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童蒙读物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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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千”与中华元典精义传播

——传统童蒙读物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冯天瑜，历史文化学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以及985“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转型”创新基地负责人，中国实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及武汉市地方志副总编纂。 　　■冯天瑜
　　童蒙读物的编撰和推广
　　两汉以降，经学确立，“五经”等元典成为学术宗主、“雅文化”基干。与此同时，朝廷和士大夫也重视两项“俗文化”工作：一为搜集民情民意，如乐府采风，记取田夫野老呼声;二是使元典精义渗透民间、普及孺子幼童，集中表现为童蒙读物的编撰和推广。此项工作成为中古、近古乃至近代教育不可忽略的环节，所积累的经验至今仍有鲜活的启示意义。
　　童蒙读物，又称“蒙养书”。“蒙养”二字连用，始见《周易》。《蒙卦》有言：“蒙以养正，圣功也。”《周易·序卦》对“蒙”的解释是：“蒙者，蒙也，物之稚也。”故“蒙养书”是指对蒙昧者、幼稚者作启蒙式教养的书籍，所谓“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新五代史·刘岳传》)。
　　最著名的“蒙养书”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流传较广的还有《弟子规》、《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千家诗》、《笠翁对韵》、《声律启蒙》、《治家格言》、《兔园册》、《二十四孝》等。除《千字文》作于南朝，《兔园册》作于唐朝，大多数“蒙养书”成于两宋及元明，如《三字经》作于南宋，《百家姓》作于北宋，《全相二十四孝诗选》编于元代，《幼学琼林》作于明代。清代则对多种蒙养书作了修订，使其广布民间。
　　童蒙读物分为伦理道德类、历史知识类、博物类、识字类、诗歌属对类、综合类。多以韵语编写，利于记诵，高度凝练，篇幅短小，又出自名家手笔，大俗大雅。
　
       童蒙读物的教育功能
　　传统童蒙读物在如下几方面发挥教育功能。
　　第一，训练识字能力。《三字经》、《开蒙要训》、《百家姓》、《对相识字》以及《上大夫》等杂字书，是中国人的识字门径，一代又一代老百姓正是在诵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百家姓》)，“上大夫，孔乙己，化三千，七十二”(《上大夫》)的过程中认识汉字的。南宋诗人陆游曾以“农家十月，遣子入学，读《百家姓》”，勾画出一幅“农闲识字图”。清人王筠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教童子法》)，强调识字教育的基础作用。传统社会保有较高识字率，正得益于童蒙读物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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