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大陆媒体近年的变化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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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进：大陆媒体近年的变化和思考
4月1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题为《大陆媒体近年的变化和思考》的演讲。内容包括中国媒体发展中遭受的三轮冲击以及他对中国媒体的思考。据港媒报道，演讲现场该校政治哲学系副教授周保松“脱鞋离场”以表不满。胡锡进演讲说了什么？哪些话“刺激”了周保松？凤凰网独家获得胡锡进演讲内容，简单整理，呈现给网友。
以下为胡锡进演讲内容：
胡锡进：我非常荣幸来香港中文大学跟大家做这个交流，香港中文大学在内地大名鼎鼎，是无数年轻人向往的大学，也是我非常崇敬的大学。刚才陈院长说了，在内地，《环球时报》和我本人都受到了一些争议，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与此同时也伴随很多争议，今天我想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对国内媒体的一些看法和做法，说一些我们认为很真实的情况来和大家互动。之后我会回答大家的提问，希望大家把你们最尖锐的问题都提出来，每个问题像鸡蛋和西红柿一样向我甩过来，我愿意回答大家所有提问。
大家知道中国媒体近年来变化很大。香港我来过几次，但昨天我跟香港媒体界的一些朋友接触，今天见了特区政府新闻处的几位官员，刚才又有几位香港媒体的记者采访我，我发现大家对内地媒体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事实上包括内地的一些官员，他们对内地媒体生态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太清楚。今天我想把我了解和感受的情况真实地和大家做一个报告。
大家知道内地媒体过去只有党媒，比较简单的传统意义上的党媒，标志性的报纸就是《人民日报》，还有各个地方的党报，中央电视台等等，可以把当时叫做单极的媒体世界，就是只有纯粹的党的声音。
在那之后媒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来自于都市报的冲击，都市报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崛起，发展很快。这些报纸有一个特点，都是党报办的子报，比如天津的《每日新报》上面有《天津日报》，《人民日报》后来办了《京华时报》，各个省都办了很多这样的报纸，从理论上说它们依然是党的机构。但它们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们生活在市场上，党不给它们钱，党反而还要从它们那里收租，像《环球时报》要给《人民日报》上交一部分利润，但《人民日报》不给我们钱，所以我们必须到市场上去生存。
党报有国家方针计划帮助它们维持生存，帮助它们扩大影响力，我们这些报纸国家不管，完全靠我们到市场上自生自灭，我们面临着市场的生存。所以我们的报道必须符合老百姓口味，必须考虑市场上的要求。这时就发现一个现象：我们同时有了两个老板，第一个老板是党，是政府；第二个老板是市场，是群众。我们要适应这两个老板给我们的要求，《环球时报》就是这样典型的报纸。作为《环球时报》老总，首先我是《人民日报》任命的，《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的全资子公司，《人民日报》随时会撤掉，我有点害怕(被撤掉)，是你老板你肯定会害怕，所以《人民日报》一定会对我产生影响。
同时这份报纸刚办起来，一份发行都没有，然后我们就到社会上去卖，现在是中国发行最大的市场化报纸。这个过程我们不断得到市场的支持，老百姓的支持，读者的支持，这时候他们就变成我们的老板，我们必须听他们的。
我必须既要听党的，同时又要听市场，听老百姓的，这两个老板就像两个鞭子在抽着我。所以我们必须要适应这种环境，必须在两个老板之间形成平衡。很多人问我说你是不是官媒，我说官媒这个词概括不了目前我们的真实状态，这个词是个老词，因为它对应的是80年代以前的那个世界媒体的分类。
在今天的中国这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我觉得要不断地进行变动，很多人说那很难，我怎么办呢？后来我发现我把这两个老板伺候得都不错，两个老板很喜欢我，非常欢迎我，所以我是中国市场上卖的最好的市场化报纸。当然有些媒体有它官方发行渠道，官方发行那是另外一回事。完全市场卖，谁也卖不过我。如果说每个媒体都不能够代表老百姓，都不能够代表社会，但我们所代表的同一个内容群体比别的媒体要稍微大一些，我们发行比它大，所以老百姓更喜欢我们。
另外一方面政府宽容我，容忍了我。这是个博弈过程，因为你要报道很多，老百姓希望什么事儿都知道，官方永远希望这事你还少知道点，全世界的官方都这样，都是希望少惹一点麻烦。比如外交，国家外面发生一点冲突，他希望内部解决就算了但媒体就把那个事情炒大，不炒大我们怎么生存，所以媒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要把事情炒大，官方有一种天然的不愿意让报道做那么大。实际上官方在逐渐容忍我们，这是我自己逐渐地悟出来的。我发现中国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差别没有我们通常想象得那么大，他们的基本利益还是一致的，这我要说一句真心话，政府更希望我简单点，不要那么复杂，但他还是要推动社会进步，还是要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老百姓们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国家大的利益实际上有相通的一面，所以我们《环球时报》就尽量扩大国家和大家的共同利益。
政府和老百姓，大家都处在两个老板这种环境下。媒体处理关系时，出发点不是特别一致，有的媒体是不断扩大政府跟老百姓之间的差异，扩大这个社会的冲突。而《环球时报》面对中国的现实，我们在全面客观报道社会所有分歧的情况下，还要致力于促进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沟通，而不是扩大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对立。我们尽量把这件事情公布于民，这是一个大的初衷，所以我们报道老百姓的呼声，反应老百姓真实的看法，你叫爱国主义也好，叫民族主义也好，反正老百姓很多的看法能通过我们的媒体给表达出来，而且报道是他们愿意看的，所以老百姓都买我们的报纸，发行很好。政府也在逐渐适应，刚开始很不适应，慢慢的适应，我们报纸是一步一步往前开拓的，我们不是一步到位，《环球时报》每年跟去年比，都是今年更胆大了，大家都有这种感觉。
直到走到今天，外界有很多误解，认为共产党设了一个局，专门给《环球时报》提供一个特殊政策，让《环球时报》进行报道，而一些别的媒体不能报。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你想象这个政府怎么能够设计这么精明的一个局？政府做不到。真实情况是《环球时报》不断地往前闯，往前走，政府一点一点的适应和宽容《环球时报》， 他宽容《环球时报》没给他惹出惊天的什么大祸，逐渐地认识到了我的好。有的人经常向我提意见，你们怎么又抱怨中日关系，太激烈了。大家知道政府永远希望社会是平静的，但媒体永远是抓住社会一些冲突和动荡不放，《环球时报》也是一样，像香港媒体那么激烈和自由我们做不到，但我们不断朝这方向拱，然后政府逐渐宽容我们。感觉到他也挡不住了，就想限制一些，但他不可能对媒体进行那么严密的限制，这是中国媒体真实的状态，也是《环球时报》的状态。这是第一个阶段，出现了一批都市类媒体冲击了过去低一级的媒体。
接下来到上世纪90年代末，门户网站出来了。他们跟我们这些都市报在身份上有所不同，他们的身份是一出来就成为一个公司，独立于政府的。几个人办的公司，然后到美国去上市，出生就决定了它们比我们更自由、更有担当，一下就比都市报还厉害。但毕竟那是一个机构，是一个编辑部，只要是一个机构，只要是一个编辑部，就有一个集体的利益，不敢把事搞得太疯狂，政府要卡了，股价一下子掉下来承受不了，所以就得做些妥协。几大门户都得有妥协，可以看它的首页，跟我们都市报也有相似的地方，它也得讲究政治，必须要做些妥协。他们自由度更大，但在这个环境中还是需要做一些妥协，政治依然有一定的管制力。这是第二冲击，互联网的冲击比都市报更厉害，所以都市报就没有互联网影响大。
第三轮冲击是出现了社交网站，社交网站中出现了自媒体，微博。微博全是个人，像媒体但更加自由，更加不受控制，这个上面什么都说，像你们香港那个什么《苹果日报》一样。上面什么都有，骂党的，要新民主的，杀你全家的，直接骂领导人的。因为社会总有一些负面情绪，不理智的情绪，这个情绪是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会有的，再好的社会也一定会有。中国13亿人，1%是1300万，如果有1%的人，即1300万人成天去骂领导，再减一半650万，如果这650万都有意见，他们能扎根在微博上，你们想想这是多么巨大的力量？哪怕只有1%，那一定是轰轰烈烈的感觉，感觉党明天就要完了。可你回到生活中一看不是这样，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样，自己也糊涂了。
我上微博是被他们骗的，三年前上微博前我根本不知道微博是什么东西。后来别人告诉我，微博有人攻击你，你要是不上微博对他们有利，我说那上去吧。上去第一天来了好几千粉丝，开始砸我，一下把我砸晕了。后来有人说一周之内将胡锡进打走，我想我是见过点世面的，把我砸走，能不能行？微博老有人盯着我，全部是一帮没有头像的，我估计他一下注册一百个，他拿起一个骂我，我拉黑，后来又换上来一个，我不太在乎就拉倒了。
所以中国媒体现状里，有党媒，有都市报，有网站和微博，构成了中国媒体真正的、多面的、复杂的生态。我们做了大量的探索，中国做总编辑真得很难，我每天都在想这个能报还是不能报，我每天都想推进一点、突破一点，但不能走得太远。
接下来，我来介绍我的一些看法和思考，中国媒体是否会像香港媒体这样，是不是应当成为我们的目标。首先，我认为在客观上，中国媒体不会变成《苹果日报》，不会变成《纽约时报》，只要共产党在台上，这一天就不会有，我对此确信。大家喜不喜欢是另一回事，但事实是这样。一个媒体的状态是国家和地区政治状态的一种外在形式。媒体是什么？是跟地区的实质性的面貌有关系，媒体表现不可能离政治现实跑得太远，只能在一定距离上往前走，带动社会一起往前走。我认为媒体是一个社会最活跃的政治力量，也应该是这样。中国大陆媒体现实就这样，南方系是这样，《环球时报》也是这样，大家都在往前闯，但我们都闯不到我们理想的这个状态，像《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这种状态。
《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媒体是西方发明并在西方社会成长起来，它们的成长过程就是西方政治不断现代化的过程，这是量体裁衣的过程，西方媒体是对应着西方的政治现实，西方的媒体跟政治是一种高度的适应性。然后香港和美国《纽约时报》学习，我们香港办了《苹果日报》，大陆媒体也在学习西方媒体，学《苹果日报》。我们把它们当成一种理想状态，把它们媒体引入到大陆中，但是会面临一个问题，只要是传统西方国家，媒体引入到我们的社会中都会跟我们的社会政治现实发生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性，有的不适应性强一点，有的不适应性弱一点，这个我们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但是事实。
香港回归中国以后，是中国特区，上面还有一个中央，还有一个基本法来管理香港，而且采取人大释法的权力，这个喜不喜欢是一回事，但是现实。所以当我们媒体充分展示我们像《纽约时报》一样去工作，就会发现磨擦，这种磨擦会比在美国的磨擦要剧烈一些。比如内地如果想学习《纽约时报》，那我们跟内地政府就会发生更加剧烈的磨擦。媒体发展和改革都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社会在前进，是一种合力推动的结果。大陆自由派不断推，使劲推，他们不会考虑国家大局面，就考虑个人的利益，觉得我在这当中应该发声，我在市场中找到实现自己影响力和利益的一个方式和角度，每个人都会这样做。同时出现一个外力进行平衡，然后逐渐进行磨擦、斗争，最后形成一个社会的合力，这个合力来推动中国。
我在巴尔干当了几年记者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文化的融合和进步经常是在通过对立和斗争的方式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学习直接拿笔记本记这种方式。在中国媒体中不会像美国那样，但是通过对立，通过磨擦，通过斗争，也学习更多好的元素，变到中国媒体当中来。但只要中国的政治形势，中国的宪法里面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这样一个国家的时候，中国的媒体一定会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喜欢不喜欢是另一回事，但是必须认识到这就是现实。
中国媒体这么多年，在不断跟着改革一路同行，非常艰辛，我们扮演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色。首先我们是社会上最活跃的思想力量，虽然在推动思想解放过程中，我们具体的目的可能复杂，但我们不断打破统一，打破一致性，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多元的因素。有的多元是社会需要的，有的是社会不需要的，但是这种对多元的追求和努力我们做到了，这就是整个中国媒体最主要的角色。第二，西方社会各种力量不断对立，通过对立，你也打不倒我，我也打不倒你，达到一种平衡。中国不行，中国有对和谐性、建设性更多的依赖。中国很复杂，民族那么多，地域那么广，社会差距那么大，中国媒体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在社会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跟社会进行了一个配合，我认为并不比西方社会的媒体更差。如果你说我们只有达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那种自由水平，要不我们就是一堆臭狗屎了，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但我们确实经历了很多荆棘，经历了很多不眠之夜，经历了很多惊心肉跳，我们推动了社会很多问题的解决和进步。
我们现在突然出现不一样的声音，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刚开始可能不适应，但是慢慢就适应了，这个过程非常累心。我经历了整个《环球时报》的推动过程，不堪回首，我们要打断很多框框，冒很多风险。
刚才有的媒体还问我，你们不是官方的吗？为什么批评香港？因为内地人的基本态度和官方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我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香港几个人去占领军营，内地人能高兴吗？内地媒体表达的意见，根据官方意见确实是这样，只不过官方说话更加谨慎，我们说了就说了能怎么样？再比如说你们香港有人“驱蝗”，我们也不高兴了，那我们这时候就批评它。内地有些人觉得这时候应该克制，但我们就放开，这跟（官方）的立场是一致的。我们扮演了一些建设性的（角色），我们推动了中国的很多事情，包括中国人的进步。内地媒体应该说在这些方面，我们并不输于很多西方媒体，我们比西方媒体更成熟。
中国现在还在进步，经历发展，当然我们也出现问题，比如雾霾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如果社会给中国打个分，咱们只要不戴有色眼镜，客观评价一下，全世界各个国家评这三十几年，《环球时报》创办这二十几年，都市报开始出现的这二十几年，客观看，哪个国家在世界上综合发展得分最高？那中国肯定是最高的之一。很多国家，各有各的好。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媒体也做出了一份贡献。中国媒体的道路，能不能变成《纽约时报》，该不该变成《苹果日报》，我觉得中国媒体你愿意也好，你愿意主动地看中国自己的特色，适应中国政治的一种做法，你要是不愿意，那也要被逼着这样干，事实就是这样。
关于香港的问题，内地媒体怎么看？中国社会对香港怎么看？《环球时报》报道了一些，过去我们基本上都是报道台湾，我们《环球时报》没有香港版面，有台湾专版，香港专栏，香港的新闻专栏搁到我们社会版里面，香港就是我们社会版，这是香港稳定时的情况。香港动荡，香港就重要了。（陈水扁时）台湾当局很重要，我们《环球时报》头版经常报道陈水扁怎么样，然后看看马英九上台，马英九很不错，媒体基本上没有马英九，总是报道一些冲突，总是报道一些坏事，内地媒体也学会了这个坏毛病。现在对香港的问题报道越来越多，尤其香港占领中环，从媒体的报道，占领多少，这多大的冲突。2017年特首选举，那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内地媒体都很感兴趣，但这只是媒体报道热情度的一方面。当然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内地人真实的愿望是什么，这点会影响我们媒体的报道方式、内容和基调。
我想跟大家做一个交流，第一，内地老百姓、民众包括我本人，我们希望香港保持自己的特色，我们一点不希望香港内地化，希望香港保持自己的特色，从上海到香港，把飞机搁到上海、香港，我一眼就认出来这是香港还是上海，我可不希望香港跟北京、上海一样，希望你们保持你们的特色，保持你们的竞争力。
第二，我们希望香港繁荣和稳定。我们国家实行一国两制，既然一国两制，那么香港一定会有一些更加民主化的表现，所以香港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内地所没有的现象，比如曾经在大陆的邪教，内地没有，但香港有。到这儿都要看一看，是香港一景啊。没见过，那就看一眼吧。我们希望香港有自己的特色，保持自己的民主。但是我们希望香港不要因为一些事情，把香港给颠覆了，就是不要一下让香港乱起来，内地是发自内心的希望，我们也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可能我们对这些事情的认识，跟媒体完全是一致的，你们可能觉得这事没事，我们觉得这事有事，但是我们大家愿望一致的，我们对香港不存在任何的恶意。我们希望香港帅呆了，香港帅呆了，内地多有面子，我们整个中国人多有面子。否则英国人管的好好的，怎么一回中国，城市完了？这中国多没面子？
现在两地出现了一些隔阂，香港一些，内地一些。香港驱蝗，这些传到内地，内地人心里也不舒服，不舒服的时候，有的人就会气。我们批评香港的一些现状，这是内地人的真实心态，我们就表达出来了。我觉得香港对内地也有这种表达的权利，同样应当给予尊重。咱们互相批评，批评完了，不要把这件事情看的多么了不起，好像咱们怎么着了似的，其实没怎么着。那占领军营就那么几个人，但它出来就是一个新闻，一个噱头，你们香港媒体不是炒吗？你们炒，我们也跟着炒，一块儿来报道。但是到底这事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寄希望于香港社会总体的理性，我们认为香港人是有大的理性。
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地磨擦，比如我们批评他们，他们批评我们，我认为这是一个过程，因为香港民主的时间不是很长，回归不是很长，17年。那么未来依然是要香港这个民主，因为特首还没有选举公布，还没有结束，那么希望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创造更多理解力。这个过程会有点痛苦，但是我们有大的信心，我认为香港能够走过去，我相信香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香港会更加繁荣、稳定，而且它的政治稳定会更具有弹性，那么香港跟内地之间也会有更多的理解。内地上海和北京还闹别扭，总会有一些地域的利益的想法，对各种各样的磨擦，我们政府当然希望尽可能控制甚至减少，但是整个社会，解决不了问题，就让我们去适应它们，我今天就先说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