的艺术启迪又是难以形容的。这里不妨向读者介绍和推荐一下这部著作。
　　第一，系统地梳理了20世纪和新世纪初的中国少儿电影，给予了中国少儿电影进程一个完整而生动的描述。在中国电影家庭里，少儿电影相对来说是个小字辈，但其所起到的社会作用，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自1922年无声短片《顽童》的拍摄到2004年《我要做好孩子》等影片的面世，少儿电影从萌芽到发展，从发展到成熟，在政治风云的冲荡和社会变革的淘洗中，左冲右突，始终没有离开对童心世界的呵护这一基本艺术底线。一代又一代电影工作者尝试着不同的表现角度和艺术手法，开拓着各种新鲜题材，聚焦于少儿成长的各类问题，塑造了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少儿电影形象，至今许多人还记得《鸡毛信》里的海娃、《小兵张嘎》里的嘎子、《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宝葫芦的秘密》里的王葆、《霹雳贝贝》里的贝贝。在《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里，张之路以新时期少儿电影亲历者的身份(编辑、导演、编剧、策划人)，带着对少儿电影的深厚感情，以充分而细致的史料叙述了少儿电影这些发展历程，全方位、多角度地给少儿电影描绘了一幅完整的地图，在这个地图里，不但有大陆少儿电影的辉煌足迹和亮丽风景，而且有台港少儿电影的亲切身影。
　　其次，对少儿电影做了本体性艺术探求。少儿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有着自己本体特征和艺术独立性。在描述少儿电影历史的同时，张之路还对少儿电影艺术的本体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如他在第一章《少年儿童电影概念的界定》里，就从年龄的界限、基本品质、狭义和广义、比较和借鉴等几个方面给予少儿电影一个清晰的艺术概念，一个准确的艺术定位。[7]在对各种时段的少儿电影进行分析时，他探讨了少儿电影的题材问题，探讨了少儿电影的叙述模式，探讨了少儿电影的形象塑造，探讨了少儿电影的风格和流派，探讨了少儿电影里的意识形态，可以说其学术视野非常开阔。为了更加准确地论述少儿电影的内在逻辑，他将少儿电影置于整个中国电影进程中来考察，将少儿电影置于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进程中来考察。这是一种立体的思维，摆脱了儿童文学界乃至文艺界常有的在小圈子里自我描述的局囿。在探索少儿电影本体问题的同时，他还意识到少儿电影的依附性，即少儿电影与少儿文学、少儿教育和整个电影艺术及社会环境的外在关联，于是在书中就有了少儿电影表现的空间和成人角色的论述，有了对少儿电影与儿童文学的关系之深入分析和研究。由于从事实和现象出发，以史为原点，且从自身艺术感悟出发，经过了理性思考而谨慎地作出判断与理解后，每一个章节都闪烁着新鲜的观点和令人信服的结论。
　　再次，给少儿电影研究和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范式。张之路这部著作还有一个可贵之处是他给人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学术研究的窗口。众所周知，电影艺术研究在近十年可谓显学，不说全国有多少专门的电影艺术院系了，单是各大学中文系开设的电影艺术课程就难以统计，在电影研究这个行当里写论文、评职称的人不说成千上万，至少也有数百之众。但大家都挤在成人电影里，常常是一部档次极低的娱乐片出来，就有不少文章给以赞美和肯定，甚至有的论文还煞有介事地进行“文本分析”，而少儿电影却鲜有人问津。这一方面反映了学术界追赶热闹的时代浮躁症，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电影艺术理论批评的自闭。张之路著作对少儿电影艺术的开掘，无疑证明了电影艺术天地的广阔性，昭示了当下电影艺术理论批评应该走向大视野，大气魄，大情怀。此外，著者还给儿童文学研究和儿童艺术研究提供了两个常用常新的研究方法：一是比较研究的方法，这是一种横向的共时性的考察方法。如在书中，张之路在考察少儿电影时就同时对比了苏联电影、伊朗电影和中国成人电影。二是文化研究的方法，张之路在考察少儿电影时，不是孤立地去叙述，而是将各个时期的少儿电影放置于特定文化场景里来分析。这不是单纯的机械的社会学分析，而是一种文化研究的路向，是一种“外在的研究”，体现了艺术研究的多维度。布尔迪厄说过：“艺术价值的生产者不是艺术家，而是作为信仰空间存在的生产场，信仰的空间通过生产对艺术家创造能力的信仰，来生产作为偶像的艺术品的价值。”[8]也就是说，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仅取决于作品在物质方面的直接生产者(艺术家、作家等)，还受制于间接生产者、接受者和销售者，以及对作品进行解码和阐释的一系列成员，譬如说教师、批评家和各种社会机构等凡是与文学作品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社会历史因素。布尔迪厄试图在一个动态的场域里恢复作品的生产机制，寻找作品的意义生成奥妙。张之路对中国少儿电影的梳理和论述无疑暗合了布尔迪厄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因此通过这部书，我们看到了中国少儿电影的道路是一个动态的微妙的艺术生产过程，每一部少儿电影都是充满着多方面文化意识且具有符号意义的文本。
　　[1] 目前在高校普遍采用的现代文学史教程有这几种：《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著，北大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北大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版；《新中国文学史略》，刘锡庆主编，北师大版；《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86)》，吴宏聪、范伯群主编，武大版。唐弢和王瑶的两种新文学史也没有专门论述儿童文学，由于目前高校已基本不普遍使用，所以就不列出来了。上述普遍使用的文学史中，即使偶尔提及儿童文学，也是简单的一笔带过，如武大版在评述叶圣陶时，就这样简单提及过其儿童文学的贡献：“在童话创作上则是现代中国的开山。从1921年开始创作的《小白船》到1923年出版结集《稻草人》和1931年出版《古代英雄的石像》，叶绍钧把现实世界引进童话创作的领域，注重儿童情趣和教化作用，有着鲜明的中国气派。”目前看，对儿童文学有专章论述的只有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张炯主编)，它是文学史的构架，可惜它印量只有1000册，也不是高校教材。可喜的是一些地域文学史没有忽略儿童文学，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香港文学史》(刘登翰主编)有专节论述香港儿童文学创作，重庆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吕进主编)有专章论述重庆儿童诗。
　　[2] 由于没有学科地位，全国大学中文系很少有儿童文学专任教师，目前全国只有北师大、浙江师大、上海师大和沈阳师大招收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研究生。目前在职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的导师只有王泉根、陈晖、方卫平、周晓波、梅子涵、马力等六人。朱自强在东北师大任职时，也招收过儿童文学研究生，但两年前调离到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而该校现无现当代文学硕士点，就无法继续招收儿童文学方向研究生了。重庆师大因彭斯远到了退休年龄，所以不再招收儿童文学方向硕士生。
　　[3] 具体可参见《文艺报》2004年10月26日刊发的朱宝荣《动物形象：儿童文学不能承受之重》。
　　[4]《主潮》一书系王泉根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的结题成果，获第三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评奖二等奖，关于《主潮》一书，学术界给以了热烈的反馈。2001—2004年间《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文艺报》《中国儿童文学》《当代文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人民日报》等国内十余家报刊刊发了张国龙、王林、徐永泉、李怡、梁鸿、李利芳等人的评介文章。
　　[5] 该著作为王泉根主持的国家教委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的结题成果，该书中的“诗歌研究”部分由我一个撰稿，达9万余字。
　　[6] 关于王泉根这方面的观点，可参见王泉根著《评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中有关文学学科设置的不合理性》(《学术界》2004年2期)和《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学术界》2004年5期)两文。这两篇论文分别被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4年6期和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4年11期全文转载。
　　[7] 张之路认为，如果从编导的创作动机及其与少儿观众的关系看，少儿电影可以分为“给予”少儿的电影和“关于”少儿的电影。张之路认为“给予”少儿的电影，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儿童为本位的电影。从创作出发点来讲，他们的观众定位相当明确，即少儿；在创作过程中，他们力求吸引少儿，并对成长有所裨益，坚持儿童本位的原则。对于“关于”少儿的电影，张之路认为，这类影片创作者主观愿望上可能也认为他的观众就是少儿，或者有的创作者还没有明确的观众对象。他们关心儿童，为儿童的不平境遇呼吁呐喊。在创作过程中，他们把儿童遇到的“问题”摆在第一位。他们讲述的是一个有关少儿的社会问题的故事。在我们把它当作少儿电影看待的时候，同时也不得不把它当作一个反映社会问题的电影来看待。张之路对少儿电影这一艺术界定，廓清了少儿电影的模糊看法，也给人们理解电影艺术里的“童年情结”、“童年回忆”和“少儿问题”等主题提供了明晰的话语。张之路这一观点和王泉根以“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和“非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来界定儿童文学类别的观点不谋而合。具体请参见张之路《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第10-12页。
　　[8] 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