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收东西的感觉很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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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收东西的感觉很荒凉

文：韩见 图：菲戈

像苏东坡、柳宗元一样，‘下放’的时候看山山水、回首人生，忽然出来一个特别好的句子，可以留给后代，就很开心了，可能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样的句子。”

蒋勋一直住在淡水河边，小时候住中段，现在住下游。每天早上 5 点多，他都要步行 40 分钟从家到画室，然后开始画画、抄经、读书，所谓“做早课”。
蒋勋的画室离淡水河西岸的八里龙形渡船头只有几步路，坐上船，十分钟就能抵达淡水最繁华的街区，在那里可以再转搭捷运去台北市中心。
船开出码头之后回头望，河岸边仅见一栋高楼，就是画室所在的那一栋。尽管从窗前向外眺望时已经感叹过了，此时还是不免再次感叹，蒋勋真是坐拥这一带最好的风景。
他一直住在淡水河边，小时候住中段，现在住下游。每天早上 5 点多，他都要步行 40 分钟从家到画室，然后开始画画、抄经、读书，所谓“做早课”。2010 年心脏搭桥手术之后，医生要求他每天走一万步，如果不是出国，就风雨无阻。
渡船头是清朝移民渡海到台湾时，下船上岸的地方。因航海条件所限，经过漂流后幸存下来的人不多，他们上岸第一件事就是把死去的同伴埋了，因此河边有一座大坟，坟头写着“万善同归”。蒋勋说，康熙年间来北投采硫磺并写了《裨海记游》的郁永河，就是在这里上的岸。“郁永河很有趣，有点像徐霞客，喜欢旅游。当时厦门火药库爆炸，朝廷就想去菲律宾、新几内亚那些地方买硫磺，他听说后就建言，说台湾北部就有硫磺，那时候台湾刚刚设省，你给我一个船队，我去采硫磺。其实他是想来台湾玩。”他先到了鹿耳门，记录了金门料罗湾、澎湖的妈祖宫，接着派助手沿海路北上，自己则走陆路，“那时候陆路很危险，有生番，他在牛车上都有箭射过来”。最后他在渡船头登陆，由平埔族一个酋长带到北投，采了半年硫磺。“《裨海记游》大概是台湾的第一本游记，非常精彩，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中，这种人太少了。”

“这个是我在琉璃厂买的，很贵，多少万忘了，很漂亮，原拓的《郑文公碑》，本来不想买，不会为了收藏花很多钱。他说，你不要了，有个日本人下午就来拿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被激将了，问朋友借钱买来。大概是 1988 年。”
蒋勋画室的布置体现出一种相当讲究的随意，摆在台面上的东西不多，几函线装书、几幅油画、一些古玩摆件和书桌上的文房四宝，房间显得空落落的，但非常整齐。他的笔架和镇纸是从河边捡来的，然而造型不俗；他的坐垫套有两种花色，一种是清雅的蓝印花，一种是大红牡丹凤凰图，可是二者配起来竟然非常好看。退休之后，蒋勋基本上只为自己的兴趣做事，在画室里，主要是“玩”。我们去采访前，他才写好一幅扇面，还像古代文人会友那样，拿出之前画的册页和扇面来给我们看，纸是日本纸，装裱也是请的日本师傅。
蒋勋的这些爱好，在普通人看来实在太高不可攀，然而考虑到他的出身，也算是其来有自。他的母亲是正白旗贵族，家宅在西安二府街，蒋勋也出生在西安。“我妈家里在辛亥革命开始就败落了，来台湾后，她常跟我说西安知府衙门的老宅子如何如何。有一次我带她去台北故宫，给他看清朝龙纹碗，她看了不讲话。我问她，她才说以前家里好几柜子这样的碗，外婆没事生气就摔几个。我是听了这句话，再不收藏东西，我觉得收东西的感觉很荒凉。她经过战乱，知道什么都留不住，只是把 6 个孩子带在身边。文化当然重要，但还有生命。”2010 年 12 月，蒋勋突发心脏病，被抢救回来之后，更舍得把东西送人了。“如果两年前我走了，这些也不是我的，我忽然觉得，可能也要把研究性的东西放掉，像苏东坡、柳宗元一样，‘下放’的时候看山山水、回首人生，忽然出来一个特别好的句子，可以留给后代，就很开心了，可能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样的句子。”

台湾艺文印书馆石印的《石头记》，80 回的老版本，每次去那里店员都在睡觉，因为根本没人去买书。蒋勋介绍了很多朋友去。
B=《外滩画报》 J=蒋勋
B：最近有没有在写什么书？
J：我现在陆续在整理《红楼梦》的东西，在《壹周刊》的专栏，已经出了第一本《梦红楼》，估计每隔两个月出一本。这次是把《红楼梦》里大家不容易注意到的人挑出来，这些小人物有时候出来一页，有时候只有三行，但是写得极好。写了 100 多个了，还没写完。比如有一个叫石呆子的，我觉得很有趣，但完全不重要，很多读《红楼梦》多遍的人都不记得这个人。他其实就是手上有几把祖传的旧扇子。曹雪芹先写贾赦老是娶小老婆，就被贾母骂，那么大年纪何必呢，娶来耽误人青春，搁在那儿也不能干嘛。这是说他有占有欲嘛。接着就写了石呆子，就说贾赦忽然喜欢扇子，就让贾琏去找名贵的扇子，贾琏打听到石呆子，就去找他，开价开到一把扇子 500 两银子，不得了了，他穷得没饭吃，还是不卖，说，你们有钱有势，我就是命一条。贾雨村是靠贾家做官的，他就讹诈石呆子拖欠官银，把扇子充公了，贾琏就被父亲痛打，说人家怎么弄来了，他说为了扇子弄得人家家破人亡，也不算什么能为。结尾就写，一个丫头说，也不知石呆子是死是活。不到一页，我觉得作者太厉害了，看了四五十次。如果这是他晚年被抄家后写的忏悔录，我觉得他是在写他家族做的亏心事。他老是离开主线写这些小人物，有时候主角有五六回没出场，我相信《红楼梦》伟大是因为它包容了很多东西。我也想借这个专栏把大小说用另一种方法编梳。我也在“中国广播公司”做一个节目，给年轻人讲《红楼梦》。

蒋勋画室的布置体现出一种相当讲究的随意，摆在台面上的东西不多，几函线装书、几幅油画、一些古玩摆件和书桌上的文房四宝，房间显得空落落的，但非常整齐。他的笔架和镇纸是从河边捡来的，然而造型不俗。
B：你以前也出过一套讲《红楼梦》的录音，和现在讲的有区别吗？
J：现在是专门挑出年轻人可能感兴趣的部分讲。我以前常感叹说，你们怎么不读书？其实后来反思，我也许错了，年轻人在网络上也看很多东西，只是碰到线装书，他就怕了。我觉得文化的东西形式上改变没什么大不了，网络世界里听觉和图像变得更重要，以前在庙口看戏和听说书的形式也许可以和网络结合起来，这大概不会输给文字的影响力。我最近还在倡导汉字文化圈，台湾老是讲自己写繁体，没什么意义，我跟他们说，唐朝就简了，文字就是越多人用越成功，你要让它活过来是最主要的，最怕经典变成抓住以后不肯放手的东西。台北故宫就是这样，不肯放手，迟早要死掉，你要是想在报纸上介绍一张它收藏的名画，那个图的费用根本是你付不起的。《蒙娜丽莎》被人到处用，反而天天有人要去卢浮宫排队看它。
B：那么之前讲《红楼梦》的受众是什么人？
J：20 年前是在高雄给贩夫走卒讲的，讲了 4 年，我每周去高雄待两天，周六、周日从早上 9 点讲到下午 5 点。他们跟我说，听完课去卖菜，觉得菜场里好像都是《红楼梦》里走出来的人。我觉得很难得，我很喜欢过去文化和庶民的关系，比如元朝很多人不能做官，就在民间做出很多好东西。关汉卿如果在宋朝可能就考试做官了，元朝有一段他没有机会做官，就混在戏班子里，那个时候有多少冤狱啊，所以《窦娥冤》感天动地，至少砍头的时候还可以下一场雪。我觉得会不会今天知识分子和庶民的关系反而远了。

画室的书架上放满了画册和各种艺术书籍，四周摆的事新画的油画和中国画。
B：能不能具体讲讲？
J：知识分子怎么下来是个大问题。明亡以后，很多知识分子就下来了，生命力也就出来了。陈洪绶是自杀过的，没死成，在赌场里混，画赌具，赌资都写在上面。那个东西最有趣了，根本就是超现实主义。现在的知识分子应该心甘情愿被“下放”，我觉得中国人对知识的理解太狭隘了，台湾尤其是。
除了郁永河之外我还很佩服元朝的周达观，他去柬埔寨写了《真腊风土记》，可是没人看。但法国人拿到这本书，19 世纪就统治了柬埔寨，所以福柯说知识就是权力，中国自己拥有知识，不知道，其实它有收在《永乐大典》的，中国人不看而已。我拿着那本书到柬埔寨 14 次，所有的庙宇、风俗都还一样。我觉得我们愧对这些前辈，因为八股取士之后只要和考试无关，大家都不读，但是这些走出去的人写了最精彩的东西。其实在吴哥窟旅游的人，很多手上拿的都是这本书，但是中国人不太知道，所以我写了《吴哥之美》。林怀民最近办了个“流浪计划”，让年轻人可以出走，不准结伴，一个人走 3 个月，其实就是鼓励大家从家庭和学校走出去，我希望它能变成大的运动。
B：我看你这里放的大多是线装古书，是不是其实你已经不需要买什么新书了？
J：是的，生病之后把很多大画册都捐给学校了，不想碰了，身边剩下的都是善本。生病之后还觉得西方的大部头太沉重了。《红楼梦》里说林黛玉老是歪在床上看书，读线装书之后我就懂了，什么叫歪在床上，因为它是可以握住的，很轻。有一阵子去上海，很爱从古籍书店带线装书回来。我最喜欢的是巾箱本，古籍书店以前出了很多，适合旅行的时候读。但是去年去的时候发现好像卖得不好，所以不卖了，可我觉得这以后会是畅销书，有时候要逆势而行。日本银座最贵的地段就有一家开了 350 年的古书店，叫鸠居堂。