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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文学的故人与故事
《儿童文学》50周年 2013年6月1日。
宝钢大厦的“青少年阅读大世界”。
一场特殊的亲子诵读正在举行。诵读者中,有《儿童文学》的读者,譬如伊能静;也有《儿童文学》的作者,譬如儿童文学家张之路;还有《儿童文学》杂志的编辑们。
这场聚会,以《儿童文学》50周年的名义。
50年了。
《儿童文学》现任主编徐德霞,与这份刊物的生命交集达35年之久。
1978年12月,《儿童文学》举办第二届全国作家创作讲习班,她负责每天接送冰心,当时她还是一名初出校门的大学生。“那天,冰心特意从楼下剪了一大捧玫瑰花给我,把编辑部的同志们羡慕坏了”;如今,冰心作古已多年,而徐德霞也已头发花白,临近退休。“依然年轻的,只有《儿童文学》。”徐德霞如是说。
初创
创刊号上,有冰心的散文、金近的童话、华君武的插图、黄永玉刻的封面
据老作家袁鹰回忆,1962年夏秋之间,写过《小鲤鱼跳龙门》的儿童文学家金近,从前几年深入生活的浙江天目山区回北京小住,有一天告诉袁鹰,中国作家协会和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同志有个共同的想法:在北京办一份面向全国少年儿童的文学刊物。“金近说起这件事,十分兴奋。”那是经济困难时期为数不多的好消息之一。
在中国作家协会领导讨论的编委会名单中,有叶圣陶、冰心、张天翼、严文井等老作家,还有美术家华君武等,金近一一登门拜访。
那会儿,金近住西堂子胡同,常到袁鹰所住的本司胡同,那阵子最多的话题,就是《儿童文学》创刊号。有时他一进门就笑嘻嘻地说收到了冰心的散文和刘真、邱勋、杨啸的短篇小说,还有金波、柯岩的诗,都很不错。
记者在1963年10月《儿童文学》第一期上,看到九位编委都是大名鼎鼎:叶圣陶、华君武、任虹、严文井、张天翼、金近、胡奇、袁鹰、谢冰心。第 28页,是冰心的《在火车上》;第58页,是金近的《狐狸打猎人的故事》(华君武插画);第68页是柯岩的《打电话》;第94页是金波的《在牛背上唱的歌》;封面,是黄永玉的“封面木刻”。
波折
严文井说:“希望《我们爱科学》多一点文学,《儿童文学》多一点科学”
第二期《儿童文学》,出版于 1963年12月。依然是名家荟萃:开篇是茹志鹃《月牙儿初上》、紧接着是浩然的《丁香》;就在这一期上,还有袁鹰和秦牧的散文,以及臧克家的诗。第三期,出版于1964年4月,有戈宝权、冰心的译作,为冰心配图的是缪印堂插画……到1966年4月,《儿童文学》出到第十期。之后,便是因“文革”而停刊的“十年”。
变化,不是一天发生的。翻阅《儿童文学》前十期,记者不难窥出:“局势在慢慢变化”。
《儿童文学》第六期出版于1965年4月,封二是《雷锋和孩子们阅读》;封三是《越南南方的怒火》;插图的油画,是《我们也要参加红军》;开篇是《毛主席万岁》,刊中还有《革命接班人在成长》征文启事。据徐德霞介绍,这一期的第150页,是文艺评论《〈“强盗”的女儿〉是一本坏书》,落款是“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二年级文学小组”。时任《儿童文学》的负责人(实为主编)金近很不愿意刊登,并据理力争,“大批判稿怎么能算文学?”进驻团中央的军代表反问:“怎么就不算文学?你说《湘江评论》算不算文学?”让金近无言以对。
1977年后在《儿童文学》工作近十年的谷斯涌回忆,《儿童文学》创刊之初,刊名是托人请康生题写的。在当时的高层领导人中间,康生爱字画。但那个“儿”字写得很怪癖,既不是简化字,也不是繁体字。刊物出版后,有小读者不认识,将它误念为“鬼童文学”。“文革”之后,该刊名弃用。
据谷斯涌回忆,《儿童文学》复刊后不久,华国锋为《我们爱科学》和《儿童文学》重新题写刊名。1978年2月21日,特为此在出版社的平房会议室召开了座谈会。与会者都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专家。第一个发言的是茅以升,他说愿意为少年儿童写作;接着,叶圣陶、冰心、华君武、叶君健、严文井……大家各抒己见。严文井当场表示,希望《我们爱科学》多一点文学,《儿童文学》多一点科学。
复刊
小读者问及李白:“没解放怎么能写诗呢?”
袁鹰在《遥想金近当年》一文中写道:“十年"文革"结束,金近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刚刚安顿下来,就想到要尽快恢复《儿童文学》。”“仍然同十几年前一样,拎一只人造革提包,兴致勃勃地在乱纷纷的北京大街上东奔西走,忙着找作者,找作品,忙着筹备召开作者座谈会、讲习会。”1977年,《儿童文学》复刊。
当时小读者的状况,从1980年的《儿童文学通讯》上一则读者来信可以看出。这封名为《我爱〈儿童文学〉》的信,作者是海淀区一家工厂的工人,名叫郑渊洁。据徐德霞回忆,郑渊洁在《儿童文学》1979年9月号发表了童话《黑黑在诚实岛》,讲一只不讲谎话的小蚂蚁的故事。
郑渊洁在信中写到当年孩子的视野如何狭窄。一位三年级的女孩子,在课堂上学了李白的诗后,问郑渊洁:“李白是什么时候的人?”郑说:“是唐朝的。”她又问:“唐朝是什么时候?”郑说:“离现在一千多年。”女孩惊讶地问:“那还没解放呢!没解放怎么能写诗呢?”她认为,写诗是美好的,美好的事情怎么能发生在黑暗的旧社会呢?郑渊洁告诉她,“爱迪生发明了电灯,而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1978年12月1日至20日,《儿童文学》与《中国少年报》联合举办第二期全国儿童文学讲习班,邀来了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冯牧,老作家、儿童文学老前辈冰心、严文井、叶君健、金近、叶至善……茅盾、张天翼因病不能来讲课,但在家接见了全体学员,还讲了话。就是对着这届讲习班的学员,冯牧讲了文艺创作的独特规律;严文井强调“童心和儿童情趣”;茅盾说了“儿童文学最难写”……这些,都穿透了“纯文学创作”十年的“别样沉寂”。
聚人
编辑三天三夜颠簸,为见一位写作的边防战士
就在1978年这届讲习班上,有来自上海的学员王安忆,以前她只在《北京文学》上发表过一篇散文《雨,沙沙沙》;有年龄最小的列席人员铁凝,当时她几乎没正式发表过什么作品……
当时《儿童文学》编辑部里也有不少“传奇”人物。据徐德霞回忆,马萧萧,诗人、画家,名列中少社创办时期的“五人小组”,“文革”时在出版社的院里烧锅炉,被金近拉入《儿童文学》当编辑,后任刊物负责人;儿童画家杨永青,到《儿童文学》当美术编辑的时候,还被“控制使用”;1979年,粉碎“四人帮”后,编辑部正在讨论陈模重新入党的问题,不几天组织上就宣布给陈模平反,恢复党籍,党龄从1937年算起。很快陈模就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不久调任北京市宣传部副部长兼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
《黑黑在诚实岛》作者郑渊洁,1980年左右被借调到《儿童文学》做编辑,负责童话专栏。在徐德霞的记忆里,郑渊洁天生就是搞儿童文学的料,有童心童趣,常在编辑部里制造笑料,但一来客人就缩在一边,装出一副很腼腆的样子。也就是从那时起,郑渊洁开始了童话创作,《舒克和贝塔》就首发在《儿童文学》上,并从1982年至1984年连续三届获得《儿童文学》年度奖。“郑渊洁对中国童话的最大贡献,就是使童话摆脱了过去教育者的姿态,和孩子平起平坐。文学不再是教育,而是陶冶。”徐德霞记得,郑渊洁几年后离开《儿童文学》,是因为“编制”问题。“他以前是工人,中少社解决不了干部编制。直到陈模先生到北京市文联任职后,解决了干部指标,郑渊洁才调到《东方少年》杂志当编辑。”
从《儿童文学》起步的作家沈石溪,谈到自己创作经历时曾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猛罕的一个小旅馆里,就着如豆的灯光,年近半百的编辑刘滢,帮我逐句逐段地推敲修改稿子,直到东方村舍传来公鸡司晨的啼鸣。” 这段回忆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儿童文学》编辑刘滢,到云南组稿。那时得从北京乘火车三天三夜才到昆明,之后编辑又到大理和思茅,乘大汽车颠簸在崇山峻岭之中,常常看到山沟里躺着翻倒的卡车和吉普车。而这一行的目的,就是当年的青年作者沈石溪,当时在西双版纳的一位普通的边防战士。
“就是靠一份份诚意,《儿童文学》聚集了很多新老作家,组织起了一个庞大的创作队伍。”徐德霞说。
坚守
“稳住了中国儿童文学的阵脚”
在《儿童文学》上,刘心武曾是该刊的骨干作者,铁凝发表过一篇小小说叫《捋槐花》;中学物理教师张之路也从此起步,开始了从事终生的儿童文学创作;1982年北大青年教师曹文轩,携短篇小说《弓》闯入文坛,并作为《儿童文学》年度奖获奖代表发言;杨红樱“马小跳系列”的第一篇,也是发表在《儿童文学》上……
走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黄金年代”,《儿童文学》也曾走过一段下坡路。据徐德霞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的单本销量最低跌至不足六万册。“可贵的,《儿童文学》坚持做地道的文学读物。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同样是这样一点,拯救了《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稳住了中国儿童文学的阵脚,成为从事纯文学创作的作家们的心灵家园。因为有了这本刊物存在,我们就能让新作者源源不断地在这块园地上成长起来,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队伍就不至于凋零。”
到1997年,许多文学类刊物已经宣布停刊。“纯净的儿童文学少了,市面上净是讲究"实用"的学生作文。这倒给了我们空间。”徐德霞称,1997年,《儿童文学》改版,此后连续12年以每年20%的增长率增长,最高单本销量达到56万多册。“当然,这与我们借助民间力量做发行也有关。目前,报摊零售《儿童文学》每期的销量,依然占总销量的1/2左右。”
2009年年底《儿童文学》升级为儿童文学读物出版中心。据介绍,截至2012年年底,共出版中长篇作品110多部,再版率100%,平均每本发行量在5万册以上。“不论是刊物、还是图书,我们都是看稿不看人的。编辑部迄今保持着看自由来稿的传统。”目前,中国动漫生产基地,也已落户在《儿童文学》杂志编辑部。
陈模称,“《儿童文学》杂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品位儿童文学杂志中办刊时间最长、办刊最好、影响最大、发行量最高的一份杂志,她不愧为中国儿童文学第一刊。”
文/本报记者 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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